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组建和艰苦转战—陕西省委对形势的估计和预定方略，陕甘游击队的艰苦转战

任学岭

　　(一)陕西省委对形势的估计和预定方略
　　1931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目前中心工作是加紧扩大苏维埃运动，领导反帝尤其是反日运动；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派得力干部到陕甘边境游击队中去；游击队要向三水(今旬邑)淳化发展，和渭北农民斗争汇合，使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同时加强革命兵变工作，使之与西路的农民和灾民斗争配合。①1932年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三水、淳化、正宁一带的群众条件、政治影响、地理环境和党的领导情况，认为该地区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已要求游击队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发游击战争，建立陕西苏维埃区域。②1932年3月6日、7日陕西省委分别作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游击队加紧两条路线斗争，执行省委指示，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游击，积极开发游击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苏区。③同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游击队自从三嘉塬授旗正式成立以来，人数和装备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最近战绩也好。目前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以配合农民武装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三原，马上建立政权，开辟西北一大片苏维埃区域。④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由省委一名常委任军政委。要求各地在开展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及陕甘边苏区，并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并要求团组织在陕甘边区组织少先队和建立团组织，考虑建立团省委。同时指出，在组织陕甘边的经常的红军时应该注意：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的成分，最大限度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要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要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来源应把军阀的部队作为目标等。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陕西省委对开展游击战争从态度上来说是十分积极的，主张扩大游击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尽可能地争取农民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应该充分地肯定。但在这些决议中，省委不顾客观实际，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要求实行坚决进攻的路线，并选择在陕西政治经济中心西安外围的三原一带马上建立政权，开辟西北大片的苏维埃区域，以推动全省革命的迅速胜利，明显带有王明“左”倾路线的痕迹。这就酿成了陕甘游击队后来的曲折和艰苦转战。
　　(二)陕甘游击战争的开展，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三嘉塬改编的当晚即离开此地。2月13日，在总指挥谢子长的带领下，进占旬邑县职田镇，收缴了国民党驻职田镇保安团的枪支，捣毁了区公所，逮捕了当地唐碧武等八大豪绅，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当众烧毁豪绅地主的账债契约，随即组织农民分粮抗捐。2月15日，又在阳坡头打退了杨虎城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淳化3个县民团的进攻，大获全胜。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首战告捷，震动了西北，使敌人看到了游击队并非他们所料的小股“匪装”。
　　阳坡头战斗后，国民党正规部队与当地民团开始联合“围剿”游击队。2月20日，陕甘游击队到达耀县照金镇，全歼照金民团，缴枪二三十支。22日，游击队向香山寺一带进发，在香山，部队进行了四五天的短期休整，又进军衣食村，并在煤矿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吸收六七名工人参军。这时，鄜县、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来追剿。游击队进行了反击，击溃了庙湾民团，后翻越桥山，来到宜君县焦家坪。焦家坪没有敌正规部队，只有地方民团七八十人。游击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收缴了民团的武器。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群众，分了豪绅和地主的粮食。接着游击队到了距宜君县城西约10里的艾蒿洼驻防。此时，驻宜君县的敌人八十六师一个营和地方民团向游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敌先头部队已经攻到了游击队总指挥部附近。总指挥谢子长遂命令步兵大队出击，童子班增援，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童子班荣立大功，因此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
