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水银因其独特的金属特性受到方士及其后来道教的青睐，同时它与道教的发生发展密切相伴。
　　真正意义上的道教是东汉才开始形成的。②在此之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与道教形成有关的最重要的学术流派是战国晚期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从秦和西汉立国时无不崇信五德终始学说可见一斑③，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分析五行和金丹术、道教在发生学上的前后关系，尤其是秦和西汉初期在五行说影响下方士们是否开始炼制丹药，以及产生炼丹的思想渊源和技术准备。
　　一、外丹黄白术
　　从历史渊源上分析，道教的外丹黄白术肇始于春秋时期的鎏金术，在战国后期神仙方士推波助澜下，科学技术被蒙上宗教色彩，鎏金术的一个分支走向炼金术。
　　外丹黄白术从内容上分炼丹术和炼金术两部分。黄白术即炼金术，以人工制造药金和药银为主；外丹术即炼丹术，是在炼金术的技术基础上，加上对自然界金、玉等物质的想象推理，以炼制声称服后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仙丹以及能点化铜铁等贱金属为贵金属的药金。它是以丹砂、铅、汞、硫、砒霜为主要原料与其他药物相配合，在炉鼎之中采用“飞”、“抽”、“伏”、“点”、“关”、“养”、“煅”、“炙”、“封”、“研”、“沐浴”、“渍”、“烧”、“淋”等手段加以烧炼，事实上这也是近代化学的先驱④，化学在炼金术的原始形式中出现了⑤。
　　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为代表的五行概念，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产生⑥，到了西周后期，五行从最初的具体的物质，演化成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要素，春秋后期又产生了“五行相克”的思想；而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则构成稍后原始黄白术的理论基础。就外丹黄白术中的炼金术和炼丹术而言，炼金术的产生要早于炼丹术，鎏金鎏银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炼金术，除了纯金银不易获得的原因外，使用鎏金鎏银技术制作的器物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看法也是这种技术受追捧的原因。由于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又由于春秋战国之际冶金术的发展，人们推想宇宙万物间是可以自然嬗变的，所以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方士们设想，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他们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而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而依靠物质本身纯粹自然的变化过程太过于漫长，人们猜测通过人力可以加速这种变化，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鼎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春秋战国之际就萌芽了。
　　① 该部分外丹黄白术的内容，采纳引用了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中《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研究的成果，特致谢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史记·封禅书》：“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
　　④ 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5月。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⑥ 《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二、秦汉之际的外丹术
　　尽可能长久地活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愿望。上古巫术是集科学与迷信于一体的活动，从事巫术的人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原始外丹黄白术与上古巫术有一定的关联。随着巫和医的分开，医药学逐步兴起，乃至春秋战国时，人们便萌发了“长生”与“不死”的观念。因为在古人看来，服用药物既然可以治病，可以使人不病，那就可以延年，既然可以不病，就可以长生不死。这时出现了许多关于长生的神话传说，而且这种“长生说”往往把长生的愿望寄托在仙药和神仙身上，希冀通过服食仙药成为逍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嫦娥奔月就是一例。《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有“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的记载，此外还有“不死之国”、“不死山”、“不死树”、“不死民”等等的描述。这种对仙境的向往和憧憬，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神仙说大兴，出现了许多以求仙、成仙为目的的方术，巫人也就自然地发展为方士。在方士们的鼓噪下，各国的寻仙求药活动频繁展开。《战国策》中便记载有方士向楚荆王献不死之药的事，尤其是在燕、齐两国，当时盛传渤海中有方丈、瀛洲、蓬莱三座仙山，那里居住着神仙并有长生不死之药。为此，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寻仙求药。
　　炼丹术的萌芽肇始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但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秦统一时期在量上和规模上，已经有成熟的炼丹活动。秦始皇帝统一全国后，大张旗鼓地做了一件令后人议论纷纷的事情，就是神经质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事情的真伪或者发展程度另当别论，一连串的故事中却没有关于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记载，有的只是屡屡被方士愚弄的经历。据记载，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曾“使燕人卢生求羡门”，据说当时已有饮蜜或酒和丹砂而服的羡门子丹法、韩终丹法等，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二十八年(前219年)派遣方士徐福(又名徐市)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活动了。虽然这次求仙活动卒无所得，而且徐福等人亦不知所终，但却在客观上助长了寻仙求药之风越演越烈。当时出现了“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①。在海上寻仙未果的情况下，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炼)以求奇药”，这表明直到秦始皇帝后期(始皇三十五年)方士们孜孜不倦寻求的还是仙药，只是因为怪罪秦始皇帝“贪于权势至如此”，才下定决心“未可为求仙药”②，没有随侯生、卢生逃亡的方士们才开始产生人工炼制仙药的想法，因此，我们没有证据得出秦朝已经开始炼制丹药的推论，即使是秦始皇帝的晚年时也没有正式开始这项活动。
