秦公帝王陵

　　一、文化遗产资源赋存状况不清
　　经过四十多年的考古钻探、发掘和研究，尤其是1974年秦兵马俑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直接推动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工作走向深入。此后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不仅使我们初步了解了秦始皇帝陵园的整体分布状况，同时还发现了180多座陪葬坑、数百座陪葬墓和数百万平方米的陵园建筑遗址，为了解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的整体面貌和准确内涵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①。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尽管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距离秦始皇帝陵园整体保护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能够确认秦始皇帝陵的文物密集分布区域为19.63平方公里。其中秦始皇帝陵园占地面积2.13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年底，已经过考古勘探的陵园面积为80万平方米，尚有130万平方米的面积未曾勘探。陵园外城以外的17.5平方公里还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没有进行大面积的考古普探，同时，即使是已发现的大批建筑遗址和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等，其中的一部分遗迹也尚未进行正式发掘。因此，对秦始皇帝陵地下文物埋藏和分布状况的整体面貌还尚待全面深入认识，对秦始皇帝陵整体布局和规模的准确了解在许多方面还不能形成定论，对陵区大部分区域的文物总体分布状况还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
　　秦始皇帝陵园文化遗产资源赋存状况不清的主要原因：首先，因为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丰富，分布的地理空间非常广泛，而且秦始皇帝陵园建设工程历时38年，在秦统一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秦国力不断强盛，陵园的整体工程建设也随之进行了不断增补，因而在陵园设计和规划方面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布局的独创性，超越了我们对秦汉帝王陵寝的固有认识，致使考古工作目的性、预见性不强，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研究工作总是滞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其次，秦始皇帝陵园分布于骊山北麓的冲积扇地形，陵园南区广泛分布着一层后期形成的包含大量砾石的洪积层，考古勘探的难度非常大，尽管考古工作者曾采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手段对地下文物埋藏情况进行探测，但从阶段性成果来看，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还不能够为我们勾勒出秦始皇帝陵园地下文物分布的准确面貌；再次，由于多年来从事考古工作的主体机构仍未确立，陵园内外目前仍由多个考古研究机构共同进行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往往会因为一些因素影响考古工作的连续开展，甚至会出现工作的停滞。考古工作缺乏计划性、全局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文化遗产赋存状况不清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目前已有的秦始皇帝陵保护规划十分陈旧，划定并颁布的保护范围已经不足以反映地下文物的分布状况，无法适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但是因为对陵园地下文物分布状况不清，在重新修编、制定保护规划和保护范围时，却屡屡受制于考古研究现状，引发许多争论和分歧，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修编。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范围是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资料，1992年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秦始皇帝陵的保护区共分为三级，即重点文物保护区、一般文物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其中重点和一般文物保护范围共计292公顷，这一保护范围主要包括当时已经发现确认的秦始皇帝陵封土、兵马俑陪葬坑、五岭遗址、上焦村马厩坑、姚池头村及赵背户村修陵人墓地等部分遗址，而1992年以后新发现的各类陪葬坑、陪葬墓和建筑遗址等重要文化遗产还没有及时列入保护范围。秦始皇帝陵的建设控制地带则仅仅划定为140公顷。可以想见，这一保护范围没有及时地动态反映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早已不能涵盖秦始皇帝陵已发现的各类文化遗产，而且各部分保护区的划定也不十分合理，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求。
　　鉴于秦始皇帝陵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为保护好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2002年9月，陕西省文物局委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编制《秦始皇陵保护规划》。至2003年4月，完成保护规划并报国家文物局审批；2003年4月11日和2004年1月7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保护规划草稿分别组织了讨论，提出八条审批意见，并要求修改后上报；2006年9月，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意见，编制单位对《秦始皇陵保护规划》进行了再次修改。2007年3月，经过修改的《秦始皇陵保护规划》提交省内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编制单位随即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着手重新修订保护规划。至2007年12月，保护规划的修编工作基本完成，并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二、缺乏统一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致使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工作缺乏整体协调。
　　秦始皇帝陵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等在不同时期曾涉及多个不同的机构。秦俑博物馆负责馆内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修复、科学研究、文物展示、博物馆的经营管理；始皇陵考古队(1998年由秦俑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签订协议，双方派出人员共同组建)负责秦俑博物馆以外陵区的考古勘探、发掘等工作；2000年，由陕西省文物局批准成立的秦陵博物院筹建处，机构设置在秦俑博物馆。秦陵文管所于2000年划转秦陵博物院筹建处管理，2006年又划归秦俑博物馆管理。秦陵文管所负责秦始皇帝陵区及陪葬坑的保护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秦陵博物院筹建处(后由秦俑博物馆)管理指导。成立于2002年的秦始皇帝陵文物保护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和以陕西省文物局为主体的秦始皇帝陵文物保护建设工程指挥部，负责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的具体筹建工作。2007年秦陵管理处成立后，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移交给秦陵管理处具体实施，临潼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陵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文物保护的协调工作。
　　此外，成立于1998年的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隶属于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曾负责秦始皇帝陵的旅游开发与经营。根据200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部分文物旅游景点管理体制的通知》(陕政发〔2007〕29号)，将秦始皇帝陵交由陕西省文物局，撤销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陕西省文物局成立秦陵管理处负责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设工作。
