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秦始皇帝陵的范围问题。首先梳理文献与考古材料，分析前人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秦始皇陵范围研究的两个思路：一是丧葬因素研究思路，二是自然环境研究思路。本文分别从遗存的丧葬统一性得出秦始皇陵有仗义的、广义的两个范围，分别为茔域与堧地；从自然环境因素的地理结构与单元、水系特征、景观特征也得出一个范围，定义为相互关系区。综合人文与自然因素两方面的研究思路，秦始皇陵的范围有三层，最内层为茔域，以两重城垣为界标；中层为堧地，为茔域的外围控制地带，也具有丧葬礼仪意义；最外层为陵墓的相互关系区，与陵园的规划、修建、管理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关键词 秦始皇帝陵 茔域 堧地
　　秦始皇陵的范围有多大，多年来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早期提出的范围为56平方公里这一概念，虽是权宜之策，但多年来仍在沿用；此说的依据与近年来该地区文化遗产工作及学术研究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秦始皇陵周边地区的发现与研究情况，意图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综合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状况，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对这一问题的结论。
　　一、研究基础与缘起
　　对于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有论及。袁仲一先生认为秦始皇陵的范围南起骊山脚下的陈家窑村，北至吴东、吴中村北，西至西安市砂轮厂东墙，东到代王镇，东西、南北各7.5公里，面积56.25平方公里[1]。王学理曾指出“骊山园的范围东自代王东晏西侧的古鱼池水一带，西至姚池头、赵背户、五里河西边的古河道，南接骊山，北临鱼池安沟一线，纵横各7500米，占地约56平方公里。”[2]朱思红分析了近年秦始皇陵地区所发现秦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及其性质，结合秦始皇陵地区的地理特点，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可以大致框定如下：南起骊山脚下的陈家窑村，北至鱼池及其所在水沟，东到防洪大堤—暗桥村一线，西以山刘村、赵背户刑墓地以东、董沟的小河为界[3]。
　　由于目前考古实际工作仅发现了两重陵园的城垣，但是考古遗迹又证明两重城垣之外仍有大量的遗迹的分布，由于与两重城垣内所发现的遗存具有属性上的同一性，表明这些遗存仍为陵墓的一部分。至于两重城垣以外的部分，一些学者将其仍认定为一重陵园。刘瑞就在此基础上认为从秦始皇陵园的陵垣建设、埋葬情况和周围地形所界定出的三重结构看，陵园分为内、中、外三重陵园[4]。杨鸿勋先生从已有的考古成果认为秦始皇陵已发现的“内城”和“外城”的两道墙基，应是“内宫垣”和“中宫垣”，但是外围还应该有“外宫垣”。既然有外围的结构，外围的界定必然有一定的形式，杨先生认为“骊山园”外围形式为缭墙。他还指出上世纪80年代，当地负责勘探的考古工作人员在周边的村庄附近钻探到不只一处的缭墙根基，可惜没能探查下去[5]。朱思红认为秦始皇陵的外围是以山、河流、沟等自然阻隔物作为标识的，其中有必要的人工修整。秦始皇陵区范围边界的水道、壕沟应即为秦始皇陵的“外陵园”周界，即为“外陵垣”或“外陵沟”[6]。以上这些说法至今的考古工作没有给出定性的结论，甚至量化的材料，但是这些观点为我们认识陵园的范围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关于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陵园的修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外围实际上属于没有修好的部分。在这种思路下，现有陵园外围的部分应该是无限扩大的区域，从而不可能有外围的标志，这对外围有一定的地面界标的思路提出挑战。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与认识，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实际与学术界对陵园范围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因为相关迹象没有被发现?还是学界的认识有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更深层次来说，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不单单是陵园占地面积大小与四至的问题，而是与陵园形制、遗迹的布局、陵园的朝向乃至工程进度、设计理念等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因而需要审视文献与已有的成果，理清思路，深入认识这一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看，我们认为学术界对陵园范围研究还有两方面的问题尚未解决。
　　关于陵园外部的标志，如前所述，由于外围地区界标性遗存尚未发现，因而陵园的外部标志到底是何种类型，尚不能定论。
　　关于陵园外围区域的功用与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进行研究。陵园两重城垣之外的区域从功用上看与两重城垣所界定的区域必定有所差别，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两重城垣以外的区域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对这一范围内部如何进行功能划分，需要从发现的遗迹和整体环境来进一步认识。
　　二、史料与考古材料基础
　　(一)文献资料基础
　　秦始皇死葬郦山，这是所有史料记载始皇葬地最首要的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条所记的“九月葬始皇郦山”成为所有文献记载之源。在《史记·黥布列传》、《汉书·高帝纪》、《汉书·陈胜项籍传》、《汉书·周文传》、《汉书·黥布传》、《汉书·刘向传》、《汉书·贾山传》中均提到始皇的具体葬地，但是行文中有“郦山”(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丽山”(如《史记·黥布列传》)、“骊山”(如《汉书·刘向传》)的不同。
　　现代考古资料揭示了丽山是秦始皇陵的本称，陵园则称为丽山园。丽山，见于陵园考古发现的陶器刻文及陵园外发现的铜器铭文[7]。出土文字与《史记·黥布列传》出现的丽山记载相符，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提出“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秦始皇陵特指的“山”在标示陵墓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但是文献中还出现有“骊山”、“郦山”，如前所述，这些称谓与“丽山”在秦代陶文的字形上本不相同，意义上更有差别。因而，现代学者中有人认为始皇陵因座落于丽邑而为“骊山”，若说自然山脉刚多用“骊山”一词。[8]这种解释似乎也无法解释自然山脉的骊山也为秦始皇陵的代指。
　　但是从前述的文献看，“丽”、“郦”、“骊”三者有通用的现象，这说明汉代学者也认识到郦山或丽山为始皇陵的专用称呼。《汉书·刘向传》中反映了作为陵墓的丽山与自然山脉的区别，他指出始皇“葬于骊山之阿”，颜师古注“阿，谓山曲也”，王逸《楚辞注》也解释“阿，曲隅也”，郭璞《穆天子传注》则释“阿，山坡也”，显然前两位对“阿”的认识印证了始皇陵在骊山北麓平面上的位置特征；但是，后说也可解释始皇陵在骊山山前地区地形地貌上的特征。