　　见诸文献的事例说明此时方士们的主要活动依然是延续战国以来的做法，即宣传长生不老的思想和寻找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药，在寻而不得的情况下，才开始尝试人工炼制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药。到了汉代，经验使然，加之汉武帝的推波助澜，方士从先前寻找天然长生不老之药转向人工炼制黄金(药金)和仙丹，外丹黄白术便正式发展起来。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外丹黄白术的形成。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导致生产力长期持续的发展，统治者一边追求物化的财富形态，一边追求延年益寿，在有限的时空内获取更多的财富，以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和人造金银的炼金术(黄白术)必然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和扶持，统治者的这种强烈膨胀的长生愿望和谋财致富的动机大大刺激了外丹黄白术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从外丹黄白术产生的内在逻辑要求来分析，随着冶金、制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冶金制造工艺的发达，我国出现了科技著作《考工记》，它积累了许多关于物质化学变化规律的经验知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则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金、木、水、火、土及万物互相转化的原理，这又为外丹黄白术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又提供了使用矿物性药物强身治病的经验，尤其是对黄金、玉一类的物品的能量赋予了想象。③秦始皇时期寻找仙药的经验教训，使得方士们感觉求仙不如求己，幻想自己能炼造出生于真金的“还丹”妙药，“服之令人长生久视也”。“虽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④发展到东汉道教创兴后，原始外丹黄白术为道教所承袭并加以发扬光大。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充实和发展，道教外丹黄白术在隋唐、北宋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⑤
　　汉武帝时期是古代炼制丹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不仅对炼制丹药之术深信不疑，还极为宠信方士并身体力行，“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剂)为黄金矣”⑥。由于西汉帝王对神仙方术的笃信和对方士的宠爱，民间炼金、炼丹热潮愈演愈烈，一时间“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⑦。不但如此，一些王侯、豪门大族也收罗了不少丹家。汉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也沉迷其中，常“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自称能“煎泥成金，凝铅成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⑧的炼金方士。成书于西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也明显受到当时社会上方士服食风气的影响，屡言“长生不老”、“不老神仙”，并将丹砂、水银列为具有神力的上品之药。
　　汉代炼金术与炼丹术同样盛极一时，“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⑨，相互刺激使得汉代鎏金、鎏银技术由此得到较快的发展，高级贵族墓葬中多见鎏金器即为证明。最著名者为茂陵陪葬墓阳信家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和鎏金竹节熏炉，一些漆器的底、口沿不仅加上铜扣，还使之鎏金。鎏金、鎏银技术的盛行，是汉代社会追求长生不老信念的反映，是财富形式新的变化，这也是青铜器走向衰落的技术和社会思潮方面的原因。
　　为了获取不当财富，奸猾之徒制作伪金伪银、伪药的事件也不绝于史。有的方士以方术制造黄金(实为铜合金)，其伪作黄金，是出于致富的动机，“以易好车马衣服矣”；一些方士直接把药金当作长生药来服食⑩。黄白术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其产品具有珍稀性，其实早在汉景帝的中元六年，朝廷就颁布了一条禁律——“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11)
　　长期以来，受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影响，加之秦始皇帝又有寻找仙药的经历，于是人们推测炼丹行为也必然在秦始皇帝身上发生过，甚至推测秦始皇帝是吸食过量的丹药中毒死亡的，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不厌其烦地对秦汉之际炼丹炼金术发展过程的整理，旨在说明这样的事实，即秦代尚未开始炼丹活动，“金液还丹之论，至魏伯阳而成立，前此点金铸金之事有之，而服饵金丹之理论，殆未有也”(12)。
　　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秦代已具备成熟的水银制造技术，而且社会层面也有一定数量的需求，巴蜀寡妇清也能得到来自皇帝的垂青，但这时的水银尚未开始供炼丹之用。
　　① 西汉桓宽：《盐铁论》卷6。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323页。
　　③ 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④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4页。
　　⑤ 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史记·孝武本纪》，第451页。
　　⑦ 《史记·孝武本纪》，第464页。
　　⑧ 《汉书·刘向传》；明吴元泰：《八仙出处学游记》，转引自盖建民：《道教思想发凡》。
　　⑨ 《史记·孝武本纪》，第453—455页。
