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参加七大的七大代表

李蓉

　　因为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处于战争环境，不少当选的七大代表，临到大会召开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不能离开，所以不能出席七大。还有一些七大代表，甚至已经光荣牺牲。
　　在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工作的林铁，1939年即由晋察冀报中央为七大代表，但到七大准备召开时，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央秘书处说明：因为将要举行整风与审查干部，林铁分管组织工作已3年多，如果离开对第二分区工作影响特别大，因此主张改由其他同志参加。2月3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分局意见。晋察冀的刘道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39年10月被选为七大代表并报中央，但到七大召开时因工作不能离开也未能出席七大。中共晋绥第三地委宣传部部长王文达也是这种情况，虽然当选了七大代表，却因工作关系没能出席。1939年7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金衢特委当选了3名七大代表，但最后只有特委书记林一心到达延安，参加了七大。特委宣传部部长王明扬，后来担任特委书记，不幸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另一位叫胡岩岁(即何霖)，因为工作繁忙走不开。所以，3名代表中就有两名没能出席七大。但是，曾经当选为七大代表的历史，仍然是一件值得光荣和自豪的事情。
　　有的七大代表虽然已经到了延安，但因大会延期，前方工作又需要，因而又离开延安，最后也没能出席大会。如中共晋察冀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李葆华，1939年当选为七大代表，1940年到了延安。李葆华回忆说，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党校学习。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提出整顿三风的任务。党校的学习，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报告，学习两条路线，批判王明的“左”的路线，学习毛主席正确的路线。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学习，主要就是学习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整风文献等材料，认真学习讨论。党校学习实际是为七大做了思想准备。整风中间搞了一个“抢救运动”，打倒一大片，那是康生搞的，是错误的，造成了好多的冤假错案。
　　七大代表到延安后，大部分同志进中央党校学习，李葆华留在中央组织部，参加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他回忆说：小组长是蔡畅，成员有王鹤寿、陶铸。审查小组的工作是由任弼时统一领导的。1944年初，他为传达中央整风精神而离开了延安，没赶上参加七大的盛会，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当时是中央分配的任务，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他的妻子田映萱则留在延安，赶上参加了七大，日本投降以后才回到晋察冀。
　　1944年3月，李葆华和许建国回到晋察冀后，晋察冀分局还在河北阜平史家寨召开了一个干部晚会，欢迎他们从延安回来。会上，他们分别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之前，晋察冀分局已集中一些干部在党校学习整风文件，李葆华回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分局党校校长，组织整风学习，审查干部的历史，但没有搞“抢救运动”。关于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先收听到新华社的广播，后又看到报纸才知道的。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他的感觉就是觉得担子重了。七大选举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赵振声，那是因为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经常改名字，赵振声是他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1940年去延安和在北岳区以及晋察冀中央局当组织部长的时候都用的这个名字。北京解放的时候成立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第一副书记是叶剑英，李葆华是第二副书记，中央决定让他把姓名由赵振声改回原来的名字——李葆华。
　　1940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率河南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七大。由于七大延期，他只在延安待了4个月，又于8月返回河南工作。1943年10月，他又接到中央电报，叫他到延安参加七大。于是，他又启程上路，于1944年2月11日抵达延安。从4月至10月，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六七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却使他终生难忘。这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第一次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态度与方法方面，颇有收获。这时，因这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豫西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共中央命令他同王树声、戴季英等一起，组织、领导河南人民坚持敌后抗日，扩大抗日武装，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这样，刘子久没有任何怨言，结束了党校学习，没有等到七大的召开，便遵照中央的指示，于1944年11月7日从延安出发，绕道晋西北会同韩钧、郭庆祥带领的晋绥第八分区第六支队的一个大队，一同南下。刘子久虽然没有能够出席七大，但同李葆华一样，在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有一位和刘子久一样随部队挺进豫西而未能出席七大的代表名叫张鉴。他的事迹鲜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战争中冲锋陷阵失去的右腿，在煤炭战线坚持工作了26年。他从来没有给人们提起过当选为七大代表并5次被评为战斗英雄的事迹，直到他1978年11月4日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逝世，他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从各地赶来，回顾和讲述往事，他的事迹才为大家所知道。张鉴，山西霍县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曾加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先后担任副班长、营部副官、连指导员。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3年3月到1944年冬，他先后三次荣获晋绥军区“战斗英雄”的称号，并被评为晋绥军区“劳动模范”和“模范政治工作者”。1944年底，经军区讨论评选，一致同意他为七大代表。七大召开前夕，上级命令抽调部分部队挺进豫西。他虽然向往延安，早就盼望着能到延安，但他更知道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责任。因此，他在全团誓师大会上坚决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为开辟豫西根据地不怕流血牺牲。这样，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随部队横渡汾河，奔赴晋东南，向豫西挺进……
　　中共太岳区委副书记兼太岳军区代理政治委员王鹤峰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也是回到了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但后来七大延期，前方工作需要，又离开了延安。有的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新的岗位，也未能出席大会，如王恩茂、舒同、张平化、赵明星等。部队代表朱子休、曹礼怀、耿飚、陈先瑞、廖汉生、江勇为、肖新春等，其七大的代表资格已经过了总政治部的审查同意，但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出席大会。
　　有的七大代表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交通不畅没能到达延安，没能出席七大。如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政治委员吴信泉当选为七大代表，两次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第一次和刘少奇同行，已经走到山东。但因途中受阻，只好回到部队；第二次也是因为交通不便，最后也没能到延安出席七大。
　　有的七大代表在会前已经牺牲或逝世。1939年8月30日，新四军便向中央报告七大代表中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但他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遇难。和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位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的七大代表——陈惠。他英姿勃勃、风华正茂，是第一批从泰国回到香港，后来由方方带到闽粤赣边的泰国归侨青年。他随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担任新四军青年科科长。1940年初，闽粤赣地区的七大代表在新四军军部和他分手时，相约再见于延安。但这一别，竟成永别。一年后，他不幸牺牲于皖南事变中。
　　浙江省选出的七大代表中有省委书记刘英，他已经踏上了赴延安之路。但途中因工作需要，又奉命回到浙江。1942年2月，他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后英勇牺牲。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的张文彬，也是选出的七大代表。他是湖南平江人，不满18岁就参加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平江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他是一位年轻、热情、干练，使人感到亲切的领导干部。1939年，从广东出发的七大代表还见到他。他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有关七大代表赴延安的指示：考虑到安全问题，南方几省的七大代表从新四军的战区北上，代表们还可以一路走，一路看看各根据地的情况并借此锻炼锻炼；各省的学习代表则由重庆搭车走。他和方方两人则按中央的要求暂留南方坚持工作，以应付突然事变。后因叛徒出卖南委机关被破坏，他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受尽折磨，1944年在监狱中牺牲。
　　晋绥地区选出的七大代表贾力更，蒙古族，1907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广州，进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回到归绥地区开展农民运动，进行革命斗争。1937年7月后参加全国抗战，炸毁日军在大同城北的军火库，争取伪军反正等。1939年被指派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担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为抗日部队的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组织护送大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不幸在途中遭遇敌人1941年3月壮烈牺牲。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