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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知识分子问题是统一战线一个重大问题。能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和革命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关系统一战线巩固和革命事业发展的大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抗日民主阵地，因而强烈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儿女，其中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和许多大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望，潮水般地涌向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底，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男女青年及有识之士达数十万之多，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就有2288人。尽管他们的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各有不同，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从五湖四海汇集到了宝塔山下，汇集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吸收、团结、教育和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和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队伍，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给予了极为高度的重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党内军内及地方政府中，还有一些同志看不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存在着不敢放手大胆地使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因此，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
1939年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同年12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决定，并先后作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论政策》等报告。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采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总政策，强调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抗战形势的要求，还规定了一些基本方针，比如坚持对知识分子区别、利用并使之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坚持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知识分子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立场。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教育、培养、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已臻于成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争取知识分子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政策号召和影响下，许多工农出身的革命领导干部逐步转变和提高了认识，他们看到知识分子的长处多了，短处少了，并满腔热情地帮助知识分子进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和大量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分不开的。
陕甘宁边区在贯彻执行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同样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对从国统区、敌占区乃至海外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和科学技术人才都非常重视，一般都要组织欢迎，举行文艺晚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宣传我党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使他们一到延安就能感觉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挤出时间接见、看望知识分子，询问他们来边区后的情况，有时还举行招待会征求意见，有时约请来个别谈话，有时特意题词鼓励他们为边区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的特长及志愿，及时安排他们进入不同类型的干部学校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对有各种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党政军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各项工作并作为技术骨干；为帮助他们早日加入党组织，陕甘宁边区党委专门作出规定指出：不论在军队中、政府中、救亡团体中、文化运动中，凡是无党无派的、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政治纯洁、能吃苦耐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愿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我们均应大量地吸收他们入党。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怀下，各级党组织都注意吸收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以抗大第四期为例：这一期于1938年4月开学，8—12月分批毕业，共招收学员5562人，知识分子4655人中原有党员530人，至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40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在政治上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
与此同时，在彻底实行了民主政治的陕甘宁边区，给予知识分子以高度信任，使他们充分享有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界等也都有代表参加会议。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由于政策正确，知识分子人人心情舒畅，对党更加信赖，从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边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的山区，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仍然很落后。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根据地，急需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在积极培养的同时，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已有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专长。为此，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指出要尊重边区各类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提高其威信，不论在行政上或技术上大胆地提拔他们做负责工作。
在贯彻上述政策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以专家们的学识为标准，大胆使用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专业技术岗位的各级领导工作，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1942年整编后，就从各方面选拔了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科长或局长。水利工程师丁仲文，先任建设厅科长，后任该厅交通运输局局长；农艺专家陈凌风担任了该厅农业局局长；北大农学院毕业的李世俊被调任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具有专长的赵一峰调任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自然科学院教育处长屈伯川调任该厅工业局副局长；农科专家乐天宇任该厅林业局局长。
陕甘宁边区各医院、疗养院、制药厂等医药卫生事业单位，也分别选拔具有专长和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医师担任领导职务；傅连暲一到延安就被任命为边区医院院长，负责该院筹建工作，后又任中央卫生处长；肺科专家何穆，留法回国后到延安，担任中央医院副院长；名医金茂岳是妇产科专家，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儿科专家侯建存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内科专家魏一斋担任延安学生疗养院院长；梁金生是一位具有专长的华侨，他来延安后任边区制药厂厂长。傅(连暲)、何(穆)、金(茂岳)、侯(建存)时为中央医院四大名医，在全国都享有盛名。
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们多数是非党人士，在抗战爆发后陆续来到延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工程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中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从而使大批非党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开创边区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人被评为模范，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陕甘宁边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放手使用，还表现在党和政府尊重和虚心听取知识分子对边区建设的合理意见。比如，1942年3月22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领导的军委经建处，在王家坪召开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专门征求专家们对边区在工业生产上的意见。与会专家针对当时存在的盲目性和分散主义倾向，以及管理混乱和财力物力的浪费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对以后的改进办法提出了“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计划委员会和卫生管理委员会，以统筹全边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和卫生医疗工作”，“实行精兵简政、裁减各生产部门中的冗员，合并同类性质的工厂，力求合理调节人力、物力、财力，使人尽共用”。在可能的情况下，“筹设工业学校，以培养技术人才”等七项建议。这些主张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赞扬，陕甘宁边区政府虚心接受并予以采纳，制定了实施计划和改进措施。194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联防司令部在交际处举行技术人员座谈会，一批为开创边区工业成绩卓著的技师、工程师济济一堂，交流经验，并提出了克服困难、改进技术的具体主张；出席会议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和贾拓夫当即表示赞成，并就如何实施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对边区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生活上优先照顾知识分子。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山区，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物质待遇上想尽办法优先照顾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安心工作。
