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副主席在瓦窑堡及陕北的活动

薛丹浩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军委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刘道生部长处选调机要员。当时我在少共中央局工作，即把我选调到军委机要科。我原名薛思恭(1938年在中央党校改成现名)，到机要科后，副科长王中军同志与我谈话，他说：“你由老百姓成了正式军人，今后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从此，我就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对周恩来副主席在瓦窑堡及陕北的一些活动，虽然时隔四十六年，但至今记忆犹新。
　　元旦阅兵
　　1936年元旦，在瓦窑堡东门大河滩，举行了阅兵式，我们都参加了受阅行列。周副主席身着灰军装，骑着长征过来的青灰色骏马，留着长胡须，绕场一周，随即进行分列式，仪式完毕后，周副主席站在临时搭的司令台上向部队讲了话。当时周副主席威武的形象以及那检阅的庄严场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看到的周副主席留须骑马的照片，即是当时照下来的。
　　威武严肃的军人风度
　　1936年1月26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从瓦窑堡动身，率领主力红军东征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当时作战科、机要科住在瓦窑堡下河滩的一排南窑洞中，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孔砖窑中。我们经常见周副主席腰扎皮带，腿缠绑带，是威武严肃的军人风度。他按时作息，早晨起床很早，晚上按时熄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脚步很重，对军人要求很严，司令部的同志没有一个敢睡懒觉的。
　　奉命初会张学良
　　1936年3—4月间，毛主席在山西前线给周副主席拍来一份“立刻回电”的特急电报，电报在深夜收到，我翻译好后直送周副主席，当我报告推门时，副主席警觉地叫了一声，瞬时清醒后说：“没有灯，你这个娃娃”。我立即转身将蜡烛端去，副主席说：“这里有蜡烛，拿个火柴来就行”。我呈上电报后转身要走，副主席要我等等，看完后说：“你走吧，明天复电”。第二天早晨，副主席即复电毛主席，接着就动身外出了。该电内容是要周副主席去会见张学良，共商联合抗日救国大计。
　　为刘志丹同志灵柩引灵
　　刘志丹同志离开军委一局后，调二十八军任军长，宋任穷同志任政委。二十八军东征开赴山西后，志丹同志于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三交阵亡。得知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张云逸参谋长万分悲痛，拍桌失声痛哭。4月20日，遗体运回瓦窑堡安葬，按当时的传统习惯，是以棺材装殓土葬。送葬行列规模很大，几乎瓦窑堡军民全体出动。周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同志均参加牵灵。用全幅白布一头拴在灵柩上，一头由送葬者牵引，我们都在后边护送，直至入土安葬。
　　日夜操劳
　　红军东征回来后，毛主席就回到瓦窑堡。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安静在晚上办公，上午睡觉。有时要给红大讲课，除告诉警卫员外，还要告诉我们机要科的同志，几点钟叫醒他。周副主席以后经常工作至深夜，可能是为了适应这个情况的。毛主席回军委后，由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主力红军西征，六月间，国民党八十六师高双成部下的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连)由营长张云衢带领突袭瓦窑堡，敌人已进入西门，我们才从南门撤出，毛主席尚在睡觉，是杨尚昆主任来叫醒的。当时我们手中无兵。军委有一个警卫连，也被参谋长叶剑英带了两个排，在瓦窑堡南边羊马河堵击东北军。实际上是做统战工作，东北军王以哲率几个师按兵不动，军委剩下一个排担任中央警卫工作，只有红大三科学员(连排干部)和保卫局的一个队(保卫局长是王首道同志)抵抗张云衢。我们完全撤出瓦窑堡后，他们才转移。军委曾急电附近的三十军阎红彦部增援，但部队赶到后，敌人已占领瓦窑堡。我们也安全转移到凉水湾(今寺湾乡所辖)。张云衢进占瓦窑堡后，叶剑英参谋长即放开南边，让东北军进入瓦窑堡，张云衢即灰溜溜地撤走了。
　　在凉水湾休息了几天，在东北军工作的刘鼎同志来了。随即中央移住保安(今志丹县)。这段时间，周副主席部署转移，调三十军增援，接见刘鼎同志，让东北军进住瓦窑堡等等，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
　　调解纠纷
　　有一次吴自立局长和阙中一参谋骑马玩，路过李德住房门前，李德不会说中国话，用手拉阙参谋，要他离住房远一些，阙有些害怕，摔开手时碰了李德一下，李就以为阙打他。阙在前边跑，李在后面追，不小心摔了一跤，阙又跑远了。李德消不了气，跑到周副主席处告状，不给阙处分就不罢休。我们都在远远地观看。周副主席时而用外语，时而用中文调解，吴自立害怕，早已逃之夭夭。最后周副主席罚阙站两小时，李才高兴离去。李走后，周副主席又耐心给阙做工作，而阙说了一句话把周副主席激怒了。阙说中国三十万红军被李搞光了。副主席一下生了气，说谁不犯错误，他是国际代表，是我们的客人，能这样对待吗?我以为你无意碰了一下，如果说你是有意的，罚你站两小时不冤，说罢即回房。阙一直站在那里不敢动，最后张云逸参谋长把阙叫走了。周副主席这种严肃认真的作风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关怀备至