　　正是由于秦始皇帝陵区文化遗产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管理职能交叉，机构重叠，造成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此外，秦始皇帝陵园还缺乏统一的系统化规范监测和运行管理机制，以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图31)。
　　三、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日益凸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京文研究员2000年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5％，城市人口将达到8.38亿，20年净增4.4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文化遗产地所在区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将会对文化遗产本体和核心区域的生态历史环境构成极大的威胁。针对这种状况，单霁翔指出，面对城市化迅猛发展之势，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局面，面临着局部状况有所改善和整体环境持续恶化并存的局面②。
　　临潼于1997年撤县设区以来，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临潼全区生产总值完成67.67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4.5％；地方财政收入22036万元，较上一年增长20.81％；固定资产投资31.45亿元，较上一年增长30.5％。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临潼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城区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临潼城区南部为骊山阻隔，西、北方向为陇海铁路、西康铁路、西潼高速公路所阻隔，为解决城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临潼区1999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围绕秦始皇帝陵规划骊山分区(临潼城区)、新丰分区和代王分区，这一思路显然将会对秦始皇帝陵的生态历史风貌构成严重的威胁，地处城区以东的秦始皇帝陵区一度面临临潼城市发展的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近年来，基于西安“向东扩展”的设想和未来临潼城市增容的需求，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建议，当地政府对这一发展规划做了相应的调整，规划在临潼城区西北部建立临潼新城区，将老城区的居住、生活、休息、交通等市政功能迁往新城区，合理分担老城区功能，并在最新修编的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这一发展战略，使得这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图32)。
　　目前对遗址本体所造成的直接人为破坏在秦始皇帝陵地区已经非常少见，但是，随着临潼区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遗址区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各类人为影响因素对遗址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在临潼区东二环路，大量的商业居住开发项目不断蚕食着道路以东区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整体风貌。由此可见，因临潼区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城市化所带来的区域景观变迁成为了影响文化遗产地整体生态历史景观的主要因素，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要求与当地政府利益诉求不一致，故而造成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当地的矛盾冲突和对立。当地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所管辖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但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与当地政府工作绩效之间产生矛盾，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传统的文化遗产地保护政策，单纯强调通过绝对保护的方式实现对遗址的有效控制，这种“绝对保护”的方式，忽视了与遗址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关怀，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一部分当地居民因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所进行的拆迁工作，不得不搬离世代生活的家园，尽管在拆迁过程中当地居民会得到一定的拆迁补偿费用，但还需要拆迁居民自筹一部分费用，故而使一部分当地居民因拆迁而受到影响；部分当地居民因保护性征地而失地或部分失地，丧失了谋生的手段，由此而产生了在景区内游售、兜售、商业欺诈等不正当活动，对文化遗产旅游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有甚者，少数当地居民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抵触心理，出现恶意破坏地上、地下文物的现象。
　　此外，区域产业引导和转化措施有限，遗产保护补偿机制尚不健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当地居民等之间的矛盾。
　　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措施和技术方法有待更新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措施，长期以来都是先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再通过对保护区内的文化遗产实施绝对保护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全。但是秦始皇帝陵地下埋藏文物分布区域广泛，而且陵园的考古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对地下文物的具体埋藏情况还没有全面的系统了解，因此往往会出现保护范围的划定滞后于对文化遗产分布情况的认识，不利于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同时，因对文化遗产的分布范围认识不清，当地居民对于保护区的划定范围不明确，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立凸显，致使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对文化遗产的主动保护意识逐渐淡化。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文物内涵极其丰富，但保护措施有限，目前主要是通过在遗迹原址建立保护展示厅等方式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传统的场馆展示方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现有的展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物遗址的长久保护和存续。如秦兵马俑一号坑大厅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限于当时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仅是在遗址上方建设拱形保护棚进行原址保护展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秦兵马俑一号坑的土遗址就出现了干裂崩塌的现象，兵马俑也长期处于太阳光照射、气温急剧变化等较不利的环境中，尽管文物保护人员开展了相关保护课题，暂时缓解了土遗址的崩塌情况，但是文物保护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别众多，现有的文物保护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陶质、金属质和石质等文物的有效保护，但对于有机质地文物(如丝织品、漆木器等)的保护手段和相关的技术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设立于秦俑博物馆内的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担着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任务。但是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类别丰富，总量庞大，而且目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多家研究机构承担，往往会出现同一陪葬坑出土的文物分别由不同的研究机构承担保护工作的状况，这是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此，未来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以全面承担起秦始皇帝陵出土各类文物的保护工作。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和科研激励机制，进一步发挥出重点科研基地的学科带头作用。
