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回顾秦并六国前的历史，霸西戎和并巴蜀是其实力增强的关键，“饮马于河”是其获得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标志，“六国犹连鸡，群士如斗狗”是对战国时代国格与人性状况的准确认识，到战国中晚期，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这些地缘政治、地缘战略要素相结合，使秦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
　　关键词 秦 戎秋 六国 地缘战略
　　战略最先主要是军事上的概念，指统帅指挥作战的谋略，后来使用范围扩大，举凡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纲领性的、全局性的谋划，都可称为战略。狭义的地缘战略仅指基于地理因素的军事战略，广义上却与地缘政治常常混用[1]。秦的历史，从非子受封为附庸开始，经过征伐戎狄、与诸侯长期进行战争、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北击匈奴、南攻百越，最后因战争频繁、徭役过重、刑罚严酷逼迫人民造反，最终留下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内容。地缘战略的关键问题是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获得，以及重要的关隘津逮的控制权和通过权，表现在秦国历史上，就是控制住关中地区，以及自由出入其周边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陇关等险要关隘的能力，其中以函谷关和武关较为重要，出函谷关进攻中原，出武关进攻楚国，是逐鹿中原的必经之路。下面选取秦地缘战略转变的关键环节加以论述，重点放在秦并六国前。
　　一、霸西戎
　　从秦仲“死于戎”(《史记·秦本纪》，以下出于此篇不再注)到“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史记·匈奴列传》)，数百年中秦与戎狄的战争史不绝书。《匈奴列传》说，“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秦人所伐戎狄多与他们有关。马非百将秦伐戎分为三个时期，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为第一时期；孝公斩戎之獂王，使太子驷率西戎九十二国朝周显王为第二时期；秦昭王时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置陇西、北地、上郡为第三时期[2]。这种分法是以秦伐戎取得重大胜利为标志。本节以伐戎自存与主动出击的性质变化为依据，将秦伐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依托周室伐戎，止于秦文公，性质是求得生存；第二个阶段为自主伐戎，止于秦昭王，性质是消除戎狄威胁和势力扩张。性质变化的原因是王室威权降低，不能制止戎狄侵掠，也不能有效节制诸侯。
　　依托周室伐戎，为时不足百年，从秦仲(前844—前822)经秦庄公(前82l—前778)到秦襄公(前777—前766)，或许还应该算上秦文公(前765—前716)，时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只有四代人的时间。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是周宣王“与兵七千人”让庄公兄弟伐戎。庄公所继的非子一支，是为王室养马有功，受封秦邑为附庸的，“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实力不及作为大骆适嗣的成那一支。申侯反对周孝王立非子为大骆适嗣、西戎反王室首先消灭犬丘大骆之族、庄公逐走戎人后居西犬丘，也可佐证西犬丘与秦邑相较实力更为强大。庄公伐戎的背景是犬丘大骆之族被戎人消灭，秦仲也被戎人杀死，由此可推测秦人及其盟友的力量并不强大。戎人即武装化的游牧人群，其内部结构是分裂性的，即《匈奴列传》所说的“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与戎人的战争规模一般不会很大，王室给予的七千人是不小的兵力，可能是作战主力，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若没有王室的支持，秦邑可能也会被戎人消灭，落到与犬丘大骆之族相同的下场。幽王之难，秦襄公率兵勤王，“战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周平王”，有了这两项功绩，“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升级的爵号和征伐戎人的权利不是实在的利益，却能够使秦人名正言顺地扩张，其意义同于西伯文王从殷纣那里得到征伐之权，到秦文公时伐戎，戎人败走，“遂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些利益很快名至实归。依托周室伐戎既是天子赋予的使命，又关乎秦人的生存，也是他们发展的基础，王室给予的兵力、爵号及征伐之权对秦人帮助很大，但这个时期对戎人的战争是职责所在，也是出于生存本能的自卫，世父说“戎杀我大父，我非杀戎人不敢入邑”，反映了自然的血亲复仇意识，还谈不上主动的战略设计。