　　关于骊山与始皇陵之间的关系，《两京道里记》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其书轶文载：“始皇陵南有尖峰，名曰望峰，言筑陵者望此为准。”此文献曾被学者广为引用。实地观察，骊山南北正对的山峰有几座，哪一座为望峰，需要进一步讨论。
　　文献中除了对始皇陵与骊山的记载外，另外就是对丽邑的记载。而这多见于东汉以后的文献，其中以《水经注》的考证最为详尽，也多为其他文献所引用。丽邑建立于始皇十六年，《史记》原文作“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对于文献中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该年秦置丽邑；另一种观点认为秦受魏地而置丽邑。学界多认为两者应该无关。关于其前后相因关系，《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云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水经注》：“渭水又东戏水(在临潼县东三十里)注之。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径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又北右総三川径鸿门东，又北径戏亭东。”宋程大昌《雍录·卷七》：“郡县新丰丽山，在周为丽戎国，即蓝田山也。晋献公伐戎得丽姬，入秦为丽邑，至汉为新丰。”
　　对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除戏水外，文献记载最多的内容为鱼池水。《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指出：“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这一说法被其他文献所引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正义》引《关中记》云：“始皇陵在骊山。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辛氏《三秦记》则说：“始皇作骊山陵，周回跨阴盘县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始皇选择骊山作为葬地的原因，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认为“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兰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同样的说法见于《御览》五百六十引《皇览冢墓记》，“始皇冢在骊山，古之骊戎国，其山阴多黄金，其阳多美玉，谓蓝田是也，故贪而葬焉。”也见于《文献通考》所引《汉旧仪》。此说的确切出处不得而知。但是此说的真实性一直为学界所怀疑，需要进一步考证。
　　关于秦始皇陵的遗迹、遗物，文献中提到的仅有寥寥数条。但是这些遗迹遗物为我们认识秦始皇陵的范围也具有指标性意义，文献提到的有阁道、城垣、门阙、石麒麟、很石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自极庙道通骊山”，辛氏《三秦记》引《太平御览》：“始皇生时作阁道至骊山，八十里。人行桥上，车行桥下。今石柱见存山上。”辛氏说虽可疑，但是却指出了一些遗迹，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调查、发现到此类石柱。
　　《西京杂记》卷三：“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为文字。是秦始皇郦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同样的内容也见于《长安志》卷四。五柞宫远离始皇陵，虽发现有属于始皇陵的遗物，但其位置应与始皇陵范围无关。
　　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三·雍州》载：“佷石在县东十里。初，始皇之葬，远采此石，将致之骊山，至此不复动。石高一丈八尺，周回十八步。”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八：“佷石在秦始皇陵东南二里，形似龟，初始皇运采此石，将置之骊山，不复动。石崇一丈八尺，周十八步。”此说也见于《长安志》卷十五。相互参照这些文献，佷石就在陵园附近，或者就在毕沅所说的陵东南二里。目前尚未发现这一巨石。从文献所说的“县东十里”、“陵东南二里”看，已处在现在我们判定的始皇陵范围内了。
　　明代都穆《骊山记》：“秦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邱并峙。人曰：此南门阙也。右门石枢犹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项羽黄巢皆当发之。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虚冢。”其言当必有所授也。”这是对陵园的城垣门观比较直接的记载，这些遗存现在已明确属于始皇陵的核心区域。
　　(二)考古资料基础
　　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秦始皇陵地区考古遗存分布情况看，学界普遍认为目前秦始皇陵地区的考古材料较为集中的分布在两个层次内：第一个层次为两重城垣所形成的陵园，这是秦始皇陵的中心区域；第二个层次在两重城垣之外，这个区域仍有大量的遗迹发现，这形成了秦始皇陵遗存的外围分布区，有学者称之为陵区。
　　陵园内的遗存主要为陵墓本体建筑，以秦代地面为界包括地上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有两重城垣及附设的门观建筑、封土、陵侧礼制性地面建筑、陵园附属性地面建筑及排水、道路系统等；地下部分包括墓室、陪葬坑、陪葬墓、地宫宫墙等。此外陵园内也有一部分陵园施工过程形成的遗存，如阻排水渠系统还有一部分后期祭祀、破坏遗存，如晚期祠庙、墓葬等。
　　陵园外的遗存分布相对分散。东侧的有兵马俑坑及墓葬、上焦村马厩坑、上焦村墓葬、山任乱葬坑、山任等地的窑址；北侧的有鱼池遗址群、[9]丽邑遗址(汉新丰遗址)；西侧目前发现的有窑址、郑庄石料场，还有大量的墓葬，包括赵背户、姚池头、五砂厂、临潼城区、陈家沟、砖房移民点等处；南侧发现的遗迹主要有防洪大堤、陈家窑陶窑，骊山上还可能有秦代建筑遗址。此外，段清波先生等还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此次工作在陵园外围区域又增加了大量的秦汉遗址，包括：东宴、胡孟、张家寨、鸿门、西黄、山孙、庞家沟、四十亩坪、岳沟秦遗址、至王、苗坡、北庄、西沟、凤凰台等遗址。[10]此外这一区域还在胡孟、冯家、王硷、吴西、苗坡、刘家、周家沟、沙河等地发现有战国晚期或秦汉墓葬。[11]
　　实际上目前秦始皇陵地区的考古资料已相当丰富，但是检视这些材料，如何来作为讨论陵园范围的可使用的材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秦始皇陵范围研究的思路
　　对于秦始皇陵的范围研究新的工作应该首先在理论与思路方法上有新的认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深入。
　　(一)丧葬因素研究思路
