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秋高气爽的九月，喜讯频传三秦大地。由热心中华文化、献身华夏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刘宏涛会长编著的《黄帝功德大典》，就要在“九九重阳节”之前面世了!这无疑是陕西文化界的又一件喜事!也是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提供的又一部重要典籍；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复兴和小康社会又好又快建设的精神支柱之一。作为献身史学大业的工作者，我们分别在2009年“重阳节”前就收到了《大典》的初稿，并应刘宏涛先生之约为其作《序》。但因故未能当年出版，所以写《序》之事就拖延到了今日。为表达对人文初祖黄帝的崇敬和三秦父老弘扬中华文化壮举的颂扬，我们分别出生在湖南岳阳、河南洛阳的史学志士，谨就轩辕黄帝的研究与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作为预先对《大典》顺利出版的祝贺和支持。
　　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它不仅概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而且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脉络。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教授曾提出“层累”构成上古史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符合人们认识远古史的规律。我国最早的文字书，公认为是相传由孔子编辑的，又称六书。《书》《易》《春秋》《诗》《礼》《乐》等。著名考古、历史学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论道：“自从西汉《周易》升高到经书的首座，《十翼》又被认为孔子的著作。此后《系辞》下传中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系统，在儒者中间形成了一种压倒的优势”；到西汉中叶以后渐渐有纬书的出现，《春秋纬》中有一种叫作《春秋命历序》。它的本书早已亡逸，却创造出来一种伟大的系统。引见于《广雅》《金楼子》《礼记正义》《三皇本纪》《通鉴外纪》《路史》的各书里。它把古史分为十纪：一为九头纪；二为五龙纪；三为摄提纪；四为合雒纪；五为连通纪；六为序命纪；七为循蜚纪；八为因提纪；九为神通纪；十为疏讫纪；据《广雅》《礼记正义》《通鉴外纪》等书，“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四年狩麟，《春秋》绝笔的时候为二百七十六万岁，在历算上有根据”。从人们对远古史(夏朝前，即公元前2070年以前)认识的记载看，确实符合“渐进”的规律。往昔被视为妄议或臆断的“纬”书，却被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考古学所验证。如从重庆“巫山人”为开端的中国历史，已知长达200万年。又如，西汉中期以前，文人学士已知有尧、舜、禹，再知有颛顼、黄帝、炎帝等。即越往后知道的传说人物越早。被称为“三皇”(神农、燧人、伏羲等)的传说人物，则是西汉未及东汉时期才知道的。距今约三万至一万余年前的“开天辟地”之盘古氏，则晚至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才在《三五历纪》中始载。中华始祖母华胥氏，比较完整的记载也较晚，她是三皇中的“太昊伏羲氏”之母亲，距今约9000余年。盘古氏的故事纯系神话，却反映出了先民对宇宙形成和人类来源的想象。按古文献记载和世代学者的研究，盘古氏之后有“三皇”。“三皇”的传说人物有多种说法，汉代以来多采用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之说。燧人氏与盘古氏之间为“始祖母”华胥氏，处于新石器时代(1万年前)早期，世代氏族首领袭其号。袭号的燧人、华胥氏族首领通婚“生”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二者袭号的氏旅首领又通婚“生”有熊(又称少典)氏与有蟜氏。其二，氏族首领通婚，再“生”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三皇”反映了古史传说时代先民从狩猎、捕鱼、采集经济过渡到原始农业经济的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及文明的起源初始阶段(约10000—5000年前)。从华胥到炎帝黄帝一脉相承，世代延续融合不断。
　　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在不同时代共同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各自相邻的氏族或部落传八世达千余年(6000-5000年前)，氏族众多，大江南北均有炎帝、黄帝的传说遗迹和故事。社会进入以“国家”为标志的阶级社会后，历朝历代的官府和民间，相继为“三皇”、黄帝为典型代表的诸多一脉相承之祖先营修纪念性建筑(故里、陵墓、祠堂、碑刻等)，连续不断的编撰书籍，颂扬祖先们的业绩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加之在传统观点和习惯上基本是将“传说时代人物”当作“一个人”研究，这就出现了改革开放后，从发展当地旅游事业或文化产业，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争古皇、古帝、故里、陵墓、遗迹等的复杂现象。仅以黄帝故里而论，开放以后涉及到黄河流域的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又进而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湖南等地，大有褒此贬彼之势。就海内外学者研究状况和考古材料佐证，目前一般认为“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母系氏族社会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约10000-5000年前)，比“五帝”时代要早约5000年，大体可与考古学的“前仰韶”、仰韶文化相比附。