　　3月初，部队到达中部县(黄陵县)上畛子地区休整。刘志丹带领胡廷俊、杨鼎、白冠五等20名伤员，化装去西安治疗，并向省委汇报工作。在此，陕甘游击队听到正宁南原农民自发起来抗粮抗款的消息，遂于3月中旬开抵月明原，一边打土豪筹集粮款，一边了解农民斗争情况。3月中旬，陕军杨虎城部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与陇东一带陈珪璋所属暂编十三师火并，陈部失败。其残部到处骚扰百姓，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抗，于是正宁县爆发了群众自发性的斗争，准备围攻县城山河镇。以谢子长为首的队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奔袭山河镇，援助农民的围城斗争。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残部警卫团的一个排，由连长刘湘林率领；公安局所属警察8个班；另有保安队队部武装10余人，总兵力不足百人。此外，还有陈珪璋混成旅1个营，骑步兵各一部分，由谢牛率领，驻早胜镇；警卫团两个排，由团副刘明发率领，驻宁县平子镇。3月中旬末，谢子长率队出发，西越桥山进抵正宁县柴桥子，指挥骑兵队与各路农民联系，广泛开展陕甘边陇东一带的游击战争。并以正宁县公安局巡官窦某率领的二三十名警察做内应，约定于3月19日拂晓攻城。但是，部队行至九龙畔时迷失方向，到达山河镇东关时，已贻误了战机，仓促投入战斗，结果攻城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败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疙瘩，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到南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创立陕甘边区的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
　　3月31日晚，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镇。在谢子长、杜兴邦等带领下，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及群众千余人从寺村塬出发，到达山河城东的路家崖窑和杨畔、巩畔。4月1日，游击队从城东、城北同时发起进攻，双方对峙一天。第二天，游击队继续攻城，驻早胜的敌骑兵前来增援，绕城北向游击队猛扑，游击队速即组织撤退，隐蔽在城东的西坡坳。当敌冲来时，被游击队伏击，游击队遂转败为胜，将敌赶入城内。最终游击队攻城仍然不克，遂陆续返回寺村塬。
　　4月上旬，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下，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等数十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集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因成立地点在寺村塬，习惯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选举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一说郭自发为主席)，土地委员郭正兴，军事委员左怀玉，财粮委员范新发，贫农委员马兆琪，工会委员范聚成，妇女委员刘桂英，青年委员龚思祥。附近龙咀子回族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回族人民第一次得到了和汉族人民同等的政治地位，因此，革命委员会也得到了回族人民的拥护。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当即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西坤、于庄豪绅赵元亨的粮食和牛羊，分配给当地贫苦农民。月底，革命委员会在苟仁寺召开千人大会，公开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黑头虫”赵元亨和龚得功，群众拍手称快。这次大会点燃了群众斗争的革命烈火，以寺村塬为中心，群众斗争迅速开展起来。接着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团体相继建立。为了筹备粮饷，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还到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地打土豪和进行宣传工作。
　　游击队在寺村塬期间，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旬邑城内敌警戒疏忽，实力空虚，防守不严。当时旬邑县城内只有杨虎城部一个连，文有栋保卫团五六十人，警察20多人，枪100多支。游击队决定奔袭旬邑县城。4月中旬，谢子长、吴岱峰等带领游击队，出敌不意，一举攻下了县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敌县长，并在街上刷写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是陕甘游击队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陕甘游击队从成立到攻打旬邑县城，仅仅两个多月时间，虽然说是历尽了艰辛，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而且成立了西北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始了发动群众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尝试。
