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挽救了西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对错误肃反的处理

任学岭

　　(一)中央五人“党务委员会”对错误肃反的处理及其遗留问题
　　在下寺湾时，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路胜利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张闻天等于11月10日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这时，先期(11月7日)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已开展了工作：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和肃反档案，停止了戴季英的工作。为了加速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董必武(中央纪检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张云逸(军委代表)、王首道、郭洪涛；书记：董必武。具体工作由王首道负责进行。“党务委员会”很快查明了以下情况：
　　错误肃反是在中央临时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驻陕苏区代表团(称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进行的。后方(先是永坪，后是瓦窑堡)由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主持；前方(道左铺)由西北代表团成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主持。
　　捕人开始于崂山战役前夕。在后方逮捕了蔡子伟(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在北平地下党工作时，与张慕陶有一面之交)、张文舟、李启明(均为从杨虎城部过来加入红二十六军的，后调任红军学校教员)，在前方逮捕了黄子文(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以政治上的动摇为由被开除出党，他认识张慕陶)、姜旭(西安市地下党员、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张文华(1934年由西安来到陕甘边苏区)，错误肃反就是从逮捕这6个人开始的。这些人被捕后，戴季英大搞逼供信，屈打成招，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①“反革命”。有的人还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也是“张慕陶右派”。错误肃反愈演愈烈，到10月中旬，后方关押了高级干部三四十人，前线不但逮人，而且还杀了人。结果，把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了。
　　在逮捕刘志丹时，其手段很卑劣。刘志丹是红二十六军的缔造者，陕甘边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陕北红军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又是现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军委副主席，直接带兵，不便随意逮捕，就假借调后方主持工作名义调离军队，并写信给前线，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此信，恰恰送到了正在返回瓦窑堡途中的刘志丹手里。他拆阅后，交给通讯员继续送往前线。自己坦然返回瓦窑堡，封后当即被戴季英逮捕。
　　“党务委员会”在基本查清事实之后，确认这次肃反是一个大错案，一致认为刘志丹等都是好同志，并报经中央批准，释放了刘志丹等三四十名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11月底，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平反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出席，五人“党务委员会”全部参加。会上，中央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会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撤销了戴季英、聂洪钧的职务；党内给予戴季英以最后警告处分，给予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12月13日，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听取了“党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错误肃反问题的工作报告，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②。随后，毛泽东接见了刘志丹。
　　至此，陕北错误肃反基本上得到了纠正。这次错误肃反的发生，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导致了南方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由于陕甘、陕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长期抵制这条路线，从而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从1935年9月中旬“中央代表团”组成，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到10月中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把根据地搞垮。庆幸的是，党中央长征到来，这才保住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虽然错误肃反得到了纠正，但是王明“左”倾路线这个总根子当时并没有挖出来，对错误肃反的纠正并不彻底。《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935年11月26日)仍然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还说，“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同志……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并且号召“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③。当时“党务委员会”对错误肃反的纠正，其立足点是——分清敌我，从而保护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几十名高级领导干部，使他们免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在分清敌我问题上也还有个别错误：决定仍然认为蔡子伟、黄子文是反革命，当时没有释放他们；同时，由最高法庭宣判，错杀了陕甘边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对于刘志丹等高级领导干部们仍然认为他们犯有右倾错误。193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兰家坪召开会议，除毛泽东外在延安的其他中央委员都参加了。高岗、郭洪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才把这些同志的“右倾取消主义”帽子摘掉了。其后，蔡子伟、黄子文也得到了昭雪。
　　1942年，中共中央在清算全党“左”倾路线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对1935年西北的“肃反”运动进行重新审理，从“路线斗争”的层面对“肃反”进行反省和清算。会议为刘志丹等人正式彻底平反，同时，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予以组织处分。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至此，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结论。但是，《决定》对于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结论过于着重了个人责任。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④
　　(二)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对错误肃反的历史结论
　　对于1935年所发生的错误肃反，陕甘边、陕北老同志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主要是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多年来中共中央曾多次处理，但分歧一直未能解决。1983年，中共中央再次决定解决这一历史问题。中央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陕北各四位同志：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参加，对于西北根据地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进行座谈，以解决争论问题。座谈会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最后结束这场争论。争论不已，就不利于团结前进，也有违刘、谢生前的愿望。
　　座谈会于1983年4月11日开始，6月20日结束。会议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做出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形成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
　　其一，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文件说：“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早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⑤事实是，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其二，关于肃反问题。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肃反问题的重新审查，分清了路线是非。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结论过于着重了个人责任。1959年11月《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改正了这一方面，是正确的，但把郭洪涛在肃反中的错误与路线问题割裂开来则是不对的。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肯定了中央监委“审查意见”的正确方面，也指出了郭洪涛在错误肃反中的政治责任，即路线上的错误。⑥
　　其三，郭洪涛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问题。郭洪涛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的中央驻北方代表，负责纠正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推行“左”倾路线。《文件》也指出：“陕北特委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郭洪涛是拥护王明“左”倾路线的。⑦
　　中央五人小组负责人李维汉说：“……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陕甘、陕北光荣历史的编写扫除了障碍。”⑧
　　① 最早是在1933年抗日同盟军时期，因张慕陶同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对抗日同盟军的策略及其进军路线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后，前委即报告河北省委，省委于1933年10月16日在《河北省关于前线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指出：“前线党里面机会主义的影响非常厉害，这主要是张金印散布的种子”，“他用各种卑下的手段并在党内外进行反党工作”。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指出张慕陶同前委的分歧是反党活动，抗日同盟军彻底失败后，在1933年12月25日《河北省委关于前线工作报告的总结》(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以张慕陶为首的右派残余分子，在这次活动中，极尽其破坏的能事。这些阶级叛徒隐藏在党的组织内，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破坏前线党的领导，直接间接地替人服务”，“使得党未能对冯玉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和坚决的及时夺取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冯玉祥的勾结日本是得到张慕陶积极的赞助与策划，他并无耻地将十足反革命的阴谋加以列宁主义的解释”。第一次把张慕陶同前委的意见分歧，上升到反革命这一对抗性的矛盾，并毫无根据地说张慕陶策划冯玉祥勾结日本。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提道：“自去年察省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慕陶、王霖等叛徒勾结革命战线新旧的逃跑分子，组织反革命右派”。决议还号召：“在这反革命右派积极的活动之下，要全党的同志们艰苦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拿出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来揭破反革命右派的无耻欺骗。”同年9月，在《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张慕陶、王霖等叛徒为首的反革命右派，勾结杨虎城，渗入共产党内，用欺骗手段，争取共产党的下级同志，诬陷中央是官僚机关，反对中共中央。他们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勾结杨虎城，破坏革命的劳苦群众的组织与屠杀劳苦群众。我们号召西北的劳苦群众坚决地反对张慕陶等右派在西北的活动。”这个文件不仅说张慕陶是人民的阶级敌人，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张慕陶是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罪人，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页。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④ 参见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23页。另参见《朱理治传》第417—418页，《郭洪涛回忆录》前言及第80—89页。
　　⑤ 《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⑥ 参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⑦ 参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⑧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