　　“五帝”亦有多种说法，包括不少人物，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太史公书》(即《史记》)“五帝本纪”时，综合分析对比以往文献，结合他本人的调查防问，列黄帝、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为“五帝”，并分别为其立了“传纪”，作为“正史”的开端。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学术界多认为“五帝”时代比“三皇”晚，农业、渔业、手工业、家畜驯养业等，在上承“三皇”大业、下启统一夏朝中均有划时代的发展和创选。考古材料佐证，“五帝”时期为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阶段，中华文化、中国文明的标志或因素已基本形成，被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称为“古国”阶段，处在文明的曙光岁月。先秦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论道：“我们对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五帝文化大体可与考古学的龙山文化相比附。三皇、五帝基本上已成为建构夏朝前文明起源史的框架，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初创根基和渊源。
　　黄帝是“五帝”之首，父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以农耕、征战统一了江北江南的氏族或部落，又打败了炎帝榆罔(炎帝八世孙，又称参卢)，联合其余民众及东方少昊部落(含战败的东方蚩尤余民)，组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部落联盟，成为当时五大地域族团(华夏、东夷、北狄、西域、南蛮)中的主体，“五十战”而地域东至海、西至今甘肃敦煌、北至今冀北，影响南达两广的“盟主”。他继承、发扬了三皇文化，并有着丰富的创造。其重要贡献是：
　　一是创立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占据黄河中下游及江淮地区的华夏主体族团，在和平相处或交往中不断融合“四夷”；周边的东夷、北狄、西域、南蛮向往华夏，向中原迁徙或归服于黄帝的管理，接受进步的华夏文化。
　　二是创建部落联盟最高民主军事管理制度。《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以下设左右大监(相当于后世的左右丞相)，“监于万国”(实为部落古国或部落)。官职以“云”命名，力牧、风后、常先、大鸿等为要臣，管理行政和诸部落事宜。还有农官、水官、史官、乐官、医官、陶官、历官、四季官等，为之后夏王朝阳家体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重大事情，由“官”和部落长商定的民主“议事会”决定。黄帝咨询机构为“帝师”。
　　三是营修都城，进一步完善设施。《白虎通》记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湿”。西安地区相传的“黄帝城”杨官寨遗址，是至今世界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建筑遗址，被列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之首。规模之大，都城动土工程仅一条城河就达10亿立方米之多；而荆山关山仰韶古文化遗址，面积9.6平方公里，是现今我们中国版图领土的百万分之一，都城的人口已经可达十几万众之多。
　　四是发明创造。黄帝设立管理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的“官”员，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先民的生活；设置天官、地官、历法官，教民按一年四季变化种植、收获和储藏，历法称“黄帝历”。其妻嫘祖带头植桑养蚕，为民解决穿衣问题。各类石、陶、木、玉器、铜器的种类有所增加。黄帝又发明车、船，方便先民出行；设市方便先民交换货物等。
　　五是设机构，令史官仓颉、祖涌在“三皇”创造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文字，以方便先民记事和思想交流。又令乐官伶伦改进乐器，作乐歌和舞，活跃先民的文娱生活。令医官岐伯研讨中药为民治病，解除百姓的痛苦。黄帝造屋、制衣服、营殡葬，使先民生有所依，死有所葬。炎帝是“三皇”的典型代表，黄帝是“五帝”的典型代表，均功德无量，遂以二者为人文始祖，简称“炎黄”，后代万民皆称“炎黄”子孙。
　　生长于陕西阎良的刘宏涛先生，并非大学历史系毕业，也非致力于史学的志士。但他有一颗热爱家乡、热爱西安、热爱关中热土的心，他不畏艰难和劳苦，在各界醉心于三秦传统文化的人士的支持、协助下，尤其是在其同乡学者王仲德先生帮助下，费时多年，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搜索、整理有关黄帝功德的资料，编就《黄帝功德大典》，并得以出版。其精神和贡献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这无疑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关中黄帝文化的一大贡献。