　　⑩ 桓谭：《新论·辩惑篇》。
　　(11) 《汉书·景帝纪》，“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应劭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时多作伪金，故其语曰‘金可作，世可度’。费损甚多而终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第137页。
　　(12) 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三、水银与古代墓葬防盗、尸体防腐
　　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水银的物理性能和化学属性已有深入的了解，除了获取丹砂作颜色使用外，也广泛地用在临床治病上，成书于西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水银应于临床治病的记载①，西汉墓葬中也屡屡发现辰砂②。
　　秦汉之后，唐宋尤其是宋代，上至皇室，下至官僚贵胄③，人们以水银来浸泡尸体④，认为这样可以使尸体不腐⑤，大臣们死后能得到来自皇帝所赐的水银，被视为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这一观念宋代以后仍然流行，甚至周边地区也有这种风俗⑥。
　　而秦始皇帝陵中的水银并不是出于上述意图，虽然陵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且科学测试证实墓室中存放有大量的水银，但这些水银不能被推测有企图保存尸体以及防止墓葬被盗的用意，所谓陵墓中放置水银，“是东周以来人们对保存尸体的经验的总结和应用”⑦的判断没有事实依据。
　　后代文献记述的内容中有春秋时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放置水银的事例，《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墓“以水银为池”；《宋书》记载，南朝萧鉴做益州刺史时，一古冢内“以朱砂为阜，水银为池”；唐李泰组织编纂的《括地志》中载永嘉末年被盗掘的齐桓公墓里有“水银池和金蚕数十簿”，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齐景公墓“青气上腾，望之入陶烟，飞鸟过之辄坠死”等现象，只能说明春秋时高等级贵族墓葬内葬有大量水银，并不能逻辑地推断出这些水银具有防盗防腐的作用；春秋时楚平王的尸体用水银浸泡过的传言⑧，恐怕只能当作小说家言。
　　这些墓葬中“水银池”的作用需要谨慎分析方可形成结论，客观上水银易挥发的特性具备防盗、防止尸体腐烂的作用，但不能一以贯之，认为墓葬中发现水银皆可作如此解释，而不顾时代上的差异。尤其是随着人们对水银物理化学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入，水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作用也是渐次变化的，我以为秦代之前在主观上利用水银蒸汽的毒性来防止尸体腐烂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这一观念的产生不早于秦汉，因为在相关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关于这一说辞的任何蛛丝马迹，也许正是汉代大规模炼丹术的盛行，才使人们认识到水银的强毒性。因此，秦代之前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水银或水银池，既不能作防盗来理解，也不能作防腐来理解。
　　水银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在实用方面可以相对轻易地制作出以假乱真的鎏金鎏银制品，因之它实际上是被当作一种珍稀贵重的物品被人们来认知的，或许此时墓葬中的水银池只是财富观念的象征。秦始皇帝陵中的水银江河湖海，其用意既不是出于防腐防盗的考虑，也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帝国版图的模拟再现。天水放马滩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和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⑨，均佐证了《周礼》中《地官司徒》篇、《夏官司马》篇以及《管子·地圆》篇中记载的内容，说明修建秦始皇帝陵时，人们完全有能力绘制大范围的地图，并依据地图在陵墓中模制出帝国版图来。
　　① 《神农本草经·玉石部上品》：“丹沙味甘微寒。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生山谷。水银味辛寒。主治疥瘙痂瘍百秃，杀皮肤中虫虱，堕胎，除热。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生平土。
　　② 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色药石总重量有数公斤，其中就有辰砂。
　　③ 《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启棺之初，有白气班在，盖宝气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籍以锦，锦之下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乃金丝所成。或对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县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竟失其首。”
　　④ 《宋史·礼·二十七凶礼三》：“绍兴二十四年，太师清河郡王张俊葬，上曰：‘张俊极宣力，与他将不同，恩数务从优厚。’仍赐十梁，额花冠貂蝉笼巾朝服一袭，水银二百两、龙脑一百五十两。其后，杨存中薨，孝宗令诸寺院声钟，仍赐水银、龙脑以敛。”
　　⑤ 《宋史·李宸妃列传》：“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寺。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
　　⑥ 《瀛涯胜览·暹逻国》：“死丧之礼，凡富贵之人死了时，用水银灌于腹内而葬之。”
　　⑦ 刘春花、王志友：《从“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看东周秦汉时期墓葬之内的防腐措施》，《秦文化论丛》，第八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明)《东周列国志》第76回《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楚平王)尸用水银殓过，肤肉不变。员一见其尸，怨气冲天，手持九节铜鞭，鞭之三百，肉烂骨折。于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数之曰；‘汝生时枉有目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遂断平王之头，毁其衣衾棺木，同骸骨弃于原野。”
　　⑨ 湖南省博物馆等：《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