　　第二阶段为秦人自主伐戎，自秦宪公(前715—前704)伐荡社(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南)始，至秦昭王(前306—前251)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终，历时数百年，重大事件是秦穆公(前659—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之前，秦宪公伐荡社，秦武公(前697—前678)伐彭戏氏(今陕西省华阴市)，至华山下，势力与晋相接，伐邽(今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冀(今甘肃省甘谷县、秦安县间)戎并置县，灭小虢(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这些都是戎人之号。至穆公时，早年对戎人的斗争有伐茅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北)，逐陆浑之戎，其后主要精力是与晋在河西地区展开争夺，穆公三置晋君，欲控制晋国并向东发展，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公元前626年的彭衙(今陕西省白水县)之役都被晋国打败，公元前624年的王官之役雪耻后转而西向发展，用由余之谋兼并许多戎人小国。穆公之后，与戎人战争较大的胜利有：秦厉共公(前476—前443)以两万兵力伐大荔戎取其王城(今陕西省大荔县东)，秦孝公(前361—前338)斩戎之獂王，“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后汉书·西羌传》)。
　　林剑鸣认为穆公“霸西戎”时秦人面对的最强大的戎人可能主要是居于天水一带的绵诸戎[3]。与义渠戎的斗争在战国时期突然频繁，义渠戎是当时在今陕西、甘肃及宁夏活动的较为强大的族群，其历史或可追至商末周初，也有人认为其信史应当从战国时期开始。自秦厉共公至秦昭王，秦与义渠互有攻伐，而以秦人获胜居多，较大的胜利当属秦惠王(前337—前311)时“伐义渠，取二十五城”及秦昭王时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并起兵攻义渠而灭之，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义渠对秦的进攻有两次，一次在战国早期秦躁公(前442—前429)时“义渠来伐，至渭南”，一次是秦惠王时义渠“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史记·张仪列传》)，“义渠败秦师于洛”(《后汉书·西羌传》)或即此役。司马错定蜀也可算作对戎狄的战争，因为蜀号称“戎狄之长”，并巴蜀对秦的地缘政治影响巨大，后面将专门述及。
　　“秦人传统制戎之策，有力战，无退避……故自襄公以至昭王，历时五百七年，终得以次第削平诸戎。秦不复有后顾之忧，乃东向关东，毕六王而成统一，此秦立国之绝大计划也。”[4]秦伐戎狄实力增强是事实，但不是非常明确的计划，穆公受阻于晋才向西伐戎，惠王在伐韩(也有说伐楚)及伐蜀间拿不定主意，两位有作为的君主并没有通过伐戎增强实力的明确意识，而是因利就便做出的决定。处于边缘的诸侯，无不汲汲于向中原发展，秦穆公三入晋君，欲借晋以图中原，用意非常明显；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史记·周本纪》)，为王孙满所退，接着的多年里与舒(今安徽六安市舒城县)、陈、郑、晋都有战争并取得胜利(《史记·楚世家》)。在边缘地区寻求发展是不得已的正确选择，因为中原为王室所在，即使到战国晚期，“劫王室，恶名也”(《战国策·秦一》)，“夫一周为二十晋”(《史记·楚世家》)，轻率进攻王室有失道义，也会引起诸侯的干涉，向外围发展不会有这样的麻烦，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诸侯国无不得益于此[5]，这符合美国地缘战略学者斯皮克曼对边缘地区重要性的认识[6]。
　　二、饮马于河
　　秦武公“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东距黄河仅十数公里，触及晋的势力范围，是以后秦晋、秦魏争夺河西地区的前奏。秦德公(前677—前676)“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饮马于河的战略意图[7]通过神谕提出，这是势力逐渐强大的秦人的必然要求。自陇山以东直到伊、洛地区分布着许多戎狄，属于地缘政治学所说的破碎地带，是很不稳定的状态，若不能逐走，秦始终面临遭受攻击的危险；若不能据河为险，也不能解除晋国以及后来的魏国对秦的威胁。河西地区对晋国、魏国的重要性不亚于秦国，吴起去河西而泣，是认识到“西河可以王”，作为“四战之国”的魏国如果失去河西地区，魏国将从此走向衰亡[8]。饮马于河的战略目标包含两个内容，逐走戎狄和将晋、魏的势力压迫到黄河以东。
　　秦对东部的戎狄有三次征伐，即武公伐彭戏氏、穆公伐茅津和厉共公伐大荔戎(陕西省大荔县东)。大荔戎最为强大，秦厉共公于公元前461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汉书·西羌传》载：“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秦向东方的开拓主要是与晋、魏反复争夺河西地区。
　　秦晋间的争夺在秦穆公时较为激烈。秦穆公三置晋君，前两次是晋惠公夷吾，最后一次是晋文公重耳，想通过控制晋国为自己谋利益。公元前646年，晋惠公不顾两年前秦穆公“泛舟之役”救助晋国饥荒的恩德，因秦饥荒而攻秦，韩原(今山西河津市与万荣县之间)之战中晋惠公反被秦穆公所俘，因周天子和穆公夫人求情，穆公不杀夷吾而再送其入晋，“夷吾献其河西地”，河西地即夷吾初次入晋时许诺而未兑现的河西八城，“是时秦地东至河”。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不听蹇叔、百里奚劝阻，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劳师远袭郑国，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军，诈称劳师，三人以为郑有备而返，并顺便灭掉晋之同姓国滑，激怒正为晋文公服丧的太子襄公，在殽关伏击秦军，兵卒无一生还，并俘虏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因为秦出的晋文公夫人文嬴周旋未被晋杀死而放归，晋人戏称为“拜赐之役”的彭衙之战秦人仍失利，后来在称为“王官之役”的决战中秦终于获胜，取晋王官及鄗，秦穆公自茅津渡河，封识殽关秦兵卒的尸体，并作誓检讨自己的过失，转而征伐西戎扩张势力。
