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是秦始皇陵东侧的一组大型陪葬坑。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对三个俑坑先后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基本上了解了坑的形制和内涵。俑坑的规模宏伟，面积达二万余平方米。埋藏的文物丰富，在试掘方内已出土木质战车二十乘，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千余件，各种青铜兵器万余件。根据已知情况判断，三个坑内计有战车百余乘、陶马六百余件、各类武士俑近七千件，以及大量的实用兵器。
　　陶俑、陶马的排列是按照当时军阵的编组。一号俑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组合排列的长方阵；二号俑坑是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的曲形阵；三号坑的陶俑作仪卫式的夹道排列，是统帅一、二号坑军队的指挥部(古称军幕)。车马和俑的制作，形象逼真，是秦国强大军队的缩影。对研究秦的军事装备、编制和军阵的编列等，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秦俑丰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其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秦俑艺术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俑这一古代文明的伟大奇观的发现，引起了世界人们的瞩目，被誉为“世界的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一 秦俑坑概况
　　秦始皇陵的三个陪葬俑坑正当陵园东门大道的北边。一九七四年三月，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的社员打井时，首先发现了一号俑坑，经陕西省考古队勘探和试掘，很快了解了一号俑坑的范围和内部埋藏文物的大体情况；接着于一九七六年夏天，又在一号俑坑的北侧20—25米处探出了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并先后进行了试掘(在二、三号俑坑之间还探出一个未建成的俑坑，即坑已挖好，但未放陶俑，因而计算俑坑时通常都不把它算在内)。通过勘探和试掘，发现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规模宏伟，埋藏的文物丰富，出土的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伟大发现。经国家拨款，在一号俑坑的上面建筑了长230米，跨度70米，高22米，总面积16，000平方米的遗址展览大厅，把一号俑坑全部罩在大厅内。
　　二号和三号俑坑试掘后已回填。一号坑已出土的千余陶俑、陶马，经修复后已放在原处陈列。那一列列、一行行的高大兵马俑，神态各异，气势恢宏，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气魄和力量。
　　(一)秦俑坑的建筑结构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都是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一、二号俑因经火焚早已塌陷；三号俑坑系因棚木腐朽自然塌陷。塌陷前曾遭人为的严重破坏，陶俑、陶马被打碎，项羽入关时曾“燔其宫室营宇”，始皇陵园内的许多地面建筑物此时均被焚毁，至今瓦砾、灰迹、焦土等犹在。因而推测俑坑可能是被项羽焚烧的。
　　一号俑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俑坑的东西两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五个斜坡门道。两端的门道宽大(长15--20米，宽3.8—6．6米)；两侧的门道较小(长12米，宽1.6-4.8)，当为偏门。坑座西面东，东边的门当为正门。进门后，坑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南北长60米、宽3.5米的长廊；坑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长约180米、宽约2米的边廊。在四面环廊之间有九条东西向的过洞(每个过洞长180、宽3.5米)，过洞与过洞之间以夯土墙相隔。四面廊房内排列的是步兵俑，过洞内是战车和步兵俑相间排列。
　　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20米。坑的平面为曲尺形，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为98米(均包括门道在内)，深约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的东、西两边各有三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一个斜坡门道。俑坑内部的结构是依据兵种的不同而精心设计的。大体可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位于坑的北角，即曲形顶端的斗子部分，平面近似方形(26．6×38米)。其四面各有一条宽约3.2米的环廊，中部有四条东西向的过洞，长廊内放置的是立射式的弩兵俑，过洞内是蹲跪式的弩兵俑。第二单元，位于坑的右半部，平面近似方形(52×48米)。其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长廊，中部是八条东西向过洞。长廊内没有俑，过洞内排列的全是战车，是个方形的车阵。第三单元，位于坑的中部，平面呈长方形(68×16米)，东端有一夯土墙与第一单元相隔，墙上辟门，以便相通；西端有一边廊，中部有三条东西向过洞。过洞内是战车、步兵、骑兵混合编组的长方形军阵。第四单元，位于俑坑的左侧，平面亦为长方形(50×20米)。其东端与第一单元以墙相隔，墙上辟门，西边有一边廊，中部有三条东西向的过洞，过洞内排列的是骑兵俑，是个长方形的骑兵阵。以上四个单元相对来说是各自独立的，合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
　　三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西端北侧，两坑相距25米。坑的形制比较特殊，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4.8米，面积约520平方米。坑的结构复杂，东边有一斜坡形门道，进门后正面有一车马房，内放战车一乘，车马房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南北向长廊。长廊的西边各连接一厢房。南厢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北厢房为东西向的长方形(8×4米)。北厢房的入口和南边长廊的北口各发现门楣朽木一条。长廊北口的门楣上有等距离的带柄铜环四件，说明原来悬挂有帷幕。长廊和南、北厢房内有武士俑六十四件，作夹道形排列。武士俑手执仪卫武器铜殳，由此可知这些武士的身份是担负警卫的卫兵，三号坑是军队的指挥部(古名军幕)。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构筑方法，是先按照坑形挖成深约5米的土圹，在土圹的四壁镶筑夯墙，土圹的中部夯筑成一条条过洞与过洞之间的隔断墙。在坑的四周及隔墙的左右两边每隔l.4米立一根木柱。木柱的下端以长方木作地栿，上端承托着纵横的枋木，从而构成井口枋形的木框架。在木框架及隔墙的上面密排着棚木。棚木的上面依次覆盖着席子、胶泥土(或红土)、黄土，形成坑顶，坑顶高出原地表约2米。坑的底部以青色条砖铺地。从砖地到坑顶的内部空间高度为3.2—3.8米。把陶俑、陶马放进俑坑后，即把四面的门道用立木封堵，这就变成了封闭式的地下宏伟建筑。