　　此外，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参观门票收入，约占90％以上。除有限的项目专项经费以外，几乎没有政府财政拨款。而经营收入、捐赠等其他来源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现阶段不足以成为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主渠道。这种单一结构的保护管理经费来源，使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环境抗变性较低，容易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削减，同时，也无法通过降低门票门槛，使文化遗产地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
　　五、文化遗产展示理念陈旧，开发利用层面较低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目前还是以静态场馆和现址陈列展示为主。尽管秦始皇帝陵园的文物埋藏较丰富，且多年来考古发掘、研究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较多，但是就其展示方式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以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已经趋于成熟的秦俑博物馆为例，曾有学者采用ASEB方法对秦俑博物馆的观众参观效果进行了现场调查，通过分析，发现秦俑博物馆在活动、环境、体验、收益等关系到游客感受的方面存在着很多劣势和威胁，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博物馆的参观活动体验水平低，由于秦俑博物馆在过去所形成的巨大光环效应，导致以往的旅游拳头产品集中在观光游览上，新产品的开发进度迟缓，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老、旧的不良印象。而且兵马俑和在当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之间缺乏配合，难以形成整体的合力去打动游客的心灵。其次是在展示陈列设计中过分偏重对展品的一般展示和解说，“研究味”太浓，造成大部分国内外游客对兵马俑的体验只有短暂的震撼力，难有持久的品味，只有表象的理解，而无想象力的空间，造成那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缺乏了解的国内外游客走马观花式地匆匆而过。据调查，60％去兵马俑的观众停留时间不超过1.5小时，有接近30％的观众参观时间仅在1小时左右(表7)③。
　　概括起来，秦始皇帝陵的文化遗产陈列展示和开发利用方面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文化遗产内涵挖掘不够，展示内容有限。经过四十多年来的考古勘探、发掘、研究，目前已在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发现了180多座陪葬坑、数百万平方米的建筑遗址、数百座陪葬坑等，其文化遗产的内涵、类别十分丰富，等级和展示价值较高。但是文化遗产内涵的挖掘力度有限，科学研究与公众教育和展示仍存在一定的脱节，展陈设计中的亲和力不足。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秦兵马俑坑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成遗址性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封土曾由原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经营性开放外，其他大部分遗址没有对外开放展示，如代表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面积几与兵马俑一号坑相同的石铠甲坑等，尽管等级较高，但目前尚不具备展示条件而无缘与观众见面。
　　(2)展示手段单一，技术陈旧。目前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主要是以静态式陈列为主，包括遗址原状展示、场馆展示、植被标示展示、模拟展示等手段，展示的方式比较简单，展示的技术手段较为陈旧。而且这些展示方式都是以展品为中心组织的，多局限于学术研究成果的直接转化，文化遗产的活化不足，缺乏一定的吸引力，没有充分重视观众的体验要求和求知欲望，给观众形成“生、冷、硬”的印象，无法满足观众多方面体验需求。在具体展示设计中，往往仅限于博物馆等常规性的静态展示教育活动，博物馆的展示则以传统的展品静态陈列为主，展示的互动性差，观众的参与性不强，很难引起观众的进一步兴趣，因而普通的观众仅仅满足于“到此一游”的观光型参观，造成展示的最终效果不佳，观众停留时间较短，重游率较低。
　　秦始皇帝陵现有的几处活态展示项目，如“秦陵大祭典”等，因其展示设计手法粗陋，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严肃性。
　　(3)保护与展示未能有效统一。在秦始皇帝陵园的遗址展示中，现有设施不能充分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教育两方面的实际需求。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展厅为例，陈列展厅建于建馆初期，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先进的展厅方式，曾一度为国内遗址性博物馆所借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建筑方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如保护厅内未设置温湿度调控设施，干燥、冬季的日夜温差骤变、粉尘等外部因素对土遗址、陶俑等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同时，观众只能沿陪葬坑坑体周边的参观环廊参观，拉开了展品与观众的距离，影响了展示的效果。再如秦始皇帝陵封土，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吸引观众，在封土北侧设置了登陵路，使观众可以攀登到达陵顶。但是，铺砌登陵路对封土遗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拥挤的人流也有可能对封土产生新的危害，而实际的展示效果却是，观众登上陵顶后觉得索然无味。
　　(4)产业开发不足，旅游市场尚待规范和引导。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是以人文类旅游产品为主，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单一，旅游活动项目单调，旅游产品缺乏深度开发，尤其是对旅游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发掘、活化和提升不够。旅游开发相对滞后，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老化；旅游配套设施不尽完善，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旅游消费需求。此外，观光旅游者长期占据当地旅游开发的市场主体，休闲度假、体验娱乐类的旅游者数量很少，旅游市场结构不合理。同时，缺乏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整体开发战略规划，兵马俑遗产地景点间缺乏整体规划，景点之间反差太大，连贯性不强，缺乏景点的组群优势。一些景点粗制滥造、文化伪劣，人造景点与陵区环境极不协调，影响景区良性持续发展，损害了秦兵马俑旅游区的整体性，给游客对秦兵马俑旅游区的文化认识和游览目的性带来不利影响，此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仅限于立足于博物馆等展示场所的常规公众服务，缺乏整体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② 单霁翔：《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张宏、赵荣、李绍刚：《秦兵马俑游客体验的ASEB分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文化遗产地管理对策研究——以秦始皇帝陵为例/张颖岚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