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田 静
目前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学者大都认为有三批：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1)。本文讨论的就是这三批兵马俑的相互比较问题。
关于兵马俑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古代用来殉葬的兵马形象的俑。李铨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一文中的第二部分有详细论述(2)。程学华先生的《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也有比较科学的定义(3)。武利华先生在《秦汉帝王陵墓葬俑群不宜统称“兵马俑”——论陵墓陪葬俑群意图的异同》论文里，也专门就此问题谈到有关兵马俑的界定问题(4)。
临潼秦始皇陵、咸阳杨家湾、徐州狮子山三批兵马俑都是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军队题材的作品。数千兵马俑组成庞大的军阵，显示了空前磅礴的气势。其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陵园的组成部分，是为陵墓守卫亡灵、保护墓主人在阴间世界的安全而放置的陪葬俑群。其不同之处在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在不同的地域里，因而反映出的文化特色不尽相同。通过分析比较这三批不同风格的兵马俑，必将有益于秦汉史的深入研究。
一、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历史
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的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而不断深入。近年来，随着秦始皇陵园考古工作和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钻探、发掘的逐步开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日益丰富的资料，不断更新或补充着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使得研究不断深化。
第一阶段：最早始于秦俑发现初期的一些研究文章。当时只发现秦俑和杨家湾汉墓两批兵马俑。因此研究文章只局限于以上两者的对比。有些文章虽没有直接提出秦汉兵马俑比较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秦俑的艺术风格和渊源、陶俑雕塑技法时也谈到了秦汉陶俑在制作工艺、塑造方式、人物表现手法等方面反映出的差别。
关于秦汉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秦俑考古队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制作工艺》一文系统地分析了陶俑、陶马各分件的制作、安装方法以及外表的塑雕、烧制、绘彩和图案花纹；文章认为秦俑和咸阳杨家湾汉俑在分件合模制作以及马腿、马尾巴的安装粘接方法是一致的(5)。刘骁纯《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认为秦俑雕塑的制法“与咸阳杨家湾出土的约3000件汉代兵马俑不同，秦俑没有采用单纯的模制手法，而是模塑结合……秦俑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个性化”(6)。
关于秦俑艺术的源流和地位，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指出，秦俑艺术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雕塑艺术优良传统的总结，标志着我国民族雕塑艺术走向成熟的阶段(7)。这是比较宏观的看法。
比较集中的论述是1983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图录《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中的“美术家笔谈秦俑”系列文章。该书笔谈部分刊登的十余篇文章虽然没有专门论及秦汉兵马俑的比较问题，但其中有许多篇都论述了秦俑独特的魅力。较有代表性的是金维诺先生的《歌颂统一的纪念碑群雕》金文指出：“秦陵兵马俑的发现，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以其千军万马的宏伟军阵、壮观的规模展示了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杰出成就。战国时期及其以前，精湛的雕塑艺术品不是没有，特别是在青铜与玉石工艺方面，不论是小型人物雕刻，还是动物形象，不少具有高水平，而且生动感人。但那些都是小型的，或者是单个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作为大型纪念性群雕，秦兵马俑则具有初创意义”(8)。这一精辟论述从艺术的角度高度地概括了秦俑雕塑的主要特征。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赞美秦汉时代雕塑艺术反映出的磅礴气势，也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探讨这些雕塑艺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多数论文是从艺术的领域入手进行比较的。