　　(三)游击队出击渭北与失败
　　陕甘游击队在撤离旬邑县城后，即开往马家堡。刘志丹在完成了伤员安置和向陕西省委汇报的任务后，亦随杜衡归队。杜衡来队后，传达省委指示，指责谢子长“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并撤销了其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靖远做“兵运”工作。同时，当部队于4月18日到达马家堡时，将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由原第二大队、骑兵队和警卫队一部分组成，支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由第一大队、警卫队一部分组成，支队长阎红彦，政委黄于文，参谋长杨重远。后按照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随之撤销，原来的队委会随之解体。新的支队编成后，第三支队西进彬县、永寿、乾县、礼泉等地活动，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配合群众斗争。杜衡即转回西安省委机关。
　　陕甘游击队进入三原、渭北地区的行动，强烈地刺激了敌人。5月初，敌军开始调动、组织“围剿”。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统一指挥，集中行动。5月10日，两个支队在旬邑清水原集结，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刘志丹等的领导下，首先，打破了敌人的“围剿”。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夜袭马栏，首战告捷，全歼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支。5月17日，刘志丹率部进攻凤凰山，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战后，游击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工作，部队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5月20日，刘志丹率部歼白水、宜君和中部等县一些民团共100余人，缴枪70余支。23日，游击队袭占中部县隆坊镇，全歼守镇民团。红军在这里停留数日，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做群众工作。5月27口，陕甘游击队转移到鄜县(今鄜县)吉子岘。此时，陕军警卫团已尾随而至，其便衣队已先机埋伏于庄内。正当红军忙于设营之际，敌先头部队与庄内便衣，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跃起反击，首先将庄内之敌驱逐，随即布阵拒敌。战斗愈打愈烈，敌军愈打愈多，后续梯队接踵而至。此时敌五一一团已绕到红军背后，并向两翼迂回，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地形也不利，吉子岘背面东靠洛河，西、北两面，则为洛河支流环绕，南面沟壑交织，守则无依托，退则不能机动。敌情与地形十分不利，部队处境险恶。在这样的形势下，刘志丹决计涉洛河，向东突围，并决心弃辎重，轻装疾进。红军终于突围成功。当红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洪峰正下，将敌拒于右岸。红军虽然脱险，但损失惨重，大部分人员散失。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进至洛川、鄜县、宜川三县之交的牛武镇。这时，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部一个营，由宜川县城进至英旺镇，企图阻拦红军东进。刘志丹决定，击敌于立足未稳，求以全歼。5月31日凌晨，部队从现驻地出发，强行军奔袭英旺，午前8时，与敌接战，出其不意，一举将其歼灭，俘获人枪300余，战马200余匹，弹药2万余发。
　　至此，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之五一一、五一三两个团，均被红军歼灭一个营以上，被迫转取守势，十七路军警卫团亦已退回原防，敌人的“围剿”就此收场了。从5月15日夜晚袭击马栏算起，到这月31日英旺获捷，在这半个月里，陕甘游击队转战7个县，700里，历经9战，8胜1负，歼灭敌人八十六师二五六旅4个整连、1个整营及大量民团，共计俘获人枪各1400余。
　　陕甘游击队取得反“围剿”胜利后，即转入攻势，决定向宜川、韩城方向发展。
　　(四)游击队转战韩城与失败
　　6月2日，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刘志丹、黄子文等率领陕甘游击队200余人由宜川县集义镇进入韩城，到达县北两原村，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活动。由于与当地党组织未接上关系，游击队又绕道西山而下，到达县西南鬼山。这时正好韩城赤卫队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等在这里组织群众分粮，双方取得了联系。陕甘游击队先后送给韩城游击队花筒手提(冲锋枪)4支、“蝎子尾”步枪30多支、子弹500余发，使赤卫队装备得到了改善，大大增强了战斗力。游击队总部先设在香山寺，后移至赵峰村。陕甘游击队先后在西原村、柳枝村、高家坡等10多个村庄开展宣传工作和游击活动，采取贴布告，刷标语、散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刘志丹、黄子文等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使群众受到启发和鼓舞。当时上官庄的女党员姚彩釉亲自敲锣，召集群众大会，积极配合游击队开展宣传工作。在陕甘游击队的宣传鼓动和帮助下，高家坡、赵峰村、上官庄、北寿寺、清水村等许多村子都成立了分粮委员会，群众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对赤卫队更加信赖和支持，纷纷要求参加赤卫队。