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人格象征。“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黄帝文化”包括黄帝的历史遗迹、历史记载、神话传说和历代对黄帝的赞颂、信仰、祭祀等内容。黄帝文化虽然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具有文化的共同性质，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历史与价值的融合、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的融合。所谓历史与价值的融合、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的融合是指：在“黄帝文化”中，黄帝作为历史人物以及黄帝活动作为历史事件这种事实性存在是与中华民族主体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价值理想、价值追求融合为一体的。在事实与价值的融通中，黄帝成了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真实存在与善美象征相统一的人格形象，历史上以黄帝为主题的活动(包括对黄帝的考古、修史、赞颂、信仰、祭祀等)成了事实认知与价值弘扬相融通的文化过程。黄帝文化的这种历史与价值相融合、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合
　　在中国文化中，黄帝叙事与其他历史人物叙事有显著不同。司马迁写《史记》以《五帝本纪》作为首篇，然而他在写这篇史著时，已经遇到了史料缺乏和史料真伪难辨两方面的困扰。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搢坤先生难言之。”就是说当时学者虽然多称五帝，但诸子百家传说中的黄帝已经文学化、神话化，难以完全置信。于是，他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另一方面对史料进行梳理，把传说和信史相印证，把不同史料做比较，取同舍异，去伪存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①，力求达到记述的真实性。这说明历史事实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相融合是黄帝叙事中古来就有的现象。远古时期的史籍记述虽难免掺杂有传闻不实的成分，但肯定也有某些客观事实的依据，而神话传说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的影子，但却有很多的文学想象及艺术塑造的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神话传说不足以作为史料，但这些神话传说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以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关于黄帝娶妻、黄帝战蚩尤、黄帝梦游华胥、黄帝鼎湖升天等神话传说，都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价值意识。具体地说，黄帝娶王母娘娘的侍女嫘祖为妻的神话表达的是人们对黄帝不以貌取人、崇尚勤劳、为民谋利(养蚕、缫丝)的赞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统一华夏诸邦、实现部族融合，使百姓安居乐业和创制冠冕、舟船、宫室、律历、天文、指南车等伟大功业的赞颂；黄帝梦游华胥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民风淳朴，没有爱憎之分，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利害冲突和斗争杀戮，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黄帝铸鼎后骑龙升天，成为中央天帝，位居天庭的中央，统领四方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中央权力的期望。由此看来，在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的是事实而神话表达的是价值。黄帝叙事是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文化叙事。
　　二、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合
　　在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观念中，黄帝作为祖先形象，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是民族始祖与人文初祖相融合的综合性人格形象。所谓“民族始祖”，是就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缘始祖而言；所谓“人文初祖”，是就黄帝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初创者而言。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并非仅指今天汉族人的祖先，而是指华夏族的祖先。古代华夏族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今天的汉族固然是华夏族的后裔，今天的少数民族也多是古代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形成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的直接族源，但他们都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始祖。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明，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民族单位在历史上是有血缘联系的，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最终的始祖，是有历史根据的。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其“人文初祖”的意义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的意义更为重大。“人文初祖”的含义是：黄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上起到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草昧未辟，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人们“治五气”，改造自然环境；“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立“礼法文度”“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建立社会秩序；“兴事创业”，创造器物文明。史载黄帝发明的器物有衣裳、水井、杵臼、釜甑、宫室、牛车、舟楫、弓箭、墓葬、书契，等等。于右任先生曾依据前人资料，汇编了《黄帝功德纪》一书，书中将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列举为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20个方面，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用诸多生活领域，辐射于器物、制度、观念等多个文明层面。当然，这些创制和发明，一是有许多传说成分，不完全是史实；二是也不能完全归附于黄帝一人名下，它是群体的共同创造，是华夏先民从野蛮向文明转化过程中的共创性文化成果。正如柳诒徵所说：“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③
　　然而称黄帝为“人文初祖”，以黄帝为中华文明的创始者，却有极其重大的文化意义。如果说，以黄帝为“华夏始祖”还是一种血缘上的“追远”“溯源”的事实认同的话，那么，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则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崇尚和价值认同，即对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对中华文化固有的文明精神的崇尚，以及对中华文化统一性的认同。崇尚文明，摒弃野蛮，注重文野之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观念。《尚书·舜典》有“睿哲文明，温恭永塞”之赞，《易》有“天下文明”④“刚健而文明”之志⑤，《荀子·礼论》有“不敬文，谓之野”“君子贱野而羞瘠”之论；而认同中华文明、认同中华价值更是炎黄子孙自古至今都坚持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祈向。所以，在黄帝作为祖先的人格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合，深刻地蕴涵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特征。