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中期，徐州狮子山兵马俑资料已公布，学者们结合已发现的三批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秦汉时期艺术、军事方面的有关课题。如秦汉雕塑艺术的渊源、秦汉陶俑军阵中反映出的军事内容、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的主要特色等问题。
关于秦俑的艺术源流，呼林贵先生《秦俑艺术的流派和渊源》一文认为秦俑的写实风格是“本民族雕塑艺术传统的发展和提高，它与楚地木俑和西汉早期陶俑雕塑艺术是不同的两个流派”。呼文指出：如果把秦陵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两者显然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秦俑写实，汉俑写意。秦俑继承了北方黄河流域的风格，而汉俑则是战国楚墓中木俑艺术的延续和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呼林贵先生在《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中进一步指出：从外观上看，秦俑的体腔、肩、背、腰、胸、腹、臂等都表现得非常逼真，汉俑多数身躯显得过分细长，身体前后扁平，人的肌肉的力度没有得到表现，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从指导思想上看，秦俑力求真实，汉俑则不同。作者认为“造成秦俑和汉俑差别的直接原因就是制作工艺的不同”。秦汉陶俑制作工艺之间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汉俑继承了秦俑的模制之法和彩绘之术，但这个继承不是照搬，而是发展中有变异。秦俑是先秦以来古典的写实主义艺术的高峰，而汉俑则是更广泛的领域内发展了写意雕塑艺术，有创新、普及与绘画艺术紧密结合等特点(9)。张建华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10)。
田旭东先生的论文《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军阵的比较》从秦汉军队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秦汉兵马俑的比较问题，文章一一分析了秦汉军队装备的变化、秦汉军阵与作战形式的变化、秦汉兵器的发展及其作用，指出秦汉陵墓中所反映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以及武器装备的日益进步，正是处于上升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生气勃勃的体现(11)。
王恺先生第一个具体地、全面地比较了秦汉兵马俑的有关问题。他的论文《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从俑坑概况、俑坑建筑、俑坑的性质及主题、骑兵部队、战争形式的变化、陶俑艺术六个方面分析比较了秦汉兵马俑的异同，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至今仍具有新意。作者认为，“汉承秦制”在陶俑制作上也证实了这一点。汉俑是吸收了秦俑的某些特点发展起来的(12)。
从艺术角度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的论文有张文立先生《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文章认为，秦俑的写实雕塑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在后代也有反映。汉长安城出土的大型陶俑的面部形象和塑造技法，都同秦俑十分相似，杨家湾、狮子山兵马胎体中也存留着秦俑的基因(13)。王学理先生的论文《雄浑的气魄，写实的艺术——论秦俑艺术的历史地位》认为咸阳杨家湾汉俑仍具有秦俑艺术的余韵。如果把它们放大四倍，其阵容的雄壮不亚于秦俑阵营的(14)。邱永生先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论述了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的艺术特色(15)。朱存明先生《徐州出土汉兵马俑的审美价值》从审美的角度讨论了汉兵马俑的有关问题(16)。
这一阶段的文章已经涉及到军事领域，探讨了秦汉兵马俑坑反映出的不同的军事内容。学者的分歧在于艺术领域有关兵马俑的流派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秦汉兵马俑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一种认为秦汉兵马俑属于一个流派的艺术，两者之间有相互继承的关系。
第三阶段；1990年以后，随着秦始皇陵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的开始，为研究秦汉兵马俑的相关课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多篇文章和专著中都专门论述了秦陵与汉陵、秦俑与汉俑的渊源关系，从多方面探讨了秦汉兵马俑的比较问题。
1984年开始调查和发掘的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所展示的许多军事内容，是对秦俑军阵及杨家湾汉俑军阵的补充，对研究秦汉间军队组织的发展、演变有重要价值。王恺、邱永生《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从分析兵马俑坑概况入手，论述了秦汉兵马俑的时代和性质、兵马俑的艺术成就、兵马俑产生的社会背景等问题(17)。
