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祭祖禘黄陵 三月三不是祭祖日
中国人自古十分重道德伦理观念。从古代起对祭祖祭天十分重视,皇帝有宗庙、社稷坛、天坛、地坛、先农坛等;而老百姓家中皆供有「天地君师亲」牌位。「慎终追远」、「尊神事鬼」,正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在清明节以虔诚的心灵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与怀念。在陵墓前一束香火腾起嫋嫋青烟,焚几张黄表纸燃起对祖宗的思念,以示香火不断。摆上供品,叩几个头以示孝敬。古代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十分重视拜扫墓祭祖,藉以表达慎终追远的情思。尊祖、敬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是宗法制的核心之一。商周以来,一直把祭祀上帝与祭祀祖先当作国家大事。认为「夫祀,国之大节也。」(《国语·周语上》)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後世尊儒教,重人伦,以「孝」治国,更讲究祭祖「事死如事生」,所以隆重祭祖,以尽孝道,成为相沿积久的社会风尚。宗庙、祖坟几乎成为国家、故乡、民族之根的象征。清明扫墓祭祖是最重要风俗。
清明祭陵扫墓 自古皆为法定
在墓前祭祀祖先谓之扫墓或称墓祭、扫拜,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已有祭墓之俗。而《礼记·檀弓下》记载颜渊与子路的对话中,曾提及「哭墓」、「展墓」、「式墓」,前两者就是扫墓,而「式」即「轼」,轼墓就是凭藉车前横木向坟墓行礼,也属於扫墓的范围。《孟子·离娄下》中讲了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间,乞食祭墓的祭品,虽然这个乞食祭墓品的齐人成为人们的笑料,但从他的所为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墓祭扫墓之风十分盛行。
秦汉时期,扫墓之风俗注入了礼俗的内容。特别是到了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仁」 「礼」 「孝」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学说上升为国家民族的社会主流意识,人们更加重视祭祖扫墓。如严延年要从京师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还归东海扫墓地。」(《汉书·严延年传》)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更是倡导以「孝」立国,对祭墓扫墓大力提倡。宋代邵伯温在《闻见录》中谈到:「汉光武初继大业,诸将出征,有乡里者,令拜扫以为荣。」当时社会上行下效,拜扫祭墓之风勃兴,国家倡导与民间礼俗习俗融合成为全民族的社会风尚。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尽管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军阀割据,烽火连年,但人们对扫墓之风依旧重视。许多在职官员,常请假回乡扫墓。《魏书·高阳王传》记载:「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辄历十旬。」他们假回乡
扫墓,一去就达百日。到了唐代,拜扫之风从达官显贵到庶民百姓,都是十分盛行,并且将拜扫的日期定为寒食节。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载唐玄宗遂於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用诏令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索性列入五礼之中《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下诏令京师官员寒食拜墓,在京师以内者可於假日中往还,在外州府县者都可以奏请扫墓。
宋朝时也是每至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梦梁录》)到了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墓茔而已。」祭墓除一般祭品之外,要用五色纸制成幡盖,陈於墓左,待祭扫毕,子孙要亲执纸幡在墓门前焚化。在唐诗宋词及历代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描写清明扫墓祭祖内容的作品,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中描写扫墓情形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可以说清明节祭陵扫墓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风俗。查遍全国各地的方志记载,清明祭墓拜祖风俗礼俗基本都是一致的。即使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动乱」时期,也未能彻底从民间废除此风俗;相反,每逢清明节,中小学还组织学生们到革命烈士陵园祭扫,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正因清明节在数千年民族传统风俗中如此重要,我国2008年我国把清明纳入了国家法定节假日。
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在清明节不仅要祭自己的宗庙、祖陵,还要代表国家、民族祭奠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作为国家公祭,把祭黄陵作为隆重的国家最高祭典。汉武帝曾亲率文武百官祭黄帝陵,并带文武百官步行上山,设祭坛,立下「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碑石,以示尊崇。从周秦汉唐、到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帝王及执政者,或亲临黄陵祭扫,或派朝廷大员「奉诏代祭」。如大明王朝虽建都南京,迁都北京,除了建文帝登基未暇而覆亡,其余从朱元璋以後的十二个皇帝都曾专派官员祭祀黄陵。清朝除最後一个3岁登基的宣统皇帝未暖帝座就被推翻之外,十代帝君都派官员致祭黄陵。到了近现代,进入民国後,尽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督军政府无不尊黄祭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孙中山祭黄陵,国共两党曾经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但1937年国共两党在清明节,两党领袖却都以最高规格的国之祭礼,同祭黄帝陵。
