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
第六章 齐心协力 帮助农民 增加生产：第一节
张水良
第一节 各行各业 支农踊跃
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民主政府的组织推动下和在各行各业的积极支援下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在当时，认真做好支援农业生产工作，努力帮助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成为各条战线应尽的光荣职责。
在各条战线支援农业生产中，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总是走在最前线，干得最出色。每当农忙季节到来之际，解放区的广阔农村，“满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儿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他们不但要频繁地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儿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①如晋察冀边区一分区的子弟兵，1943年，在反“蚕食”和反“扫荡中，一面英勇地同敌人战斗，一面积极地帮助农民生产，在这一年，他们总计帮助了83个村庄，参加劳动25，199工，牲口工842个，做出了如下生产成绩。(详见表二十六)②：
1944年，北岳区部队，经过十几天的“一手拿枪，一手拔麦”的抢收突击，帮助农民群众把麦子全部收割回来了。③
山东解放区部队，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对敌寇的深刻仇恨，在1942年春耕时节，帮助农民群众克服了因1941年冬季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无数的人民遭受杀伤，劳动力大大减少的困难，经过了两星期的突击，创造了耕地945,435亩，开荒1，515.3亩，运粪14，282担，植树39，914棵的成绩。
在紧张繁重的劳动中，在没有畜力的情况下，人民的子弟兵，竟以人力代替畜力，组织拉耕，“田野间散开了八路军劳动的队伍，老乡们笑裂着嘴，扶着犁跟在后面，用左右转的军语，代替了往日吆喝牲口的声音”。④战士的辛勤劳动，变成了群众的金黄粮食，这一年，山东解放区各地都普遍增产。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冬与1944年春，太行区旱灾面积占全区的五分之一，加上从敌占区流入了很大的数量的灾民，“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在这情况下，我们的军队，成为战胜灾荒的主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很大的鼓舞。”⑤仅据太行二、三、六军分区不完整的统计，1943年帮助农民生产的数量如下(见表二十七)⑥：
参加上述劳动的指战员人数，单二军分区就达4，364人，牲口30匹，受帮助的村庄108个，734户，其中有抗属222户，贫农428户，其他84户。
晋绥边区部队在支农热潮中，规定在春耕期间，每人要平均帮助民众耕作3个至5个工。在秋收期间，则规定每人要帮助民众10个工，“保证驻地村庄没有一颗山药蛋冻在地里，没有一亩庄稼不收回来。”据统计，一二〇师某部仅在拥政爱民突击月中，帮助农户200余家，抗属40余家，收割、锄地、下种、送粪、修渠、修路、灌水等工作，不但“不取任何些微报酬”，而且连“开水亦自带”⑦。有些分区的驻军，更提出了每连具体负责帮助两家贫苦农民发展生产，使其在“经济上迅速翻身”的口号，并要求各个连队对此订出具体措施，切实做到。
在华中解放区，驻在鄂豫皖区的新四军五师各部队，于1944年春节过后，立即发起劳动周帮助农民挖塘修堤，锄草下粪。某旅某团9天功夫，把数十年来修的一座大塘修好了。“老百姓准备送他们一支万民伞，以示谢意”⑧。又某旅某团，仅于劳动周的7天内，帮助农民修水利、锄草、开荒、挑粪、打柴、挑水等，共出日工达万余之巨。替群众节省达28万元之多。其他两个团，在同时间内，帮助群众生产的成绩，也很可观，计开荒100亩，锄草1036.3亩，打柴419担，挑水4194担，挑粪8062担。⑨
在华中的其他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支农热情，同样是十分高涨的。一位民主人士于1943年春，前往苏北解放区采访，写的《苏北见闻记》一文中说：“这地区的军民关系，从我访问及观察的结果，大致都一样，……收麦插秧时，军队真能帮助农民，先助抗属而后助非抗属。助耕助收，伙食依然自备，不接受人民招待。这种办法干常了，士兵也认为是本分是当然，毫无骄矜居功之色。”⑩
在支农工作中，新四军各级领导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各处劳动场地上，和战士们一起干活，如驻在鄂豫皖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在1944年春劳动周帮助农民兴修水利、锄草、下粪的第一天，师长李先念同志就“亲率师直属干部数百人，到周家嘴挖塘。”(11)同年春，苏北新四军帮助农民挖河修水利时，“许多干部脱掉军装，在冰冻的烂泥里挖土。附近十多里路内的群众见情十分感动，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12)
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各部，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支农工作，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称赞，留守兵团直属机关政治部1943年6月发出《紧急动员助民锄草》通知，督促所属各单位早日完成助民锄草的任务，便是一个例证。留直各单位接到这个通知后，即纷纷召开会议，紧急动员，并立即行动，大部指战员出发帮助农民锄草。如“欧洲”部(13)在团长陈宗尧同志的亲自带领下，前往驻地附近村庄帮助农民锄草达584亩。