袁仲一先生的专著《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以研究秦俑为例，对秦汉兵马俑军阵所反映出的军事制度、服饰甲衣、审美意识、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等进行了综合对比。在讨论秦俑产生的历史背景问题时，袁先生认为：秦俑艺术在写实艺术风格、人体的造型特征、神韵的重视、娴熟的技法、绘塑结合的技法、制作工艺的多样化六个方面继承了我国先秦时期以来的传统，开创了后代陵墓上用大批俑陪葬的先例(18)。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中从六个方面对比分析了秦汉陶俑的异同：(1)从艺术来源上看，秦俑艺术来自战争获得的胜利，带有纪功的含义在内；阳陵汉俑艺术则来自和平带来的安定，只有更多的享受追求意义，(2)从表观方式上看，秦俑是秦代诸种大型艺术中的幸存者，它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出秦军气贯长虹的英雄群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雕塑形式纪念功绩的一次成功尝试。杨家湾西汉墓骑兵俑的出土，即是此风的延续。(3)从表现的内容上看，秦俑坑显示了军事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阳陵俑坑表现的是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秦俑是虎背熊腰、严肃冷峻的赳赳武夫形象，阳陵汉俑却是灵气十足、愉悦欢畅的一群偶物。(4)在制作方面，秦俑和阳陵俑都是“模、塑、绘手法结合”，俑的成型来自“模”，个性的获得来自“塑”，而赋予神者则来自“绘”。(5)在从葬方式上，以陶俑作为墓内的随葬之物，因秦汉陵墓未经发掘，还不得其详，而以从葬坑的形式深埋在陵园内的情况，秦汉帝陵的制度是一致的。(6)从艺术分期上看，秦俑属于“迸发期”的作品，咸阳杨家湾汉俑、徐州狮子山汉俑属于“高峰期”的作品。秦陵、阳陵的从葬坑中多同军队侍卫有关(19)。李秀珍《秦汉武冠初探》根据秦汉时期三批兵马俑的实物资料，分析了秦汉武冠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武冠所反映的等级地位(20)。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从秦与西汉帝陵对比分析入手，研究了陵墓、陵园、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陵庙、陪葬坑、陪葬墓、陵邑的设置、陵园的设计思想八个方面的异同。文章重点探讨了作为陪葬坑的兵马俑坑，认为秦王朝以前不见有兵马俑坑陪葬者，这是秦的新创。作者认为，杨家湾陪葬坑是承袭于秦的一种葬制(21)”。
关于汉兵马俑的研究论文有蔡永华的《汉兵马俑内涵刍议》，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汉代兵马俑的丰富内涵(22)。谭青枝的《汉代陶俑浅议》认为：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陪葬坑兵马俑的制法大多数与杨家湾汉墓类似。楚王陵出土的陶俑制作水平较高，不仅数量多，种类多，姿态也比较多样，其风格、制法与京畿地区不同，服饰也不一样(23)。
还有不少学者把秦兵马俑作为秦代陶俑的典型与汉阳陵陶进行比较。杨泓《汉俑楚风——观俑札记之一》、王学理《墟落遗珍汉室光华——再论西汉着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式彩绘陶俑的艺术价值》、李净《秦汉陶俑艺术的比较研究》、黄倩茜《秦兵马俑与阳陵俑艺术特色之比较》等。杨文认为汉代陶俑表现出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是秦汉陶俑之间的最大区别(24)，王文深入探讨了汉俑艺术的形成和影响、汉俑产生的社会意义，其中也对比分析了秦汉陶俑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25)。黄文从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重视头部雕塑、适度的夸张、绘塑结合、群雕的形式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秦汉陶俑艺术表现形式的相同之处(26)。
二、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现状
1、秦汉兵马俑研究力量分布不均
三批兵马俑中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发现最早。《文物》1966年3期刊登《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大量西汉彩绘陶俑》的消息，《文物》1977年10期刊登《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拥简报》。此后，关于杨家湾汉兵马俑的论文时有发表(27)，从目前的状况看，论文数量不多，相关文物的研究进展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长陵无法发掘，杨家湾主墓又遭到破坏，从而给研究带来很大缺憾。
1974年3月。秦兵马俑破土而出，《文物》)975年3期即刊登秦俑的研究论文，同年《文物》11期刊登秦俑一号坑发掘简报，1976年、1979年二、三号发掘简报陆续刊出。到1980年，有关秦俑的消息报道、宣传文章、研究论文接连不断，截止2000年底，有关秦俑的专门研究论文已达300余篇(28)。表现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关注秦俑多于汉俑。提起兵马俑，好像只是代表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而不包括汉代的两批兵马俑在内。这可能是因为秦兵马俑气势磅礴引人注目的原因，好在这一现象已引起人们的重视(29)。
