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干运动与抢救运动

　　在延安普遍整风阶段，中共中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侦探奸细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加剧的情况，决定从1942年12月进行干部审查工作，即清除内奸，开展反特务斗争。12月6日，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反奸细的报告，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的斗争。从此，便在少数单位内进行了审干和反特斗争。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风中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组织审查，指出：“整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但是，康生却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发动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偏离了审干运动的正确轨道。
　　早在1942年11月，康生向中央报告，说社会部破获了一起重要的敌特案件，即所谓“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19岁，1937年底在甘肃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然后经中共地下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和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西北公学学习。11月，康生在西北公学搞审干试点，将张逮捕审讯。在严刑逼供下，他胡编乱造，诬陷了不少好人，胡说甘肃地下党是“红皮白党”的“红旗党”，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务。康生即据此得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都不可靠，要“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随后又大规模地追查从甘肃、河南、湖北等地来延安的干部。康生还让张克勤以一个“悔过自新的特务”的身份到处做报告，“现身说法”，在各机关和部门采用了劝说运动、控诉运动、个别谈话、大会揭发等各种形式进行反特斗争。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短短三个月内便有400多人坦白自首。针对审干中出现的“左”的倾向，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继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一时间，“抢救运动”一哄而起。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成了被追查和逼供的对象，“特务”、“内奸”越整越多。陕西、河南、四川、甘肃、内蒙、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都被诬为“红旗党”。不久，康生又批转了《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一文作为“经验”推广。这个“经验”说：在党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绥德师范学校“失足青年”纷纷悔过自首。群众大会开了10天，参加者2600人左右，自动坦白的280多人，被揭发的190人。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导致了反特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抢救运动”的严重后果，很快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纠正错误，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逼供信”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10月19日，毛泽东又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时，历时数月的“抢救运动”才开始有所遏止。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受到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为此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反复强调审干的九条方针，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上级批准，要求经常检查有无逼供信行为。绝大部分被冤屈的同志都得到平反昭雪，只有少数人的问题一时难以查清，只好暂时挂起来。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对于坦白人员进行甄别平反的指示。这样就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了错误，保证了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使整风运动又回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轨道上来。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吴崇信、李鸿义主编，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