　　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先民的聚落中已逐渐划分出专门的墓葬区，与生活区相对独立；两周时期，独立的埋葬区域分为公墓地和邦墓地，分别由墓大夫、冢人管理，《周礼·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综合商代晚期到战国晚期的考古材料，社会上最高级别的墓葬经历了由集中埋葬在公墓地的独立大墓发展到以独立陵园形式进行埋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墓葬的内涵与外延也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商代晚期陵墓虽集合于更大范围的墓地中，陵墓的基本形式与组成要素已稳定下来，但是祭祀活动更倾向于是针对整个墓地的集体行为，典型的如殷墟武官村墓区，但是不排除有个体的墓祭行为，如妇好墓；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集合于公墓地内的个体墓葬开始发展出附属的陪葬行为，主要形式为车马坑，主墓与车马坑的组合使得高等级墓葬自成相对的系统。东周时期，在大的公墓地下形成了次级的相对独立的公墓地，陪葬、祭祀行为也深入到次级的公墓地，并形成相对的墓地分界形式；进入战国晚期，这种次级的公墓地进而发展成以某代王为核心的相对独立的陵园，陵园内容除了主墓、后夫人墓、陪葬坑等外，还包括了祭祀建筑及交通系统，但是数代国君还是集中于一个相对的区域。西汉时期，各代帝陵内的设施更为完善，除了继承了战国晚期、秦代帝陵的内容外，还确定了陪葬、陵邑制度；由于西汉延续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帝陵的排布还形成了一定的礼制规律。从三代到秦汉陵墓发展脉络看，秦汉时期的陵墓在外部形式上已集合了各类个体因素成为各类内容的复合体，包括墓葬本体及陪葬设施、祭祀设施以及作为辅助设施的城垣门观系统、道路交通系统、管理系统及作为供给系统的陵邑、陪葬系统等。
　　在以上陵墓的发展脉络中，从陵墓所占处的平面区域看，不断扩大。在公墓地范畴下的陵墓主体为墓葬本身，商代晚期、西周时期还包括陪葬的车马坑。东周时期公墓地内发展了相对独立的陵园，战国时期这一范围内还包括了祭祀遗存，并且以一定的地面标志作为次一级墓园的界隔，因而陵园面积相对增大，但是包括的内容尚未脱出墓葬本体及陪葬、祭祀设施。秦汉时期每一座帝王陵园除了以地面标志界隔陵园外，还在陵园外更加了陪葬、陵邑等内容，在陵园外部形成了更大的地域范围，现在许多学者称之为陵区。
　　虽然从商代后期到秦汉时期陵墓在空间分布上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一座陵墓毕竟还是有相对的界限，无论是比较明确的还是暗隐的。战国中山王墓附近发现有兆域图，虽然在铜版上明确标志了两重城垣及封丘的规制，但是调查发现在外围则是以立石作为标志的。文献记载的西汉一代帝陵诸陵园中设有管理官员，这些官员隶属于太常。这些官员的职责明确。《汉书·百官公卿表》：“元狩四年，平坐为太常不缮治园陵，不敬，国除。”至于诸陵的具体管理者文献记载为陵令，陵令的属官有丞、尉。《汉书·武五子传》中有“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负责管理工作的具体官员据《汉书·百官表》记载，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文颖曰：“廱，主熟食官。”如淳曰：“五畤在廱，故特置太宰以下诸官。”
　　但是无论是陵墓、陵园还是陵区，都是应该纳入一个基本前提之下，那就是丧葬行为相关性。只有能纳入墓主丧葬行为或围绕这一活动为目的的遗存才可归入广义的帝陵概念下；陵园的概念体现了陵墓的空间特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陵墓的用地规模。汉代用地标准见于《续汉志补注》记载，用地标准如下：“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新出汉初《葬律》也记载了彻侯一级的葬地情况：“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这些“园”一部分可认为是陵园：“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园，谓茔域。陵，谓山坟。”实际上以上的记载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规制或理想化的规定，考古材料证明汉代帝陵的陵地范围也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之中。
　　陵园占地面积扩大仅是其表面现象，其实质是陵园内容的复杂化与体系化，所以这也使得陵园的工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汉代文献记载了工程的浩大与花费。《续汉志补注》：“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晋书·索琳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秦始皇陵的修建更是一个长期过程。文献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由于始皇猝死，陵墓的完工也在仓促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从这一个过程看，始皇陵的完工是一个相当仓猝的过程，考古发现也证明陵墓的后期工程确有许多仓促之处。所以基于陵园修建的历史进程，秦始皇陵研究在定义内涵与外延时需要审慎定之。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认为秦始皇帝陵的范围最根本的还是丧葬行为遗存性质的相关一致性。虽然从考古的发现看，骊山北麓分布着大量与始皇埋葬相关的秦代遗存，这些遗存应该纳入广义的秦始皇陵；但是这其中有相当多的遗存并不直接具有丧葬意义。这一区域内以两重城垣所界定的核心区域从表征上看与封土、墓室有紧密的空间关系，从丧葬行为看，为陵墓的主体内容。两重城垣外发现的一些可以与始皇埋葬相联系的陪葬墓、陪葬坑等虽然空间关系不如前者紧密，但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丧葬礼制上的意义。所以这些都可归结为陵墓的本体遗存，与之对应可称之为狭义的秦始皇帝陵。而大量的与陵墓建设、使用有关的遗存则不具备上述丧葬礼仪性质，可称之为陵墓附属遗存或工程遗存，这包括：作坊与窑址、阻排水设施、官署(鱼池建筑群)、陵邑、修陵指挥设施遗存(击鼓坪遗址)、修陵道路遗存等。这些也可归入广义的秦始皇陵。而大量的后期破坏则不属于陵墓系统。
　　(二)自然环境因素研究思路
　　在前一思路之下，陵园的范围除了上述遗存性质的同一性外，不排除陵园范围有一些表征可循，有些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过相关研究，比如朱思红认为秦始皇陵的范围是以山、河流、沟等自然阻隔物作为标识的，其中有必要的人工修整；袁仲一先生也从秦始皇陵所处的由六个河流分隔的台地角度来讨论秦始皇陵是由其所处的地形与景观选择后的结果。这些工作提出了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思路。
　　自然环境是由各方面因素组成的，哪些因素对秦始皇陵的范围具有影响作用，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秦始皇陵作为人为活动的产物，必定受到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为活动又对环境进行了干预与改造。因此这方面的考古线索对我们认识秦始皇陵的范围也弥足宝贵。
　　四、从遗存丧葬统一性来分析秦始皇陵的范围
　　始皇陵的两重墙垣之内的区域为陵园的核心部分，毫无异议。在这个陵园核心区域之外的部分，哪些遗存可作为陵园的组成部分则需要在前述原则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我们认为两重城垣外属于丧葬礼仪方面的内容都应该包括在狭义的秦始皇陵范围内，而所有与秦始皇陵修建、使用、管理有关的遗存内容都应该包括在广义的秦始皇陵范围内。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来考察一下秦始皇陵的狭义与广义范围。
　　(一)狭义秦始皇陵的范围
　　这个范围首先应该包括两重城垣及其以内的遗存内容，其次是两重城垣外具有丧葬礼仪性质的内容。前者我们已很明确，关于后者需要进一步探究。具有陵墓丧葬礼仪意义的遗存，我们认为包括以下八个部分：城垣系统、门观系统、道路系统、封土与墓上建筑系统、墓室墓道与正藏系统、外藏系统、袝葬系统、祭祀系统[12]。这些礼仪内容除大部分位于两重城垣内，还有相当多的位于两重城垣外，因此，我们需要考察这些位于两重城垣外的具体内容。