不长时间，赤卫队扩大至300余人，增编了一个中队，从而为开展韩城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6月4日，陕甘游击队与韩城县委在赵峰村宁慎言家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到农村开展游击活动，帮助各地建立赤卫队和穷人会组织，公开宣传在韩城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韩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陕甘游击队亦派人参加。根据联席会议精神，决定积极配合陕甘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粮吃大户斗争，在斗争中壮大游击队和赤卫队。会议讨论并拟订了行动计划。会后，韩城赤卫队积极配合陕甘游击队，先后对上官庄冯建仁，赵峰村张志财，马保堂。东赵村强子明，西赵庄冯逊伯等10多户土豪，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有力的打击，当众烧毁了大量债据、地契等，并将打土豪的粮食、衣物等分给了群众。游击队在西村原先后抓了5个土豪，处决了1个提款委员和1个公差。
　　6月7日，芝川镇驻军营长畅景福派排长冯振声和南区区丁刘根堂化装到游击队侦察，被北寿寺村赤卫队发现捕获，押解到游击队总部，经审讯，枪毙了冯振声，释放了刘根堂。游击队在韩城的活动，使反动势力十分惊惧，县府及各机关人员惶恐不安，卷好铺盖随时准备逃跑，一切差、粮、捐、税无人再敢催要。
　　6月11日，陕甘游击队集中休整。当晚，驻军团长傅临光带两个营前来围攻游击队。第二天拂晓，在鬼山西，游击队与敌接火，赤卫队也参加了战斗。在反击敌军进攻的激烈战斗中，游击队伤亡很大。相持到午后，游击队决定撤退。
　　陕甘游击队虽然在韩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韩城播下了革命火种，启发了群众的革命觉悟，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也壮大了地方赤卫队的力量，为坚持和发展韩城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五)正宁根据地的恢复与再度丧失
　　韩城战斗失利后，游击队损失严重，遂辗转回到桥山一带的陕甘边区。6月下旬，刘志丹等率第三支队仅200多人来到宁县麻子掌。由于连战失利，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层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队委会。会上，李杰夫、黄子文等提出南下，把部队拉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坚守渭北根据地，认为那里条件好，工作好开展。也有人提出北上。刘志丹等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理由是：桥山一带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北，西进陇东；能扩大骑兵、步兵，配合作战。杨重远、白锡林、强龙光等也赞成刘志丹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于是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李杰夫、黄子文提出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刘志丹一再表示，不能因为打了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要南下的70余人和要北上的130余人各驻一村，准备分开行动。就在即将分开行动的时候，阎红彦、杨琪等率100多人来到麻子掌附近的梁掌堡，从群众中了解到了红军游击队要分开活动的消息，于是找刘志丹、杨重远、李杰夫、黄子文、白锡林、强龙光等谈话，并重点做刘志丹、李杰夫等分歧双方领导人的工作。阎红彦支持刘志丹的主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他建议召开队党委会，以解决行动上的分歧。原来主张分家的干部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的弊端。于是，队委会在梁掌堡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思想得到了统一，决定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正宁为中心，伺机向旬邑、耀县及庆阳、合水一带发展，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推选阎红彦为总指挥。这次会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到盘克原进行了短期休整，并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保任第一步兵大队队长，黄子文任政委；刘志丹任第二步兵大队队长兼政委，副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根据梁掌堡会议精神，游击队决定建立以正宁为中心的桥山根据地。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有依托地逐次向两翼展开。根据这一方针，第一大队和骑兵队，北进庆阳游击；第二大队则去旬邑、耀县活动。与此同时，派出得力同志深入农村，开展地方工作。这时，正宁红色区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正宁革命委员会)由于陕甘游击队4月下旬的远离，已基本解体。但是，革命种子已播在群众之中。经过短时间的努力，五顷塬、两顷原、孤坡原、龙嘴子、新庄子南邑等村农会便迅速恢复起来，建立起乡级苏维埃政权，乡政权分别设有土地、军事、劳动、粮食、文化、青年、妇女等委员。