　　二
　　关于黄帝的记载和研究，从春秋至清末所积累的文献、野史、笔记等书籍，可以说是堆积如山，浩瀚如海。近现代的各类著作层出不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三皇五帝”热潮中，相继出版的黄帝研究著作、通俗册页、画册、图册、影视作品等，可以说是目不睱接。
　　中华文化荟萃宝地之一的陕西地区，自古就是人文兴盛的沃土。百余万年前的蓝田人及相继的大荔人等一笔代过。仅就中国万年文明的陕西地区而论，相继有“三皇”时代的中华始祖母华胥故里(在今西安蓝田县)、伏羲和女娲氏故居(在今陕西平利县、蓝田县、临潼区)、五龙氏(今陕西延安五龙山)、柏皇氏(今陕西黄陵县)、粟陆氏故里(在今蓝田县与临潼区)有蟜氏裔支(在今陕西宝鸡市)与少典氏裔支(在今宝鸡市)故里、炎黄神农氏一代故里(在今宝鸡市)等。再就是今日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而言，有“三皇”中的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故里(在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秦安县)、西王母故居(在今甘肃天水及祁连山)等，可以说渭水流域是“三皇”传说时代人物(华夏之祖)的集中兴盛宝地。“五帝”时代仅就黄帝(八代人的故里而论)就有上邽(今甘肃清水县)、昆仑山(今甘肃祁连山)、黄陵(今陕西)等说。颛顼帝、帝喾、帝尧、帝舜巡视过三秦大地、是无可怀疑的。如尧的女儿就在今尧山(属蒲城县)避过洪水之难。按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的观点，“五帝”可能均生于或在黄土高原居住过，因古代农业多从黄土高原兴起之故。帝舜时期，曾将帝尧的儿子丹朱流放于丹渊(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史称丹朱之“商国”。丹朱反叛被击败后，帝舜又封其子均于“商国”，加强对“上洛”地区的控制。帝舜巡视民情时曾到过汉水流域，相传汉中有“舜井”遗址。帝舜之妻墓(即尧帝之女儿女英墓)就在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未生子的妃子娥皇(又称育)墓则在古陈仓(今宝鸡市)。可以说三秦大地亦是“五帝”的故里和重要活动地区。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先后参与天水“太昊伏羲与女娲文化”研讨会，宝鸡炎帝文化研讨会、蓝田华胥文化研讨会等时，曾多次向有关人士谈起天水和西安应成立“三皇文化研究会”之事，因跨两省三市，故均无果，如今该是时机成熟、条件俱备的时间了。
　　华胥至帝舜的丰富文化或文明肇始阶段(约历10000-2070年前)，孕育了陕西乃至中华初始的灿烂文化，以炎帝、黄帝文化最为突出。进入阶级社会后，陕西相继有周、秦、汉、唐为代表的约20多个王朝或割据政权在渭水、汉水、延水流域建都。若从“大长安”(包括陕西省)概念而言，前伸至炎帝城(今宝鸡)、黄帝城(今黄陵)，后延续至由“长安”更名为“西安”，那么“长安”的概念，就涵盖了今之关中，陕北，陕南的地域。因此，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李炳武教授倡导并组织实施的“长安学”(21世纪有教授提出，未被座谈会接受，成为泡影)，是应运而起之壮举，并于2009年8月正式成立了“长安学研究中心’，配备了干部，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前夕出版发行了鸿大巨著《长安学丛书》(八卷)。此开创性文化工程，不仅以政府行为整合了近年兴起的“秦俑学”“宝学”(宝鸡之学)“延安学”“法门学”“西安学”等而且又整合了各类群众性学术团体和各界研究力量，将三秦传统与近现代文化提高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学”“世界学”的高度。八卷鸿著虽然在短促的时间内编成，在版面设计、内容选取、校对等方面，还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但“只争朝夕”之功不可低估。可以说，它基本上对名称、范畴有异，而从蓝田人至今的“秦”或“三秦”文化作了主要方面的汇集和总结，并全面提出了“长安学”今后的研究方向、范畴及规划，且从组织经费上有了保障，相信省内外、海内外致力于“长安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中心”的组织下，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各类围绕“长安学”的图书、画册不断出版，一定会将中国乃至世界的“长安学”推进到更高的阶段。刘宏涛先生编著的《黄帝功德大典》，以西安为中心，汇集了黄帝铸鼎，大禹铸鼎、汉武祭鼎、武则天再造九鼎发生在今天西安的历史事实，还有荆山(又称中华原)孕育中华周、秦、汉、唐四个盛世的过程文献。它不仅是黄帝文化研究的新突破，而且也是“长安学”难得的重要文献。我们相信，刘宏涛先生编著的《黄帝功德大典》，也会成为“长安学”的一朵鲜花!中国4000余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人可使用，可研究，目的是以土生土长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强我中华，富我国民，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凝聚精神。