1984年徐州狮子山兵马俑面世。《文物》1986年12期发表《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10年后楚王陵开始发掘，立即引起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重视，《文物》、《考古》、《中国文物报》等权威报刊杂志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并召开学术讨论会，集中历史学、考古学、军事学、艺术学界等多学科专家的力量，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迅速公布了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30)。
可以说，秦汉兵马俑同样内涵丰富，同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工艺水平。但对秦汉兵马俑的关注程度和研究中力量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值得深思。
2、从艺术、军事两方面比较的文章多，其他方面较少
截止目前，多数研究文章都是从艺术(31)、军事(32)的角度对比研究秦汉兵马俑。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秦汉陶俑在艺术构思、雕造技术、服饰特征上各具特色，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如秦汉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虽然发表论文多篇，但具体的制作工艺还不十分清晰，因此一直有人提出的种种猜测(33)；秦汉雕塑的文化特质等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目前关于秦俑坑的军事内容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些课题还需进一步深化，比如关于秦军的发展史、秦的兵役制度、秦军的战略战术、秦汉时期军队的医疗保健、军费开支问题等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学者涉及较少，今后更应多加关注。
3、宏观研究少，微观研究多
秦汉兵马俑比较的宏观研究文章只有少量论文。咸阳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两批汉兵马俑时代相近，均为西汉早期作品。因其墓主地位不同，地域不同，俑群的设计和制作不同，反映的主题也不同。王恺先生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咸俑较明快，队伍齐整，俑类动作较夸大；狮俑表现阴郁，动作比较缓慢稳健，部分有悲哀之象，可能与楚国的葬俗有关。咸俑和狮俑在体态上也有差异，咸俑表现的是关中人，狮俑反映的则是东夷人的外部体型(34)。王恺邱永生先生在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比较了秦汉兵马俑的异同，文章从分析狮子山汉俑入手，重点比较了秦汉时代三批兵马俑的雕塑工艺、艺术特色和陶俑彩绘，作者认为，秦俑是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狮子山汉俑是以写意的手法表现人物复杂的感情(35)。
相比之下，微观研究的论文则比较多。这些文章多围绕着兵马俑的塑造艺术风格和技巧、兵马俑军阵反映出的军阵内容和军俑服装两大主要课题而展开。从秦汉陵墓陪葬制度和埋葬方式、秦汉兵马俑产生的文化背景、秦汉兵马俑的颜料分析和彩绘保护对策等方面论述的专门文章仍很少。
三、几个未解决的问题
1、秦、汉兵马俑的文化内涵，实质是秦、汉时代文化的缩影，因此从秦、汉文化的角度进行宏观的分析，研究才能准确深刻。据此可以这样说：秦兵马俑是秦文化的产物，杨家湾汉兵马俑和狮子山兵马俑则是汉文化的产物。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继承
了秦文化、楚文化的成分。三批兵马俑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
秦俑是秦文化的集中体现，学界多有论述，黄留珠先生在《从秦俑看秦文化》指出：秦俑作为秦文化的载体，“这件事本身便向我们显露了秦文化特征的重要信息——即秦文化是一种军事性文化”(36)。
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王朝的同时，在文化政策上对秦文化采取了批判的吸收，“秦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汉文化的基础”(37)。在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汉文化继承秦文化和楚文化等多种文化而形成，比秦文化和楚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这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汉文化在吸收秦文化尚实的基础上，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可以说，经过改造后的汉文化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38)。汉文化影响下的汉俑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显示了秦文化、汉文化、楚文化的特色。