　　此时的游击队处在梁掌堡会议后需要巩固和发展的时期，面临着许多困难。根据陕西省委1932年到1933年上半年把发动“兵暴”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谢子长等决定再次发动一次兵变来支援游击队。于是，1932年6月，谢子长在甘肃靖远兵变失败后回陕西的途中，派兰州的杨林、苏生儒、高明壁等到达庆阳，来到西华池，在国民党十一旅特务营搞兵运工作，伺机举行起义。十一旅是中共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部队，从1929年开始，中共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部队工作，党的组织基础较好。特别是特务营，高鹏飞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时注意对士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思想教育，并注意发展党员，加强组织建设。高担任连长的一连，班以上干部和连部勤务兵多数是共产党员，而且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由高直接掌握，可以左右局势。杨林带着谢子长的亲笔信，交给高鹏飞，转达谢子长的意见，与高鹏飞商量后，认为条件成熟，即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举行起义的意见取得一致以后，高鹏飞遂派党员、班长宋廷壁持信到盘克原找陕甘游击队联系。刘志丹、阎红彦回信表示赞同他们立即举行起义，游击队3天之内不离开盘克原，以接应起义部队，要他们周密部署，慎重行事，确保万无一失。接到回信后，高鹏飞立即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具体研究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杨林、苏杰儒、二排排长曹胜勇以及一位司务长等。会议决定7月9日进行暴动，并对武器弹药的准备、部队调动、宣传鼓动、后勤供给等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
　　7月9日早饭后，副营长潘立庭邀请高鹏飞去营部打麻将，高便借机稳住营部。下午饭(晚饭)后出操，一连有意比二连迟出半小时，曹胜勇、苏杰儒把全连集合起来，进行了起义动员，全连一致拥护。随后，他们率一连突入操场，收了二连架起的枪支，命令二连的全体官兵集中待命。同时，杨林、赫维新带勤务兵宋万才，号兵康健民等10余人，闯入营部，与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潘立庭等人的武装。高鹏飞到操场郑重宣布特务营一、二连全体官兵正式武装起义，全场官兵一致拥护。接着宣布了几条纪律，进行了临时整编。天黑后，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开赴盘克原。7月10日上午，在武洛与前来接应的陕甘游击队骑兵队相遇，晚间与游击队主力会合。11日，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热烈欢迎全体起义部队参加红军。随后，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除一小部分编入骑兵大队外，其余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政委阎润平。
　　西华池起义成功，削弱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统治，发展了人民革命武装，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起义后大批农民参加革命。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这次暴动也是与陕甘游击战争的推动、配合密不可分的，是陕甘军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
　　西华池起义后，第二大队也回到根据地。三个大队合在一起，共500余人。这时，陕北特委和三原区委又送来一批党员和游击队员，部队更加充实。可以说，以这次成功起义为标志，陕甘游击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月中旬，当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的湫头、陕西旬邑一带休整时，陕西省委又派省军委书记李艮(愚痴)来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政委。其任务是“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而直接任务是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不信任。李艮到游击队后，不顾大敌当前，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约一个星期的干部大会，空谈创造“新苏区与二十六军问题”；批判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派出战士在五顷塬分配土地，并限令20天内分配完毕，建立临时革命政权；同时还在游击队队委会外组织了“秘密队委”，以向所谓的“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五顷塬周围都是敌人的据点，且五顷塬是正宁湫头原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多亩土地。而陕甘游击队也只有500余人。如果在距敌人较近的这一带活动，随时都可能受到包围，所以不能长驻在同一地方，应该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这样游击队才能生存，才有发展。刘志丹、阎红彦等明确提出在此建立根据地政权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完全不考虑这些客观现实，仍然提出要在20天内在五顷塬完成土改，建立根据地政权，还给刘志丹等人扣上“梢林路线”、“逃跑主义”的帽子。