　　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称作“壁垒”，简称曰“壁”。因而一号俑坑可视为右军的“壁垒”；二号俑坑是左军的“壁垒”，三号俑坑是统帅一、二俑坑的指挥部。古代军队的编列一般分为左、中、右三军。这里唯缺中军。而那个未建成的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即二、三号俑坑之间，面积为4,608平方米(96×48米)。其位置正处中军部位，这当是拟建的中军俑坑。坑内已填满淤沙，没有发现砖地和木构遗迹，也无陶俑。这个坑没建成的原因，当是由于公元前209年周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打到了骊山北麓的戏水河附近，俑坑的工程被迫停工造成的。   
　　这一组兵马俑坑，建筑规模之大在中外考古史上可谓仅见。其占地面积总计约为两万平方米。仅挖坑一项的土方工程量就达十万立方米，所用的木料均为巨大的松柏木，根据遗留的木槽看，有的棚木直径为68厘米、长达10余米。初步计算，一、二、三号俑坑共用木料八千余立方米，棚木上铺的苇席和竹席一万八千余平方米，铺地用砖二十五万余块。加上七千余件大型陶俑、陶马的制作，其工程量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十分惊人的。
　　建筑这么大的俑坑,绝非短期可成。那么俑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共用了多长时间?史无记载。根据俑坑出土兵器上刻辞的纪年看，最早的是始皇“三年”，最晚为始皇“十九年”。这说明兵器放进俑坑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始皇“十九年”(前228年)。此距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相距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可见秦始皇陵的大规模修筑是从统一后开始的。结合兵器刻辞分析，秦俑坑的修建工程有可能是在统一前后不久开始的，直到公元前209年被迫停工，前后大约费时十年左右。
　　在一号俑坑的填土中发现有修俑坑工人用的铁锸、铁釜，在一号坑的南边发现有工人住的大片窝棚遗址。修坑俑的土木工程用的当是大批刑徒，塑造和焙烧陶俑、陶马的人，从俑身上的陶文看则是征调来的陶工。这些地位卑下的人即是秦俑坑的创造者。
　　(二)秦俑坑在秦始皇陵园中的地位
　　要了解秦俑坑在始皇陵园中的地位，首先必须了解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始皇陵南依骊山，北临渭水，远远望去象一座巍峨耸立的山丘。陵基近似方形，顶部平坦，腰部略呈阶梯形。陵原高五十丈(115米)，陵基东西长485米，南北宽515米，占地面积为249.775平方米。因经两千多年雨水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现高76米，陵基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面积为120.750平方米。陵墓周围有内外两道城垣。城垣已倾圮，目前仅存墙基。经勘测，内城和外城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原来内外城四面都有门。外城的四面各有一门，内城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门，北边二门。门上有阙楼，至今内城南门的阙楼台址还高出地表2—3米。
　　在始皇陵封土的北侧和西侧都发现有大片地表建筑遗址。其中以北侧的建筑遗址规模最大，出土的夔纹大瓦当直径达61厘米，是用作檩头的遮朽，并发现用青石板铺设的踏步、地面。西侧的建筑遗址内，发现刻有“乐府”二字的错金银编钟，及刻有“丽山飤官”铭文的瓷壶盖多件。蔡邕《独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由此可知，陵北之建筑当为陵园的寝殿，陵西侧的建筑是供奉寝内墓主灵魂饮食的飤官的住处。这是摹仿生前宫殿的“前朝后寝”的制度，所谓“事死如事生”。
　　上面说的是地面上的建筑情况，至于地下的埋藏，则更是丰富多彩。如陵墓封土下的地宫，挖得极其深邃，砌上纹石，涂以丹漆，“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从这些记载中，当不难想象地宫奢华的程度。
　　另外，在陵的封土西侧还出土了彩绘大型铜车马两组，它是供墓主灵魂乘坐巡行用的车马仪仗中的副车，陵西的内、外城之间，还发现珍禽异兽坑及跽坐俑坑三十一座，出土有鹿麂及禽类等珍贵动物的骨骼及跽坐陶俑。这是象征着宫廷的苑囿。秦始皇生前曾广建宫苑，如上林苑、灵台、云阁等。苑内有名花、异果和珍禽怪兽，以供射猎和游观。在始皇陵外城东边的上焦村，还发现马厩坑及跽坐俑坑九十余座。一九七六年冬试掘了三十七座，发现每个坑内有的只埋真马一匹，有的除马外还有陶俑一件，有的坑内只有陶俑一件。马头的前边放有陶罐、陶盆，陶俑的面前放有铁镰或铁锸、铁斧等物。盆内有的盛有谷子和秸草。出土的罐和盆上刻有“宫厩”、“中厩”、“左厩”、“大厩”、“三厩”等文字。证明这些坑的性质是象征着宫廷的厩苑，跽坐俑是古代叫做“圉人”的饲养马的人员。    
　　根据以上发掘的情况可知，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是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统统搬到了地下。诸如那高大的陵墓下的地宫象征着皇宫，内外两城象征着京都的宫城和外廓城。内城里有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还有供皇帝出行用的乘舆，游猎用的苑囿。外城外边的厩苑内有供驾车和骑乘用的骏马。更加上地宫内具有的百官位次以及无数奇器珍怪，正构成一幅封建帝王理想的宫城图。
　　那么秦始皇兵马俑坑在这幅宫城图中所占的是什么地位呢?秦始皇生前住的咸阳宫和咸阳城是有军队守卫的。京师的军队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皇帝侍卫军，主要由郎充任，职责是在殿中侍卫、守卫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由郎中令统领。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兵，由卫尉统领。三是京师的屯卫军，是征调郡国的材士充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立，“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可见咸阳驻屯的军队数量是很多的。这支军队的作用，平时用以保卫京师，战时可以派遣出征。始皇陵园的勘查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属于第一、二两种卫队，现在还没有发现，而位于始皇陵外城东门大道北侧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应是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即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用三军保卫京师，以维护其“千古一帝”的无上权威。这当是秦俑坑的设计意图。
　　二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模型和骑兵、步兵俑
　　通过对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试掘和发掘，已出土的木质战车二十辆，拉车的陶马百余匹，骑兵的鞍马二十九匹，各类武士俑一千四百余件，青铜兵器万余件。估计三个俑坑内当有战车一百三十余辆，拉车的陶马五百余匹，骑兵的鞍马一百一十六匹，车兵、骑兵和步兵俑近七千件。车、马和俑的大小、高矮和真的相似，车、马、俑的排列也完全仿照当时军阵的编列，是秦国军队的形象记录。为我们研究秦国的军事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下面拟就俑坑出土的战车和骑兵、步兵俑的形象和编组，作一些粗略的探索。
