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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4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四、边区周边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
陕甘宁边区在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与边区周边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处理好关系，加强边区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边区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策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共产党将其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三种政治力量，并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策略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时，依据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斗争原则。对于顽固势力，要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那些地方实力派，那些愿意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则是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如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一般是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负责的。但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则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经常指示八路军留守兵团，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来延安和边区的不少国民党军队要员，毛泽东也都会亲自接见交谈。
正是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贯彻了中共灵活政策，使边区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地区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巩固和维护了边区的安全，而且形成了边区处理周边关系的基本政策和经验。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睦邻友好，相互信赖。边区与驻防榆林的邓宝珊将军的友好相处，就是成功的一例。邓宝珊早年曾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与中共的李大钊、刘伯坚等交往深厚。他率部驻防榆林地区后，每次途经延安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都会出面迎送。1938年5月，邓宝珊一行数人第一次路过延安，毛泽东在边区交际处为他举行宴会，并挽留其到各处转转，给边区建设提些宝贵意见。邓宝珊很受感动，欣然改变原定计划，在延安逗留近一周。1939年4月，邓宝珊由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长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萧劲光立即致电祝贺。同年5月6日，邓宝珊路过延安，下榻边区交际处。他在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就团结抗日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民族的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磨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①几句真诚的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六七月间，萧劲光到绥德、米脂一带检查河防部队备战工作时，也专程到榆林去拜会邓宝珊，在交谈中，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事协商，互相体谅，友好相处。同时还拜会了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由于有这样友好的关系，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磨擦事件，相对来说就少得多。1940年初，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从南边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宝珊从北边封锁陕甘宁边区，并实行军事进攻。邓宝珊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宗南连电催促，邓宝珊仍不返榆，从而使北边相安无事。对于邓宝珊在保护边区北线安全中的作用，毛泽东曾有很高的评价，“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②。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邓宝珊还在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边区和榆林方面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支持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
(2)维护团结，和平相处。这是边区在与阎锡山部处理关系时的基本原则。在抗战爆发前，中共就同阎锡山建立了合作抗日的关系，共同建立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但阎锡山在抗日和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有联共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对日妥协的一面。为了争取阎锡山部继续抗日，1940年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协议，并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细节问题。此后，双方在山西划界而治，结束了抗战初期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合作，但继续保持间接的合作关系。为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周恩来于1940年5月9日致函阎锡山，信中说：“举国抗战，瞬达三载。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其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造成骑虎之势。……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③此后，中共与阎锡山继续保持联系，并使阎锡山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磨擦中保持中立，山西方面无战事，确保了陕甘宁边区东线的安全。
(3)维持现状，各守防地。这是边区在与宁夏马鸿逵部处理关系时的基本政策。抗战时期，宁夏成为大西北在政治形势上十分敏感的地区和军事攻防上非常要害的部位，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和全国战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日军侵占绥远，宁夏更成为保卫大西北的第一道防线和前哨阵地。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毗连，地处边区的侧后方位置，在面对民族共同敌人入侵时，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共非常关注宁夏政治和军事态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于马鸿逵的个人态度格外关心。中共曾通过民主人士黄炎培表达了“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解”的积极和解态度。④为了坚定马鸿逵集团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宁夏开展统战工作。张子华到宁夏后，与马鸿逵进行多次谈判，但马鸿逵害怕共产党在宁夏发展力量，加之自认为与共产党之间，因为红军西路军的问题“结怨太深”，心存顾虑，故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没有作出积极回应。但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政策的转变，马鸿逵也适时调整了方针，与边区政府的对立情绪较之抗战前明显缓和，这一时期双方基本是维持现状，处于休战的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或正面的军事冲突。
总之，陕甘宁边区这些争取和团结地方实力派、发展扩大军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与经验，对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①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83页。
④ 陈裕宁：《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