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起义及其经验教训

李凤权

　　编者按：1963年7月13日，《西北红军战史》编写委员会邀请原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部分领导人、原绥德地委和绥德军分区部分负责人，在西安座谈有关横山起义的情况和经验，会后由章纯同志执笔写成了这份材料。现征得章纯同志的同意，由本书作者对这份材料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附录书后。
　　1946年10月，驻守在陕北横山县境内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及其所属保安第九团和二十二军一部分团队(原国民党骑六师)官兵，共5000余众，在副指挥官胡景铎的率领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着反内战的旗帜，发动了震撼榆横、影响全国的武装起义。由于这次起义的胜利，使榆横地区无定河以南纵横200余里的广大地区和12万群众获得解放，大大地削弱了北线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为党中央和边区军民转战陕北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徘徊在一个十字路口，同时存在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一步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并在其授意和援助下，利用和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企图从人民手中夺走抗日战争的全部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坚决保卫人民斗争的果实，力主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提出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这两种不同命运和两个不同前途的斗争，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趋势，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正式开始了。这种形势，对全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而冷酷的考验，究竟打内战，还是反内战?究竟跟蒋介石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何去何从，要求人们作出抉择。横山起义从一个局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
　　几个重要因素
　　这支起义部队，其所以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诸多政治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影响下，在这支部队中逐渐出现了以胡景铎为首的一批向往民主、同情革命、仇帝反蒋的进步分子，他们是领导这次起义的主要骨干。这些人当中有李振华、张亚雄、姚绍文、许秀歧等同志，他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接受了革命的影响。他们当时在国民党第十七军八十四师五○○团担任军职，是一群抱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青年军官。十七军是国民党的一支杂牌军队，与蒋介石有矛盾，经常受蒋介石的排挤，十七军在1937年7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胡景铎所部一个营(五○○团第三营)先后在山西灵石、霍县、中条山一带，与八路军联防，并肩作战。他们直接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在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鼓舞下，不断增强爱国思想和抗日决心，自觉地以八路军为榜样，在国民党嫡系部队狼狈溃退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屡创强敌。在联防期间，他们经常与八路军来往，共同联欢，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接受革命的宣传，并派干部去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学习八路军榜样，在部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和废除打骂制度，等等。虽然这些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但却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赤化”，横加排挤和打击，有的被迫潜逃，有的被拘留审讯，有的受严刑拷打，有的公然被劫持囚禁。1943年十七军由豫西前线调赴陇东整训，国民党为安抚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提升胡景铎任二五二团团长。时因陇东防地靠近陕甘宁边区，胡景铎以私人关系向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进策，“奉劝”他率部起义，投奔边区，但被高拒绝，胡也被迫离职。胡景铎离部以后，其部属受到严厉整肃，惨遭枪杀者，日有所闻。在此杀机四伏，迫害无已的情况下，李振华、张亚雄等人决计率众分批逃离，先后回到关中，重新集中于胡景铎身边，并在胡景铎的率领下来到陕北横山。他们聚集陕北，有其政治上的理想和目的，是考虑到陕北“防区”与解放区毗邻，便于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以便进入边区，参加革命队伍。他们很快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取得联系，在党的直接指导下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有了这一批进步的骨干力量，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便有可能通过他们去影响群众、组织群众，并把这支部队引向革命的道路。