　　两重城垣外的城垣系统或类似的建筑结构，目前还没有发现。如果有类似的遗存的话，那么这类遗存也应该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那么与之相连结的门观、道路也属于狭义的秦始皇陵。设置于两重城垣之外的外藏、袝葬内容目前已发现了不少，显然属于狭义的秦始皇陵。而祭祀系统内容目前除一部分发现于内城以内，内外城间甚至外城以外区域的一些建筑遗存是不是具有同类性质，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与探究，因此也不能排除外城以外的区域设置有这一类内容，例如鱼池遗址就曾发现过刻有“丽山茜府”的陶器，茜府为制作祭祀用酒的机构。所以狭义的秦始皇陵范围至少在目前已发现的这些遗存之外。所以从目前发现的遗存分布情况看，狭义的秦始皇陵范围东到秦俑馆前、北到渭河一、二级台地、西到砖房村一线、南到骊山南北分水岭一线。
　　这个狭义的秦始皇陵范围包括文献中所说的茔域以及茔域外的堧地。如前所述，茔域在先秦两汉墓葬规制中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范围意义的概念。而茔域外大片的空地，与茔域在礼仪上为同一个整体，是为堧地，详见后文讨论。
　　(二)广义的秦始皇陵范围
　　在上述狭义的秦始皇陵范围以外，发现的遗存性质不具有前述的丧葬礼仪性质，而仅具有与始皇陵修建的关联性，所以这个范围可称之为广义的秦始皇陵。目前这个范围内发现的遗存主要有施工相关的内容如窑址、工场作坊(此类遗存广泛发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甚至到很远的地方)；还有管理、供给遗存，如陵邑及地方亭里以及属于地方机构的相关遗存(主要内容包括丽邑、戏亭及所属的乡里、作坊、工场，或许还有渡口等)；此外还包括修陵人墓地等(此类遗存远到东、西方向5公里左右)。因此广义的秦始皇陵的范围应该在此之外，但是受到地形限制，在狭义的范围之外，广义的范围只能向东西拓展，而向南北延伸有限。其北不过渭河，至于渭北发现的相关遗存与遗迹不属于始皇陵；南至骊山分水岭；东到戏河附近，西至临潼城区。
　　广义的秦始皇陵范围内的一些遗存也可能分布在茔域外的堧地，但是堧地的范围不会大到超出这个广义的秦始皇陵范围。
　　五、从自然环境因素对秦始皇陵范围的判断
　　前述有些学者侧重于从水系因素分析秦始皇陵的界标问题，我们认为有可取之处，但是若我们的思考仅局限于此不免失之详察。另外即便如此，我们认为水系因素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骊山北麓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整体考虑，而需要考虑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骊山北麓的地理结构与单元
　　骊山北麓地区的地貌基底构造属渭河断陷谷地中次一级的构造单位，即临潼—高陵断块隆升带，这种构造格局开始于白垩纪末至第三纪初，形成于第四纪，是喜马拉雅山运动的产物。由于新华夏系及秦岭纬向构造体系在该区内的联合作用，这两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构造体系，严格地控制着盆地内的各种构造方向，使地貌结构形成以下的特点：(1)由于盆地边界呈现锯齿状追踪断裂性质，所以，地貌上呈现锯齿状破裂面；(2)由于自盆地中心向周围产生了阶梯状不对称的块状断面，所以地貌上出现一系列东西或北东向的隆起和凹陷；(3)由于南、北山麓及黄土台塬的陡坎崖面均呈东西或北东向的弧形走向，所以黄土台塬上的缓岗及拗陷亦成东西或北西向排列；(4)由于骊山大小峪口洪水在山前拗陷区不断积淤西移，所以山前洪积扇裙亦自东南向西北迁移、堆积。
　　基于这一地质构造特点，这一地区分为三个单元：
　　骊山断块低山丘陵区 包括仁宗、土桥、穆寨、东岳、小金、韩峪和骊山镇，土地面积170.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5.02％，主要土壤为褐土性土、红土和石灰性紫色土。
　　渭河南北黄土台塬区 辖铁炉、纸李、斜口、韩峪、零口5个乡和马额镇，主要土壤为垆土和黄土性土。由于该塬面长期遭受不同程度的流水侵蚀和切割，其中南部台塬被骊山的8条河流切割为9块，台塬区的水土流失现象都比较严重。
　　山前洪积扇区 主要分布在西自冷水沟(临潼河)、东至戏河沟一带，即骊山镇、代王镇等乡镇境内，土地面积77.4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6.84%，主要土壤是洪淤土。山前洪积扇裙区，是在一级黄土台塬形成以后，零河、戏河、玉川河发育到由面流到线流阶段形成固定河道，山区洪水一般顺河道排走，唯有山前大小峪口暂时性的洪水在山前拗陷区积淤形成的洪积扇，又不断扩展，相互连接而形成。扇区河沟切割不深，地势南高北低或北高南低，坡度在4%以上，靠山麓部分为洪积堆，坡度在7%～8%以上，扇间地势较低，形成东西向缓岗或浅凹相间地貌，高程500～650米之间，由于该处地势倾斜大，土壤质地粗，所以渗透性良好。
　　从骊山北麓地区三个大的构造单元看，骊山断块低山丘陵区、渭河南北黄土台塬区山前洪积扇区相互独立，三者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秦始皇陵所处的为山前洪积扇区，这个单元的范围东始于代王、西到现在临潼城区。
　　秦始皇帝陵园位于骊山山前洪积地带，汇聚了一系列山前洪积扇，范围南自骊山，北至吴中吴西，东起代王镇，西到临潼城区东部。洪水从南侧的骊山山口进入平坦地区以后，因坡降骤减，水流搬运能力大为减弱，部分挟带的碎屑物堆积下来，形成了一系列的从出口顶点向外辐射的扇形堆积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洪积扇逐渐连为一体，形成山麓洪积平原。在以后的时期，这些平原被河流切割，形成了一系列的台塬，秦始皇陵园就处在这些山前台塬的特定地带上。我们认为，讨论秦始皇帝陵园所处的自然环境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其南北纵向关系，也就是这种冲积扇所表现出的特征；二是考虑东西横向关系，也就是河流对这一山麓洪积平原的分割影响。
　　在秦始皇陵相关遗迹的东西横向排列上，袁仲一先生曾根据南北向自然河道的分割，将这处山前地带自西向东分为1-6号台塬，这6处台塬上都有秦始皇陵相关遗迹分布，其中陵园所处的即为3号台塬地带。3号台塬不仅居于这处山前洪积扇的中心部位，而且面积、地势上也远高于两侧的其他台塬，明显具有重要的地位[13]。袁先生这种以自然河流界限作为认识陵园相对范围的方法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有些学者也根据这种标志讨论了陵园的范围问题。
　　具体到秦始皇陵核心区域的两重城垣所处的环境，也就是3号台塬地带的地貌，总体特点是南高北低，南北轴线地带高于两侧边缘地带。现在陵园南墙处高程530米，外城北门处的高程为445米左右，南北落差达85米，去除历史上自然与人为破坏的影响，这种南高北低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当时修建时陵园地形应该也是这种状况。根据现在的地貌情况我们将陵园自南向北分为四个阶地[14]。
　　第1阶地：自外城南墙到现岳沟小学、下陈村南断崖一线。这一阶地中以外城东南部地势最高，该处的高程530米左右，外城南门处高程525米左右，外城西南部高程510米左右，这一阶地北端岳沟小学、下陈村南断崖一线的高程也是东高西低，东部高程为519米左右，中部510米，两部仅为502米左右。在第一阶地的中部地带有一条南北向的冲积地带，地势低于第1阶地的东部地带。
　　第2阶地：南自岳沟小学、下陈村南断崖一线，北到临马公路，这一阶地的南边缘低于上一阶地2～5米。南边缘的西、中、东部高程分别为495、510、511米，北边缘西、中、东的高程分别是470、477、473米左右。第2阶地可分为中部和两侧的东西部分，中部明显高于两侧部位。两侧部分无明显的高崖，地势多呈南高北低的缓坡状。
　　第3阶地：南自临马公路，北到内城北墙一线。第2、3阶地目前的分界标志现在看主要是近现代人为因素形成的断崖，但是从南高北低的地势看，这种高差的形成也是必然的结果。临马路北内城部分断崖高2米左右，这一线的高程大致为455、456、460米左右，也是东部地带稍高于西部，并且在东、西部地带也没有明显的高崖。
