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俑坑出土了5件“吕不韦戈”，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但承认它在俑坑中的存在，并不表示人们会赞同，这5件“吕不韦戈”，一定就能够作为当年“秦始皇兵马俑”定性的有力依据吗?因为，另外还有一些人，能够根据更多确凿、可靠的材料，梳理出一条新的思路，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让俑坑存在“吕不韦戈”的大前提之下，找到“吕不韦戈”的出现和秦俑坑的实际建造年代，存在着一段清晰的“时间差”，靠着这一段时间差，就能把“吕不韦戈”和俑坑的建造年代，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能将秦俑坑“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客观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吕不韦先做了秦庄襄王的3年相邦，接着又担任了秦始皇时期的9年宰相，在短短的12年时间里，将秦国治理得有条有理，为秦国的强盛，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他招纳天下3000贤士，商议未来治国大计，撰写经典巨著《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又决定将其全文，挂在“咸阳市门，悬赏千金，请诸侯游士，有能增减一字者，赏千金”的惊人举动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像吕不韦那样，将政治主张、经济战略、富民之策，统统公诸于世，并且敢于重金征集“逆向”意见的做法，实在是非常罕见、非常可贵的。
　　为什么吕不韦对秦国、对秦始皇，会倾注一种最无私、最感人的奉献精神呢?其实，这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生子政。”这位“子楚”，就是秦庄襄王，而这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有些人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儿子登上了王位，身为秦国的宰相、又是秦始皇父亲的吕不韦，辅政是他最大的梦想和追求了，权力地位都已经如愿以偿，剩下来的就是竭尽全力地扶持秦始皇，建立起显赫卓著的“盖世功勋”!
　　那么，秦始皇自己对吕不韦又怎样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什么是仲父?《荀子·仲尼》中说，“桓公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注》：“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号为仲父。”秦始皇是个大孝子，这与吕不韦平时的影响和教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吕氏春秋·孝行》中，对于“孝道”这两字，是有特别强调和提醒的。它说：“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
　　什么叫做“孝道”呢?“孝道”指的就是“善事父母之道”，这是人性中的主体特征。从世俗观点来看：黑发人送白发人，是很正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不幸的；而让白发人去陪葬黑发人，则是天理不容的。中国有所谓“睹物思人”的说法，“睹”就是看见，“思”就是思念，“睹物思人”的意思是，看见死去或离别之人留下的东西，立即就会想起这个人，这里充满了悲凉和伤感的情调。看见故人留下的东西，都要那样地思念他，如果有写着父亲名讳的器物，当然也是父亲存在的一种象征，陪葬坑里有父亲的名讳，当然是一件违背伦理道德的、极端荒唐的怪事。
　　如果秦俑坑真的被确认为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而且这“吕不韦戈”也确实被证明一定是秦俑坑“原配”兵器的话，那么出现这种“父陪葬子”的异常现象，任何人都是不能原谅的。应该说，在与秦始皇陪葬有关的任何场合，出现其他人的名字，并无任何大碍，唯独出现吕不韦的名字，必将被世人视为，那一定是“独缺人性”的无耻狂徒制造的一场恶作剧。如果有谁能够出来证明这个“秦始皇兵马俑”根本与秦始皇无关的话，那么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或许真的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俑坑中存在着“吕不韦戈”，恰恰就为否定“秦始皇兵马俑”提供了实物凭证。
　　古代帝王陵墓中，凡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死后均可以作为陪陵，赐葬于天子的墓侧。《周礼·春官》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随汉高祖刘邦入葬长陵的，如萧何、曹参、张良、王陵、周勃、纪信等陵墓，都称为陪陵。如果秦始皇和吕不韦仅是一般的君臣关系，让吕不韦来陪葬，也有一定道理。然而，秦始皇有名有姓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被正式“赐葬”于秦始皇陵附近地区的。所以，吕不韦即使作为一个大臣，也没有理由以任何形式为秦始皇陪葬。
　　《吕氏春秋》是秦国施政的纲领，是统一中国之前由吕不韦制定、并得到秦始皇认可的基本国策。然而，在墓葬问题上，吕不韦是反对厚葬、主张节丧的，为什么他要坚持这种理念呢?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抇之墓也。”意思是历史上所有国家，都要走向消亡，不管谁的墓葬，都要被人发掘。“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这说明，要在他亲自“主政”的时期，违背自己一贯的节丧理念，给儿子造一个“高若山、若都邑”的陵墓，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陵墓建设的技术原则上，他也有自己的具体主张。《吕氏春秋·孟冬季》上说：“葬浅则狐狸抇之，葬深则及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因此，认为秦始皇会去大兴土木，以“下穿三泉”的方式，建造奢华的“地宫”，不可能发生在吕不韦任宰相的时期。更何况“下穿三泉”的工程建设，存在许多不能解决的施工技术问题，根据“前代技术不能超过后代，后人技术必然超越前人”的事物发展规律，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下穿三泉”的工程，只能见诸于文学性的“构思和创作”中，而不可能出现在吕不韦主持的任何一座“帝王级”的陵墓中。

兵马俑真相/陈景元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