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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壮大—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二）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纪要提出，双方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而事实上，从1945年10月10日双方会谈纪要签定，到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历了激烈的斗争过程。
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仍然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实现其夺取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战略企图。而中共中央则针锋相对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在加紧军事斗争的同时，党又不适时机地领导了群众性反内战运动。194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在延安以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纷纷起来响应，强烈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民主、团结、和平建国。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钱瑞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讲演。11月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专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制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学生们的正义行为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等四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云南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是新的‘一二·九’。”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也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学生和教授的斗争表示声援。国民党统治区20多个大中城市都以集会、游行、罢课、致慰问电、捐款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个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一二一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它与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紧密配合，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不断高涨，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1945年11月底，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被迫去职，美国政府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
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奔走，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经过继续协商，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从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间势力者居多。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政协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经过艰苦的谈判，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其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制之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在设计上参照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但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是迈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大进步。同时，宪法草案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实行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的作用。
在军队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以及以顾问身份参加的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向会议提出意见书或建议书，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为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联合重庆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连续在重庆的沧白堂召开讲演会，邀请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使会外群众及时了解会议的进行情况。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反映各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政协会议各项议题的进展加以评论。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经过长期奋斗，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