　　第二，驻守陕北的国民党保安团队和二十二军原骑六师的一部分部队，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些所谓“杂牌军”的歧视和压迫，激起广大官兵的不满，为部队的起义准备了群众基础。
　　陕北保安指挥部及其团队，隶属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领导。这个“司令部”及其所属第二十二军和骑兵第六师是国民党典型的“杂牌”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取消了骑六师的建制。这种排斥异己的手段在二十二军广大官兵中引起极大不满，特别是原骑六师官兵极为愤慨，反蒋情绪日益强烈。陕北保安指挥部及其部属又是杂牌中的杂牌，如果说二十二军和骑六师受着蒋介石的排挤，那么保安团队便受到“双重排挤”，因而更富有反蒋的革命性。这支部队在起义前，已经受过几次缩编，由原来的三个团缩减到一个团，整个部队已被逼进一条朝不保夕的死胡同，“奉命”遣散只待时日而已。这一点许多官兵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当中有些青年军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早先与党有过联系，同情革命，如范止英、秦悦文、魏茂臣、杨显臣等，他们都很快成为领导起义的骨干。而其他很多军官则陷入听天由命的消极状态，特别是一些上层军官，普遍表现得生活糜烂，意志消沉，“一爱洋烟二爱酒，三爱嫖妓四爱赌，今天不要明天走”。这些人，也包括一少部分中级军官，由于生活腐化，大都唯利是图，差不多都做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盘剥当地群众。所以当地居民与驻军多是债户和债主的关系，军民之间的矛盾十分紧张。至于广大士兵，包括一部分下级军官，由于身受其统治者们的层层剥削，半年不发一次军饷，一年穿不到一身军装，终年过着少吃缺穿的生活，穷困异常，在他们心里，潜伏着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对于广大士兵和当地居民来说，一旦革命唤起了他们的觉悟，就组成起义的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起义的基础，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第三，党对这次起义工作非常重视，在每一个重大时刻和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适时地指出方向，提出正确的指示，并从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在部队中展开深入的政治工作，因而保证了整个起义自始至终遵循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终于取得了兵不血刃，全军义从之功效。
　　在起义部队领导者胡景铎与党取得联系之后，党就提出了“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原则指示。党要求在绝对严格的基础上审查干部，首先在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加强领导核心，规定了一整套秘密联系的方法。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从延安和绥德派了王钰、杨万钧、雷玉杰等30多个同志潜入波罗、石湾等保安团驻地，深入连队，开展士兵工作，给起义部队输入了新血液。张家口战役之后，党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必须迅速准备起义行动”，并且成立了边区北线作战指挥部，调集兵力，从军事上积极支援起义行动。同时党又发动了边区广大群众，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积极配合起义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边区军民的大力援助，是起义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起义的经过
　　(1)敌我态势
　　当时国民党保安部队及二十二军一部(原骑六师部队)，扼守在波罗、横山、韩家岔、高家沟、石湾、吴家园则长达200华里的防线上，依山据险设立了30多个军事据点。这些据点，既是横榆国军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前沿阵地，又是榆林国军总部的外围屏障。尤其是石湾、吴家园则和高家沟等据点，深入边区腹地，平时阻断绥米地区通向三边的要道，战时则对边区中心构成直接威胁。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胡宗南一方面在边区南线集结军队，一方面又在榆林赶修飞机场，准备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南北夹击，占我延安，形势的发展将对边区极为不利。党中央和西北局正确地分析了敌我态势及敌人的战略意图，决定及早做好应战准备，首先解决北线之敌，清除后顾，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南线敌人的进攻。因此，在西北局领导下，成立了北线作战指挥部，由王世泰、张仲良等同志负责，具体策划北线战役的军事部署。横山起义乃是整个北线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敌横山防区兵力分布状况
　　整个防区除保安部队外，还驻有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一部分团队和地方自卫队，在军事上也接受保安指挥部的调遣。保安指挥部设在波罗镇，直辖一个特务排，一个补充大队，一个实际上是武装警卫部队的军剧团，连同后勤人员，共约300余名。保安指挥部所属保九团团部设在石湾，直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迫炮中队。每一大队下辖五个中队，每中队实有兵力多至七八十人，少则五六十人，共约1000余众。一大队随团驻石湾，二大队驻高镇，三大队驻波罗以南殿市一带。接受保安指挥部调遣的二十二军原骑六师的一部分连队，其中包括一个骑兵连，一个补充连，驻无定河以北的海流兔庙，一个机炮连驻波罗，一个骑兵搜索连驻巴兔湾。此外还有敌八十六师暂编团所属的曹万霖连驻米家园则。这些连队编制较大，每连约150人以上，共计约有1000余众。这两部分兵力，除骑兵连和补充连由于防地偏居塞外，起义时因我军接应迟缓，被敌连长景文祺发觉，胁众窜逃榆林外，其余连队全部起义，参加了北线战役。