　　穆公以三良从死，秦的力量削弱，不能再大举东征。其后秦康公(前620—前609)、桓公(前603—前577)、景公(前576—前537)、厉共公、灵公(前424—前415)、简公(前414—前400)皆有事于晋，或互相攻伐，或会盟，或堑河、洛修整边境防御工程，总体而言，秦晋斗争中晋占上风，如秦桓公、景公时都曾被晋军率诸侯追击至泾，都曾与晋会盟而秦背盟，秦厉共公堑河，简公堑洛，领土被晋向西压缩，即使晋有魏、赵、韩攻智氏以及三家分晋的内乱，而秦国这时也有“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君臣乖乱，到出子时，“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秦与魏的争夺集中在秦献公(前384—前362)、孝公、惠王时期，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即位第二年将国都由雍(陕西省凤翔县)迁往栎阳(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附近)，便于东方前线的指挥，与魏战于石门(山西省运城市西南)，斩首六万，又战于少梁，虏魏将公孙痤，这是自秦康公以来秦与晋、魏战争取得的较大胜利。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魏“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北洛河以东以北全为魏的土地，这一年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迁都原因是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于东方诸侯的控制力量”[9]。并非全因秦国造成的压力，这也同样缓解了魏对秦的压力。孝公下求贤令，商鞅入秦变法，秦日益强大，与魏的斗争取得一些胜利，秦的土地又越过北洛河。秦惠王时，魏纳阴晋(陕西省华阴市东)，秦更名宁秦，又纳河西地，纳上郡十五县，河西滨洛之地尽为秦所有，纳上郡十五县前一年秦还曾渡河攻取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皮氏(山西省河津市北)等地，但是秦解除来自东方的压力，当以公元前314年樗里疾攻焦(河南省三门峡市西)而拔之，郩、函之道尽为秦人控制为标志，没有威胁的东部边境，应是“饮马于河”战略的具体内涵。
　　三、并巴蜀，秦地半天下
　　张仪、司马错伐蜀后顺便灭掉巴，《战国策》、《史记》、《华阳国志》等书都有记载；“秦地半天下”是《战国策·楚策一》中拟托张仪游说楚王的说辞，《史记·张仪列传》转录了这部分内容。杨宽认为春秋战国间“各大国的疆域，以楚为最大，越次之，赵、齐次之，秦燕次之，魏又次之，韩最小。”[10]林剑鸣认为战国初期秦的土地“小于楚、赵、越、齐，但比韩、魏大，与燕相仿。”[11]《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其中“关中”指代的地域“大体是与秦昭襄王后期秦国的版图相一致”[12]，秦有天下一半土地的说法略有夸饰。《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赵策二》“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虽也为拟托，更为夸大了六国一方。秦国能一跃成为最强的诸侯，伐蜀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伐蜀前的形势，各书的记载有一些差别：《史记·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资治通鉴》所记略同，都是转录《战国策》的，是说秦在伐韩、伐蜀间作选择。《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方欲谋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舩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以为秦所伐非楚即蜀，且伐蜀的目的仍在于谋楚，这种说法在《史记》和《战国策》可见端倪，《史记·苏秦列传》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燕二》“秦召燕王”章：“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吴汝纶《〈战国策〉点勘》云：“此子长文，所以收拾苏秦全传，《国策》取《史记》增益，其迹显然。”[13]可见秦因巴蜀谋楚，司马迁看得很清楚。《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章将伐韩、伐蜀各自的利弊讲得很清楚，向东方进攻的战争一旦打响，必将天下鼎沸，各诸侯会暂时搁置矛盾，倾力抗秦，事实上伐蜀前两年，就有“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的事，灭蜀后多年中仍须通过破纵连横的手段分化瓦解合纵阵营以减轻压力，秦未有巴蜀前向东方挑战，有很大危险性。马非百说：“吾观秦人自惠王后九年定巴蜀后，逾四年而取楚汉中之地，置汉中郡。又十三年，而楚怀王入秦以死。又六年取宛。又十一年，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又一年，取鄢、邓，明年，入楚取郢，烧夷陵。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楚乃东徙于陈。又一年，伐取巫江及江南为黔中郡。至始皇初立，前后才七十年，秦地已由巴蜀、汉中，越宛有郢。楚威日蹙，势日迫，秦又东置东郡以压迫之。于是楚乃不得不由陈而适于更东之寿春。而秦遂无复南顾之忧，乃得以专心致志于北方各国之各个击破。盖皆经营巴蜀以制服楚国之明效也。”[14]可见“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是逐渐明朗的战略路线，伐蜀是秦唯一正确的选择。