　　第4阶地：南自内城北墙，北到外城北墙一线。外城北墙西、中、东部的高程分别为441、443、447米左右。总体这一阶地也是东高西低，高程整体上自南向北依次递减，中部并不明显高于两侧部分。第4阶地与上一阶地间除了近现代人为修整土地形成的断崖外，还应考虑到陵园内墙在地势上的分隔作用。
　　陵园所处的山前冲积扇地貌特征也在陵园环境中有所表现。造成秦始皇陵所处冲积扇的骊山沟口是位于陈家窑的一处，这处沟口也是骊山北麓最大的一处，本地人称之为大水沟。大水沟所形成的洪积扇因地形原因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其扇形的西边缘在董家沟到赵背户一线，东边缘从李家、上焦、西孙一线。而秦始皇帝陵园呈南北纵长形设置于这处扇体居中的部位，所以陵园内的地形部分反映了巨大扇形体的地貌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陵园内东南部高、西北部低。在上述四级阶地内每一级的自然地势均是东部高于西部。
　　(二)骊山北麓地区的水系特征
　　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骊山北、西麓地区向东向西分别有零河、戏河、玉川河、沙河、五里河、临渡河、三里河、韩峪河等河流。
　　这几条河流中，零河发源于骊山东侧的丘陵地带，从地理单元上讲与骊山并非一体，目前可以将其排除在骊山水系之外。零河是渭南市临渭区与西安市临潼两区的界河，古时叫泠水，因源于蓝田县厚子镇西南零河而得名。《水经注》说道此河源自肺浮山，为骊山连麓而异名也。该河流经阳郭原区的大王、阳郭两乡镇西侧，闫村镇西、北侧，三张镇南、西侧的深沟中，入临潼县境零口街道办事处零口街东、何寨镇至双王街道办事处张义村西北注入渭河。河流全长53.9公里，年平均径流量419万立方米。流域内河网密度，共有支毛沟148条，总长115.3公里。从其主要流域看，零河与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北麓地区无关。
　　西端的三里河、韩峪河虽发源于骊山，却是从骊山西麓流出。三里河，发源于仁宗乡张河沟，流经仁宗、斜口、行者、西泉等，在西泉乡王庄村入渭河，属境内河流。韩峪河，发源于西安市洪庆乡老湾吴村，流经本县仁宗、斜口、韩峪、西泉等，在西泉乡魏庄村入渭河，该河发源于骊山西麓，与北麓的河流不同。
　　此外，渭河北侧还有石川河。曾发现有巨型青石遗存，与秦始皇陵的修建材料有关。该河发源于铜川市后烈桥，流经铜川市、耀县、富平、临潼等4市(县)，在新兴乡水北村入境，于交口乡迎仁村入渭河。主河道全长134.4公里，从发现的建筑用石毛坯看，该河在秦代修陵中起到水运作用。
　　骊山北麓地区的河流主要有5条，自东向西依次为戏河、玉川河、沙河、五里河、临潼河，这5条河流与秦始皇陵所在地区有很大的关系。
　　戏河，其主要支流发源于骊山的东端，现行政区划属于仁宗乡仁宗村，流经仁宗、东岳、穆寨、土桥、代王、纸李、零口、新丰、何寨等，在新丰镇胡家窑村入渭河，主河道长32.23公里。因外区流域面积很小，故属境内河流。流域地貌类型复杂，下游横贯渭河冲积平原，中游横穿黄上台源，上游流经横岭黄土丘陵和骊山。上游是新生界地层出露区，以黄土和泥岩为主，由于岩性疏松，流水下切作用非常强烈。北流经古戏亭东，又北入渭。《国语·鲁语》“幽(周幽王)灭于戏”；《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水经注》记戏水东出骊山冯公谷。近来陕西省考古院在零口的墓葬发掘工作，与戏亭有关，并认为与丽邑还有一定的关系。
　　玉川河也是渭河的二级支流，其上游称为新丰河，此河史料不载，发源于土桥乡张贾村，流经土桥、代王、新丰等，在新丰镇王庄村入渭河，主河道长15.53公里，属临潼境内河流。
　　沙河，《水经注》称之为鱼池水。“渭水右迳新丰县故城北，东与鱼池水会，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污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在秦皇陵东北五里，周围四里，池水西北流，迳始皇冢北。”“北对鸿门十里，池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温泉，世以疗疾。《三秦记》曰：‘丽山西北有温水。祭则得入，不祭则烂人肉。俗云：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疮，始皇谢之，神女为出温水，后人因以浇洗疮。’”张衡《温泉赋序》曰：“余出丽山，观温泉，浴神井，嘉洪泽之普施，乃为之赋云。此汤也，不使灼人形体矣。池水又迳鸿门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故丽戎地也。”发源于仁宗乡北陈村，流经仁宗、晏寨、新丰等，在新丰镇三育村入渭河，属临潼境内河流。
　　五里河，史书不载。位于现临潼城区东侧，流域面积较小。发源于仁宗乡张坪村，流经骊山镇，在行者乡蔺家村入渭河，属临潼境内河流。
　　临潼河，史书不载。发源于仁宗乡仁宗庙西侧，流经仁宗乡，过县城北行者乡船王村入渭河，县城西有潼河，为临河支流，发源于骊山镇峰王沟，在县城北汇入临河。属临潼境内河流。
　　从早期有文献记载的河流看，这一地区渭河南侧的主要河流为戏水、玉川河、沙河(鱼池水)，而这些河流均位于始皇陵的东侧，所以其东侧界限应该在戏河一带。西侧的河流从目前看有三里河、五里河、临河，我们认为韩峪河向西北流去，位于骊山的西麓，不属于北麓的景观地带，因此其西界应在三里河一线。所以，从前述狭义和广义的秦始皇陵定义看，我们认为，广义的秦始皇陵位于骊山北麓，因而东西界于三里河与戏河之间，北至渭河河床。从狭义的秦始皇陵看，界于临河与玉川河之间，沙河为其内部河流。
　　综合以上水系、地形因素，我们认为秦始皇陵大的范围东西应该介于戏水与三里河间。而北不过渭水，南至骊山分水岭。
　　(三)骊山的景观特征
　　骊山在地质构造上是渭河地堑东部的一座典型的地垒式断块山。山主体是由太古界和元古界变质岩及侵入其中的花岗岩组成，四周为新生界碎屑岩、坡积和冲积层。[15]骊山由南北两个背斜和中间一个向斜所构成的复背斜组成，先系太华山西端的一个山岭，后变成渭河地堑中次一级的地垒。山体海拔高度1千米左右，最高峰仁宗庙1302米。山坡遗存有三级古老剥蚀面(海拔分别为7百米、1千米和1.3千米)，老君殿处于最低一级。
　　骊山四周各有一条向山外倾斜的正断层，南面和北南的东西向，东侧和西侧的近南北向，所以从平面上构成较规整的菱形。正是因为这一大的地形特征，从景观上看，骊山北麓与西麓有明显的不同。
　　从渭河北侧可观察到骊山呈东西条状，可观察到的山体东起代王东侧、西至临潼县城南侧，总长12千米；两侧各有一条缓坡。从景观上看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而从远处观察骊山的西麓，则呈现出与北麓的不同的自然景观。山势则不如从北麓观察具有视觉冲击力。
　　而从秦始皇陵的茔域与骊山北麓地区的相对位置上看，茔域所处为骊山北麓的居中地带。始皇陵对骊山北麓地区大范围区域的控制包括对以下两点两线的把握。首先，陵墓规划的控制点——望峰[16]。其次，陵墓的两条控制轴线。第三，封土位置的选定。从择中的理念考虑，封土设置于这条南北轴线上的任意一点，但始皇陵在选址上考虑了骊山北麓的东西跨度，因此，骊山北麓的东西范围也就是广义的秦始皇陵的东西范围[17]。
　　综合以上自然环境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都能得出一个相对一致的范围。这个范围东起戏河，西到三里河，北到渭河，南到骊山分水岭。在这个区域之内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茔域、堧地，但是比前二者的范围更大。在这个范围内，更多的包括与始皇陵的修建、管理、规划、景观控制相关的遗存，这个区域可称之为相互关系区。
　　六、秦始皇陵两重墙垣外区域的定名与性质
　　秦始皇陵两重城垣所界定的区域内发现的遗存，从性质上看属于秦始皇陵丧葬礼仪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但是两重城垣之外的区域，也发现有大量的遗存与陵墓丧葬礼仪活动具有内在相关性，这其中既有陪葬坑、墓葬等，也有作坊、窑址、修陵人墓地、道路遗存及陵园防护遗存等。对于这一区域，多数学者也赞成为陵墓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区域在陵墓规制中如何定名，其范围、作用与性质如何界定，至今学术界尚未深入研究。秦简《禁苑律》关于堧地的相关内容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材料，以下讨论这一区域的定名与在陵墓范围中的礼仪意义。