　　正是在游击队连续开会和分配土地期间，国民党部队驻山河镇的一个团乘机进占从湫头到寺村塬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而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还沉陷在无休止的会议争论中，不顾敌人的进剿，没有做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在敌情已经十分严重时，李艮才认识到五顷塬、寺村塬有丧失的危险。于是，他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命令部队进行“平原战、进攻战、阵地战”，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看成了军事上的死守和硬拼，不懂得灵活的战术，加上对敌人的进剿毫无准备，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果然，游击队接连打了3次败仗。即：8月13日，强攻王郎坡寨子。王郎坡是一个东、北、西三面临沟的土围子，东面由一条窄崾岘和湫头原畔相连，东寨门口有一座吊桥。寨内驻敌六七十人，枪械弹药充足，外围且有援兵。在没有准备，毫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李艮却让游击队强攻这个敌据点。攻坚两天不下，游击队伤亡几十人，遂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8月18日，游击队到三嘉塬后，假如绕到外线，本可以摆脱敌人。但在李艮的死守思想的支配下，又转回死守五顷塬，还立足未稳，尾追的敌骑兵已经赶到，游击队被迫应战。虽然给敌以大量杀伤，但游击队也损失很大，被迫撤离到高凤坡，当晚又转移到三嘉塬，驻前马原、狼牙洼、秦曲。19日晨，敌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击队边打边退，从秦曲打到狼牙洼，又从狼牙洼打到前马原。早上9时许，退到菜头湾山顶上。不料从雕翎关方向追来的敌骑兵已到山下，堵死了游击队的退路。在腹背受敌、十分危急的时候，恰巧沟壑山梁上大雾骤起，游击队利用这一良机，终于脱险。游击队撤到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部队遭受挫折，伤亡惨重，局势非常严重。
　　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塬活动一个多月时间，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再次遭到严重挫折。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根据地丧失。部队在马栏休整期间，广大指战员无法容忍李艮的错误，甚至出现了要打死李艮等过激的言论。李艮转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游击队休整后，分散游击10余日，又集中起来在照金地区活动。
　　对于李艮的错误，1932年9月27日(中央收文的时间)《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李艮巡视陕甘游击队所犯的错误及三原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批评。即：“李艮同志在游击队做[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造成了极坏的恶果。李艮同志对党内反倾向斗争往往离开实际工作而作会议上的争论，所以他巡视游击队虽仅三星期，停止了一切紧张的工作，却开会占了五六天的工夫，会议之后，白军大规模地来包围，李艮同志解释巩固根据地为死守寺村塬，于是同敌人接连打了三次败仗，使我们部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他不了解政权的意义，将七十二个村庄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取消，在五顷塬小小一个村庄，实行没收分配土地，建立一村的革命委员会，企图这样一村一村逐渐地‘巩固’与‘扩大’，以至完成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⑥陕西省委虽然对李艮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和处理，但对陕甘游击队的根本情况仍未认识清楚，还是特别地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同时，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揭开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可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杜衡等，却竭力反对刘志丹、谢子长所坚持的以南梁为中心的正确主张，强令部队“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地区，建立“城市苏区”。又派李杰夫、李艮先后任游击队政委，打击、压制正确的意见。这样，刘志丹拟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期间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敌人越打越多，所占区域越来越小，部队虽几换总指挥，也难以改变“左”倾路线所造成的艰险局面。
　　(六)游击队分散游击，南梁隐蔽，休养生息