据边区民主政府工作报告的材料统计，仅在1944年这一年中，各部队帮助农民群众锄草、秋收、推磨、修水利等人工共达74，600余个；牛工2，200余个，帮助开荒7，750亩，还赠送工具792件，粮食70石，柴炭39，000余斤，菜万斤。与此同时，人民子弟兵还组织农村医疗队12次，给农民群众免费治病达34，000余人，药费5，400余元，帮助建立卫生模范村10个，挖井费工600余个；帮助办学校8所，夜校3所，演剧百余次，电影百余次(14)……这巨大的支援，对于边区农业生产和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等，都起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解放区各部队在支农工作中，做到了：“(一)不吃群众一碗饭；(二)粮食自己背，蔬菜自己运；(三)工作切实迅速，不踏坏一根苗，不留一根草；(四)爱护群众的工具。”(15)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优良作风。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烈赞扬。
我们的军队，在支农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帮助农民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因而，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
在支援农业生产的滚滚热潮中，解放区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公营工厂的工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农民以帮助。
在冀中区，据一、二、四分区不完全统计，1941年，工人在支援农业生产中，仅帮助抗属耕地13，535亩，浇地15，470亩，锄地275，711亩，收割5，608亩。(16)这就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使抗日战士在前线杀敌无家庭后顾之忧。
工人支援农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制造各种农具，及时供给农民需要。如陕甘宁边区，据1941年的统计，每年至少要补充铧9万张，锄9万张，镰刀9万把，锹9万把。这艰巨的任务，就是由公营农具厂，生产合作社的工人和民间铁匠们的共同努力完成的。特别是在农忙期间，工人们更是日夜不停地赶制农具，保证农民生产的需要。1942年，延安农具工厂，在原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二个月时间制成铧1，400余页，对春耕生产给予有力的支援。1942年后，在赵占魁运动(17)的推动下，该厂产量更是月月突破，年年增加，如1943年3月，第一周中，全体工人已完成全月生产计划30％。五一劳动节生产竞赛，仅木工股的产量，在一周内就做完全月十分之五的工作任务。
制造农具，支援农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持续开展的。据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总工会的调查报告材料说明，早在1940年“全边区大多数县区工会都直接领导合作社在春耕时专作农具”，且“数量相当大”。从1941至1943的三年中，第五专区修制农具计5，235，631件(18)。
公营农具厂工人积极支农生产的精神令人感动。1944年2月间，晋察冀边区民主政府为了及时解决农民生产工具的困难，以保证春耕任务的完成，给该区农具厂以下的紧急任务：(一)在两个月内完成8，000个铧。(二)为便利原料的供给和运输，组织流动小组到唐县一带进行铸铧，解决当地群众的困难。当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后，立即将翻砂股所有熟练工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流动到唐县，一组仍在原厂，两组开展劳动竞赛。到唐县去的流动小组，最高产量“每日竟达到150个以上，3，130个犁铧在一个月零几天中就胜利完成了”。在厂的小组，成绩亦佳，最高产量“每日达110个。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五千个铧也胜利的完成了”。后来，这两个兄弟组会合，共同努力，“不到几天的功夫又制出2，500个小犁铧，总数达到10，000个以上”，即超额完成了2，000多个。农民群众对此热烈赞扬。
机关、学校的支农工作，既是贯彻执行党的农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干部，师生受教育锻炼的途径之一。因此，各地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对此都非常重视，并在农忙季节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及时发出关于“助农”的通知。要求各机关、学校及时地、认真地、切实地把它做好。如中央直属机关党委1944年6月23日通知各机关单位要抓紧“发动与组织大家积极的有计划的帮助群众锄草。”同时指出，“要认识这工作的重要，要向老百姓学习，要听从老百姓的意见，不要马虎了事。”(19)
各地机关干部在支援农业生产中，热情高，干劲足，效果好，“老乡们异常高兴”。如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来说，1943年7月，陇东分区地委、专署、物资局、银行、税务局等机关组成的“义务割麦队”，赴庆阳卅里铺五乡十二村帮助抗属及贫苦群众六家割麦，24人一天半共割麦44亩。陇东地干班34人，赴高迎区5乡助民一天半，割麦90亩。“所有义务割麦队均能遵守群众纪律，自带伙食；在工作中能刻苦耐劳，爱惜群众庄稼，割得干净，所以得到了群众普遍热烈的欢迎和爱戴。”据统计，是年该分区党政机关干部助民麦收，按当时工价计算，共可为群众省下十多万元。许多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均亲自挂帅，带队下乡帮助农民生产。陇东分区机关人员，从专员以下各级干部“每日均晨出晚归，协助群众收麦。”庆阳县委书记带领党政干部39人，分5组帮助7家抗工属，共割麦49，5亩，第二次又帮助群众30多个工(20)。
