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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职员和工人的关系（1941.12.3）

罗白

　　这里所说的职员是指被雇佣于公私企业里的从事于“精神”劳动的人员，在大城市中这些职员，主要分布在工厂、商行、交通、金融机关里，他们多半出身于城市小资产阶级或农村中地主富农之家，一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具有会计、簿记、文书、打字、广告事务，营业管理中之某一种专门技能的。他们和工人同为资本家利润而服务的雇佣劳动者，所以他们和工人的利害是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工人和职员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相对减少，与工人阶级的文化相对之提高，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他们常常共同参加一个职工会，为争取职工福利而进行斗争时、常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同生活娱乐更是密切无间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职员、出于两者的出身之不同、文化程度的偏差，中国社会更视长衫阶级□□□□资方利用职员驾驭工人的政策，就使得中国的职工在思想上行动上有着显著的距离。这一距离在“四一二”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因劳资关系的紧张与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的作祟而加深了的。
　　主观主义的职运工作者，他们局限于“下比上好”的公式，他们不了解从职工基本利害的一致上所产生的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放着由资方分化政策所引起的职员压迫工人的行动和工人仇视职员心理不去说服教育，反而把两者的对立和隔阂夸大化、绝对化。认为凡是坐在写字间，接近资本家的职员都是资方的帮凶和走狗，认为职工在本质上是利害冲突的。因之放弃了对落后职员的争取，进步分子的进一步团结，他们虽然打着职工统一运动的旗帜，嘴里也喊着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但实际的行动是分裂着中国职工的。
　　抗战四年来，中国职工的关系是有着很大的改善，特别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的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和职员，在抗日民主的事业上，在生产关系上，在文化生活中的互勉互助互让的精神，友爱融洽的空气，是见不到彼此的隔阂和分歧之所在的，可是在今天广大劳动者的聚源地的敌后和大后方的城市中，由于敌伪和顽固资方分化职工政策的强化的强化，如在上海某些工厂资本家对职员故意“优厚”——发给职员超过月薪数十倍的奖励金；一般厂家禁止职员和工人谈话、往来；在天津敌伪的新民会职员总会的设立……等，这些无非是使得他们更好的控制和麻痹职员，以达到其便利统治的毒计，因之就使得那里的工人和职员在一切运动中的联系就会减少、职工的组织即使在可能的情形下，也故意分立着的。这种严重而急待克服的现象，要求着一切职运工作者和先进的职工们去用各种方式揭露敌伪和顽固资力的毒辣政策，消除彼此的仇视和分歧，接收〔受〕过去“合作互则利、分离则大家不利”的教训，在抗战建国的事业和改进生活的斗争中密切的合作起来。并且广大的知识阶层的职员们，应该以自己较为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知识去教育工人、广泛去进行启蒙运动，以消灭职工在文化上的偏低，而工人们应诚恳说服那一些暂时为利诱分化政策所麻醉的落后职员，使双方都了解到：职员是工人阶级的弟兄，职员和工人阶级是不可分离的。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日第四版)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