　　(一)战车、骑兵和步兵俑的分类
　　1、战车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均系木质，因经火焚和俑坑塌陷的破坏，车迹比较零碎。根据残迹观察，车的形制：均为单辕，辕长3.70—3.96米。辕的前半段扬起，后段平直压于车舆下。舆呈横长方形，宽约1.4米，进深约1．2米。舆的左右两侧有棂格形的车輢，輢高约40厘米。舆前有轼，后边辟门。轮高1.35米。辕的前端有衡，衡上缚有双轭。车则通体髹漆，有的并有彩绘花纹。车前驾有四匹陶马，即两骖、两服。马身长约2米，通首高1.72米。车马上的驾具齐全，有铜衔、络头、*(左革右引)、辔等，与实用的战车没有大的差异。
　　根据车上的乘员和装饰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指挥车、副车、驷乘车和一般战车四种类型。
　　(1)指挥车
　　指挥车的装饰比较华丽，通体髹黑漆，上绘精致的几形图案，车上有圆形华盖，并悬有钟、鼓。车上有陶俑三：一为将军、一为御手、一为车右(又称戎右)。将军居于车左，御手居中，车右居右。《文献通考·车战》则说，战车是将领居中，御居左，戎右居右，看来此说不确。
　　车上三俑装束、姿态各异。将军俑，着红色中衣，罩深紫或绿色长襦，披彩色鱼鳞甲，下着紧口长裤，足登翘尖履，戴*(左曷右鸟)冠，佩长剑，昂首伫立，状貌威武而雍容。御手俑，着绿色长襦，外罩无披膊的长甲，着红色或蓝色裤，足登履，戴长冠，两足作八字立，身微前倾，目下视，全神贯注，双臂前举，作用力揽辔状。车右俑，着红色或绿色长襦，披甲，腿裹胫缴，足穿履，戴长冠。左手作按剑状，右臂前曲，右手作持长兵状，体态雄健，孔武逼人。
　　车上悬铜甬钟，通高27厘米，上饰变相夔凤纹。鼓扁圆形，已朽，面径约50厘米，高约20厘米，鼓腔上有等距的三个铜环，以备悬挂。出土时已离开原位，悬挂方法不明。古代作战是用金鼓铃旗指挥。据《尉缭子》说：“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鼓失次者有诛，讙讹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
　　(2)副车(又名佐车)
　　二号兵马俑坑的骑兵阵前出土副车二乘。车的形制与指挥车相同，但车上没有华盖和钟鼓。车上有陶俑二：一为御手，一为车右，御手居中，车右居右。御手俑的装束、姿态与指挥车上的御手相同。车右俑，戴双版长冠，着长襦，披甲，腿裹胫缴，足登履，双臂前曲，手半握，持物不明。
　　一般车上都有乘员三人，而此种车上只有二人。古代作战时，将领所乘的车后一般都有副车跟随。如《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马惊败绩，公坠，佐车授绥”，庄公攀绥上了佐车，免于被俘。佐车上只有二人，古代叫作“旷左”，或名“虚左”。因为左边是尊者之位，尊者不在车上故日“旷左”。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佐车，位于骑兵阵的阵头，当为骑兵统帅的佐车。
　　(3)驷乘车
　　二号俑坑和三号俑坑各出土驷乘车一辆，以三号俑坑出土的车为例，车的形制与指挥车相同，车上亦有华盖，但未发现钟、鼓。车上有陶俑四：一为御手，一为军吏，其余二俑为甲士。御手俑的装束、姿态与指挥车上的御手俑相同。军吏俑，戴长冠，着红色长襦，披有带彩色花边的前胸甲，长裤，腿有胫缴，足登履，左臂微向前曲，作按剑状，右臂下垂，手半握，持物不明。两甲士服饰相同，均着长襦，披甲，腿护胫缴，足登翘尖履，一俑戴长冠，一俑无头，冠饰不明。二俑的姿态各殊，一双臂向前半曲，手均半握拳，持物不明。另一左臂微举，挥掌作按剑状，右臂前曲，作持长兵状。
　　车上有乘员四人的十分罕见。《文献通考·车战》记载：“叔夏御庄叔，緜房甥为右，富父终生驷乘”，杜预注：“驷乘，四人乘车”。又《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驷乘”。《周礼·天官·太仆》贾公彦疏：“王与御者并戎右已有三人，今更有太仆，则驷乘”。此种乘法不是通例，因为增加一人会影响战车的速度，同时因车上拥挤，不利于甲士挥戈与敌格斗。所以驷乘车当不是用以战斗的车。从其出土的位置看，二号俑坑的驷乘车位于车阵右前角，三号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名先驱车，行军时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前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交锋。
　　(4)一般战车
　　一般战车，即战士所乘的车。其形制与上述诸车相同，但车上没有华盖和钟鼓。有的在车舆后边的左右两角除有木柱外又各立一根铜柱，以资加固；辕首呈尖锥形，衡的两端各装一个锐利的铜锥。车前亦驾四匹陶马，车后一字排列着陶俑三件：一名御手，两名甲士，即车左、车右。御手居中，甲士分列左右。
　　御手和甲士的装束、姿态都较别致。御手俑所着的甲其披膊长及手腕，把臂全部罩住，手上有护手甲，颈部有盆领(即颈甲)，腿上缚有胫缴，头则罩以巾帻，帻外再戴长冠。御手甲衣的形制实为仅见。古代战车都是立乘，御手驭车冲杀，目标较大，所以防护很重要，以免臂、手受伤使车马失去控驭，而致败绩。两名甲士的服饰相同，姿态各异。都是长襦披甲，腿裹胫缴，着方口齐头翘尖履，戴赤色巾帻。右边的甲士，左足向前作稍息式立姿；左臂衣袖绾于肘部，伸掌作用力按车貌；右臂前曲作持长兵状；头左向仰视前方。左侧的甲士其动态恰与之相反，故形成对称，两者目光相斗，极为生动传神。
　　据说古代战车每乘有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秦俑坑出土的战车每乘有甲士三人，以及三人排列的次序与上述说法相符；但车左和车右手中均持矛、戈等长兵，车上亦备有弓箭。看来作战的方法是，远则弓箭射之，近则用戈、矛击刺之。《诗·鲁颂，*(外门内必)宫》郑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其说不确，或者说，至少秦代的车兵之法不是如此。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上的三名甲士，其中御手戴长冠，车左和车右戴巾帻不戴长冠。说明御手的地位较高，应为一车的甲首。金鹗说：“中人主御，是为甲首”(《求古录礼说·军制车乘上卒考》)，其说可信，车左为“甲首”的说法不确。
　　战车上的御手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记载：“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尝(偿)四岁繇(徭)戍”。即驾车己任用四年，仍不会驾车，则罚负责教练的人一盾、本人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役。战车上的甲士也要经过选拔。《六韬·武车士》说：“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1.73米)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秦俑中的车士个个身材雄健，显然就是这种经过选练的车士的形象。    
　　2、骑兵俑
　　骑兵俑都出土于二号兵马俑坑，四匹马一组，十二匹一列，九列组成一个长方形的骑兵阵。马的大小犹如真马，身长约2米，通首高1.72米，至髻甲高1.33米。马剪鬃、辫尾，马背上雕着鞍鞯，鞍的两端微微扬起，鞍面上有一行行的鞍钉，并涂有红、白、蓝、赭四彩。质地类似皮革；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左革右秋)，下面有条肚带把鞍固着于背。马头带有络头和衔镳，衔为铜质，络头和*(左革右畺)系用铜丝编缀石管组成。马首的左前方立有骑士俑。它一手牵马*(左革右畺)，一手作提弓状。骑兵的装束与步兵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上面用朱色绘满梅花形的散点式花纹，帽的两侧有扣带扣结颌下。上衣和铠甲都较短，铠甲的下摆仅及腰部，双肩无披膊；上衣的袖口窄狭，衣襟掩于胸的右前方，腰束革带，下穿紧口长裤，足登短靴。
