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

　　提到唐代，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朝代。当时的人们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自信开放的心理特征和生气勃勃的热情，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成就。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被称为“万国之会”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东西方交通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外文化的合璧之地。这里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圣地”，时常有令人惊叹的重大发现。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省公安厅下属的某收容所(西安市黄雁村水文巷2号，现陕西省国家安全厅所在地)，正在为盖房挖地基的人们在距地表0.8米处突然发现了一个高0.65米、腹径0.6米的陶瓮，其西侧有一个高0.3米、腹径0.25米的银罐。瓮和罐都有盖，瓮盖出土时被挖碎丢失。瓮中放着体积较大、较重的金银器，罐内放着体积较小的金银器。陕西省博物馆接到收容所的报告后，马上派韩伟、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先生前往清理。考古学家们经观察后发现，陶瓮和银罐都埋藏在活土中、出土的有些器物不能成套等现象，经反复研究，认为地下可能还有文物埋藏。同时，为了搞清出土文物的遗址范围，决定从10月7日开始进行钻探。11日，人们在距离第一个陶瓮北边约1米处，发现了第二个陶瓮，里面也装满了器物。第二个陶瓮同第一个陶瓮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唯瓮口系用圆饼形银渣块覆盖。考古钻探还证明，现在的何家村应在唐长安城的兴化坊内。
　　为了保证安全，后将这批文物运回陕西省博物馆内进行清理、登记，两瓮一罐内共出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270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銙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唐大两(唐一大两合今45克)298两，银器总重量为唐大两3900两。唐代银价不见记载，它与黄金的兑换率大约是五换一或六换一，即五、六两白银相当一两黄金。那么，这批金银器物可折合黄金900—1000两。根据赵璘《因话录》卷三“范阳卢仲元……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一千两黄金可折唐钱八百三十万钱。根据温庭筠《乾饌子》商人窦义买宅一节记载，一副玉带銙值钱三千贯，每贯当一千钱，十副玉带銙当值三千钱。若依此计算，仅黄金、白银的本身价值和玉带銙就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五载，“斗米之价，钱十三”。三千八百三十万钱可购米近三百万斗，相当约十五万男丁一年向唐朝政府交纳的租粟。既未计算制作金银器的劳动日，也未计算各种宝石和药物昂贵的价值。这批文物的价值如此巨大，使我们联想到拥有这批珍宝的主人是多么的富有，唐长安城是多么的豪华。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这批文物中有明确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日本等地的物品，还有惟妙惟肖的仿制品。至于唐人受外来影响下制作的创新产品则数量更多，许多器物前所未闻。这些文物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创新的生动体现，对唐代考古和丝绸之路的研究而言，是一次划时代的发现。在此之前93年，即1877年，也是在丝绸之路沿线，中亚的阿姆河畔(今塔吉克与阿富汗交界地带)也曾发现金银器177件、钱币1300枚。这批器物反映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的艺术传统、本地的希腊—大夏艺术风格和所谓斯基泰野兽纹特点，对研究古代波斯、大夏、中亚塞种和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的文化交流融合具有极高的价值，被称为“阿姆河遗宝”。但关于这批器物的具体出土地点、年代和数量等问题，目前还存在不同说法。关于年代问题，一说属前5—前4世纪，一说属前4—前2世纪。关于具体发现地点，一说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塔赫提库瓦德，一说在阿富汗境内昆都士附近。这批器物发现后，经当地的布哈拉商人辗转运抵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中间几经转手，最后由不列颠博物馆收藏其大部，但在转手过程中恐亦窜入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出土物。同阿姆河遗宝相比，何家村遗宝是经考古发掘而获，出土地点和埋藏时代清楚，其学术价值更高。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使我们认识到唐代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发达。从世界范围的考古发现来看，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亚和西亚的波斯、粟特等文化的金银器皿出现时代较早。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埃及的拜达里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黄金制品，最早的银器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文化，也见于埃及的格尔塞文化。此后的希腊、罗马、萨珊朝波斯、粟特均广泛使用金银器皿。中国金银制作装饰品在商代就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金银镶嵌工艺，但纯金银制作的生活器皿则很少发现，而且都是外国输入品。唐代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达，大量的外国人和外国物品不断涌入，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首都长安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官员、商人、僧侣。据不完全统计，唐朝与阿拉伯交往36次之多，波斯来华使节也有31次，西域商贾常住长安者达数千人之多。外来文化对唐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食、跳胡舞成为当时人们的时尚，萨珊和粟特等地区输入的金银器自然也成为唐代皇室贵族们追逐的对象。唐代统治阶级从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对金银所持有的神秘观念，是唐代金银器制作业兴盛的根本原因。汉代方士崇尚“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延年益寿。这种思想在唐代仍然十分流行，于是求索、占有大量的金银器皿成为帝王和贵族们共同的心愿。根据史籍记载，在唐代，金银器也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唐律疏议》舍宅舆器物条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会要》杂录云：“神龙二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但考古发现的许多金银器出土于一品以下官吏的墓葬和遗址中，和以上规定不合。可见，法令制度并没有真正限制人们对金银器皿的疯狂追求。皇室和贵族对金银器的喜好，使金银器皿成为一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特殊作用的物品。为了达到邀功取宠的目的，唐代地方官吏向皇室进奉金银器的风气十分盛行。淮南节度使王播曾三次进奉金银器。据《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卷五一○和《新唐书·王播传》，长庆四年(824)“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宣索银奁二”。宝历元年(825)“又进银榼二百枚，银盖椀二千枚”。太和元年(827)，王播入朝，“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共进奉金银器皿5900多件，数目惊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皿中也有专门进奉皇室者，如西安南郊西北工业大学窖藏出土的圆形银盘，底刻“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使兼御使中丞充江南西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奉进”；西安北郊坑底村窖藏出土葵花形银盘，底刻“浙东督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东刺使御使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出土葵花形银盘，底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出土葵花形银盘，外底刻“桂管臣李杆进”。