清明节以国之最高祭典祭黄帝,尽管不同时代禘黄祭黄大典因历史背景不同有不同祭礼观念、不同的祭仪,但在时间上都是选取清明节。祭黄陵不仅是尊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突出中华民族精神,以祭祀黄帝传承同根共祖的民族理念,促进民族认同感和发挥民族团结作用。
寒食禁火风俗 融入清明祭祖
祭祖,不仅是「国之大事」,更是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所以不仅要祭之以礼,也要祭之时。一般都是清明祭祖,历史上也曾有过寒食祭。清明是我国历法中特有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寒食节与清明节本为两个节日,但就扫墓而言,到唐代已合二而一。关於寒食节一说是清明的前一日,一说清明前两日,说法不一。
南朝梁人宗懍《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麦粥。」此寒食节来历。但是中国传统节日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据晋地民间流传「寒食节」是纪念晋国介子推的节日。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一次,他们迷路於山中,糧绝无援,重耳饿得头晕眼花,於是,介于推偷偷地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用火烤热为重耳充饥。十九年後,重耳回国即位,成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在封赏功臣之时,独独忘掉了介子推。介子推隐入山中,不肯复出。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受封赏,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抱树死於火海中。晋文公看到如此铮铮忠骨、高风亮节的介子推惨死,禁不住百感交集,伤心之极!为了悼念他,遂下令禁止在介子推死之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饭,以後相沿成俗,称为「寒食禁火」。
其实,这一传说并不可靠,因为《左傅》、《史记》中并无介子推被焚的记载。到了汉代,刘向《新序》及桓谭《新论》中始提及介子推被焚之事,仅寥寥数语,也没有把介子推之死与寒食禁火相联系。到了汉末,蔡邕的《琴操》将禁火之事与介子推附会在一起。不过,蔡邕并没有把禁火时间放到清明节前一二日的寒食节。人们深信关於介子推的传说,寒食节禁火相沿成俗。魏武市曹操《明罚令》有:「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子推。」曹操为此下禁绝火令,「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到了晋朝时,因晋朝与春秋时晋国同属「晋」字,人们深信关於介子推的传说,民间甚至寒食节禁火长达一月。禁火寒食致使疾病蔓延,对人身体危害甚大。所以再禁寒食,《晋书·石勒载记》记载为禁寒食在朝廷还发生一次大争论。但是禁寒食并不禁扫墓祭祖,到了唐代,寒食、清明两个节日就合二而一了,从节日风俗来说,基本上是一回事。
因为清明前一天或两天是寒食。所以,由於寒食禁火,火种大都绝灭。到了清明节这一天,又要钻木取火,谓之「新火」。据《輦下岁时记》载,唐代宫廷中每至清明节,尚食内园官小儿部於宫殿前钻榆木取火,先钻得火者,皇帝要赐绢三匹,金碗一口。由於钻木取火较难,皇帝每在清明节将钻取的榆柳火神赐给近侍大臣,以示宠幸。如《春明退朝录》就记载「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岁时广记》亦云:「唐朝於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能得到皇帝所赐新火的大臣也是往往感到十分荣幸的。韩愈,在《寒食直归遇雨》诗中就写道:「唯将新赐火,向曙著朝衣。」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中描写赐火情景道:「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甚至「焰迫红蕊发,烟染绿条春。」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亦云:「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当然,在清明节能得到皇帝赐新火恩泽的毕竟是少数达官贵戚。因此,获得皇帝所赐新火的达官显贵引以为荣,火神既传,将传火的柳条还插於门前,以炫耀於人。後人争相仿效,相沿成俗,所以到了五代,江淮间寒食节,家家杨柳插门。
到了宋代当皇宫中钻木取火,先得火者赐帛与金碗。宋代赐火范围与唐代有所不同,如《春明退朝录》所云:「唐时,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赠,非赐例也。」也就是说宋代皇帝赐火范围要宽得多,不仅赐近臣戚里,而且赐给大臣,以示皇恩浩荡。宋代大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曾赋《清明赐新火》计写道:「鱼钥侵晨放九门,天街一骑走红尘。桐花应候催嘉节,榆火推恩添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爱蜡烟新。自怜惯识金莲烛,翰院曾经七见春。」由於寒食在清明前一日,在唐宋时因祭陵扫墓风俗逐步合一,所以《燕京岁时记》记载:「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之说。
三月三是祓除踏青日 不是扫墓祭祖日
弄清楚寒食、清明节源流与演变,搞明白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极其重视扫墓祭祖的传统风俗。就引来另外一个「三月三」祭拜黄帝是否适时的问题。