　　三、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合
　　在“黄帝文化”中，黄帝不但是“民族始祖”，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并且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典范。古代典籍对黄帝的道德品行多有赞颂，如《龙鱼河图》云“黄帝仁义”，《万机论》云“养性爱民”，《韩诗外传》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黄帝不但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着力实行德治，“修德抚民”⑥“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⑦。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⑧即使与炎帝的战争、对蚩尤的征伐，也蕴涵着道德方面的原因，具有“修德振兵”的正义性质。史载黄帝征伐诸侯是因为“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⑨，黄帝与炎帝作战是因为“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⑩，黄帝征伐蚩尤是因为“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义”(11)。这些记述虽难免有后代的附会因素，但也反映了远古时代的史影。总之，黄帝“养性爱民”的德性、“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品格。
　　由此决定了历代对黄帝的纪念，就具有对祖先的悼念缅怀和对伟大道德的崇尚的双重意义。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2)认为追念祖先的目的不只是血统上的，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就是说追念远祖是为了学习和继承祖先的高尚道德，以优化民众的道德品格。这就把祖先祭祀的根本意义从血缘连续提升到了道德弘扬的高度，从人类学的事实记忆提升到了文化学的价值弘扬上。这种通过祭祖以弘扬道德的思想，在历代祭祀黄帝的仪礼和祭文中有着充分体现，历代祭黄帝文，在追述黄帝历史功业的同时，莫不对黄帝的崇高道德赞扬备至，称颂有加，也莫不对继承和弘扬祖先的道德高风，表明决心，表达信念。正是这种缅怀祖先的事实认识与道德价值弘扬的融合，使对黄帝的一切纪念活动(包括祭祀活动)发挥了传承中华民族高尚道德和培育中华道德精神的重大作用。
　　四、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合
　　黄帝的祭祀活动不仅具有缅怀祖先与弘扬道德的意义，还具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祭祀者在民族寻根的仪式活动中表达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祭黄活动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官祭还是民祭、公祭还是私祭，都在祭词、祭文中一方面追述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赞颂黄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则同时表达祭祀者在当时所确认的某种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人们所面对的历史课题有别，所以历代祭祀中所表达的价值意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也就是说祭祀黄帝时所阐述的价值意念具有历史性。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的祭文中表达了他在“有元失驭，天下纷纭”的“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期求天下太平的愿望。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在祭文中表达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中央的祭文中多次表示的是“秉弓剑之威灵，靖烽烟于海甸”“振民族之精神”“启神州之景运”“复我疆园，保我族类”“金瓯无缺，光华复旦”“民族复兴，国维孔固”的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念。特别是1939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祭文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每次祭祀黄陵，在祭文中都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路线方针作了明确而概括地表达。例如，上世纪50-60年代的祭文中反复申述的是“向科学进军”“向文化进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的祭文中更多的是“改革体制”“活跃经济”“加强法制”“发扬民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祖国富强”“民族昌盛”“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世界和平”等观念；20世纪90年代的祭文中则以“以德治国，团结自强；艰苦创业，团结兴邦；与时俱进，同奔小康”为主题。
　　新世纪祭文中除了继续表明“坚持改革”“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科教兴国”等奋斗目标之外，还突出了“以人为本，人和政通”的精神，如2005年乙酉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文中写到“以人为本，谋万民之福祉；强国为先，致民族之复兴。唯法是依，务必除恶扬善；求真务实，更须清正廉洁。科学发展，构筑和谐社会；万众一心，实现小康理想。”
　　这充分说明历代祭黄帝陵，既是缅怀祖宗的民族寻根仪式，又是表达每一历史时期民族价值追求、价值理想的文化活动。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价值意识表达又是与继承祖先的伟大功业和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体现了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相融合、历史传统与时代价值相贯通的鲜明特征。
　　综观上述“四个融合”，可以看出，包括黄帝的历史史迹、历史记述、神话传说和历代对黄帝的赞颂、信仰、纪念、祭祀等内容的“黄帝文化”，具有历史与价值、事实认知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决定了黄帝文化特别是黄帝祭祀的独特意义，这就是：以黄帝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不仅是中华民族对民族生衍历程进行历史探索、历史研究、历史考古的历史认识活动，也不只是一种“慎终追远”的祖宗寻根和祖先认同活动，更不只是一种“发古之幽思”的历史兴趣，而且还是一种寄托民族美好理想，崇尚民族文明创造，弘扬民族优秀精神，表达民族历史使命和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活动。黄帝文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从根本上说，其意义在于，它通过事实与价值相融合的文化方式，在史实中寻求价值、用历史以关注现实、借祖先以激励后代，在世世代代连续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不断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不断地锻铸和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注释】
　　①《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②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④《乾·文言》。
　　⑤《大有·象》。
　　⑥《帝王世纪》。
　　⑦《淮南子·览冥训》。
　　⑧《管子·任法》。
　　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⑩《新书》卷二《制不定》。
　　(11)《龙鱼河图》。
　　(12)《论语·学而》。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