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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在四月七日的本报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中，我们曾提出改革根据地教育的一般原则，现在试就学制与课程的问题，再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中，都有各自不同的学制与课程。这些学制与课程是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决定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统治者或教育者的阶级要求，一个是当时生产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为什么需要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二十年的学习时间，各个等级和各个年级互相严格地衔接，几十种公共必修科，几十种分系和几百种专门的课程呢?这种情形，中国古时固然没有，欧洲古时也是没有，这是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样有这些需要，但是由于阶级要求和生产方法的不同，它的学制(譬如入学的条件)和课程(譬如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中国的大后方，工业化的程度远不如欧美日本，却一般地抄袭了它们的学制和课程，这是半殖民地性的反映；但大后方的统治人士同时又不满足于这种教育，贬之为“亡国灭种的教育”，主张“以训练补教育之穷”，而其所谓训练却离开民族与人民的需要更远，这则是半封建性一面的反映。根据地是抗日的，是民主的，这是它的政治性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欧美日本，区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地方。根据地今天又是生产技术落后、社会分工不发展(紧张的抗日战争更使分工缺少固定性)的农村，这是它区别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中国若干大城市的另一方面。规定今天根据地的学制与课程，离开了这两个根本点，就不能不犯错误。
但是我们正是因此而犯过错误的。由于忽视第一个特点，我们的学校在决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成分时，曾经脱离抗战与民主的原则，使在抗战和生产中负责任的人们在学校中反而没有地位，他们的活动和需要在学校的课程中也几乎没有表现。由于忽视第二个特点，我们就也跟着一般地抄袭了从欧美日本输入的学制和课程(当然是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不知道，所谓学制问题，不过是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纵断面，所谓课程问题，不过是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横剖面，我们在目前时期所已经达到、能够达到的社会分工有多深，有多宽，我们的学习年限就应该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名目就应该有多繁；要光靠教育来促进工业化，根据地和大后方的经验同样证明，这只是把车子放在马前面的空想罢了。
那么，根据地目前的学制和课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先说学制。由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我们的学制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干部教育应该重于群众教育。这不但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们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培养和提高的目的也是为着群众的，而且因为农村环境中群众教育的内容究竟有限，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就入于干部教育的范围(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希望一般的儿童或成人都受高小的“国民教育”，高小以上学校的毕业生应该尽可能都分配一定的工作，这些学校的教育也应该适合工作的目的)。因此政府的教育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而群众教育则须大量发动群众自办，政府只居于指导协助地位。
第二，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提高又应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过去普通教育系统中，高小以上的学校照例只收低一级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学生在正确的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下，当然可以学习担任各种适当的工作，但是究竟缺乏经验；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已有经验的干部，却忽略了加以教育，不把他们看作高小以上学校中的主要学生成分，至多也只由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或政府中非教育部门给以简单的训练。这是一种急须纠正的本末倒置的现象。应该确定高小以上的各级学校，都要吸收现任的干部学习，普通学生和他们在一起固然可以互相学习，即学校教职员也可以和他们互相学习，帮助学校教育更切合于实际的要求。
第三，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也应该重于儿童教育。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虽不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不象儿童受了教育，其应用尚有若干限制。过去根据地教育部门把儿童教育看作首要职责，一面是抄袭了没有成年文盲大量存在、且又天下承平的欧美办法，或则竟还抄袭了对成人教育不负责任、以儿童教育为对群众钓饵的中国封建办法，一面也是避难就易，避实际而务虚文(这不是说儿童教育本身是虚文)，总之也是本末颠倒，急须纠正的。
