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李鸿义

　　五、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对于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了详细的结论，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此种结合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24年的奋斗中，党始终一贯地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情况极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和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党在斗争中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形成为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
　　《决议》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1921年至1927年，特别是在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辉的一章。但是由于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接受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
　　《决议》指出：从1927年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农民，抗击了国民党的反动进攻和“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在各个战线上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
　　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说：但是必须指出，在这10年内，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个时期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胜利，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政治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九一八”事变后，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和否认，形成了自己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后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第三次“左”倾路线，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在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结果不但使城市的工作遭到了失败，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了失败。总之，第三次“左”倾路线，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在军事上，第三次“左”倾路线，否认毛泽东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真正的逃跑主义。
　　在组织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把一切对错误路线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人，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提高威信，吓唬党员干部的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而对新干部也不给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的工作，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经验又脱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在思想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
　　《决议》指出，“左”倾路线上述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找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错误，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情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地表现为经验主义。
　　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的地位，因而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方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他们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在党内，就造成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证明”。“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决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提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决议》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