　　关中与蜀并称天府、四塞，天府即天然的府库，言其富饶；四塞即四境皆有天险，可作屏障，易守难攻。不过这些称谓都较晚，关中称天府初见于《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劝高祖定都关中，说关中“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蜀称天府见《华阳国志·蜀志》，在李冰建都江堰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称四塞之国屡见于记载，巴蜀称四塞仅见于《史记·货殖列传》，然而从地理形势来看，巴蜀东、北为长江三峡、秦岭，西、南为青藏、云贵高原，地形险固过于关中，汉代高祖以汉中兴，三国时刘备据蜀鼎立，都是因为这里具备富庶和险要等条件。《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为四塞之国，《燕策一》说燕为天府之国，皆为矫饰之辞，天府之国与四塞之国可能只有关中与巴蜀名副其实，秦并有关中与巴蜀，成为双料的天府和四塞之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战国策·秦策一》)，有这样的基础和实力，在“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中国由秦来统一本身就有极大可能，秦国“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虽是后人的说法，却揭露出问题本质，当时人注意力被中原所吸引，皆欲“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等到秦人执棰柎以鞭笞天下才感到震恐，为时已晚。
　　四、合纵连横与远交近攻
　　合纵连横有多种解释，《韩非子·五蠹》：“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高诱注《战国策》：“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周本纪》：“与诸侯约纵。”《集解》：“文颖曰：‘关东为纵，关西为横。’孟康曰：‘南北为纵，东西为横。’瓒曰：‘以利合曰纵，以威势相胁曰横。’”《正义》：“关东地南北长，长为纵，六国共居之。关西地东西广，广为横，秦独居之。”这些出于文化上、地理上、实力上的多方面解释，都有意无意把秦与六国区分开来，这符合秦处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因山河阻隔与其他诸侯较少联系的事实，因之合纵连横是中国最具地缘战略色彩的名词。合纵连横起初以联秦或联齐为连横，其余诸侯的联合为合纵，诸侯往往视利益所在采取不同策略，如魏惠王在不同时间听从过惠施、公孙衍、张仪的不同主张，“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战国策·魏策一》)，公孙衍主张韩、赵、魏、燕、中山联合，为魏广泛争取与国，合众弱以备齐、楚、秦三强，合纵连横的策略魏国都采用过[15]。
　　《战国策》有“苏秦始将连横”章，又有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齐王、楚王、魏王、赵王、韩王、燕王诸章，这些都不是事实。张仪是秦国连横活动的倡议者和实施者，重要的活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23年，即楚败魏于襄陵的这一年，张仪会齐、楚、魏执政大臣于啮桑(江苏沛县西南)，试图为魏调停，目的在于拉拢魏国，使魏国接受“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策略；第二次是公元前313年“秦欲攻齐”，张仪欺骗楚怀王割让商于之地六百里给楚，破坏齐楚联盟，楚怀王信以为真，不听陈轸劝阻，与齐绝交后使人请地不得，于公元前312年春发兵攻秦，战于丹阳(陕西省汉中市附近)，秦亦发兵迎击，大败楚军，斩首八万，俘虏屈匄、逢侯丑等楚将七十多人，楚王大怒，举全国之兵与秦战于蓝田，这次楚军败得更惨，韩、魏闻讯引兵攻楚，楚军不得不撤回。秦国也曾组织过伐齐的合纵行动，公元前284年，秦国与韩、赵、魏、燕联合，在燕将乐毅的统一指挥下五国共伐齐，齐国派触子迎击，被五国联军在济西打败，触子逃走，达子又率齐军于秦周(齐都临淄附近)抵抗，也被打败，达子战死，乐毅率大军攻入齐都临淄，嗣后齐虽收复了失地，已远远不是秦国的对手[16]。战国中晚期，秦受其他诸侯共同攻击的时候居多，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此后秦昭襄王、秦始皇时都有数国合兵攻秦的事，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六国震恐，合纵连横才变成以六国为一方，以秦为另一方[17]。秦除以连横对抗合纵外，破坏合纵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以重金收买谋士豪臣，使其为秦所用，“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战国策·秦策三》“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章)，“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
　　远交近攻是范雎见秦昭王所定谋略，与之相对的是近交远攻。周代确立的“五服”、“九服”体系，是近亲远疏的同心圆式结构，圆心是王畿，由圆心向外在权利、义务和情感上有渐次降低的特点，造成近亲远疏的心理，叶自成把《管子》书中“远”、“近”思想总结出“近亲远礼”、“全近而攻远”、“服近而强远”数条[18],无论是以仁德怀柔还是武力胁迫，无不是由近及远，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结果。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能突破成为定势的习惯思维，打破近交远攻的教条，扭转秦国劳师费力却得不到实际利益的状况，“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至秦”章)，为秦国赢得了实在的利益。要说明的是，《管子》书中的那些提法也并非没有道理，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因不同时势都有其正确性，《韩非子·五蠹》说：“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近交远攻是基于仁义道德整合地缘关系，远交近攻则是基于谋略和实力整合地缘关系，能够适应这个时代。