　　就改革开放30余年来关于黄帝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仅就陕西而言，省地方志办公室出版了《黄帝陵志》、黄帝陵基金会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出版了《黄帝祭祀大典图志》、黄帝陵基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黄帝文化志》等。专家学者的论著，则更多。刘宏涛先生的《黄帝功德大典》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认为与上述典册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性黄帝功德和文化更加突出
　　刘宏涛先生同许多人一样，对家乡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我的故乡阎良，他的另外一个地名又叫中华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其《黄帝功德大典》避开了全面论述黄帝的贡献，集中论述了“中华原”(古怀德县地域的一部分，即今三原县、富平县、阎良区的一部分)的古代文化及遗存。《隋书·地理志》载：“富平，旧制北地郡，后周改为中华郡，寻罢，有荆山。”1974年1月在秦国都城所在地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武家庄农田基本建设时)出土了一通墓志铭，上有“中华原”刻铭。1996年在关山镇，此碑再次出土。有的学者以“流水”“泉水”之源相解读，实则有着更久远的含义。陕西蓝田县华胥镇为中华始祖母华胥的故里，族人或后裔四迁，留下不少以“华”为字头的地名，如华原(今耀州)、华池(三原)、华阳原(富平地)、华山、华阴等。
　　2．区域文化中以黄帝铸鼎荆山为龙头
　　《大典》在叙述黄帝家世后，以较多文字记述了其在怀德荆山(包括今三原嵯峨山的一部分，富平至大荔的黄土原，古均属关中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的北山。今阎良区为荆山南黄土原的一部分，原由富平、三原、阎良的部分地区组成)铸鼎的史实和文化遗存，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3．力所能及地搜索黄帝铸鼎荆山的资料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后人在整理时往往较为笼统，主客观都不能太仔细。仅就黄帝生地而言，文献只说其“长于姬水”，居“轩辕之丘”，历代文人学士就四处寻觅二者的具体所在地，形成今日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均有黄帝故里之说，争论不已。黄帝铸鼎荆山，自春秋文献记载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作了较明白的记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通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及上去。余小臣不得上，及悉持龙须。龙须拔，坠黄帝之弓。”自此后，文人学士又下力气寻觅“荆山”到底在什么地方?结果形成不少的“铸鼎荆山”。历史地理学家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云：“荆山，即今湖北沮、漳水发源处荆山。《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即此”。“《汉书·地理志》称其为南条荆山”；荆山，今湖北阳新县北之山；“《尚书·禹贡》：‘导汧及岐，至于荆山。’《汉书·地理志》称为北条荆山，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其地今无山”；据“《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荆山)则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县(今改市)阌乡(今改镇)南，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此”；荆山，“在今河南禹州市西北”；荆山，“即今安徽怀远县西南淮河北岸荆山。《魏书·地形志》：已吾县有荆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有荆山”；荆山，“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宋苏轼有诗”；荆山，“在今山东诸城市东北，又名荆台山”。共计6省10个市县有荆山。从目前各地发表的地方志史论著看，还有不少荆山未收入其中。我们在拙论著中，对于各省、市县的黄帝铸鼎之荆山传说；都客观的、如实的予以叙述，不厚此薄彼。因传说时代黄帝(八世)铸鼎的荆山普遍而多，才比较接近史实，肯定一条之“荆山”，倒是不公允的。相对地说，由于河南省改革开放后，灵宝市、省政府对“铸鼎原”抓得早、动劲大，投资多，向海内外宣传力度大，又有较多的遗存，每年由市政府举办大型祭祀活动，所以在海内外学者和华侨中影响较大。陕西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致力于黄帝陵(在今黄陵县)的营修和宣传，无力顾及古怀德县荆山铸鼎。西安市文物古迹众多，也无力向阎良区投资。加之古怀德区域的今三原县归属咸阳市，富平县归属渭南市，阎良区归属西安市，协调不便，故对文献记载明确的“中华原”(即古怀德县之荆山铸鼎)列入议事日程较晚。好在有阎良地方学者、文化人士、企业家等的努力下，“中华原”的文化产业开发已引起“一区二县”及西安市、陕西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坚信，随着西安-关中经济区的开发，中华原的黄帝文化建设一定会走上规模化的新阶段，也一定会在关中沃土上大放异彩!
