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作风的产生和发展

李鸿义

　　二、《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党建学说的系统阐述
　　三大作风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源于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于党的革命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实践，在要不要马列主义的指导，要不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曾经进行了长期、多次和尖锐的斗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5年七大召开的24年中，党内经历了3次大的斗争，不断总结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逐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才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也开始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空喊马列主义口号，根本不懂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大革命迅猛发展，农民革命运动出现高潮的时候，陈独秀被貌似强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吓倒，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提出了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导致大革命遭到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倡导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一切事物要采取分析态度，要调查研究，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表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出现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是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并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提出“占领中心城市”和“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等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口号，表现得一次比一次更“左”，几乎断送了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逐步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式的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进一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1930年5月，正当教条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重要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这一切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地提出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论证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分析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为党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作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曾“左”得出奇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的“理论”是从德波林那里拣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垃圾。在延安整风以前，毛泽东很多闪耀着马列主义光辉的理论著作，在党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使全党同志的眼界豁然开朗，特别是使那些沉溺于王明教条主义泥坑的同志的思想为之一震，使他们从那种烦琐的高调空调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广阔无垠的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全党彻底清算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党总结了20多年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使党的作风系统化理论化了，从而全面形成了三大作风。所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结晶，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倡导和培育起来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