　　连横策略所起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合纵阵营拉拢诸侯国与秦结盟，双方力量一增一减，造成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影响巨大；其次，各诸侯国利益有差异，阵营内既是联盟关系，也可能变成敌对关系，使得合纵阵营内部相互猜疑，这会严重影响合作的忠诚，极大地削弱联盟的力量，拟托为秦惠王说的“连鸡不能俱止于栖”，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点。秦国经常与数国为敌，与秦结盟总是少数国家，长平之战后更以一国敌六国，反而较少有对联盟既依赖又戒备的困扰。远交近攻战略的确立，使秦得到切实的利益，领土能够有效扩张。
　　五、虎狼与连鸡
　　秦被称为“虎狼之国”、“虎狼之秦”，这里的虎狼有三个特征：为人凶残暴虐而无信义；有熊虎豺狼之形貌声音者必毁家灭国；与戎狄有关，戎狄亦称为豺狼。还有两个特殊性，秦称虎狼是在战国晚期；“虎狼之国”是六国对秦的专称，六国之间即使有相互战争也不互称虎狼，秦也不以此称六国，且六国合纵常称“纵亲”，视同于兄弟亲戚，秦与六国之分别是很清晰的[19]。秦襄公始立国时，“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中间虽有秦穆公“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辉煌，到孝公即位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的存在长期边缘化，但称秦为夷翟与称虎狼毕竟有所区别，夷翟的称呼或当限于文化上的鄙视，称虎狼则包含着诸侯对秦国军队非凡战斗力和秦国吞并六国野心的惊惧，所以它才会在战国晚期盛行。另外，司马错谓秦攻蜀“譬如使豺狼之逐群羊也”，《战国策》中张仪为秦连横破纵说楚王虽是拟托之作，将秦比作虎狼，将其他诸侯比作群羊，符合战国晚期形势，《商君书·画策》中说要在秦国社会中养成“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风俗，秦人未尝不可自称虎狼以壮声威。
　　“连鸡”即“连鸡不能俱止于栖”的略语，用绳索缚在一起的鸡不能俱栖俱飞，比喻群雄互相牵制，不能行动一致，语出《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章，此章虽为拟托，却非常深刻地指出六国不能协调一致共同抗秦的本质。《战国策·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章，“秦相应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吴师道补曰：“六国犹连鸡，群士如斗狗，所以虎狼秦张顾哆其口。”国家间相互疑忌，谋臣争权夺利，联盟的力量因为互相抵消而大为削弱。
　　凡此“虎狼之逐群羊”(《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王前”章)、“驱群羊而攻猛虎”(《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章)、“连鸡不能俱止于栖”(《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章)，都揭示了地缘政治学中的一个原理，即地缘政治力量与几何学或物理学中的矢量相似，两个矢量间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20]，反之夹角越小，合力越大，它大体接近于张丑对田婴说的“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章)，秦伐蜀前，“巴蜀俱告急于秦”，秦灭蜀后顺便灭掉了巴，巴、蜀就是局促于同一地理单元中相互抵消的力量。《战国策·魏策一》“韩赵相难”章：“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魏。”三晋范围内韩、赵相攻击，不得不听命于魏。魏国到魏惠王将立时，韩、赵合而攻魏，大败魏于浊泽，赵欲杀惠王立公中缓并割魏国土地，韩主张惠王与公中缓并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史记·魏世家》)，三晋相斗，三晋范围之外又不得不亲秦，都印证了这个道理。把这个范围放大到秦与六国，亦复如此，司马光说：“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资治通鉴》卷七)这样的议论未免不合当时实际，《过秦论》说“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应该更近情实。
　　六、小结
　　文中所列秦自非子受封为附庸到秦消灭六国前战略转变的重要环节，“霸西戎”与“饮马于河”为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解决的是秦受夷狄攻击，以及受晋、魏威胁的问题，简言之是赢得生存和获得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其尾声与后面的战略目标的实现相参差，如灭义渠在秦并巴蜀之后数十年；“饮马于河”若以公元前314年樗里疾攻取魏国的焦、秦国完全控制殽函之道计，仍在并巴蜀后二年。