　　另外，由保安指挥部临时指挥的敌十一旅驻响水的一个营，起义中因叛徒泄密，营长萧炳南率领一部分队伍逃往榆林。还有二十二军驻横山的一个骑兵团约2000人，在解放军包围下接受了胡景铎同志“立即派员接洽起义”的命令，旋即接受改编。此外，还有分驻在米家园则、油房头等地的一些自卫队，约计数百人，在波罗等地武装起义影响下，也先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上述起义部队和自卫队实有兵力共4000余人，当时号称5000余众。
　　(3)三个作战方案
　　1946年10月，是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最高潮。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上集结大量军队，向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动进攻，同时命令胡宗南突袭陕甘宁边区，妄图占领延安，打乱人民解放军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为使陕甘宁边区免于背腹受敌，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南线主要敌人胡宗南的进犯，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并为我方扩大回旋余地，乃决定提前发动北线战役和横山起义。9月，西北局派代表秘密来波罗陕北保安指挥部，向胡景铎同志传达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对起义的指示，详谈了北线作战指挥部的整个军事部署和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立即准备在横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边区派一个旅以上的兵力协助行动，在起义成功后，进军榆林，迫使邓宝珊、左协中起义。第二个方案，边区派两个团的兵力，配合起义行动，首先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方面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以便在条件成熟后解决榆林问题。至于第三个方案，则是一种预防万一的措施，即是说一旦发生了不可控制的情况，胡景铎等同志立即率领骨干撤出原防，进入边区，边区派兵予以接应。党认为第一个方案困难较多，因为当时边区部队大部分西出关中西部接应王震所部，参加北线战役的实力有限，兼之基层干部也少，即使解放了榆林，也难以控制局势。因此采用第二个方案比较适当。如果首先解放了无定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榆林之敌则面临自顾不暇的窘境，对我已无多大威胁；同时我党长期以来与榆林方面统一战线搞得较好，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将可使边区北线暂时保持稳定态势，为我反击南线之敌造成有利条件。经过详细讨论，胡景铎完全同意了西北局所提的作战方案。
　　(4)各地战情
　　定于10月12日晚开始统一行动。在北线战役指挥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临时作战指挥部，一个是由王世泰、张仲良、张贤约等同志负责的北线战役指挥部，一个是由胡景铎同志负责的起义部队指挥部。
　　东线由王世泰、张贤约同志指挥所部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武镇以及绥榆公路上的万佛洞、镇川堡等据点，给西线起义部队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西线，首先由高朗亭同志率领绥德分区一个独立营，接应石湾起义。石湾方面当时驻有保九团团部和七个中队，由于我地下党员张亚雄、许秀歧和起义骨干范止英、杨显臣等同志，实操军队领导权，事先对起义已作了周密部署，因而基本上没有引起反抗，只打了几枪，很快就摧毁了国民党“五县联合党部”，捕获敌书记长、老牌特工叶秀卿以下40余反动分子，起义获全胜。
　　石湾起义胜利后，高朗亭、张亚雄等同志当日北上，接应高镇起义。高镇驻军保九团第二大队在秦悦文同志率领下，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全部起义，并捕获长期流窜匿迹破坏边区的特务吴天德等10多名。
　　波罗于13日佛晓行动。当日胡景铎同志，分头“邀请”了阻碍起义的一些比较顽固的军官，如薛宏道、莫居坤、武之缜等，并一些反动分子如高乐天等，分别缴械拘留，晓以大义，迫使他们就范。起义未遇到任何反抗，一举成功。军民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群众奔走相告，竞传喜讯。
　　波罗至石湾约200余里的通道线上，驻守乌龙山、殿市、韩家岔等据点之敌军，由波罗派兵出击，旋被肃清，有许多士兵参加了起义部队。
　　响水之敌在波罗起义部队和解放军的包围下土崩瓦解，一部分逃往榆林，响水镇宣告解放。
　　驻守横山县城的二十二军一个骑兵团，由张仲良同志率教导旅一个团围攻未克，后经胡景铎同志派指挥部杨俊庭和三边分区团长郭宝山、曹洞之等同志持函前往，晓以大义，说明利害，该团团长王永清表示接受命令。横山解围，王团受编。
　　驻无定河以北海流兔庙有三个连，一个是杨汉三搜索连事先参与起义准备工作，奉命于13日起义，14日奉调波罗。一个是骑兵连，连长景文祺比较顽固，一个是补充连，连长孟俊甫曾参与起义，原计划由我十一旅予以接应，并胁迫骑兵连共同起义。后因支援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被景文祺威逼两连部队窜走榆林。
　　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表现了两个显著特点：(1)速度快，各地几乎是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得当，较好的体现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作战计划。(2)秩序好，起义中，未发生任何混乱现象，军民相安，较好的体现了党的政策。
　　(5)骑六师成立