从文化背景上考察，西汉王朝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制，但在生活习俗上仍使用楚俗，包括在丧葬方面，仍保留了许多楚文化的因素。史书记载刘邦喜欢楚歌、楚舞、楚服，对楚的习俗比较崇尚。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因而西汉初年楚文化艺术影响之深远，以致造型艺术中楚风盛行，正是当时帝陵葬陶俑虽系秦制，但呈楚风的主因。汉承秦制又袭楚风，融会创新，使汉俑造型摆脱了秦俑呆滞生硬的模式，转向生动精细，富有生活情趣的时代新风(39)。战国时期楚墓中多出土有代替活人殉葬的木俑。这些木俑雕刻精细，并施加彩绘。有的只雕刻头、手、足，身躯则仅作大样。外着丝织衣裙，有些还在俑头上安装假发，尽量模仿生人。西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裸体陶俑”。其实并非真的裸体，当时穿有丝质的衣服，据考证，这些陶俑原来安装有木制的胳膊，其特点与战国时期楚国着衣木俑的特点一致，只不过主体部分的质地变为陶质的。
结合狮子山兵马俑的文化环境看。楚国是西汉前期陶俑最发达的诸侯王国。汉初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汉书·诸侯王表》记载当时诸侯王“宫室百宫，同制京师”。而且楚国近海，有渔盐之利，是势力较强的诸侯国之一，又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有以俑随葬的传统习俗，楚王室设有专门创作陶俑的作坊。而且“雕塑艺术在徐州有悠久的历史，徐州周围墓葬出土的陶俑，其雕塑风格、制作工艺与狮子山俑类似”(40)。掘考证，“汉兵马俑反映的官制、衣饰等方面深受楚俗影响，许多兵俑均作楚式深衣。从总体上说，它继承或部分继承了楚文化的风俗，是楚俑艺术的延续和更高阶段的再现”(41)。
2．关于秦俑坑的军事性质即兵马俑坑象征着秦王朝的一支军队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这支军队属于秦代武装力量的哪一种，学界意见比较分歧。另外，关于秦军的编制、秦军的阵法、秦军的装备、秦军的给养、秦军的奖惩制度等都有待于以秦俑坑出土的实物，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42)。对秦俑反映的军制、军阶、爵级、供给、配置等仍需研究(43)。关于兵马俑中将军俑、跪射俑的准确定名问题，陈孟东、卢桂兰(44)、春材(45)早在1985年已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秦兵马俑坑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有的课题刚刚开始，有些还未涉及，如建筑装饰等，至今还无人研究。
3．对秦汉兵马俑坑出土文物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研究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难题。兵马俑的科学保护问题、俑坑遗址的维护等都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专门研究不同环境中的保护对策(46)。秦兵马俑的文物保护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兵马俑彩绘保护对策、兵马俑坑遗址大环境保护中的小环境监测、评估和相关文物的防霉处理等，这些保护问题已引起陕西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也与国外很多科研单位对口合作，力求迅速解决这一难题。目前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有些保护措施能否大面积应用还需研究。例如秦兵马俑彩绘的颜料，既有天然矿物颜料，也有人工颜料。但无论是哪种颜料，都存在有褪色和对一些介质敏感的问题。因而在保护、修复和储存彩绘兵马俑时，应对此认真考虑、高度重视，建立起定期检查、观测机制(47)。关于兵马俑的出土现状及其保护，学者们分析了彩绘层次结构及彩绘材料，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不同的保护方法。如彩绘表面泥土的清理方法、出土后的保护处理方法以及保护结果等。对于陶俑头部的处理方法就有四种，其中包括面耳脖颈等颜料层较厚部位、头发部位、已翘离或脱离陶体的彩绘的加固、已出现空鼓现象的彩绘层的保护方法(48)。有关汉墓及汉兵马俑文物保护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刘玉芝先生认为保护工作缺乏更广泛的专家论证，造成汉墓局部保护性破坏(49)。梁勇先生认为目前主要困难是克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保护性破坏，降低文保费用，最大限度地提高保护质量(50)。关于汉兵马俑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证等方面问题，有待于今后各学科研究者加强合作，共同探讨。
4、由于秦兵马俑是史无记载的考古新发现，因而在研究中参照有关历史史料，结合当时时代背景，进行综合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离开考古资料去想象推论，那将会使严肃的科学论著，变成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演义。对此，程学华先生认为，“对待重要的考古资料的时代判断，除有绝对年代的可考文字外，也还需要采取自然科学先进的方法，予以探察。对于考古文物简讯、简报和报告中一时尚不能肯定的结语，可以删去不要，免得一些专论或专著中引用后，造成误解”(51)。张文立在一篇综述文章中也指出近年来秦俑学研究的几个误区(52)，这些都是今后研究秦汉兵马俑有关问题中值得注意的地方。秦汉时期这三批兵马俑的相关资料已陆续公布，随着狮子山楚王陵和秦始皇陵区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三处兵马俑陪葬坑的文化面貌将会越来越清晰。今后各有关单位应发挥所长，广泛联系各方面专家，深入研讨，必将有益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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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一批陶俑，因其内容驳杂，难定为军事性质，故不列入兵马俑军阵范畴。