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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二节 文艺工作队伍的成长——2
雷云峰
二 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
在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艺形式。这种因地制宜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从1943年春节出现新秧歌运动开始，这种群众性文艺活动，就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在边区，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戏62班。
秧歌、社火是边区民间最普遍最主要的艺术活动形式，主要活动在春节，春节是群众艺术的节日。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局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同年10月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有9位群众秧歌队代表介绍了典型经验。不久，群众秧歌队举行了一次联演。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的《跑红灯》，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的《减租》，子洲县拓开科的练子咀《闹宫》，民间艺人李卜的《张琏卖布》等，显示出群众文艺的壮观场面。1945年春节，延安秧歌队给毛泽东去拜年。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4万万5千万人民都来闹。
社火的旧形式很多，有“狮子”、“龙灯”、“竹马”、“小车”、“花鼓”、“彩船”、“马故事”、“柳木腿”(高跷)、“地故事”、“车亭”、“抬亭”、“背亭”等。利用社火的旧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改造和发展新社火活动。比如，1944年春节，庆阳县五个区的社火会演，三十里铺的社火最博得群众的称赞。它除表演“旱船”，“推小车”、“走马”、“打花鼓”外，还有新创作的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减租》、《王麻子变工》、《种棉》、《劝二流子务正》、《懒黄转变》等节目。人们看了这些节目后都议论：“没有艺术人才参加，庄稼汉能够搞出这样好的东西来，实在想不到”。这些剧的特点，第一是真实生动，所描写的都是边区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第二是剧情紧凑，开门见山，很短时间就能给观众一个清楚的事物印象；第三是场面热闹紧张，有说有唱，寓教于乐。在整个陇东分区，社火活动形成了一种高潮，全分区有群众社火131处，农村中到处可听到锣鼓声，甚至停了几十年的老社火都恢复了活动，说明群众的艺术活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新秧歌活动，带动了诗歌、新说书、快板、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活动。比如，曲子县的老劳动英雄孙万福，就是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他没有念过书，目不识丁，完全凭着好记性，他时常在话语中使用着一些成语，形象和比喻，而且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内容和生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他的杰作。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的陕北“说书组”，在边区文协安波、陈明、林山的扶植帮助下，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他们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毛泽东、朱德听了他的说书，甚为赞赏。韩起祥率先编写和说唱新书，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
此外，在群众中还创办有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化学园。1940年9月27日，延安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成立了“延安合唱团”，属文化俱乐部领导。1941年8月，参加者扩展到25个单位，又成立了合唱团第二团。他们每星期天活动，对普及群众音乐活动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6月27日，又成立了延安业余国乐社，由20多位国乐爱好者组成，属边区音协和文化俱乐部领导。他们自带二胡、三弦、秦琴、笙、△、笛子进行练习和演奏，每隔一段时间在文化沟艺术台公演一次。由柯仲平、丁玲倡导的“群众街头诗画运动”，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画家，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街头诗画工作的开展，对普及与提高群众的文化活动，有着很大的历史功绩。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