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组建和艰苦转战—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任学岭

　　1931年11月，谢子长按照中国陕西省委指示来到南梁。谢子长到后首先做了三件事：第一，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部队党的委员会(简称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延俊、白锡林等。第二，进行了临时编队。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谢子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各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大队内部暂维持原建制)，队委会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第三，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要求对南梁会合的部队进行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使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与三水(今旬邑)、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会合起来。①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指示，一致表示赞同，但同时认为立即进行整编，确有困难。部队所处的内外环境十分复杂：从内部来看，陕北游击队除它的基干力量(原晋西游击队)外，还有杨琪、杨鼎、杨桐、张福才、肖永胜、贺得胜、师诸杰等数股商贩武装；南梁游击队系收编不久的赵连壁、杨丕胜、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骨干力量尚未形成。在这两支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贫困农民，也有不少游民无产者、江湖镖客，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习气浓厚，组织纪律涣散。成分不纯，是部队自身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外部条件看，南梁地区素为匪窟，这里聚集着土匪十数股，每股十数人、数十人、百余人不等。此外周围还有两大匪霸张廷芝、谭世林，各控制400人左右。以南梁为中心的各川道，人口不足两千，产谷约数千担，多年受土匪骚扰，以及官府、地主盘剥，人民穷困到极点，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需，稳定部队，同时加紧内部整顿，为正式改编创造条件。队委会还认为，南梁地区不能久留，宜向庆阳方向转移，一则解决全军的食宿和冬衣，二则摆脱土匪，为部队的整顿寻求适宜的环境。行动方针确定后，11月7日，部队开拔。9日，到达庆阳东北30里之新堡，定此为临时防地。与此同时，还抽调了部分人枪，组成别动支队，由阎红彦带领，向曲子、环县、定边及宁夏方向游击。阎红彦从事“兵运”工作期间，曾在这一带活动，有旧识，一方面可通过旧识收集力量，另一方面也可在本队外围监视敌军。支队在这里扩大百余人，后于新堡归队。
　　就在部队驻防新堡期间，陇东军阀陈珪璋为对抗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派人联络收编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考虑到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实际需要，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急军需，生息力量。经队委讨论决定，派出马云泽(一支队)、刘约三(二支队)前往平凉同陈珪璋谈判。经过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1)收编后部队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驻庆阳新堡一带；(2)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3)拨给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4)拨给修械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5)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6)陈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在新堡点验部队。
　　我方按协议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马锡五组成旅部，以原第一支队组成第一团，原第二支队组成第二团。建置如下：第一团，团长师诸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廷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表；第四营，营长白锡林，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壁，教导员白冠武；第二营，营长杨丕胜，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教导员(不详)；第四营，营长贾生财，教导员邵德章。各营均辖4个连。11月中旬，刘宝堂对部队进行了点验，协议中所规定的军需、军饷、军械和工职人员也陆续拨付。
　　在祝贺收编大会会餐时，举行了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②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程玉清、师诸杰、杨琪、杨鼎、杨丕胜、赵连壁、贾生财、唐青山、刘宝堂。③刘志丹、谢子长对陕北和陕甘边境的社会习惯和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由封建迷信、宗族观念、江湖义气作为精神支柱的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一种政治势力。那些土客、镖头、绿林，大都是哥老会成员。而拜把子、结金兰，又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维系手段。刘志丹、谢子长在当时的情形下，利用这种旧习，作为团结内部的一种策略。
　　陈珪璋部代表刘宝堂点验收编完毕，部队即行补给换装，转入冬训，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灌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和革命纪律等启蒙思想。
　　部队整训期间，陈珪璋并吞心切，一面派代表在上层谈判，纠缠不已；一面在基层拉拢串联。谈判大员史方成，频繁活动，暗中策反。同时在驻地周围布防，准备谈判不成，行武力解决。部队在之前招收的土客、镖头中，有一些人也想变草寇为军阀，而鼓噪投陈珪璋。鉴于形势的变故，队委会当机立断，决定即行转移，首先摆脱敌人。1932年1月8日，部队从现地出发，在庆阳六村原消灭陈珪璋两个连，突破了敌军包围，9日，胜利到达合水县柴桥村。
　　期间，陕西省委于1931年12月中旬，派荣子卿来部队，再次传达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要求部队脱离军阀部队，并对招收绿林武装，接受陈珪璋的改编等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指责部队“已受甘肃小军阀收编”、“是单纯军事投机”。关于省委的批评，笔者认为是欠妥的，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人是从当时部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接受了陇东军阀陈珪璋收编的。首先，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晋西(陕北)游击队会合以后，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主要领导的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需，稳定部队。改编后部队的军需得到了保障，这对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游击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其次，游击队虽然被收编，但部队的编制保持独立性。按照同陈珪璋达成的协议，收编后的部队虽然番号为陇东暂编13师警备骑兵第2旅，暂驻庆阳新堡一带，但实际上的编制和主要领导仍为原游击队人员，保持了游击队的独立性。况且，也可以利用陈珪璋给游击队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保存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最后，收编后立即加紧内部整顿教育，为正式创建红军创造条件，伺机打出红旗。可以说当时接受陈珪璋的收编，既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军需，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对红军游击队的保存实力、积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1月中旬，陕西省委军委会书记李杰夫(高维翰，后叛变)，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伍伯昌(后叛变)来到部队。李杰夫向队委传达了省委指示：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并要求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部队编成后，应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渭北(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第伍伯昌还介绍了渭北农村革命的大好形势。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考虑到部队的现实状况：一则队委会对于整顿改编的认识尚未统一；二则部队成分不纯，纪律很坏，故此提出，部队的改编不宜以红军命名。队委会与省委代表荣子卿、李杰夫共同议决，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暂定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得到省委的批准。此时，三原、旬邑等地党组织动员贫农、雇工青年100余人先后参加反帝同盟军。省委的指示，地方党的支援，农民革命斗争的热潮，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更加坚定了队委会整顿改编的决心。
　　2月初，在北柴桥村召开了改编大会，谢子长宣布了省委的改编命令，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宣告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兼)；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文书室主任刘长汉。反帝同盟军辖两个支队，一个直属警卫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师诸杰，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程玉清。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壁，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丕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唐青山。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渭北地区参军100余名新战士编为补充队。全军共700人左右，装备为现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下简称队党委)，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等。④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即转入整训。1月20日，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应该加强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⑤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对部队的训练做了安排：党的领导骨干组织和带领党员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指挥人员学习游击战争和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对战士和基层干部主要进行反帝抗日的爱国教育、阶级教育、革命纪律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还开办了班排级干部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部队政治工作。⑥总之，反帝同盟军已经开始按照建设红军的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训练。
　　① 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指示信，1932年1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2—6页。
　　② 《金兰谱》：“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天诛地火。立此誓。书奉××如弟或兄惠存。”十八兄弟签名。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另一说参加换帖的为八人，即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马云泽、师诸杰、杨琪、杨重远、刘宝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2页。
　　⑤ 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指示信，1932年1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2—6页。
　　⑥ 吴岱峰：《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