为了保证各类技术干部和产业工人的生活待遇，陕甘宁边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生活费占着首要的位置，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也经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从延安和边区的特殊情况出发，抗战以来几乎经常拿出财政收入的2/3保障生活，使当时在延安的6万多“公家人”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优待)。1942年，陕甘宁边区按不同标准，把所有享受待遇的人员按性质分为10类40余种，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第二类是学校教职员；第三类是荣誉军人；第四类是技术人员——医务、保育、工程师、技师等；第五类是财经税务人员；第六类是公营工厂工人；第七类老弱病残；第八类非党中间人士；第九类党政机关干部；第十类一般工作人员。对各种技术人员，为了分别情况制定各自行之有效的供给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技术干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技术干部类别划分和职称审查工作。此外，依据中共中央关于优待技术干部条例的“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分类及优待标准，即按“实际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三者为主要依据。在关于资历一节中还特别强调：“主要根据其实际和知识能力，而非机械的看出身。”
依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文化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在文艺界有威望、有著作、有成就者，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15—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1人独住，勤务及马匹须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其家属应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因故不能者，其生活待遇应同本人……
对医药卫生技术干部，按八路军卫生部关于“各类技术人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的规定，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文教技术干部曾试行薪金及津贴两种制度(后停)。薪金制校长(兼课不计薪)每月270元，专任教员上课1小时，支薪3元(每周不超过18小时)，每月亦可达200元以上；津贴制校长每月8元，专任教员(每周上课12小时)每月6元，统由公家供给衣服、粮食、菜钱等。按财政厅规定：校长及专职教员每月发菜钱15元，另外编著讲义，经本校教材编审会采用，每千字按2元发给稿酬。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技术干部生活待遇，经边区政府第19次政务会议通过执行，将本系统技术干部分为4类(1—4级)。一级，凡专门学校毕业，并在所学习的专门技术工作中服务5年以上，或有7年以上专门技术经验，并自修专门技术理论相当于以上程度者，每月津贴95—100元，每年发单衣两套、衬衣一套、被褥各维持一床，可独住一室，出差应有牲口驮行李或代步，书报人手一份……。
从以上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知识分子待遇上的规定看，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可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生活是非常优待的。
此外，为保证技术干部生活待遇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还对所有技术干部优待办法附则明确了三条意见：“一是技术干部提调负责工作仍然熟练掌握技术工作者，则仍受此条件优待，如兼负行政工作且实际参加技术工作者，得按原有规定酌量增加；二是带病工作经医生证明者，另发病员补助费或保健费；三是凡是参加夜间工作则另发给夜餐费，每人每晚按面粉小秤半斤、菜5角计算之。”而对生老病死及家庭遭遇特殊困难者，还有给予适当补助等规定。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在相对和平环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和生产热情，有序地进行各项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1937—1938年，形成了一股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至1938年底，奔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人数已达十多万，形成了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思想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革命的引导。知识分子大多数受过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洗礼，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尝试的错误之后，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人则探求着其他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与实践着种种主义和政治主张，但最终均未能实现其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建立的民主根据地，成为新型社会的雏形，给身临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教育与鼓舞。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内其他领袖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伟人地位的确立，也使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逐渐锻炼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是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民族危亡的共同命运和抗日救亡的共同任务，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维系在一起。而且在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这是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在延安的实际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使得原有的隔阂和距离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战斗中逐渐得以消除。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积极引导，加快了延安知识分子实现与工农的结合进程。
三是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属性，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为了促使知识分子阶级的属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延安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自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17所学校，组织成千上万的延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校学习。党中央还选派李维汉、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吴亮平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校任教，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课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洛甫、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讲课，作时事报告，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系统的学习和教育。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炉里，众多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转变阶级属性，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四是确立了革命的目标，实现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有一部分是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青年，还有延安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汉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在职业上也是全方位的，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教员、青年学生等。如周扬、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萧、艾青、何其芳、丁玲、萧三、贺敬之、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他们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即“抗日救亡”，继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再向社会主义迈进，使延安知识分子团结和集结在一起。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使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克服了散漫性和自由主义倾向，成为有严格纪律和凝聚力的革命战士。
延安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成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了一大批信仰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他们不仅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支主力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