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李鸿义

　　四、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43天，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作了题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认为“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得更严重。“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历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后说：现在，延安的学风是主观主义，党风是宗派主义。他提出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共16条，主要是：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对研究实际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宗派主义是排挤党外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在排内；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必须整顿等。
　　王明在9月12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反驳。他不但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②并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秦邦宪(博古)的错误，秦邦宪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秦邦宪身上。
　　毛泽东报告以后，许多人发了言，大家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错误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人，经过学习《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和马列主义有关著作，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以对中国革命负责的态度，开始作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初步自我批评。
　　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澄清了以下事实：(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二)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三)王明到苏联后期，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四)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明确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在下列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致电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0月7日晚，王明又与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抓住季米特洛夫询问中国抗战情况的一封电报，说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并说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需要与资产阶级把关系弄好，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毛泽东指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10月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何克全(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又把7日晚的谈话作了一些修改，他在会上说：“我们应与国民党关系弄好”，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是妨碍统一战线的”，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并说为了与国民党关系弄好，可否提出“我们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等等。
　　王明的这些意见，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因为他提出中央犯了“左”的错误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10月12日，王明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以后，王明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几乎再没有公开露面活动。
　　为了系统地清算王明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严重错误，揭穿王明“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假马克思主义，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29日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后，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都先后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又在更大的范围开展。9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信中央研究组及各同志，指出“本组研究的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并具体指出实际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文件材料，供大家学习和研究。
　　中共中央还把相当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③以及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为了使中央党校能够担负起整风学习的重任，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党校。党校直属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彭真为教务长。④党校成立了现状研究室、时事政策研究室，加强对现实情况的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从前线回延安的一些进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和他们谈话。有的人不习惯住延安的窑洞，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在延安整风中，中央党校是整风的重点单位，它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①《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②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39页。
　　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曾多次作过召开七大的决定，由于战争形势紧张等原因，前几次都未开成，直到1945年才正式召开。1940年起，各地党组织选出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
　　④1943年3月，中央党校再次改组，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