　　起义告捷，根据党的指示成立西北民主联军，胡景铎同志所部起义部队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任师长。接着在波罗召开了祝捷大会，并向全国各地发了通电，痛斥蒋介石排除异己，勾结帝国主义，坚决与人民为敌，发动全面内战的种种罪行，并揭发了有关蒋匪发动内战的所谓“手谕”、“手册”、“指令”、“命令”等等秘件，胡景铎重申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的战斗口号，义正词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祝捷以后，即着手部队的整编、人事的安排和清理与转移军用物资等工作，当时骑六师暂编为五个团和一个绥南独立旅(即王永清部)。为了帮助整训和巩固起义部队，党从边区派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到部队担任军职，一般的都担任副职，如副营长、副团长等，实际上就是政治委员，营连仍称教导员、指导员。整编就绪以后，党又考虑到起义部队的安全和巩固，着即集中武镇进行整训。
　　(6)三次叛变事件的教训
　　由于这次起义行动上表现得神速异常，使榆林方面感到出乎意外，起初还来不及冷静思考，但一时迟疑过去，他们便不甘心失败，妄图采取报复手段瓦解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到达武镇以后，连续发生了内部少数动摇分子的三次叛变事件，恰恰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党指示部队远离榆林影响，集结武镇的考虑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
　　第一次是王永清的叛变，王永清及其所部原来就没有要求革命的政治基础和参加起义的思想准备，他们参加起义原是兵临城下所致。我们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绥德统战部曾把该部官兵的家属200余人安置在边区，就是为了稳定这个部队的情绪，促使他们坚定革命的意志。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起义不久，王永清就擅自率部离去，远驻海流兔庙一带的荒漠区，但由于所部官兵家属尚在边区，使他们不敢公然叛变，仍然向我指挥部请示汇报工作。正在这个时候，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书记赵通儒亲率大批干部贸然前往该部劳军。这个活动给王永清提供了决心叛变的条件。王永清下令扣留了以赵通儒为首的慰劳队，以此作人质交换他们的家属。王永清敢于公然叛变，主因自然是他的本质顽固，而慰劳队在不掌握实际情况下的贸然行动反而给他们以可乘之机，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次是张伟如的叛变。指挥部去武镇之前，波罗留守的任务由卫队团团长张伟如、副团长左文辉和一营营长李振英等负责。左、李是共产党员，起义部队的骨干。特别是李振英所领导的一个营，足可控制张伟如的行动，但由于他们对张的本质缺乏深入了解，麻痹大意，未能发现榆林派人到张部进行拉拢活动，致使张伟如这个两面派，在不加防范的情况下，率其旧部120余人叛逃。
　　张伟如的叛变比之王永清，规模要小得多，但影响远比王永清要大。因为王永清是个众所周知的不稳定分子，该部过去与保安团队关系较为疏远，他的叛变行为在起义部队中几乎没有引起波动。张伟如则不同，他的部队和他本人虽不隶属保安指挥部，但与保安团队的官兵联系较多，起义中也曾以骨干使用，任命张为骑六师第四团团长。因而张伟如的叛变，影响很坏。
　　第三次是高乐天叛变。高乐天是个思想反动的旧军官，在波罗被迫参加起义。王永清和张伟如相继叛逃后，他便秘密唆使高应和高海祥等几名落后分子，企图在武镇发动武装暴乱，但由于起义部队领导胡景铎等已经吸取了前面的经验教训，警惕性提高了，采取防范措施，及时地揭露了高乐天等人的阴谋。高乐天在阴谋败露后，只身潜逃。
　　这三次叛变事件，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起义部队必须经过严格的整训，深入的改造，才能得到巩固，逐步成为真正的革命队伍。按照原来的设想，打算把这支部队仍然留驻北线防地，试图对榆林国军施加影响，为解放榆林创造条件。后来的情况说明这种想法在暂不进攻榆林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为了保存这一支起义部队，首要的任务是必须进行整训。党中央及时作出决定，骑六师撤离北线，调驻革命圣地延安，接受一个比之武装起义更为艰巨的革命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系统地、彻底地革命改造。
　　部队改造过程
　　改造，对起义部队来说，意味着彻底清除旧军队的一切传统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比之武装起义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革命。因之这必须有明确的方针和具体的步骤。
　　(一)一般思想状况
　　起义部队的官兵，绝大部分是关中子弟兵，少部分外籍官兵也由于长期驻陕而深知陕情。他们普遍地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暴政不满，反蒋反胡是坚决的，这是他们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但是，除了共产党员和少数进步分子外，大多数官兵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们在起义以后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许多思想顾虑，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1)怀疑党领导的军队，有无“杂牌”“正牌”之分，他们算不算“正牌”的八路军；(2)党对参加起义的干部能不能和边区干部一样，一视同仁。基于这种疑虑，有些人抱着“瞧下一步”的态度。总起来看，他们当时对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此外，由于旧军队固有的传统思想作风的长期影响，所以起义部队在许多方面，如官兵关系、组织纪律性、民主生活等等方面，都有加以改造的必要。
　　(2)改造的三个阶段
　　党对起义部队改造的方针是：团结、教育、巩固，整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
　　从部队南下到延安驻防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政治影响，使其通过具体事实，加深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识。为了配合部队南下，党组织了广大群众，沿途积极开展劳军爱军活动。部队每到一处，群众夹道欢迎，问暖问寒，亲如一家。这种新型的军民关系，使他们深受感动。如在延安万人欢迎会上，许多战士被群众热情感染，激动得落了眼泪。