　　秦俑坑出土的骑兵俑的形象，使我们可以获得这样几点新的认识：一、过去认为马鞍的出现要到西汉时期。今可证明秦时鞍鞯已经俱全，只是缺少马镫。马镫要到西晋时才有。二、过去对赵武灵王改革服制的“胡服骑射”，由于缺乏形象的实物资料，在认识上比较模糊。秦骑兵俑的发现给我们拨开了迷雾。它穿的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右侧的上衣，和唐俑的褶服相同。唐人张守节以唐时服释古之胡服，其说至确。这种服装较中原人双襟交输于背后的长襦，便于抬足上马。另外，短甲、短靴，行动轻捷，尤便骑马彀射。三、古代骑兵用的战马和骑士的选择都有一定的标准。秦简《秦律杂抄》说：“蓦马(供骑乘的军马)五尺八寸(1.33米)，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由此可知秦国挑选骑兵所用战马的标准，是马高1.33米以上，要奔驰羁系听从指挥；骑士自从军人员中挑选。到军后进行考核，如马被评为下等，县令、丞罚二甲；司马罚二甲，革职永不叙用。古今测量马的高度都以至髻甲的高度为准，不能以马头为准，因为马头的高低难定，秦俑坑出土的骑兵马，至髻甲的高度正好为1.33米，与秦简的记载完全相符；骑士俑的身高都在1.8米以上，体型匀称修长，神态机敏。《六韬·武骑士》说：“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七尺五寸(1.73米)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故，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秦俑坑出土的各类兵俑大都是依据真人塑造的，几乎多已达到相当逼真的程度。上述骑兵，对于我们研究秦国骑兵史无疑是珍贵的形象资料。
　　3、步兵俑
　　秦俑坑出土的步兵俑数量最多，形象逼真。从军事建制上看，有隶属步兵俑和独立步兵俑两大类。以地位高低区分，有军吏俑和一般士兵俑两类。所谓“隶属步兵”，即是隶属于战车的徒兵，“独立步兵”则不隶属于战车，是独自编队，此两种步兵在服饰和武器的装备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军吏俑和士兵俑的区别明显，其甲和冠饰各不相同，下面就军吏俑和士兵俑分别作一扼要地描述。
　　(1)军吏俑   
　　军吏俑，又有将军俑、中级军吏和下级军吏的区别。如二号俑坑第四试掘方出土的一件将军俑，其装束是*(左曷右鸟)冠，长襦，外为鱼鳞甲，下着紧口长裤；其履为方口齐头翘尖。衣袖半绾，手交垂于腹前作柱剑状。此俑身高1.95米，伫立于弩兵阵的左后角，当是统帅弩兵的将领。
　　中级军吏俑，有两种不同的装束，即：一为胡服，着齐边甲；一为汉服，着胸甲。如一号俑坑第十九方十过洞出土的一俑，戴双板长冠，穿交领右衽褶服(即胡服)，以革带束腰，着前后摆平齐的鱼鳞甲，腿裹胫缴，两臂微曲，手均半握；左手作握剑状，右手持物不明，再如二号俑坑第四试掘方出土的一俑，着交领右衽长襦，及缀有边饰的前胸甲，以背带系结于腰际，背带上彩绘精致的几何形纹饰；着长裤，足登翘尖履，亦戴双板长冠。左手前挥作按剑状，右手半握，持物不明。此俑立于上述将军俑的右侧，其地位当低于将军，属中级军吏。
　　下级军吏俑出土的数量较多，依其装束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轻装俑，二是铠甲俑。如一号俑坑东南角前锋部队的一件轻装的下级军吏俑，长襦，束带，短裤，腿扎行滕(裹腿)，着履，戴长冠。左手作按剑状，右臂前曲作持长兵状，挺胸直立，神态勇武。身穿甲胄的下级军吏俑，都着长襦，披双肩有披膊的长甲，甲片较一般战士甲衣的甲片小而密，腿部有的扎行滕，有的裹胫缴，着履或短靴，亦戴长冠，有的执长兵，有的持弓弩。给人以勇健、精悍之感。
　　(2)士兵俑   
　　i 轻装士兵俑，束发免胄，位于军阵的前锋和阵表(四边)，因为前锋和阵表的士兵要求轻足善走，行动轻捷，所以装备要轻。例如一号俑坑东端的前锋部分的二百零四兵士，只三人有甲，余均轻装。轻装而长襦，束带，腿裹行滕，足着浅履，背负矢箙，手提弓弩。再如二号俑坑东北隅弩兵方阵四边的士兵俑，其装束与上述兵俑大体相类、所不同的只是腿裹胫缴，着短靴。这些兵俑均作持弩的单兵操练动作，其动态十分生动。
　　ⅱ 铠甲士兵俑。铠甲士兵俑的种类较多，从大的方面说可分为如下四种：
　　第一种为头绾圆髻的铠甲俑。这类俑均长襦、短甲，腿扎行滕或胫缴，着履或短靴，束发，所绾之圆髻均立于顶的右侧。手执长兵或持弓弩。
　　第二种为头绾扁髻的铠甲俑。服饰和兵器与前一种大体相同，但头部装束不同，唯发式别致，发均拢于脑后，梳成六股宽辫形扁髻敷于脑后。
　　第三种为头戴巾帻的铠甲俑。服饰与上相似，只是一律腿裹胫缴，着履；束发缩成圆形髻后，再罩以巾帻。巾多数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手持长铍(类似矛形的刺兵)。
　　第四种为蹲跪式铠甲俑。服饰与第一种甲俑相同，但姿态不同。上述几种甲俑都是立式，此则为蹲跪式，左腿蹲曲，右膝着地，双手在胸的右侧，一上一下作用力控弓状。
　　秦俑坑出土的步兵俑情况略如上述，把它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步兵中是有等级区别的，区别的主要标志是甲衣和冠饰的不同。将军俑，戴*(左曷右鸟)冠，着前胸呈前三角形的彩色鱼鳞甲，甲的双肩及前后胸有用彩带扎的花结，包彩绚丽。中级军吏俑，戴双板长冠，着带彩色花边的胸甲或前后摆平齐的彩色鱼鳞甲。下级军吏俑，戴单板长冠，着黑色长甲。一般战士，无冠，短甲，免胄。
　　第二，将军俑和中级军吏俑佩剑，不持进攻性兵器(弓弩或长兵)；下级军吏和战士持进攻性兵器。这说明前者的职责在于指挥，后者在于格斗、拼杀。据秦简说：“故大夫斩首者，*(迁)”(《秦律杂抄》)；《商君书·境内》，“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百将、屯长责在指挥，故不得斩首”。文献、实物两相参证大致相同。
　　第三，步兵俑中没有持盾和戴头盔的。其实秦国的军队是有盾和盔的，如秦简中关于罚甲、盾的条文很多，《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可为佐证。但是秦国的军队打仗时和六国的军队不同，六国的军队“被甲冒胄以会战”，而秦国的军队则“*(左足右走)跔、科头”，“捐甲徒裎以趋敌”。“科头”即不戴头盔，以显示其勇敢不怕死的气概。
　　秦俑坑出土的步兵俑，以及骑兵俑和战车模型，都是秦国军队的真实写照，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强大军队的缩影。使我们对秦国的兵种及各兵种的形象获得更加鲜明、具体的认识。
　　(二)战车、骑兵和步兵俑的编组
　　古今军队打仗时都要编成一定的战斗队形，因为军队只有组成一个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战斗集体，才有战斗力，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古代把战斗队形的编组叫作军阵，编组的方法叫作阵法。作战时，双方的军队都排成整齐的队形，互相冲杀。一旦把对方的队形冲垮，使之车失编列、伍失行次，对方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阵形如何，是衡量军队是否训练有素，是否有战斗力的标志。在战斗队形里，“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不准喧哗顾盼，要听从指挥，严守岗位，做到“逐奔不逾列”。
　　春秋以前，作战的方式主要用车，队形编组比较简单；到了战国和秦作战时除了战车外还有骑兵和步兵，这时的队形的编法比较复杂。《孙膑兵法》中曾提到有所谓“八阵”、“十阵”。对于古代军阵到底如何编组，一直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自秦俑坑的发现才填补了空白，等于使我们获得一部形象的阵法图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军阵的编列，很有助益。