机关干部积极支农的工作精神及其取得的成效，不但推动了边区生产，而且加强了干群团结，密切了干群关系，各地农民群众都把他们当作自家人看待。
各地各校师生的积极支农，和机关干部一样，“均受老百姓热切欢迎”。如以陕甘宁边区延安师范为例，1944年夏，该校除组织部分师生留校帮助附近村庄农民义务劳动一周外，还组织了13个“学生扎工队”(21)，共130余人，“均自带锄头镰刀”，分途到延长、延川、延市西区等地帮助群众割麦锄草。各队劳动成绩都很好，如在学校附近村庄的4个队，4天内帮助23家农民锄了84垧地，计150个工，折工资105，000元，较一般工资少收60，000元。
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者们，在各行各业踊跃支农的热潮中，更积极、活跃，成为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支农队伍。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指引下，他们更是热情满怀，纷纷奔向农业大生产运动的第一线当宣传员、鼓动员，用文学艺术这个武器为加快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助威，加油，如1944年4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说，延大鲁工作团在三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绥、米、葭、吴、子洲五个县，24个区，演出了73天，有12万多老百姓看到了“鲁艺家”的秧歌，“他们把绥德分区的文艺活动，引上了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他们紧密配合各地党政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真正成为党的宣传队”，在各项中心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火热的生产运动中，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吸取了丰富的、生动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创作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的秧歌队，在13场的演出中，观众有17，000余人。
文艺工作者为发展农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而不辞劳苦深入农村演出的革命激情，鼓舞着农民群众，他们表示要把“鲁艺家”们送来的宝贵的精神食粮，变成丰硕的物质粮食，支援前方抗战，支持根据地建设。
①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1页。
② 见《解放日报》1944年3月23日。
③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7月31日。
④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7月30日。
⑤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经济》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1页。
⑥ 见《解放日报》1944年1月31日、3月31日。
⑦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5、16页；《群众》第九卷第三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44、145页。
⑧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3月5日。
⑨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4月1日。
⑩ 刚文：《苏北见闻记》，《群众》第九卷第十三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第562页。
(11)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3月5日。
(12)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4日。
(13) “欧洲”部即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
(14) 参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2页。
(15) 朱德：《开展拥政爱民运动》(1944年元旦干部在会上的讲话)，《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21页。
(16) 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第478页。
(17) 赵占魁同志是延安区农具工厂翻砂股看炉工人，共产党员，翻砂股股长。他在完成生产任务、爱护革命财产、关心群众利益、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全厂职工等方面都表现突出。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
(18) 《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5页。
(19)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6月27日。
(20)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7月19日、7月24日。
(21) 当时机关学校支农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义务劳动队”，不取劳动报酬；一种“扎工队”，取得低于群众中一般“扎工队”的劳动报酬。“学生扎工队”即是其中的一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