　　到达延安驻防，这件事本身对起义官兵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调到这里驻防，说明党对起义部队的高度信任。尤其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革命的伟大领袖，以及中央其他首长，在枣园召见了起义部队团级以上的干部，请他们吃饭看戏，并作了亲切的教导，对起义部队震动很大。特别是毛主席的一翻讲话，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革命前途所作的深入浅出的精辟分析，更使他们终生难忘。毛主席在讲话中十分形象地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大船，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小船，一同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但是国民党这只大船是破烂不堪的，经不起风吹浪打，不久就会沉没，而我们的船虽小，却是全新的，它能够乘风破浪，永往直前，驶向彼岸。毛主席这一番教导，使他们坚定了革命信心，正如有些同志以后所讲的，当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毛主席的话，想到毛主席的话，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了，以后朱德、周恩来同志对他们都专门作过报告。领袖们的指示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激励他们更加热情地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
　　清泉沟整训是改造的第二阶段。起义部队在圣地延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之后，即开赴甘泉县清泉沟整训。为了帮助部队整训，党派进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并指示整训首先以改造思想为主，军事训练为辅。
　　根据党的指示，部队领导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和认识当前形势，对蒋匪必败，革命必胜树立了信心。其次是学习《解放日报》有关社论，认清了起义不只是番号的改变，而必须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第三是针对旧军队的作风，学习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了干部作风，密切了上下关系。第四是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改进军民关系。第五是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清泉沟整训使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技术都得到了提高。
　　不久胡宗南匪部向边区大举进犯，党中央已作好撤离延安的准备，指示骑六师开赴陇东店子塬，一面担负防务，一面继续整训。
　　陇东店子塬的新式整军是部队改造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在士兵中开展“诉苦”运动。这是一次十分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经过诉苦之后，战士的政治觉悟有了普遍提高，革命意志随之加强，官兵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变，民主作风得到了发扬，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组织纪律性，为这支部队成为人民子弟兵奠定了基础。
　　在志丹县进行“三查”和练兵是改造部队的第四个阶段。
　　1947年冬，部队在陇东参加了一次对敌战斗之后，调志丹县休整。这期间，前往联防军步校学习的百余名连排干部已调回部队工作，又在党的扩军号召下，补入边区子弟兵2000余人。经过“三查”运动和军事技术练兵，使部队大大的精壮起来，遂即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解放宜川、宝鸡、扶眉、兰州等战役战斗，直到全西北解放。
　　横山起义的经验教训
　　横山起义不论从其政治影响或者军事战略意义上来看，都是比较成功的一次革命的武装起义。现将其主要经验总结如下：
　　(1)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党对起义工作的各项指示，必须抓紧军中建党这个首要环节。
　　武装起义是阶段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便没有统一的革命行动，没有行动上的一致，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这次起义之前的酝酿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之久。这期间，党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和每一个重要时刻，都适时作了正确的指示。如指出建军必先建党，建党必需在严格审查干部的基础上进行，必须重视基层干部的训练，等等。根据党的这些指示，我们首先在起义部队建立党组织，形成领导核心，使起义有了行动司令部，便于掌握广大的基层干部，为起义工作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轻举妄动或者坐失时机两种倾向，党在确定正确方针以后，根据情况变化又及时作出新的指示。例如，开始要求我们的工作要“长期隐蔽，待机而动”，以后情况变了，立即要求迅速发动起义，前后指示在不同时间来说，都是非常正确的。党组织随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辨明前进方向，为起义工作做好思想准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和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保证了这次起义迅速有序，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党的领导是首条经验。
　　(2)必须提出鲜明的斗争口号。