　　一号俑坑是长方形的军阵，二号俑坑是曲形阵。三号俑坑是卫队的排列，其具体的编法分述于下：
　　一号兵马俑坑的军阵，是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军阵座西向东，其前锋为三列南北向的横队，每列六十八人，共二百零四人。这些大都是轻装的步兵俑，背负矢箙，手持弓弩。接着是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三十八路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部分。在俑坑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列分别为面南、面北的东西向横队，在俑坑的西端有三列南北向的横队，其中两列面东，最后一列面西。这是军阵的两翼和后卫部队，用以防备敌人从两侧和后部袭击。
　　《孙膑兵法》曾讲到古代布阵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未必锐”、“本必鸿”。“末”是指前锋，“本”是指阵体。他曾以剑作比喻，如果一个军阵没有精锐的前锋，就象无锋的剑。如果只有锋而无强大的后续部队，就象剑而无柄，失去了杀伤力。只有“有锋、有后”，才能“相倍不动，敌人必走”。一号俑坑的军阵有锋、有后、有两翼、有后卫，组织严密，与兵法的布阵原则相合。
　　二号兵马俑坑，是由四个小阵勾连组成一个曲形阵。第一个小阵，位于曲形阵的前角，是由三百三十四个弩兵组成的方阵。它分为阵表(即四旁)和阵心两部分。阵表是由一百七十四件立射式弩兵俑组成。阵心有八路面东的蹲跪式持弓俑，每路二十件，共一百六十件。在此方阵的西北角有一双手拄剑的将军俑和一中级军吏俑，当为统帅。这个小阵的特点，是强弩居于四旁，但是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为弥补此不足而采取了阵中张阵，中间布以弓箭手，弓弩番次射击，矢注不绝，使敌无法迫进，无疑增强了战斗力。
　　第二个小阵是个方形的车阵。位于曲形阵的右侧。是战车八列，每列八乘，共六十四乘。每乘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为御手，一为车左，一为车右，车后没有跟随徒兵。古代的车阵都是双车编组，即两两成双，以便进攻和防守时互相掩护，一旦分离，便成“偏师”，就要打败仗。所以双车编组是车阵的最小战术编队。而此车阵，共有战车八列，每列八乘。正好两两成双，每列有车四组，计三十二组。在双车编组的基础上车队又要分为左右两偏(即左右两行)。两偏成雁翅形展形，以构成角的队形。此车阵有车八行(即八偏)，每偏有车八乘，两偏有车十六乘，也就是说十六乘为一编队。《司马法》说：“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二十五乘为偏”。即战车有十八乘、三十乘、五十乘三种编队。而此为十六乘编为一队，当属于小偏编队的方法。六十四乘编成四个小队，四个小队组成一个车队。
　　第三个小阵，位于曲形阵的中部，是战车、步兵、骑兵混合编组的长方形军阵。计有车十九乘，步兵二百六十四人，骑兵八人，分成三路纵队排列。十九乘车中有将军乘坐的指挥车一乘，位于军阵的左后角。每乘车上有乘员三人，即一名御手，两名战士。每乘车后跟随的步兵人数，有八人、二十八人、三十二人三种。其中步兵八人者为十四乘，二十八人者二乘，三十二人者三乘。最后以八骑为殿军。
　　这个小阵有车十九乘，亦当属于小偏编队的方法。十九乘车除去指挥车一乘，还有十八乘，亦符合于双车编组的原则。不过是分作三路纵队排列，与分为左右偏的排列不同。关于车后跟随的徒兵人数，过去的说法不一，有十人、三十人、七十二人等说法。此车后跟随的徒兵多数为八人，二十八人、三十二人者是位于指挥车的附近，当是为了加强护卫力量增加了步兵人数，其基本数字应为八人。再者，车阵中有骑兵，这是新出现的现象。骑兵轻捷，放在车阵之尾作为机动兵，以补车阵行动不便之缺憾。
　　第四个小阵，是个骑兵阵，位于曲形阵的左侧。有战车六乘，骑兵一百零八骑，排成十一列。第一、三为战车，每列三乘；第二列和四至十一列为骑兵，每列有马三组，每组四骑，计十二骑。
　　《六韬·均兵》说：“易战之法，五骑为列”，“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十骑一吏”，此骑兵阵是四骑一组，十二骑一列。两列战车夹一列骑兵作为阵头，八列骑兵(九十六骑)作为阵体。这为我们了解秦国骑兵的编队方法提供了实物例证，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上述四个小阵有机地配合，组成一个大的曲形阵。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李靖公问对》)。从兵种上看，有战车、骑兵和步兵。战车用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骑兵作为机动兵，用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六韬·均兵》)。《孙膑兵法·八阵》说：“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三者相互参合，才能百战不殆。如公元前260年秦、赵的长平之战，秦军便是车、步、骑密切配合，用骑兵五千骑把赵军切成两段，竟歼灭赵军四十余万，成为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之一。
　　第三号兵马俑坑，内有战车一乘，卫兵俑六十四件。卫兵俑不作战斗队列的排列，而作仪卫式的列队。在南边的长廊及甬道和前后室内，有陶俑四十二件，北边的厢房内有陶俑二十二件，面均相向，作夹道形排列。陶俑手中不持弓弩、戈、矛、戟等进攻性武器，而持仪卫性的武器殳。说明三号坑内的武士俑是担任警卫职务的殳仗队。
　　《商君书·境内》记载：“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国封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短兵”即卫兵。三号坑只有卫兵六十四人，高于五百主的卫队，低于二五百主、将之主的卫队人数，较国尉、大将的卫队人数相差更远。一、二号俑坑有战车百余乘、骑兵百余骑、步兵俑近七千件。统帅这么庞大军队的将领，地位一定很高。所以三号坑的卫兵人数仅具有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一号兵马俑坑是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长方形军阵；二号俑坑为弩兵、战车、骑兵组成的曲形阵；三号俑坑是统帅一、二号俑坑军阵的指挥部，从而构成一个大的军阵体系。秦俑军阵的编列，似乎可以和《孙子兵法》媲美，只不过它是一部形象的兵书。
　　(三)武器的配备
　　秦俑坑出土的骑兵、步兵俑及战车上，都配备着实用的青铜兵器。目前出土的兵器已达万余件。可分为远射兵器及长兵、短兵三种。远射兵器有弓、弩，长兵器有戈、矛、戟、钺、殳、铍，短兵器有剑、弯刀。短兵器用以卫体，远射兵器和长兵器用以和敌格斗。
　　俑坑出土的弓弩，和战国时的弓弩相似，弩机仍然没有铜椁，望山上没有刻度。出土时弓、弩都装在麻布囊内，铜镞放在矢箙内。铜镞都成三棱形，有一种镞特大，长达41厘米，重约100克，其中镞首长4.5厘米，重约50克，这应是强弩上用的。戈、矛、戟、殳、铍等兵器，出土时有的带着木柄或积竹柄，柄长约3米。铍，这种兵器古书上记载颇多，但没有见过完整实物，此为首次发现。其首和短剑完全相同，长约30余厘米，后边装有长约3米的长柄，是种锐利的刺杀兵器。短兵中的弯刀，为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其形状如弯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是一种推、钩两用的兵器。《吴越春秋》说，“阖闾作金钩”，《庄子》称：“曲者中钩”。此弯刀可称为金钩，或简称曰钩，到南北朝、隋、唐时称为“吴钩”。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长约90厘米，近锋处束腰，棱脊规则，刃锋锐利，虽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仍无锈有光，光洁度在6—8花之间。其硬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剑身的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具有抗腐防锈的良好功能。这种先进工艺、远在两千多年的秦代就已发现，可见当时兵器制造工艺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关于兵器的配置情况，从骑兵俑的手均作提弓姿势，和在其附近出土有小型铜镞来看，说明骑兵备有弓箭，和赵武灵王教国人穿“胡服”习“骑射”的记载相符，证明从战国到秦王朝，骑兵配备的都是弓箭。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时的一件金银错铜镜上有一骑士持短剑与虎搏斗的图象。可见当时的骑兵亦配有剑。不过秦俑坑出土的骑兵俑目前尚未发现有持剑者。
