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秦对前代青铜器制作技术的继承与发展
　　(一)秦对西周青铜技术的继承与发展
　　秦在建国前，为周王朝附属的一个部族，居于今甘肃天水一带。公元前770年，西周受犬戎之乱灭亡时，秦襄公救周及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建国。秦建国后，占有西周故土，接受周遗民，大量、全面地吸收周文化。近世人把西周故土岐、沣一带称为西周灿烂青铜文化的故乡。秦人占据此地后自然继承了青铜制作的技艺，进而发展成为具有秦民族风格的青铜文化。
　　从考古资料来看，秦最早的一件青铜器是秦庄公(名其)时的“不其簋”。此器约铸造于公元前822年之前不久，是秦建国前唯一存世的秦器。其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与西周晚期青铜器的风格完全相同。[1]说明秦在建国前已吸纳西周青铜的制作技艺，也有可能是利用西周的技工铸造。
　　秦建国后，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出土的数量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多数学者认为是襄公和文公墓)，出土的大批青铜鼎、簋、壶、盘、钟、镈等。许多器上并有铭文，如“秦公作宝用鼎”、“秦公作宝簋”、“秦公作铸尊壶”等。[2]2006年，大堡子秦公陵园的一大型乐器坑内出土铸有“秦子”铭文的成套青铜钟镈11件(其中镈3件、钟8件)。[3]1978年，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青铜编钟、镈8件，并有长达135字的铭文。[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户县的两座秦墓(74M1、82M1)出土鼎、簋、壶、盘、匜等青铜礼器30件。[5]上述几批铜器的时代均为春秋早期。其器形和纹饰承袭西周晚期的风格，如垂鳞纹、波带纹、窃曲纹、瓦棱纹、重环纹等的布局、结构，是西周晚期纹样的模仿。除钟、镈的铸造比较精致外，大部分器物在铸造技术方面较周器仍有差距，有的器形欠规整，器壁厚薄不均，纹饰较粗疏。
　　春秋中晚期一些中型秦墓内大都有青铜器出土，数量众多。器物的类型，礼器有鼎、簋、壶、盉、尊、盘、匜、甗等，另外还有大批的车马器和兵器。铜器的纹饰开始流行蟠螭纹和蟠虺纹。铜礼器的铸造较粗疏，器型变小、变薄，逐渐明器化。西周青铜礼器的凝重、典雅、精致的风格已丧失。推测其原因，是因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礼器的神圣地位衰微的反映。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各种生活日用铜器发展起来。其造型精巧、轻便；在纹饰方面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反映自然或社会生活的清新活泼画面。在技法方面，出现了阴线刻、金银错、镶嵌、鎏金、彩绘等许多新工艺的装饰手法。从考古资料来看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例如：陕西淳化县出土的“禽兽纹铜壶”(春秋战国之际)，壶上有盖，通高11厘米，最大腹径9.5厘米。壶体外侧用阴刻细线刻有长颈鸟、高足鸟、麋鹿、象、牛、骆驼、狐狸、蛇、龙、猪、狼、豹、兔、犬、鸡、鼠、鱼等禽兽六十余种。构图不分界格，采用散点式，自由活泼；形象和神态各异，蛇身卷曲，象鼻高翘，麋鹿昂首奔跑，长颈鸟展翅飞翔，多彩多姿，是幅十分罕见的百兽图画卷。[6]
　　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射猎宴乐纹铜壶”，带盖通高40厘米，腹径23厘米，肩部有兽首衔环一对。盖上有鸭形纽三个，并刻有涡纹及异兽纹。壶身有用金属片镶嵌的图案花纹四层：第一层位于颈部，有习射图三幅；第二层位于肩部，有弋射图三幅；第三层位于腹部，有宴乐图三幅半；第四层位于腹下部，有狩猎图两组，生动地再现了高级贵族射猎、宴饮的宏大生活场面。[7]其制作工艺，是先在铸造成型的铜器表面刻出浅槽形图像，然后以赤铜片镶嵌于凹槽内，再经过捶打、锉磨、抛光，制成剪影式的图像。
　　金银错技法是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青铜装饰工艺。关于此类器物出土的数量和种类众多。如各种各样的错银铜带钩、错银器物的口沿、错银铜器物的底座、错银铜镦和铜軎、错金银铜犀尊、带有错金银文字的铜虎符，以及各种各样的错金银铜盖弓帽、铜泡、铜饰件等等。特别引人瞩目的是1971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出土的一件战国时的错金银带盖铜鼎，通高13.7厘米、腹径16.8厘米、口径11.9厘米。鼎盖、鼎腹、鼎耳、鼎足等处饰满一组组的错金银的变相的勾连卷云纹、蕉叶纹、团花纹等，构图饱满而又空灵，光彩夺目。[8]这与传统的铜礼器纹饰完全不同，是个崭新的创举。金银错的制作工艺与镶嵌法近似，也是在铜器的表面铸出或刻出图案花纹的浅槽，然后将金、银丝或金银条嵌入凹糟内；再经捶打、锉磨、抛光而成，花纹金光灿灿，绚丽多姿。
　　鎏金亦是战国时比较流行的青铜器装饰工艺。其鎏金技法：是用金、汞合金制成的金泥涂饰器物的表面，经过无烟的炭火温烤，使汞气蒸发而金固着于器物的表面。这样铜器变得金光夺目，好像纯金制造，十分华贵。
　　综上言之，各种新装饰技法的出现，使青铜器纹饰突破以往的图案性质和单一的素面色调，出现直接描绘大自然及社会生活的多彩画面。在构图方法上也打破了以往的严谨和规律化，出现了不对称、不均齐的散点格调，富有绘画的风韵。这说明秦国的青铜装饰艺术获得巨大发展，并提高到崭新的高度。
　　注释
　　[1]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三、图四，三秦出版社，1990年。
　　[2]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图版十二至二十四，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4]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5]《秦汉文化史大辞典》第162—163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
　　[6]咸阳市文物局编：《咸阳文物精华》第4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7]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县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期。
　　[8]同[6]第44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