袁仲一先生也认为阳陵和杜陵已发掘的一些陪葬坑，都不是兵马俑坑(参见《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秦文化论丛》(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将秦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俑、徐州狮子山汉俑三者进行比较。但是，把阳陵等汉代陵墓中出土的俑作为汉代陶俑与秦兵马俑等秦代陶俑进行比较，秦代汉代陶俑之间还是具有可比性的。本文在总结近20年来秦汉兵马俑的研究成果时，可能会涉及到三批兵马俑之外的秦汉陶俑的比较问题。
(2)李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文博》1986年5期。
(3)程学华：《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4)武利华；《秦汉帝王陵墓葬俑群不宜统称“兵马俑”——论陵墓陪葬俑群意图的异同》，《淮海论坛》1987年2期。
(5)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制作工艺》，《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6)刘骁纯：《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美术史论丛刊》1982年3期。
(7)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8)这些文章主要有王子云：《关于秦兵马俑》、王临乙：《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一个高峰》、王朝闻：《不知为不知》、刘开渠：《灿烂的古代雕望》、张仃，《秦俑——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金维诺；《歌颂统一的纪念性群雕》、何正璜：《由秦始皇兵马俑坑想到的》、吴作人《联想到的几点》、常任侠：《说秦俑》、傅天仇：《兵马俑的塑造艺术》、刘骁纯：《致广大与尽精微》等。
(9)呼林贵：《秦俑艺术的流派和渊源》，《文博》1985年1期；呼林贵《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文博》1987年1期。
(10)张建华：《流派与渊源——就有关秦俑艺术问题与呼林贵商榷》，《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5期。
(11)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罕阵的比较》，《文博》1985年2期。
(12)(34)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l期。
(13)张文立；《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文博》1987年1期。
(14)王学理：《雄浑的气魄，写实的艺术——论秦俑艺术的历史地位》
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
(15)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大学报》1987年2期。
(16)朱存明：《徐州出土汉兵马俑的审美价值》，《美术史论》1988年2期。
(17)王恺、邱永生：《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2000天和两千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编印，1999年。
(18)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03—370页。
(19)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艺术篇》，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423—469页。
(20)李秀珍：《秦汉武冠初探》，《文博》1990年5期。
(21)袁仲一：《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秦文化论丛》(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22)蔡永华：《汉兵马俑内涵刍议》，《文物考古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3)谭青枝：《汉代陶俑浅议》，《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585—591页。
(24)杨泓：《汉俑楚风——观俑札记之一》，《文物天地》1992年3期。
(25)王学理：《墟落遗珍 汉室光华——再论西汉着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式彩绘陶俑的艺术价值》，《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577-584页。
(26)参见李净：《秦汉陶俑艺术的比较研究》，《城市研究》1995年3期；黄倩茜：《秦兵马俑与阳陵俑艺术特色之比较》，《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4期。