　　文献记载，古代战车上配有戈、殳、戟、长矛、短矛等五种兵器，称为“车之五兵”(《周礼正义》卷八十二)，插在战车两旁备用。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目前发现有的弓、矛、钺等兵器，未见有五种兵器全具者。弓是用以对付远距离的敌人，当敌人迫近时则用矛、钺等拼搏。
　　关于步兵的武器配备，如一号兵俑军阵，其前锋、后卫和两侧的翼卫部队，基本上都挟带弓弩，有的并兼佩长剑，只有少数人持戈、矛、钺等长兵；而军阵主体部分的步兵，与之相反，绝大多数的人手持长兵，有的兼佩长剑，只有一部分人挟带弓弩。二号兵马俑军阵前角的步兵，基本上全持弓弩，只有少数人持长兵；而阵体部分的步兵则与之相反。    
　　由上述武器配备来看，我们大体上可以获得这样几点认识：1．远射的兵器基本上配备给军阵前锋和军阵四表的战士；而戈、矛、戟、铍等长兵，基本上都配给后续部队(即阵体)的战士。这与古代书所说的“强弩在前，锬戈在后”、“材士强弩翼吾左右”的兵器配备原则是一致的。弩是当时先进的武器，攻利于穿刚达坚，破敌之锐师，守利于坚持疾战，守隘塞口，因而把它配备在重要的部位。但是弩利于远射，不利于近斗，戈、矛等兵器则与之相反。所以在兵器的组合上必须“长短相杂”，使“长以救短”、“短以护长”，这是兵器配备的又一重要原则。秦俑坑军阵的前锋及阵表的部队，除弓弩外兼有戈、矛、戟、剑等兵器；阵体的部队，除戈、矛等外兼有弓弩，正体现“长短相杂”的组合原则。2．骑兵配备的武器是弓箭，利于中远距离的战斗，近斗则不易发挥威力，所以骑兵亦当兼有剑。可能是由于发掘规模太小，目前尚未见有剑的出土。剑利于刺击，砍杀则易断折。而骑兵行如飘风，近斗时刺击则不便，只有用力挥臂砍杀杀伤力才大。但是战国和秦时还没有长刀，说明当时骑兵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到了汉代骑兵成为主要的兵种后，因而长刀也应运而生。3.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上，没有发现古书上说的那五种兵器，只配有远射的弓弩和近斗用的矛或钺等。同时车上的两名战士(车左和车右)都作手持矛等长兵状，看来古文献上的“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在实践中，车左和车右各负责一个侧面，长射和近斗的兵器二人都需要，这样才能提高战斗力。4.战车、骑兵和步兵所配备的兵器，和山东六国的兵器比较，种类和兵器的形制大体相近，但都是青铜兵器，铁兵器只见到一件矛。而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国，制造和使用铁兵器已很有名，如楚国的“宛如铁釶，惨如*虿”，韩国的铁剑能“陆断马牛，水击鸽雁，当敌即斩”。秦国的兵器和六国的兵器相较，相对说来是落后的。但秦终于消灭了六国，这证明武器在战争中虽然是重要的，但决定胜负的因素还不是武器，而是各国的政治、经济的形势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秦国的政治改革比较彻底，经济发展较快，顺应了人民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加上又具有“车千乘、骑万匹、奋击百万”这个强大的军队，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二 秦俑的艺术特色
　　秦始皇兵马俑坑不但是个丰富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也是一个雕塑艺术的宝库，数以千计的高大的兵马俑群像，其规模的宏伟和气势的磅礴，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十分罕见；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又具有经久的感人魅力。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至秦代已达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奇峰。它具有中国民族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才能。
　　秦俑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就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步初步的探讨。
　　(一)秦俑的写实作风
　　秦俑给人们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大、多，而真。所谓“大”，一是陶俑、陶马的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二是数量众多，显示了一种恢宏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使人感到震惊。不少国内外观众一走进俑坑的展览大厅，不由得惊呼：“噢!不得了!不得了!”正是这种高大而众多的艺术形象所产生的直观效果。所谓“真”，就是这数千兵马俑，不是一群毫无生息的偶像，而是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秦国真实战士的形象记录。一列列、一行行的战车、骑兵和步兵，都极为逼真、生动。就连一些细微的末节，也达到了惊人的酷似。当然，“大”对于表现“真”是很有利的。陶俑、陶马大到和真人、真马相同；兵马俑的数量多到和秦国的左、中、右三军相近。它是秦国军队的真实写照。显示了秦俑作者对生活观察的深邃和写实技艺的卓越。
　　秦俑的写实风格，具体说来就是模拟实物。
　　秦始皇兵马俑，严格地模拟实物，力求与实物相似的这一特征非常突出。例如，在整体布局上，它模拟军阵的编列，创造了由左、中、右三军和一个指挥部组成的军阵体系这样宏大的构图。每一军阵的俑、马排列，都符合兵书布阵的原则；武器的配备，长兵强弩在前，短兵弱弩在后，长短兵相杂。这种组合方法，也与文献所记契合，它好象军阵编列的真实图谱。在各种兵俑的塑造方面，也与实际形象非常相似。战车、车子的形制、结构和各部件的大小尺寸，与考古发现的战国的木车没有大的差异；车前驾有四马，马的络头、衔镳、*(左革右引)辔等驾具齐全；而且车上的装饰，也因车的级别不同而异。我们曾把始皇陵东侧上焦村马厩坑出土的秦马骨骼，详测了二十余具，其大小、高矮和俑坑出土的陶马几乎全无二致。可见陶马是以京师厩苑的马作为模特儿塑造的。
　　俑坑出土的各类武士俑，其身材的高矮、胖瘦，以及面型、须发的样式等，在刻划上都十分严格、认真。高者身长约2米，矮者身长约l.75米，一般在1.8米左右，高于一般秦人的高度，这应是当时彪形大汉的形象。有的大口、厚唇、宽额、阔腮，纯朴憨厚，似出身于关中地区的秦卒；有的圆圆的面庞，尖下巴，神情机敏，似来源于巴蜀地区的士卒；有的额头微向后缩，高颧骨，宽厚的耳轮，不大的眼睛，薄薄的眼皮，结实、强悍，具有陇东人的特征……。秦国的军队主要来源于关中地区的秦人，同时也包括有其他地区人的成份，这是历史的真实。而秦俑的造型使它再现于我们面前，其写实的表现能力，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吃惊。