　　(一)何谓堧地
　　云梦龙岗六号墓出土的秦简中关于堧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18]：
　　274号简：诸禁苑为堧，去苑*(左廿右廿)里，禁毋敢取堧中兽，取者其罪与盗禁中同□。
　　207号简：诸禁苑有堧者，去堧廿里毋敢每(谋)杀□。
　　256号简：时来鸟，黔首其欲弋射堧兽者勿禁。
　　这批秦简出土于云梦龙岗6号秦墓，该墓的时代为秦二世二年九月至汉三年九月后，为一座秦汉之交的秦墓[19]。从这一时代较为明确的简文中可看出，秦代在禁苑设有堧地，一般百姓不可在堧地猎取野兽，其罪等同于在禁苑中猎兽；此外甚至在堧地外20里已不准随意捕杀动物了；除非在一些特殊时段，百姓可在禁苑的堧地弋射。除了禁苑有堧地外，龙岗秦简中还有一条记载提到冢庙堧，见242号简。此条简文不清，但是至少可表明秦时庙外亦设有堧地[20]。因此，从文献中看，堧地指的为建筑外侧的空地，这一建筑大到禁苑、小到冢庙。
　　堧地之制西汉时期仍然存在，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有庙堧、陵墓堧、城廓堧、宫堧、河堧等[21]。
　　西汉临江闵王荣因为庙堧犯罪，而晁错也险些因庙堧而被害。《史记·五宗世家》载：“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堧垣为宫。”《史记·张丞相列传》载：“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此事《汉书·晁错传》也有记载：“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请间为上言之。丞相奏，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
　　西汉的帝陵神道外之地也称为堧地。《汉书·李广传》：“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堧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
　　城廓外之地也称城廓堧，宫外之地称为宫堧，《汉书·翟方进传》载“税城郭堧及园田”，颜师古注引张晏解为“堧，城郭旁地也。”
　　河边之地称为河堧，《史记·河渠书》：“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韦昭曰：“谓缘河边地。”
　　颜师古在注《汉书·食货志》时对堧作过系统解释：“堧，余也。宫堧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缘河堧地，庙垣堧地，其义皆同。”《说文》段注：“所谓附郭之田也。张晏云，城旁地也。”
　　胡平生认为堧是指临近某一区域、界边的空地，本指城边或河边的空地，后特指宫殿、宗庙、禁苑等皇家禁地墙垣外的空地，作为一条隔离区域，堧地边缘，或建有墙垣[22]。这一制度延至唐代仍有存在，不仅见于长安城还见于河东、西域的庙宇，而且这一制度也影响了汉唐陵墓制度[23]。如《新唐书·礼乐志》“十七年，玄宗谒桥陵，至堧垣西阙下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门，号恸再拜。且以三府兵马供卫，遂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乃还。”
　　(二)堧地的相关考古发现与认识
　　因而从前述文献中可知，陵墓墙垣外的空地也称为堧地。关于堧地，前述的胡平生、沈睿文等学者已进行了一些讨论，从秦汉帝陵考古材料出发，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堧地的范围有多大?从龙岗274号秦简看，禁苑外围设的堧离苑四十里，另外从207号简看，在堧地外的二十里区域内已不准进行随意猎杀。这是秦代规定的禁苑堧地范围。至于汉代帝陵的堧地，我们可以从汉代帝陵考古发现入手来进一步分析。汉景帝阳陵目前已基本探明陵域内的遗存，其堧地可资作为对比材料。阳陵陵域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整个阳陵遗存分为帝陵园为中心，后陵园位于帝陵园的东北侧，在帝陵与后陵园外围还有更大范围的一重城垣，城垣的东侧为陪葬墓园。从《汉书·李广传》看，李蔡葬于神道外的堧地，从目前的发现看，他的墓应该就位于陵园东侧的陪葬墓区中，所以此处也即是文献中所提到了“神道外堧地”。从目前的发现这一墓园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中部有横贯陪葬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道)，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110米，东西长3500米。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已探明了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余座。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的考古发现对理解陵园的堧地范围也可提供一些间接的材料。
　　堧地如何使用?如前所述堧地作为主体建筑与外围区域的隔离地带，理论上不应该在其中设置建筑，但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河堧地、宫堧地还可还田于民，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不同类型的堧地可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以陵墓堧地为例，汉阳陵的堧地主要作为陪葬墓区来使用。但是战国中山王墓的堧地范围内除了有墓葬外，似乎还有些池、苑囿之类的功能性单元。早年发现的守丘刻石提到监罟的官员担负着看守陵墓的职责，监罟应是掌管捕鱼的一类官员。因而表明在堧地内可能设有池沼、苑囿之类[24]。
　　堧地的外围标志是怎么样的?堧地的内侧为城垣、禁苑或宗庙、陵墓等的墙垣，但是如何界隔堧地与更外的区域呢，通常还是以垣作为界隔的，因而称之为堧垣。《史记·晁错列传》：景帝的解释成为判断晁错有无犯罪的关键，上曰：“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正义》曰：堧者，庙内垣外游地也。其实景帝的解释已至为明确，晁错所破坏的不是庙垣，而是庙堧中的垣。可见堧地的边缘也是以垣墙作为标记，《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临江闵王刘荣)坐寝庙堧垣为宫，自杀。国除为南郡。”《索隐》曰：堧垣，庙境外之墟边也。此外还有学者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律关令》来判断堧垣也可能为篱，以棘、竹、木等为之[25]。
　　(三)秦始皇陵堧地相关问题讨论
　　综合以上内容，秦始皇帝陵两重城垣以外的区域，应该包括有堧地，这是秦始皇陵建制中的内容之一。但是秦始皇陵堧地内相关遗存的设置及范围还需进一步分析。
　　1.秦始皇陵堧地内的遗存