(27)展力、马建熙：《试谈杨家湾汉墓骑兵俑——对西汉前期骑兵的探讨》和杨鸿《骑兵和甲骑具装》(均刊于《文物》1977年10期)都以杨家湾汉墓所发现的陪葬骑俑为例研究了西汉时期的骑兵作用。相关论文还有张民德：《汉骑兵主战之例证——咸阳杨家湾汉墓骑兵》《文博》1992年6期；杨秉礼：《浅谈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艺术特征》，《文博》1993年2期。石兴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全面探讨了汉长陵建制的有关问题。
(28)详细资料参见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2—653页；张文立：《秦俑学》之附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秦兵马俑的轰动效应在历年考古发现中都是少见的，以致于秦陵秦俑考古工作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引人注目。但反映在研究中真正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并不多见，却是真的。早在十年前，林剑鸣先生就指出：当先驱们为我们提供出如此惊人的文化财富后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却远远地落在后面(见《秦俑效应与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4期。前不久邹衡先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次讲座中也曾告诫从事考古工作的年轻人多做实实在在的研究，少追求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
(29)据统计，以兵马俑命名的现代产品已超过40项，其中有食品、药品、服装、玩具、家具、生活用品等。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用秦兵马俑的形象作为商标，由此可见秦兵马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我国举办的大型演出活动上，人物造型有许多次都是以秦兵马俑的形象而出现的(例如2
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演出中，秦俑武士的形象出现在舞蹈节目上)。兵马俑为什么会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也许能够找到答案。2000年末在台湾举行的“兵马俑——秦文化特展”期间，有165万台湾同胞参观。台湾《联合报》发行人王效兰认为台湾民众喜爱兵马俑的原因是兵马俑身上散发出一种其他任何文物都不曾有的震慑人心的力量。他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的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但很少有哪件文物能像兵马俑一样，深入大众视听并广为人知，多少见多识广的中外大人物曾经到过西安，去过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坑的阵容与气势往往令他们自觉渺小，是什么样的自信可以散发出如此慑人的力量?这也许是兵马俑的关键所在，”这一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人们关注兵马俑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比较秦汉兵马俑异同的除了艺术史界的研究者外，还有参与文物展览的筹办人员。他们在筹备和组织展览项目时，特别留意把秦汉时期不同形象的兵马俑放在一起展出，让观众首先在视觉上有个鲜明的对比。笔者在收集秦陵兵马俑出土以来的外展资料时，发现有很多次展览都是把秦汉兵马俑放置在一起进行陈列的，这种手法也许有相互比较的含义。2001年夏季，在摩纳哥举办《秦始皇的世纪》文物展览，展出的主要文物就是秦汉兵马俑，据说这次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有关人士评价说：“展览的成功，充分展示了秦汉兵马俑的迷人魅力。”
(30)详见《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2000天和两千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编印，1999年。另见发表在《两汉文化研究》(一、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1999年出版)上的大量楚王陵、汉兵马俑的研究论文。
(31)裘沙：《从秦俑和汉墓石刻看以形写神的途径》《工艺美术参考)1985年2期；呼林贵：《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文博》1987年l期；王鹰：《从比较的角度研究秦俑艺术》《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年1期：李净：《秦汉陶俑艺术的比较研究》，《城市研究》1995年3期。
(32)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军阵的比较》，《文博》1985年2期；蔡革：《浅论西汉前期军队的服饰特征》，《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李秀珍；《秦汉武冠初深》，《文博》1990年5期。