　　秦俑的服饰、甲衣的种类繁多。将领的服装和一般战士的服装不同，骑兵的服装和步兵、车兵的服装不同。而将领的官阶又有高、中、低之别，其服饰随之亦异。甲衣塑造得逼真，甲片的编缀方法：上旅的甲片固定，下旅及肩部的甲片活动；上旅的甲片上片压下片，下旅的甲片下片压上片；胸前的甲片中间向两侧依次迭压，背甲则与之相反。这样便于弯腰、挺胸和举臂。秦俑腰间系的革带和带钩，头上束发用的发带，以及发髻、发辫，腿部扎的行縢、胫缴，以及靴、履等等细节，也都是一丝不苟。
　　秦俑这种追求逼肖实物的写实作风，是受“俑”的这一特定的造型艺术的特性所决定的。在俑出现以前，奴隶主死后是用活人殉葬。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葬俗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以俑代替了人殉。此后俑殉之风日盛，以至发展到几乎把死者生前的一切享用之物，都做成模型埋入地下。因此，追求逼肖实物便成为塑俑的指导思想，也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当然，作为秦俑，它之所以要求在规模、真实程度上达到如此高度，这除了从事塑造的匠师智慧之外，同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的意志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以往出土的陶质的或木质的俑、马、车等，形体较小，制作粗疏，都没有象秦俑这样严格的摹拟实物，带有肖像写生的性质、特点；规模和气势，更远远逊于秦俑。秦俑之所以能令人叹为观止，恐怕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秦俑的写实作风与当时时代风格是具有一致性的。除了秦俑这个巨型群塑外，我们还发现秦代的一切雕塑艺术品，都以宏伟、巨大为突出特征。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巩固他的统治，防止反秦力量的再起，曾收天下的兵器聚之咸阳。销毁后铸成十二个大铜人放在秦宫门前，每个铜人重二十四万斤。《汉书·五行志》记载：“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陵上原有两件石麒麟，头高一丈三尺(2.99米)；秦始皇造渭桥，雕刻古代大力士孟贲等人的石像为装饰。据秦俑的造型风格可知，这些金属塑像和石雕很可能也是实的，而且巨大而庄严。这些雕塑是作为庞大的宫殿建筑、陵墓建筑的附属物出现的。秦王朝的宫殿高耸入云，弥山跨谷，复压三百余里；秦始皇陵高五十丈，封土周围五里余。整个气氛是至高、至大，气贯日月，势撼山岳。秦俑这组巨型群塑的风格、气势和上述气氛是一致的。
　　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雕塑艺术，必然要反映一定的时代。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它是生气勃勃的。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秦王朝。自以为“功盖三皇”、“德踰五帝”，成为“千古之一尊”。他要保持这种崇高的威严，巩固一统的江山，维护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一世、二世、三世……永远传下去。为此目的，就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收兵器、堕城廓……等等。在建筑艺术领域内，追求“上扼天穹，下压黎庶”的艺术效果。秦俑，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塑造了秦军的形象，再现了秦军“横扫六合”，“北却匈奴”、“南平百越”的战斗气概。秦俑作为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看到，这种作品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能产生，它是时代的产物。
　　(二)秦俑的形象塑造
　　秦俑具有肖像雕塑的特征。在形象的塑造上，却又不是自然主义的摹拟真人实物，它是经过提炼概括后的艺术形象。例如对人物的塑造，手法洗炼，不作繁琐的雕饰仅求其形似。它所注重的是精炼地表现大貌。为了使形象生动、传神，都作了必要的艺术夸张和重点的刻划。如表现须眉，作者就没拘泥于刻划毛根出肉的真实，而是用夸张的手法，把须眉塑制得有角有棱，特别是胡须，有些塑得飞动、竖起，或翻卷起来。这种夸张使人并不感到意外和失真，反而有助于人物精神、气质的表现，使个性十分鲜明。再如俑的发型、发辫变化也很多。发型，有螺旋纹式、篦纹式、波浪式。螺旋纹式，是把头发刮划成一道道整齐不紊的凹凸螺旋纹，类似后来佛像的螺髻；篦纹式，是用篦状的工具梳成缕缕发丝，线条虽略有交错，但还是比较自然；波浪式，把头发塑得高高低低，起伏、蓬松的质感很强。前两种发式显得粗犷、泼辣，注重于大的效果。另外，发辫有三股的、六股的，发辫盘结中的形式，有人字形、十字形、丁字形、卜字形……等等，变化多样，富有生活气息。陶俑头上的发髻，远远看去似乎有点概念化，但仔细观察，变化还是很多的，诸如单台圆丘髻、双台单环髻、双环髻、三环髻、四环髻、三台单环、双环、三环、四环髻等并不雷同。从技法上看，发髻的塑造是把圆雕、浮雕、线刻加以有机地结合；层次丰富，质感很强。头上的束发带，带头有的呈扇面形，有的为折波形，有的则卷起，有的表现飘摆、翻卷。它既符合衣冠制度，又不呆板，且富有节奏、韵律，说明当时这些匠师已娴熟地运用了形式美的因素。
　　秦俑造型一般都表现了对象的体、量、形、质等各个方面。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形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如粗状的躯干与粗状的四肢和大头阔面相配，高大的身躯与长长的四肢、长方面庞相配，修长的体形与清秀的颜面相配，瘦小的身体与窄长的“目”字面形相配等等，除个别者外，一般都搭配得很适宜、自然，比例大体合度。我们曾详测了六百一十七件陶俑，其各部分的比例与在民间画工中流传的口诀，如“行七坐五盘三半”，“一肩挑三头，怀揣两个脸”，“横五眼，竖三停(庭)”，“一个巴掌半个脸”，“三拳一肘”，“头脚一样大”等，基本相符。至于细部的塑造也注意了解剖关系。如手指关节的长短，肌肉的厚薄，脚面内高外低等都较合理；眼角内低外高，上眼皮掩下眼皮，鼻隔、鼻翼、耳轮都交代清楚；立者腿圆，跪者腿扁，笑者嘴角上挑，怒者眉间的肌肉扭成一个疙瘩……都合乎事理。但是也发现有些俑，形体的各部比例不相协调，有的双臂过短，有的一长一短，有的脚小或手大等等。这说明作者技艺水平不一。不过从整体看，秦俑形体除一部分上肢显短外，一般的比例基本适度，在解剖方面也比较合乎实际，所谓“皮肉明备，骨节暗全”，使人感到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秦俑的造型，把外部形体与内在精神、气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秦俑的造型不仅能比较成功地把握整体，而且也注意到细节刻划。在技法上把圆雕、浮雕、线刻有机地结合。大的立体形象用堆、塑的方法作成圆雕，以表现形象的体、量、形；至于塑像上的装饰、细节、细部则用堆、捏、贴等方法作成浮雕效果；立体形象的细部，特别是面部则往往用刻、画的线来表现，这对于表现细部和细节有很好的效果。在表现躯干方面，是比较概括的，一般不注重表现肌肉，但为了加强生动感，对关键部位却不放过。如表现微笑，往往使两腮肌肉上耸，表现愤怒，则使眉间肌腱隆起；表现挺颈，耳后的三角肌拉紧；反之耳后的三角肌则松弛形成凹陷。这就说明。从总体上看，它是概括的，但为了加强表现，也并不排斥对某些细部作精细的刻划，不过，这种精细，则是概括中的精细。
　　(三)秦俑的神态刻划
　　秦俑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它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的年龄、不同个性的多种人物典型。为了表现不同身份，不仅从服饰上着力，而且更从神态、气度上加以刻划，对不同的人，又都有不同的表现重点。如将军俑的形象，似在通过神态、衣着表现其“非凡”和威严、肃穆。当然，这是将军俑的共性，除共性之外，还有其个性特性。如有的就显得温文而风雅；有的则成熟老练而持重；有的旨在表现其威武、刚毅。