第四，无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应该重于其他的所谓一般文化教育。本来一切的文化知识都是应用的，所谓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分，艺术文与应用文之分，都是勉强的说法，但其因阶级而异取舍，因时势而异缓急，应用起来或较直接，或较间接，则是不可争的事实。根据地的教育是为人民的，为人民的战争与生产的，所以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但在政治课和政治学校中，而且在文化课和文化学校中，都应该首先被着重。我们是提倡文化教育的，对于工农干部尤其着重提倡，但完全无关或很少有关于人民的战争生产需要的所谓文化教育，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在过去的实践中也已被证明为无效的和不受欢迎的。人民及其干部能够多知道一些声光化电、古今中外，自然是好事，但在今天的情况下不能不大致规定一个较为必须的范围。这个范围甚至就在识字也是需要的，某些工农同志和部队的战士干部因为要学文化，一直学到康熙字典去，正是那种无原则地学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许多教育工作者曾长期地把教育限制为课堂教育、书面教育，把很多重要技能的传授推广放在教育工作的界限以外，不去研究指导，这种错误，也是过去只强调单纯的一般文化教育的结果。
第五，从上所述，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学制中的各种等级、入学资格、在学年限及其相互衔接，是不能象旧制那样去设想和处理的。我们大致也有个三级制，即群众教育(村镇乡市范围的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初级干部教育(县或分区范围，县科员及区乡级干部的提高和培养)和中级干部教育(军区或边区范围，边区科员、县区干部及从事农工商医艺术文化事业干部的提高和培养)，至于高级干部的教育，因已超出目前各根据地普通教育系统的能力，姑置不论。这三级的学校，有时也许还可以应用中国中学大学的名目，但实质却显然不同。各级学校的年限，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少则不满一年，多则三年四年；旧六年制小学的高级两年，则可斟酌情况并入初级干部学校，作为普通中学的预备班次，或作为独立的训练班。群众学校原则上既由群众自办，学生是否缴费当然由群众自定，但是我们应该说服和帮助群众，让贫苦的儿童得到入学的机会。政府办的干部学校，在政府规定的名额以内，一般应该是免费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名额外的学生自费入学。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学校中，程度不齐是不可免的，因而各级学校的严格衔接也是近于不可能的，但是这完全用不着忧虑。在和平的时代，这种情形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这种情形就在那时也不能完全避免)，但在战争时期，这就是合乎规律，也就是合乎理想的——如果我们的学校还只能把一群六岁的儿童按步就班地关到二十来岁，不密切接触和他们“程度不齐”的人民中间的种种人物(所谓程度不齐是两方面的：他们的一般文化知识或者比人民高些，但关于战斗和生产的知识就比人民低得多)，则与其说他们是被教育了，还不如说是被荒废了，被“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了。
第六，从上所述，又可以知道，这些学校教育与战争与生产的各种实际活动不可分，因此学校组织的形态也很多变化，与在业教育在职教育中间是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的。群众教育要普及，就须采取冬学、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短期训练班、识字组、小先生制、艺徒制种种形式。同样，干部教育也可采取冬学、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轮训制、工作团制、实习制、工作协助(学校协助工作机关研究某一问题或参与某一工作)制种种办法。在我们的一切学校尤其干部学校中，又应该竭力提倡和指导学生的自学，使学生能够取得方法，养成习惯，这也是使我们的学校教育与在业在职教育密切联系的因素。
这些学校中应该有些什么课程呢?这要看各根据地的情况、学生的成分、学校的性质和形式来决定，刻板的课目表是无益的。一般地说，我们应该减少一些课程，改变一些课程，增加一些课程。应该减少些什么课呢?群众的学校，一般的目的是要能识字、写字、算帐、因此我们的小学就应该以识字和算术(首先是珠算)为主要课目，以达加强学习效率，缩短学习时间，扩大学习人数的目的；对于这些目的的要求愈切，则课目应该愈少愈集中，就是只有一种课程也是好的。繁杂的小学课目，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儿童(并不是所有的儿童)因为要参加城市的工业生活，故需要的常识多，因为不要参加农业社会的家庭劳动，故学习的时间多，这是中国目前的根据地农村所无法“媲美”的。干部的学校，即旧制的中学大学之类，过去曾有大堆的中看不中吃的课程，这些课程即在大后方也是学用脱节与毕业失业的主要原因或局部原因，在根据地更应决然取消，尚有部分用处的东西则改为少数人选读。另有许多课程本是很有用的，但过去的内容编制太坏，应当从新确定其内容。譬如国文、算术、历来是被看作主要课目的，但是过去的中学生往往学了五六年，不能胜任一个壁报的记者或一个合作社的会计，这是因为过去教育的方针是要训练小文学家或小数学家，而不是训练一个明白事理，能在实际生活中宣传或计算的工作者。过去根据地学校中的社会科学课目，成绩比这更坏。这些都是要改造的。还要添设一些课目。一切干部学校，首先要学根据地概况或根据地建设一类的课程，并且应该使它成为全部课程表和全部学习过程的灵魂。工作中的各种具体任务，凡有比较复杂的技术，需要单独讲授的，都应该列为被重视的课程，甚至开设专门的训练班或学校，以彻底打破学生不愿作技术工作的反常心理。就在群众学校中，一般地除识字算术外，只要必要和可能，也应该教些关于战争或生产的技术课。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设立专门的训练班或学校，譬如民兵自卫军的训练班，妇女的纺织缝纫学校等等。
总之，对于新的教育原则，新的学制，旧的课程表之不适用，新的课程表之需要，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一定的课程表既然代表着一定的知识范围，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熟虑，就也是决不可少的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主要错误虽属于教条主义性质，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可以赞助经验主义，而这个倾向今天是已经开始发生或发展了。譬如有一种意见，只重视实际活动，而不重视必要的书本知识；又有一种意见，满足于片段的杂乱无章的讲演报告，而不强调把经验及其结论系统化理论化使成为课程与教材；又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着重现在就可以完全不顾及将来，以为每一根据地都可以完全不知道全国的情况和经验，甚至每一分区每一县都应该有彼此完全不同的整套课程表与教材，或者每一年每一季都应该加以更换。这些意见，就表示另一种危险，而是我们所须拒绝的了。任何真理都不能加以片面的夸张，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规律，在教育问题上也是如此。
(民国卅三年五月廿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