(33)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制作工艺(《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最早研究了这一课题。1985年林剑鸣先生提出若干秦俑之谜(参见《泰俑之迷》，《文博》1985年7期)，其中包括秦俑的制作工艺、制俑工人的组织管理问题等。秦俑发现初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提出了大胆的构想。参见程朱海等：《秦俑陶塑制作工艺的探讨》《中国古陶瓷文集》1982年出版；高景明；《秦俑修造之谜》，《文博》1987年1期；刘占成：《原大陶俑制作的考察与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期。2000年兵马俑在台湾展出时，又有研究者探索兵马俑制作真相，参见刘作泥；《兵马俑与我——试做兵马俑的心得》，《联合报》2001年1月20日、1月21日，对秦兵马俑的制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34)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l期。
(35)王恺、邱永生：《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2000天和两千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编印，1999年。
(36)黄留珠：《从秦俑看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相关文章还有张从军：《秦兵马俑文化内涵析》，《文博)1990年5期；陈振昌：《秦俑的文化精神》，《文博》1996年2期，
(37)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成就和主要收获》，《文博》1990年5期。
(38)丁毅华：《秦文化、楚文化、汉文化》，《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39)杨泓：《汉俑楚风——观俑札记之一》，《文物天地》1992年3期。
(40)王恺、邱永生：《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2000天和两千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编印，1999年。
(41)盛储彬：《徐州地区楚文化及其对两汉文化的影响》《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12月。
(42)袁仲一：《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闭幕词》，《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3)张文立；《二十五年秦俑研究述评》，《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44)参见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解》，《文博》1984年1期；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俑爵级考》，《文博》1985年1期。
(45)春材：《跪射俑考》，《文博》)1986年4期。
(46)关于彩绘陶俑保护的具体方法有物理、化学两种方法，两种保护方法各有利弊，物理方法目前看来不损伤文物，但不能保持长久。化学方法能比较科学地维持文物原貌，有效制止文物霉害的侵入，但如果使用保护剂不当，将会造成人为破坏。笔者在2001年9月11日参观汉阳陵文物陈列馆时，特别就此问题请教了王保平先生，王先生告诉我们，汉阳陵七号坑陶俑的保护采取了物理方法，即尽可能地保持文物的出土原状，实行温湿度监控的方法，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和延缓文物彩绘的脱落。秦俑博物馆对彩绘陶俑采取化学方法进行保护，笔者也就此问题请教了张志军先生，张先生认为彩绘保护的关键是找出彩绘脱落的原因，对症下药。具体的做法是局部涂化学药剂，防止有害病菌的侵入，进行小环境保护和治理，目前霉菌对文物彩绘的危害最大。
(47)张志军：《秦兵马俑彩绘颜料的相关问题研究》，《秦文化论丛》(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8)参见周铁、严苏梅、容波：《秦俑二号坑绿面彩绘俑头的研究与保护》，《秦文化论丛》(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相关论文还有吴永琪等：《秦俑表面彩绘涂层的加固保护研究》《文博》1994年3期；王嘻嘻、黄惠炎：《秦俑彩绘层脱落原因及其保存》，《文物工作》1994年4期；秦俑坑土遗址保护课题组：《秦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与保护》，《文博》1995年1期；王丽琴等，《紫外线对秦俑彩绘危害机制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年6期；何帆：《秦俑坑土壤中遗留彩绘层的揭取和复位方法》，《文博》1995年6期；严苏梅、周铁：《秦俑遗址霉害调查及防霉剂对比研究》，《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志军；《秦陵兵马俑彩绘的研究与保护回顾》，《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9)刘玉芝：《徐州汉代文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刍议》《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12月。
(50)梁勇：《徐州两汉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续)，《两汉文化研究》
(51)程学华：《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
(52)张文立：《二十五年秦俑研究述评》，《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