　　中下级军吏俑，不但在服饰上与将军俑不同，精神、气度亦有差异，总的来说是着重表现其恭谨、勇武和干练。如二号坑第四方出土的与将军俑并立的军佐即可作为一个实例。立于行伍之中的其他军吏俑，有的是牛犄角似的大胡须，下衬三小撮髭须，显得性格爽直、憨厚，至于额间的皱纹，除用以表现年事外，似还表现其丰富的阅历。也说明秦国以军功的大小作为升迁的标准，所以其军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荀子·强国篇》)。
　　一般战士的形象更是多彩多姿。往往通过一个特定的动势以传其神。
　　如那蹲跪式的武士俑，左腿蹲曲，右膝作跪状，其身躯微向左侧，两手在胸的右侧一上一下用力控弓，注视左前方，神情生动异常。
　　如立式弩兵俑，作者则捕捉了持弩发射的那一瞬间，神态生动逼真，《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对陈音说：“愿复闻正射之道”，陈音对曰：“臣闻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枝，右手若抱儿，右手发，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立式弩兵俑的姿势，与文献的记载完全相合，说明是以秦国的弩兵作为模特儿塑造的。这些弩兵俑中，还有的着力表现了弓弩已张，将发而未发的所谓“节如发机”的神态。秦俑多数是刻划静态，上述两例则是表现动态的。
　　骑兵俑也是刻划得较生动的一个。他一手拉着马*(左革右畺)，一手提弓，立于马首的左前方，那挺拔劲健的身材，英姿勃勃的神态，神情矫健而俊发。它手中牵的骏马，似在嘶鸣。马的神骏正可以与骑士的矫健互相辉映。   
　　战车武士俑，旨在描绘车马已备，整装待发的这一刹那。所以着力刻划了御手俑的勒马和神情紧张而集中；两名战士都一手按车，一手执长兵，气旺神足；车前的四马，似乎攒蹄欲行，构成一幅整装待发的画面。
　　此外，那一列列众多的步兵俑，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也会感到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
　　陶马的塑造，是很多专家啧啧赞赏的佳作，如果说在人物造型方面，还有一些缺欠或显得比较稚拙的话，那么陶马的塑造却显得相当成熟。陶马形象准确而生动，表现手法洗练、概括。马的首、尾、躯干，肌丰骨劲。马的四肢用硬直的线、面、塑得棱角分明。马头的塑造更是丝丝入扣，繁简得宜。如面颊宛如斧砍刀削，洗练异常；而眼皮、鼻翼和嘴唇，则用折曲的阴线精雕细刻，作了入微的刻划。借助光线的作用，显出高低、明暗，层次丰富，形象逼直。抓住马的眼、耳、鼻、口等最能表现马的丰神和特征的关键部位，充分发挥雕塑艺术语言的特点，着力刻划。如眼眶隆起，睛如铜铃，竖起的马耳，再加上奋鬃扬尾，引颈嘶鸣，更显现出它的神骏。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各部比例也大体适度。有的专家说，这些陶马如果不是在秦俑坑出土，人们很难想象它是两千多年前秦代的作品。
　　综观秦俑坑众多的陶俑，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一批有组织、有纪律的活生生的战士集合体。同时也表现了秦国治军的严苛，“勇者使以偿”、“怯者使以刑”、“誉敌者斩”。但是也有少数俑与上述格调不合，如“瘦小型”与“清癯型”这两类俑，形容憔悴，面有病容或愁色，显得心情抑郁。秦王朝繁苛的徭役、酷暴的刑罚，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从云梦秦简的法律条文中，可以看出人民逃避兵役的事屡有发生。上述形象的出现，何尝不正是不满、愤懑情绪的流露!?此类陶俑数量虽少，但十分可贵，它反映了秦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深刻。前面说的“瘦小型”和“清癯型”俑何尝不就是这种反抗情绪的曲折反映。
　　(四)秦俑的彩绘
　　目前人们所看到的陶俑、陶马的都呈青灰色，这是陶质的颜色，已非原色，原来秦俑是全部彩绘的，由于俑坑经过火烧和埋在地下两千多年水土的浸渍，都已脱落，仅存残迹，只有个别的仍然保有其色彩。据已发现的颜色来看，其种类有朱、红、紫、淡红、深绿、粉绿、深紫、粉紫、蓝、粉蓝、黄、桔黄、黑、白、赭等色。经化验，颜料都是矿物质。陶俑、陶马在塑造成型、入窑焙烧后再敷色。敷色的方法，是先涂一层明胶作底，然后彩绘、涂染。色彩的调和剂亦含有较多的胶质。颜色均为平涂，大部分部位是涂一层色，面、手、足等部位多为二层色。    
　　彩绘后的艺术效果如何?今天我们已无法见其原貌，但是从颜色保存较好的几件作品上还可以窥其一斑。如二号兵马俑坑第一试掘方出土的御手俑和两件车士俑。御手身穿绿色长襦，所披的铠甲为赭色的甲片缀着白色甲钉和朱红色甲带；穿粉紫色长裤；赭黑色鞋上系着朱红色鞋带；戴白色巾帻，配着朱红色的发带；帻上再罩以赭色长冠，冠带为粉紫色；面、手、足部涂粉红色，白睛绘着黑色眼珠，眉毛、胡须用墨线勾勒。御手右侧的车士俑，为朱红色长襦镶着粉绿色衣缘，蓝色短裤，紫红色胫缴。甲衣、鞋子、巾帻的颜色与御手俑同。御手左侧的车士俑，为绿色长襦，粉紫色短裤，行縢的上段为白色，下段为深紫色；其余部位的颜色与上两俑相同。再如二号俑坑十二方出土的骑士俑，身穿绿色上衣镶着朱红色衣缘，腰束赭色带，下穿粉紫色长裤，足登赭色短靴，靴上系着朱红色綦带，赭色小帽上绘着梅花形的散点或花纹，甲衣的颜色同上。二号俑坑九号方出土的将军俑，为红色中衣，绿色长襦，朱红色长裤，赭色履和冠；甲衣的颜色最华丽，赭色甲片上缀着朱红色甲钉和甲带，甲的前胸后背及周边绘着精致的几何形彩色图案花纹，双肩及前胸后背并有八朵用彩带扎起的花结。俑坑出土的马均为通体枣红色、黑鬃、白蹄甲。
　　从前面列举的陶俑、陶马的彩绘情况，可以看出秦俑着色的特点：一是色调明快、绚丽。二是运用强烈的对比色。如红色上衣，下配绿色或粉紫或粉蓝色下衣；绿色上衣，下配红色或粉紫色裤；赭黑色甲片配着白色或朱红色甲钉、朱红色甲带。这样就更显得色彩鲜明，使军队的阵容威武而雄壮。在绘与塑的关系上，作者注意到二者互相补充、配合的艺术效果。如眼睛雕得小些，但是绘上白晴黑珠后，就变成了灼灼有神的眼睛，显示了绘塑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绘彩的方法都是平涂，在彩色上显不出浓淡、阴阳的变化，要藉助立体造型的凸凹起伏的体面与线来表示。但是，在一号俑坑出土的陶马中曾有四件在受光面涂枣红色，背光面(如腹、颈下及四肢的内侧等)涂深绿色。这种施色方法虽只此几例，但可以看出秦俑的作者，是在试图解决如何运用颜色来表现明暗、凹凸层次变化的问题，可以说它是晕染法的先驱，在我国塑绘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秦俑艺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由于它是作为秦始皇陵的陪葬物出现，是秦国军队的缩影，这就规定了它的创作原则：要服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集中体现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军队的强大、可畏的气概。在这总的原则下，真实而艺术地塑造了秦军的典型形象。它在我国古代雕塑史上是划时代的，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秦俑的写实风格固然与当时统治者的意志有关，但它那既写实而又精于提炼和传神的艺术表现方法，却为后代所继承。如汉、唐时期对马的刻画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取法于秦的。秦俑艺术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第一个典范。
　　(原载《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