　　目前在秦始皇陵两重城垣以外区域发现的主要遗存可归纳为墓葬、苑囿、陪葬坑等，此外还发现有道路遗存、加工作坊、窑址等。这些遗存哪些是属于堧地建制中的内容，以下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陵墓堧地区域内设立墓葬早于秦始皇陵的可以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山王陵为先例，承秦的西汉诸陵已形成定制。秦始皇陵堧地区域目前已明确的墓葬主要有东侧发现的上焦村17座秦墓、兵马俑三号坑后的甲字形大墓，西侧的砖房移民点4座中字形大墓及甲字形墓等。目前砖房移民点的一批墓葬、秦俑三号坑后的甲字墓等仅为勘探材料，时代初步定为秦代，但性质不明。上焦村17座秦墓中已有8座经过发掘，证明是秦代墓，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批墓就是始皇的诸公子公主，但是至少应该与始皇陵有密切的联系[26]；这批墓葬最大的特点是其中16座甲字形墓葬的墓道向西，其方向面对始皇陵的封土，同样的特点也表现在最近陵园内城东北部发现的一批排列规律明确的陪葬墓[27]。这一具有向心的特点还表现在中山国陵园墓葬的设置上，中山国灵寿城发现的陵墓区分为城内陵墓与城外陵墓，在城外陵墓(即中山国国王*墓)外围的东面、北面发现了多座小型竖穴土圹墓，这些墓无论或远或近和随葬物的多少，其共同特点都是墓向朝向国王*墓的[28]。西汉帝陵堧地中设置的墓葬也具有明显的规律，这一点前文详述了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的发现。
　　秦始皇陵堧地中的苑囿指的是鱼池遗址及相关遗存。关于秦始皇陵的鱼池形成原因，《水经注》以为是造陵取土形成的，目前的一些考古证据表明秦始皇陵封土用土的主要来源应该来自陵园南侧区域[29]。所以鱼池不是工程遗留。目前在鱼池水体的南边缘地带发现了一系列陪葬坑，其内涵与池沼生态、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说明这些陪葬坑就鱼池的水环境而有意为之的。通过近年的考古工作，表明这一区域的遗存应该是设计严密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以鱼池水作为主体，水体北岸为大型建筑遗存，水体南岸为两处与水体生活相关的陪葬坑，综合鱼池遗址的内涵，可以看出陪葬坑所象征的机构与鱼池水体、宫殿建筑结合起来共同表现了一处秦代皇家禁苑[30]。因为鱼池不唯始皇陵园中有之，《三辅黄图》载：“长乐宫，有鱼池台、酒池台，秦始皇造。”长乐宫即秦兴乐宫，所以，始皇陵中的鱼池很可能来自秦代的宫廷禁苑。在陵园中鱼池水体和宫殿建筑表现了禁苑的形式，而动物坑、K0007、鱼池水体、宫殿则显示了禁苑的在陵园层面上的种种功能，通过鱼池水体地上建筑与地下建筑融合于一体，共同形成陵园设计中的苑囿。
　　始皇陵堧地范围内的陪葬坑除前述属于苑囿遗存范围内的动物坑、K0007外，还有两批重要的发现集中在城垣的东侧，一处为上焦村马厩坑，另一处为兵马俑坑。陪葬坑在陵园堧地的设置目前仅发现于秦始皇陵，这在陵墓堧地规制中确独树一帜，但是陪葬坑仅是一种象征，陪葬坑所表现的主题在都城、宫苑也是有所反映的，所以秦始皇际陵园中的这两处陪葬坑各具本主题的研究旨趣。
　　上焦村马厩坑位于外城东侧200米左右的区域，该区域南北长约1500米，宽约50米；钻探发现这个区域有80座马坑及跽坐俑坑，加上零星发现的共101座[31]。经过正式考古掘的为1976年的37座。该遗址这些坑大体分作南北向三行排列。坑的种类有三：一是马坑，二是跽坐俑坑，三是俑、马坑。马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每坑一马，马头向西。马多数系活埋，少数为杀死后放在木椁内埋藏。马头前放置陶灯、陶罐、铁插、铁镰等。俑坑为方形竖穴，俑置于木椁箱内，面东跽坐。俑前放有陶罐、陶灯(或铁灯)、铁插、铁镰等物。俑、马同坑者，坑为长方形土圹，在其西端的一侧设有壁龛。马置于长方坑内，俑置于壁龛内。马头前亦有盆、罐、灯、锸(或镰)等随葬物品[3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陪葬坑出土器物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大厩四斗三升”等刻文。这些文字材料说明了这批陪葬坑的性质，袁仲一先生认为这处陪葬坑象征了秦的宫廷厩苑，跽坐俑是饲养马的囿人[33]。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厩苑律》看，中厩、宫厩、大厩等所养牧的皆为“公马牛”，这种厩苑也有许多设置于地方上，如云梦就是一处秦代的皇家禁苑。袁仲一先生认为上焦村这批陪葬坑在规模与埋藏情况上与陵园内所发现的其他两批马厩坑不同，所象征的厩苑应该在城外，汉代也沿用了秦代的这种厩苑设置制度，长安城外也设有一些厩苑；另外从厩苑的形式上看，上焦村马厩坑所表现的厩苑为牧养的形态，而不是圈养[34]。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上焦村马厩坑也是一处设置于堧地、以放牧马为主题的厩苑。
　　秦始皇陵堧地中重要的设施除了前述的墓葬、禁苑、厩苑外，还有安全防护的力量。这就是兵马俑诸坑所象征的内容。兵马俑坑虽然分为三个坑，但各坑的设置内容共从于一个主题，即其军事内容，但是各坑内容有一定的差别：1号俑坑是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长方形军阵；军阵的四周配置有前锋、后卫及两侧的翼卫，组织严密。2号俑坑是以战车、骑兵、弩兵及车徒结合等四个小方阵组成的曲尺形军阵或军营性质的单元。3号俑坑内的武士俑按夹道的环卫队形排列，或象征着古代的军幕，即指挥部。类似的大规模的以军事内容为主题的陪葬内容，在目前的陵园考古中仅此一处，说明了其无可替代的地位与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安全防护内容是皇室建筑不可缺少的内容。秦汉时期都城外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值得进一步深究，秦二世元年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35]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入侵，“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从汉文帝劳军的细节看，这三人所领的军队分别屯住的军营周围设有壁垒，其位置均在汉长安城的外围北、东面，三支军队围起来的区域正是汉长安城的外围，也即有些学者所说的外廓区。与此类似，兵马俑诸坑所表现的军事力量，距陵园外城垣约1200米，其所处区域或这一区域的内侧也就是陵园的堧地。
　　除了上述遗存外，在秦始皇陵两重城垣以外区域的考古工作中，还发现有道路遗存。道路系统应该是所有大型建筑包括都城、宫城、禁苑、陵园等的必要设施，是联通内外的必经通道。因而，秦始皇陵在陵园北侧发现的道路系统穿过陵园的堧地也在规制之中。
　　以上遗存从其性质上看，都与陵墓的丧葬性质具有内在关联性。但是在陵园外还有相当多的遗存并不具有陵墓丧葬礼仪意义，如修陵人的乱葬墓地、窑址、作坊遗址以及防洪堤防遗存等，这些为陵园施工遗存，从本质上讲，不从属于主体的丧葬礼仪意义，其所处区域与陵园堧地没有本质的联系，即便这些遗存发现于堧地范围内，也不是陵园规制的内容。
　　2.秦始皇陵堧地的位置与范围理论探讨
　　从堧地规制看，其外围应有一定的标志与界限，这也是秦始皇陵的外围界标。从前述文献看，堧地的外围标志有墙垣，还可能为篱笆。从文献上看，这种标志与两重城垣所形成的标志必定有着明显的区别。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始皇陵外围范围与标志问题，堧地的设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堧地从自然景观上看，为城垣、宫苑、河渠的附属空地，从设置的实践与沿革上看，秦汉时期已突破空地的概念，而是作为主体部分的隔离地带。所以，秦始皇陵的堧地从理论上应该分布于两重城垣之外、堧垣之内的区域。堧地的标志也就界定了位置与范围。
　　但是从前述文献与考古发现看，这一隔离地带内出于不同的需要也设置有建筑内容，成为主体建筑规制的一部分。具体到秦始皇陵，包括堧地内设置的遗存内容在内，所有遗存的设置标准都应该符合丧葬礼仪意义。所以从遗存性质看，堧地的设置也应该符合秦始皇陵规制内容。
　　在目前没有发现到明确的外围标志的情况下，或者说即便发现有相对的外在标志的情况，我们认为分析两重城垣之外发现的遗存的统一性以及与两重城垣之内遗存的内在统一性，才是研究堧地范围与位置的正确之道。因此我们认为在两重城垣之外发现的一系列与陵园丧葬礼仪意义相关的遗存所连接构成的区域为秦始皇陵的堧地。关于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从遗存内容与性质角度分析探讨，容另文研究。