　　后面的三个题目为一个阶段，“六国如连鸡，群士如斗狗”是对战国时期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和人性状况总体趋向的认知，它与“海内争于战功”(《史记·六国年表》序)、“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史记·天官书》)、“天下并争于战国”(《史记·儒林列传》)的时代密不可分。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确定合适的战略，既然处于争于气力的时代，那么战略设计的关键在于更重视实力，实力要匹配乃至超越战略目标，才可能实现它，否则会招致危险。秦穆公虽身处春秋时期，在争霸这一点上与战国相似，他冒险袭郑招致殽之战的惨败，就是这样的沉痛教训，霸西戎才成就了他的霸名。秦惠王时，是进攻东方还是继续在戎狄中扩充实力的问题也摆在面前，他正确地选择了并巴蜀，并巴蜀后实力大增，在这样的基础上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往往易于取得成功。
　　注 释
　　[1] a.董良庆：《战略地理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中说“从地理角度研究战略问题……被称为‘地理战略学’、‘地缘战略学’、‘地缘政治学’等。”或认为地缘战略学完全等同于地缘政治学。b.(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章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两节，从使用上看地缘政治学与地缘战略学有明显区分。c.丁力：《地缘大战略1——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d.《地缘大战略2——经济和文化：中国离崛起还有多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既有区分，又有融合。这两个概念关联度高，常被混用，强作区分的话，地缘政治学偏重于国家间国际政治、外交、文化方面如何交往的研究，地缘战略学偏重于国家间包含军事、经济力量的综合实力如何对抗、抵消、整合的研究。从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的角度考察秦的历史，它与戎狄以及各诸侯国的战争多以争夺土地和人民为目的，目标相对单一，直到最后发展壮大形成由秦统一中国的形势，军事战略的谋划一直是核心，本文偏重于这一意义上使用地缘战略的概念。
　　[2] 马非百：《秦集史》(上)第458～459页，中华书局，1982年。
　　[3] 林剑鸣：《秦史稿》第45～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同[2]第461页。
　　[5] 秦得益于伐戎是本文论述重点。其他诸侯得益于四裔者，参《秦集史·西戎传》所罗列：“晋灭骊戎”，“晋悼公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晋、楚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赵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得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见该书上册第458～459页，中华书局，1982年。
　　[6]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斯皮克曼否定了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却套用这个句式说“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7] 田延峰：《芮国地望与秦的“饮马于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8] 《吕氏春秋·长见》：“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
　　[9] 徐中舒、何孝达：《战国初期魏齐的争霸和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2期，第42页。徐中舒著《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第903页亦收录，中华书局，1998年。
　　[10] 杨宽：《战国史》第1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11] 同[3]第156页。
　　[12] 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中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第91页。
　　[13]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第303页，中华书局，1984年。
　　[14] 同[2]第231～232页。
　　[15] 同[9]，第54～57页；第920～924页。
　　[16] 同[3]第255页。
　　[17] 同[3]第60页。
　　[18]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156～157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
　　[19] 何晋：《秦称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第42～46页。
　　[20] 张文木：《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收入郭树勇主编《战略与探索》(1)第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他是这样表述的：“地缘政治遵循几何学原理……按照几何学两个矢量之间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对等力量的国家越接近，边界越多，这些国家间的矢量夹角就越大，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该地区的合力越小。”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