　　三
　　我们同历代、近现代史学工作者一样，在以往的论文或著作中，都是将“黄帝”作为一个人研究的，对许多模糊不清、互相矛盾之处采取“随大流”之说。如黄帝比炎帝晚500或1000年，陵墓在今陕西黄陵，并将象征“天地人”的铜鼎融为一体，置于国家政权重要位置(也有以中间为人鼎，将象征“天”、“地”之鼎置于两侧，以示继位的古帝要将人民生计放在头等地位)。2007年清明节，我们应轩辕黄帝荆山铸鼎组委会的邀请，参与了同阎良区政协与民间团体共同举办的黄帝荆山铸鼎大典文化活动，亲自实地考察，认为“荆山原”(又称中华原)为黄帝铸鼎地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就传统的“一个黄帝”观点而论，其铸鼎也非一次一地，更何况袭“黄帝”之号的也非一代(东汉史学家班固明确地说，黄帝打败炎帝八世孙榆罔帝，又叫参卢)。按传统观点所说，这个黄帝部落后迁陈仓(今宝鸡市)，在定居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那么其“古国”城(徐旭先生称为土围子)就应该在今黄陵县。随着西安杨官寨“黄帝城”遗址的发现和阎良关山仰韶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因而“中华原”(荆山原)被古文献记载为黄帝铸鼎地就顺理成章了。一是黄帝城的沮河南流后，至今铜川耀州区改称为漆水，向今富平县川流时又名石川河，直达荆山。传说分段异称的这条河，就是万民怀念黄帝升天痛哭的泪水汇成的，荆山原(中华原)与黄帝的古国城南北一脉相承，符合“立国”“铸鼎”的规律；二是“中华原”(荆山原)位于关中平原的东部，土地肥沃，水力资源丰富，是黄帝部落古国先民的农耕重地(当时炎帝部落衰落减弱后，渭水以北多为黄帝族居地)，因此，在石川河南的荆山铸鼎是可信的，三是泾河流域是黄帝部落古国的根据地，虽然炎帝部族劳动生息的时间较长，有许多与之可比附的“仰韶文化”遗址，但黄帝时代是上承仰韶文化、下启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的末段遗址，亦可视为黄帝早期文化的遗俗；四是“中华原”(荆山原)地处“三皇”、“炎帝”文化丰富的关中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物产及水产都优于桥山，铸鼎也寓意着古国有后世所传的“四塞”之固，可长治久安。若我们正在搜集材料，集中研究黄帝的八世而论，“荆山原”(中华原)铸鼎的袭号之黄帝，应为第二代，那么陕西关中的荆山原(中华原)为其铸鼎宝地，就准确无疑了，也与河南灵宝“铸鼎原”之说无矛盾了；陕西“中华原”黄帝文化产业园区的这面旗帜，就可在中华文化的大地上理直气壮地高高飘扬了!
　　总而言之，由刘宏涛先生牵头并不遗余力所编著的《黄帝功德大典》，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既是个人著作，又是阎良、西安、省内外人士的集体结晶，对陕西乃至中国黄帝文化都是一大贡献，功不可没。按写序的规范，我们觉得作为《大典》要求，内容还不够丰厚；一些观点和提法，还值得讨论和进一步完善。但这些都如同太阳内的黑点丝毫不影响其灿烂的光辉一样，《大典》必将对“中华原”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号角作用；对省内外专家学者，尤其是对古怀德地区的学者、文化与企业人士，也必将产生启示、鼓舞和动员的作用；对弘扬黄帝精神，促进“中华原”地区、西安市、陕西省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也必将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正如编者所期盼的，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希望各界人士、专家、学者能“求大同、存小异”，共同积极参与这一文化事业，能有更多的国家文化走进来，使我们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三秦儿女的和谐安康社会贡献力量!也期盼刘宏涛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团结地方学者，共同为家乡父老谋福利，以报答故乡父老的养育之恩。不妥之处，敬请前辈、同仁批评指正。
　　庚寅年八月初三
　　注：
　　何光岳，1939年生于湖南岳阳。湖南社会科学院炎黄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著作40余部，计2600余万字。曾任全国“青联常委”，荣获全国总工会职工自学成才金牌奖，1959年发明“双季晚稻倒种春”，是中国杂交水稻技术领域的第一人。由洞庭湖地区推广至全国，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做出了贡献。1978年由农业战线进入湖南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86年荣获全国自然与社会科学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职称。其《中华民族源流史》之《炎黄源流史》等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被原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称为“国宝级专家”之一。已由“何光岳研究会”出版《何光岳年谱》《何光岳研究》《何光岳著作年谱》等书，可谓“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家。
　　杨东晨，1941年生于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原副主任、研究馆员(相当于研究员、教授)、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周、秦、西汉、东汉、大唐史等20余部，约1000余万字，被德高望重的石兴邦先生誉为“著作宏富”的史学专家。
　　

黄帝功德大典/刘洪涛编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