「三月三」是什么日子呢?「三月三」又称「重三」也是古代汉族十分有名的节日。不过它是由中国古代上巳节(又叫「三巳」)演变而来。由於一些所谓「专家」不懂中国历法及传统节日演变,误把「三月三」当清明来过,才闹出「三月三」祭拜黄帝的笑话。中国古代历法是以天干地支六十甲子循环计时,按夏历十二地支计算,每逢三月第一个巳日便是「上巳」日。一般都在三月上旬,或在清明节前,或在清明节後,相差不了几天,偶有重合为同一天者。上巳节已经从中国人的节日谱中消失了,但过去它曾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巳日,後来则固定为农历三月三那天。
上巳节起源於西周时春天水滨祓禊之风俗,《周礼·春官·女巫》记载西周礼制规定:「女巫掌岁时祓除畔浴」郑玄注解释:「岁时祓除:如三月三上巳如水上之类。畔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因为《周礼·地官·媒氏》还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也就在阳春三月里,让少男少女们各自幽会,即便私奔发生关系也不必禁止。「奔者不禁」并不涉及「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原始群婚制的遗俗。在春季鼓励男女青年幽会的习俗今天其实还有,在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就有「三月三」歌会,男女们在这天唱歌跳舞寻找伴侣。周朝讲究礼制为什么不禁止呢,这与古代执政理念有关,国家要强盛、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注重人口的繁衍生息,在古代人口的繁衍便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历史历朝历代执政者都重视国家人口增多。上巳节含有求偶交配的功能,所以对於原始群婚遗存的民俗仲春男女的「私奔」「野合」都不禁止。
这种风俗在《诗经》中反映更多更具体。如《诗经·郑风·溱洧》有诗记载郑国(大体在今新郑境内)风俗:据高亨注释,每逢夏历三月三的上巳节,人们在溱、洧两水边洗濯修洁、女秉执兰草,祓除不祥,男女相诱相謔狂欢。正因如此,孔夫子才认为「郑风淫」主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朱熹给《郑风》作注时说:「郑卫之音,皆为淫奔!」
到了汉代上巳节,「是月上巳,官民皆洁於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如果说清明祭祖与慎终追远、祖宗崇拜有关:那么,「三月三」则与迷信禁忌、驱疫除疠、清汙除垢、祓禊不祥紧密相关。所以三月三可踏青春游、可水滨修洁祓禊,唯独不可祭祖。
因三月「上巳」日每年都不一样,魏晋以後,大致上都固定在三月三这一天。比如东晋时号称中国书圣的王羲之就是三月三上巳节在兰亭修洁,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其实,说到上巳「曲水流觞」故事也是起源西周初年,周公曲水之宴。《初学记》引《续齐谐记》记载:「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也就是说周公平三藩之乱後,准备在今洛阳准备修建东都,当时都城、宫殿尚在规划建设中,遇上巳日周公便在大自然环境里曲水边设宴,将酒觞放在流水上,漂到谁面前谁就饮酒,由此形成了「曲水流觞」风流雅韵。
从两汉到隋唐时期,上巳节是十分著名春游踏青的节日。《秦中岁时记》云:「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於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杜甫《丽人行》也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都是指上巳节。由於上巳节与清明相近,也确实常有把清明祭墓扫墓与上巳踏青搞混的现象。直到宋元时期,上巳节在王公贵族及文化程度较高的缙绅之家还一直独立存在著。比如白朴《啬头马上》杂剧第一折:「今日乃三月初八,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玩赏。」这时上巳节既未用三月三,祓禊意味也很淡,主要变成了春游节。由於上巳节与清明节时间相连,上巳节踏青春游活动融入到清明里。以致於到近现代,一般普通百姓只知清明节,
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考察,「三月三」是上巳节的演变,其节日内容一是青年男女幽会、寻找性伴侣的节日;二是有水滨修洁驱疫、祓禊不祥内涵;三是踏青与春游。均与祭祖无关。从地域上看、从长安城边三月三仕女踏青、到洛阳周公「曲水流觞」、再到新郑溱、洧水边男女狂欢、以及江南三月三兰亭修洁,内容都差不多。「三月三」主要是以祓禊、踏青为主的,不是祭祖的日子,此日拜祖祭黄,岂不是把黄帝当成不祥、不洁、汙垢之物进行祓除,岂不是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的大忌!而清明才是真正的祭祖扫墓日。也是我国历史上及当今法定的祭祖节日。如果说在故里搞祭拜是祭错了地方,那么,三月三祭黄帝、拜祖宗更是选错了时间。
清明节是我国历史上就是国家法定的祭祖扫墓节日,也是现今的国家法定节日。清明节祭祖有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蕴含著悠久的中华民族的风俗传统。特别是在祭黄帝拜祖宗这个问题上,古称「禘黄」而不称祭,是将其作为最高祭典!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怀著庄严肃穆的心情共同奉献一瓣心香,完全不同於溱、洧水边洗濯、修洁男女戏謔狂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的时代,每逢清明节,全世界各地华人一次次来到黄帝陵公祭,祭黄帝陵不仅是一国之重典,而且已经成为全世界华人之盛典,整个中华民族之大典!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象征,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黄帝陵是缔结炎黄子孙的纽带,祭祀黄帝陵、弘扬黄帝开创中华民族文明先河的黄帝文化精神,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者:郭兴文,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
庚寅(2010)年公祭黄帝活动宣传资料选编/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