　　到保安后，我们住的是原始石洞，是在整个石山上凿开的石窑，里边很潮湿，也没有床铺，就睡在石炕上，我一下生了病，发高烧住进了医院，医院离城约二十多里路。有一天周副主席派他的警卫员(长征过来的，因一颗子弹从他的臀部穿过，故大家爱称他烂屁股，可惜我记不起姓名了)给我送来两块钱，当时我们每月仅一元五角的伙食费。两元钱的价值多大啊!周副主席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奉命去甘肃迎接二总
　　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9—10月间会师甘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副主席到前线亲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治委员进保安。回来后，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张国焘等均讲了话。从保安到甘肃会宁有几百里路，周副主席往返跋涉，不辞劳苦，任何困难、任何工作，他总是百折不挠排除万难，一个一个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奔赴西安
　　西安事变那天，我们在晚上11时收到从西安来的电报，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决定蒋介石宜放不宜杀，最后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一连讲了三个杀!杀!杀!(这是张国焘开小差后，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传达的)第二天周副主席从保安出发，骑马到达延安；张学良派专机在延安迎接，机要科派了童小鹏同志随周副主席前往，童任秘书兼译电工作。从此，周副主席担负了统战工作的繁重任务。
　　劳山脱险
　　周副主席离开保安后，中央机关不久即迁延安。周副主席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之间。1937年夏天洛川会议后，周副主席带张云逸、孔石泉、陈友才，机要科派了曾洪才同志随去，保卫局派了一个分队护送，同行还有一个大公报记者。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西安去，全车共25人。汽车行到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森林地带，突遭匪徒袭击，车正行驶在下坡地段，周副主席曾想快速通过，但因车胎被打坏，无法行驶。只好就地刹车，车上武装人员开枪还击。周副主席同大公报记者坐在驾驶室，张云逸坐在车箱中，周围同志都中弹，25人中有10人牺牲，10人负伤。周副主席的随从参谋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均牺牲。司令部闻讯后即组织成临时骑兵队，由一科长孙开楚同志带队急驰现场增援，到达后匪徒已远离。幸好周副主席、张云逸参谋长、孔石泉参谋及大公报记者和驾驶员五人安全脱险。返延安后周副主席说，这是继西路军失败后红军第二次大失败。
　　在1935年至1937年两年的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到周副主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政治、军事、外交、统战、内政他要管，吵架纠纷以至同志生病他都管到。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同志、对群众以诚相待，关心爱护。哪里有重要事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他卓有远见，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机警沉着。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处处以身作则。周副主席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地、经常地在我脑海中回旋。周副主席永远是我们尊敬的领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毕生的功绩将与日月同辉，与江山共存。
　　1976年，周副主席逝世的消息广播后，我正在兰州军区招待所。整整一天我未说一句话，未进一粒米，我悲痛万分，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我流不出泪，失魂落魄的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今年3月5日，是周副主席的诞辰，我将以上片断回忆抄赠故乡《子长文史资料》专辑，以表我对周副主席的缅怀和纪念。
　　*本文作者系本县南沟岔乡薛家渠人，1935年3月参加革命，1935年12月参加机要工作，曾任机要科长，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正军级待遇。
　　

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郭杨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