　　8月底，敌人从鄜县、铜川、耀县出兵，企图对游击队进行“清剿”。8月30日，省委委派的谢子长等回到游击队后，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商议决定，将部队带入旬邑、耀县、淳化交界的照金一带山区。这里层峦叠嶂，地势险要，且与南梁一带相连，对于游击队活动十分有利。游击队诱敌深入，于9月12日向进占照金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击毙民团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总指挥柴子发，歼灭敌人数百人，缴获枪支几百支。接着，游击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率领下来到了照金西南的安子洼。14日，在正宁县刘家店遭陇东警备旅截击，游击队奋勇突围。15日，敌何高侯一个团向照金进发时，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伏击突袭，击溃敌人1000余名，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当日，部队撤离照金，向北进军。9月17日，部队到达合水县太白镇，摆脱了敌人，取得了相应的行动主动权。部队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北上奔袭保安县城，以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会议充分分析了形势，认定保安城守敌只有一个连，且无防御设施。陕北群众条件较好，在群众的支援下，以奔袭强击战术，有可能攻下保安城。会议还确定了作战计划。9月24日夜，游击队绕道行军90里，分路包围保安县城，准备25日拂晓发动突然袭击。但由于部队走错了路，天亮才集合起来，仓促发起进攻。同时，敌人发觉了我军的作战意图，从延安调来两个连加强防守，使我军战斗失利，伤亡很大。其中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阵亡，骑兵队队长强龙光负伤。保安战斗后，部队决定向南梁地区的麻地台川等地转移。
　　10月1日，部队转移途中，遭到敌陇东警备旅两个营的袭击，再战失利，谢子长也负伤，我军不得不退到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林里。由于连战连败，士气低落。加上伤寒病流行，伤病员大增，医药短缺，粮食经费也发生了困难，敌人还在到处“围剿”。面对重重困难，陕甘游击队党委在合水的莲花寺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四路分散游击，发动群众，打击土豪，筹集粮款和军用物资，渡过难关。刘志丹带领一大队70多人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二大队60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活动，并设法与省委联系请领指示；谢子长、吴岱峰带30多人留守在南梁附近平定川、豹子川、瓦子川一带，照看60多名伤病员和少先队员，并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请求调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谢子长带领伤病员在南梁附近的梢林中，靠捕猎、挖野菜、吃野果等度过了艰苦的冬天，伤病员大都情况好转。刘志丹到合水拓儿原一带，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集粮款。先后打了固城川的杨四娃、瓦岗川的吴茂森、黑木庄的高攀贵等土豪，除将没收来的财物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还为游击队筹集了不少给养。阎红彦、杨重远、杨琪率领的游击队先经上畛子、小石崖、转角、马栏到武字区，既无战机，又未搞到物资，也没有与省委接上联系。随后北上秦陇古道，来到灵底寨子，遇见50多驮烟商，搜出380余包(每包150两)大烟土，又经小石崖、上畛子到拓儿原、段家庄一带，回到了平定川，带回了大量的现款、物资、药品，解决了部队的困难。谢子长也在休整一段时间后，亲率骑兵队和30多名战士，北上陕北。途经安塞时，发现由宁夏经三边、安塞贩大烟土的商队驻在真武洞，骑兵队查获大烟180包。随后又在徐家沟遇到韩城奸商马贩子赶的300多匹马，骑兵队用大烟土换了34匹马，扩充了80多名骑兵，随即南下二将川，与刘志丹会合。
　　经过两个月多的分散游击，各部队伍于12月中旬陆续返回南梁，在二将川、葫芦河会合。通过分散游击，筹集到了不少粮款和物资，不但解决了游击队面临的严重困难，还将一部分款物送给了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彰显了陕甘游击队的顽强精神和同困难做斗争的能力。
　　1932年12月，根据陕西省的指示，部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率领下，再出桥山，南下进入淳化、照金一带，开展新的斗争。
　　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长达近10个月的艰苦转战，充分说明：游击队必须选择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保存实力，并逐渐壮大自身；必须选择一块比较牢靠的军事后方作为战略基地，逐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而不能走到哪，打到哪，占领一些地方，随即部队撤离后又失去这些地方；而且游击队应该将发动群众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使他们能够自发地参与斗争，并不是光靠号召、宣传来鼓动群众一时的斗争热情，必须造成广泛、长期、坚实的群众基础。总之，最重要的，就是游击队必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使之巩固和发展，惟有如此，才能最终取得更大的胜利，推动革命的成功。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31年)，1992年内部刊印，第609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15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36、46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52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⑥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年—1936年)，1992年内部刊印，第313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