　　起义是武装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没有占绝大多数的士兵群众参加，起义就不会成功，甚至也没有起义本身。而要动员广大士兵群众积极投入起义行列，就必需提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斗争口号。起义中我们根据群众普遍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特别是他勾结美帝国主义打内战这一事实，提出：“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的战斗口号，表达了群众的心声，因而得到广大群众和士兵的支持。又如我们针对陕北部队多系关中子弟兵，他们个人和家庭都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对国民党统治者怀有切齿之恨。所以我们编了《打回关中去》的军歌，其中有“人在无定河边，心在八百里秦川；渭水在呼唤，赶走胡宗南”的歌词，对鼓舞部队士气起了很大作用。这是第二点经验。
　　(3)教育与审查干部是关系起义工作成败的关键。
　　在敌军内部发动武装起义是一场非常严峻而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不仅要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要对所有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连级以上军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审查，以便区别对待。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证队伍的纯洁性，才能防止任何破坏企图，保证起义的胜利。对干部的审查必须与教育相结合。在部队起义之前，我们差不多用了半年时间，对全军所有班排级干部，分批地集中轮训了一次。主要内容是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反动本质(当时在榆林方面，因与蒋胡有矛盾，一般的反蒋言论，他们并不介意)，以加深基层干部对蒋介石的不满，使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旦发动起义，不至于感到突然。轮训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系统的摸清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到心中有数，便于正确使用。对连以上的干部，我们普遍地进行了排队，差不多对每一个人都作了具体分析，该争取的争取，该利用的利用，该防范的防范。例如，石湾方面发现第四中队不可靠，张亚雄和范止英便把他们从石湾调到柳桥，以减少起义时的阻力。特别是对一些上层军官，具体地分析了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便于分化利用。如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对指挥部参谋主任薛宏道(一个很顽固的实权人物)不满，我们便对张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使张对我们发生好感，消除他对我们起义活动的戒备，这一点作得比较成功，直到石湾响起了起义的枪声，张子亚还被蒙在鼓里，最后经过我们说服，放下武器，依附了起义队伍。但也有失败的例子，如对张伟如的分析，就缺少透彻的了解，防范不严，后来张伟如叛变出乎我们意料。再如奇袭响水没有成功，原因也在于事前没有发现派出的军队中有一个排长是个不稳定的分子(国民党黄浦军校学生)，没有加强控制。由于这个排长临阵潜逃，泄露了军机，使奇袭计划失败。无论是成功的例子，或失败的例子，都说明做好干部的审查教育工作至为重要，这是第三个经验。
　　(4)要切实作好防奸防特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在陕北保安部队中派进了一些特务分子，专门监视部队动态，进行反共活动，是起义的主要敌人。起义之前，我们在严守机密的同时，对整个防区内的敌特据点，活动情况，都摸得十分清楚，对其行动作了严密的防范，所以在后来起义中，一声令下，敌特全部落网。对一些重大的怀疑分子，也都事先作了妥善处理，如当时发现波罗小学校长雷子扬，政治表现不好，便把他遣送关中。以后证明，雷子扬确系特务分子，关中解放后被我镇压。防奸防特，是保证起义胜利的不容丝毫忽视的工作。这是第四个经验。
　　(5)部队起义以后，应立即进行整顿和改造工作，这是巩固部队，保卫起义成果的关键性措施。
　　起义后所发生的三次叛变事件，充分说明了党在当时提出的部队脱离原防，速向边区后靠的指示完全正确。部队进入边区以后，脱离了敌方的影响，这就为部队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后在延安学习，在清泉沟整训，在店子塬进行的新式整军，都是一步比一步深入，终于使这支从旧军队体系中分离出的部队，光荣地编入人民军队的行列
　　横山起义，是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党和人民对敌斗争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它是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领导的整个北线战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时间上来说，横山起义发生在1946年10月间，即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高潮时期。因此横山起义的成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对边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其军事战略意义来看，由于这次起义，解放了无定河以南纵横200余里的广大地区，这就为以后边区军民进行自卫反击战争，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一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横山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中，千千万万个胜利中的一个胜利，横山起义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的伟大光辉，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又一个胜利。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