　　(四)小结
　　从出土文献上看堧地之制在秦代就已列为国家禁苑法律规范，成为禁苑规制的内容之一；礼制建筑中，庙外也有庙堧。西汉时期都城、禁苑、宗庙、陵墓等也继续沿用堧地之制。秦始皇陵两重城垣之外的区域应该为陵墓的堧地。
　　作为陵墓的堧地，秦始皇陵的堧地设置内容有墓葬、陪葬坑以及池沼、建筑、道路等，堧地内设置的陪葬坑象征的也是安全保卫以及与厩、苑相关的内容。秦始皇陵堧地设置内容中的厩苑、池沼内容己发现于战国时期的中山王陵墓，堧地中的墓葬内容也为汉代帝陵(如阳陵)所承袭。秦始皇陵堧地范围与目前所发现的和陵墓丧葬礼仪内容具有内在联系的遗存范围应该一致，其外围标志是否是文献所记载的堧垣、篱笆，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七、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既有的材料与文献基础，以及分析前人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种研究秦始皇陵范围的新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秦始皇陵的范围。
　　本文提出秦始皇陵的范围研究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从陵墓的丧葬统一性考虑，秦始皇陵有一个狭义的范围，这个范围包括两重城垣内的茔域以及两重城垣外的地，广义的秦始皇陵应该是骊山北麓地区与秦始皇陵修建相关的遗存所在的范围，这个范围广大到骊山北麓所控制的区域。另一方面秦始皇陵的范围还要结合骊山北麓地区自然环境因素来考虑，从自然地理格局、水系以及骊山北麓的景观看，秦始皇陵的范围东起戏水、西到三里河，南起骊山分水岭，北到渭水。综合人文与自然因素两方面的因素，秦始皇陵的范围有三层，一是最内层的茔域，以两重城垣为界标，有2.13平方千米；中层为堧地，为茔域与外围区域的控制地带，也具有丧葬礼仪意义；最外层为陵墓的相互关系区，与陵园的修建、管理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注 释
　　[1]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朱思红：《秦始皇陵园范围新探索》，《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4] 刘瑞：《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中国文物报》2007年5月18日，第7版。
　　[5] 杨鸿勋：《秦始皇陵享堂及地宫建筑猜想》，《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3期。
　　[6] 同[5]。
　　[7] 袁仲一：《秦陶文新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3页。丽山园青铜钟出于陵园西北侧的安沟水库工地，刻文十七字“丽山园容十二斗三升，重二钧十三斤八两”。《文物》1965年第7期，54页。
　　[8] 王学理：《“秦始皇陵原名丽山”的再议》，《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9] 张卫星、陈治国：《秦始皇陵鱼池遗址的考察与再认识》，《文博》2010年第4期。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l—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 同[10]第68～73页。
　　[12] 张卫星：《秦始皇陵 秦的奇迹》，《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13] 同[1]。
　　[14]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考古报告(2009—2010)》第112～11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5]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质卷四 地质矿产质》第2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张卫星、惠多谷雅弘、鹤间和幸等：《秦始皇陵的南北中轴线认识——基于卫星数据的研究》，待刊稿。
　　[17] 张卫星：《秦始皇陵的选址、规划与范围》，待发稿。
　　[18] 本文简文没有说明的主要以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释文为主要依据。另外，也参照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该文也见于《考古学集刊》第8辑。
　　[19]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第8～9页，中华书局，2001年。
　　[20]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刘信芳等与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在《龙岗秦简》中的观点有所不同。
　　[21] 刘信芳、梁柱曾提出还有官堧，不知其具体出处，见《考古学集刊》第8辑。
　　[22] 胡平生：《云梦龙岗秦简<禁苑律>中的堧字及相关制度》，《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23]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4]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18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l期，第1～3l页。这块守丘刻石文字最早是由李学勤先生释读的，但是近年他对早期的释文做了订正，从新发表的释文看，并不一定表明陵园里有池沼、苑囿等方面的内容。新的释文见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年—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25]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6]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7] 资料待刊。
　　[2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年—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22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29] 同[26]。
　　[30] 张卫星、陈治国：《秦始皇陵鱼池遗址的考察与再认识》，《文博》2010年第4期。
　　[31] 同[1]第216页。
　　[32] a.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b.秦俑坑考古队：《始皇陵东侧又发现马厩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c.临潼县博物馆 赵康民：《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五座马厩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33] 同[1]。
　　[34] 同[1]第217页。
　　[35] 《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会注考证》句读不同，本文采用后者。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