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方形银盒，底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唐代皇帝时常将金银器皿赏赐臣下，《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太子建成为了谋害太宗而笼络尉迟敬德，“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旧唐书·秦叔宝传》云：“破尉迟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旧唐书·王琚传》载，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敌对势力后，对王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等功臣大加赏赐，“累日，玄宗燕于内殿，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唐代社会上层对金银器皿的喜好，促使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何家村遗宝中的金银器来观察，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已达到极高水平，金银采矿、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已能提炼纯度很高的金银。经测定，金开元含金量高者达94％，低者也在81％以上。银器的纯度更高，经测定多者在98％。银器的化学分析报告证明，这时的冶银已经使用了吹灰法。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政府设有专门制作金银器的作坊——文思院，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工匠，生产出一批批精美的金银器皿。唐代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已普遍使用了钣金、浇铸、锤揲、焊接、切削、抛光、铆接、錾刻、镂空等工艺。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和金梳背上焊接的小金珠至今没有脱落，唐代工匠的焊接技术令人赞叹。一些盘、盒、碗等器物的底部留有同心圆加工痕迹，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机械车床。
　　何家村遗宝中包含有大量的来自异域的文物，单从货币来说，就有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590—627)时期制造的银币，日本奈良时代和铜元年(唐景龙二年)铸造的“和同开珎”银币，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王朝(610—711)制作的金币等。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更是一件精妙绝伦的珍品，通体以一块红、棕、白三色相杂的上好玛瑙石雕刻而成，整体形状如伏卧的兽头，竖直的一端雕成杯口，口沿外有两条凸弦纹，平直的一端雕成羚羊头，双目圆睁，眼球外凸，注视远方。两只修长而弯曲的羊角后伸至杯口凸弦纹处，羚羊的口部有流，装有金帽盖合，金帽取出后，杯中的美酒可以从流部注入饮者的口中。这种器物造型是西方的“来通”，很可能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品。素面罐形带把银杯是一件粟特银器。目前中国境内的考古资料中，仅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了一件。这两件银杯与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粟特山羊纹带把银杯基本相同。
　　另外，还有很多惟妙惟肖的仿制品。如狩猎纹高足银杯，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杯体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为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盘珠形节，下部为喇叭形底座。颈部和腹底饰波浪形缠枝纹，腹部饰主题纹样狩猎图，描绘了两个狩猎场面：其一为一人骑马转身向后射箭，后面另有一人骑马向前射箭，两骑中间有一野猪；其二为一人在马上转身将弓挟在怀中，注视身后，而后面骑马者箭已离弦，射中马前方一头小鹿，箭头已穿透鹿身。此鹿上方还有一头惊恐万状的鹿，前方则为一只正在逃跑的狐狸。整个图案布局合理，动感极强。底座下刻有“马舍”二字。高足杯最早见于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仍沿用。这种器型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唐代工匠在仿制银杯的同时，錾刻了反映唐代贵族狩猎场面的图案。马舍可能就是制作这件银杯的工匠之名。又如人物纹金带把杯、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和乐伎纹银带把杯。杯体呈八棱形，环形把置于杯体上部，上带指垫，杯体形成的八个棱面各饰一个人物，折棱处饰联珠纹。其中忍冬纹杯和乐伎纹杯杯把下部还有指鋬并在指垫上饰有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这三件杯的造型和纹饰具有浓厚的粟特风格，但这三件杯均采用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制作，所以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的制品。粟特对唐代金银器制作技术影响极大。粟特位于东西枢纽的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粟特人善于经商，其足迹遍及欧亚内陆。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内地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西安北周安伽墓、西安北周史君墓和太原虞弘墓等粟特人墓葬的发掘证明，粟特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得到官方的允许和保护。这些粟特人中应有很多工匠和商人。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和水晶长杯，其祖型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在唐代，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常互相通使联络，很多波斯人定居内地，他们不但带来自己的产品，还在中国广为制作。萨珊工艺对唐代手工业影响极大。
　　何家村遗宝是唐代贵族豪华奢侈生活的真实反映。所发现的金开元通宝30枚，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银开元通宝不用于市场流通，专用于赏赐。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上陈乐设宴，席间向楼下抛撒金钱，以赏赐臣下。唐代诗人张祜在《退宫人》一诗中，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来描写这种场面。司空图《游仙》诗中“仙曲教成慵不理，玉附相簇打金钱”则描写的是一种掷金钱以赌正反面的赌博游戏。唐代还有婴儿生下后三天或满月的时候举行洗儿礼的习俗，洗儿时要馈赠金钱，称洗儿钱。唐玄宗时，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戏作洗儿，唐玄宗听到嬉闹声而前往观看，一悦之下，赐贵妃洗儿金银钱。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印证了史书中关于舞马的记载。这件银壶仿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而造，壶身两面以模压法锤击出凸于器表的两匹奋首扬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舞马通体鎏金。史载，唐玄宗时期，宫廷中曾驯养了几百匹会跳舞的骏马，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朝廷都要在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以舞马助兴。当时的宰相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描绘这种景象云：“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件银壶舞马造型正是舞马跪拜两膝、衔杯敬酒，为皇帝祝寿的形象，与诗词完全相符。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多种贵重药物。药具按用途分，有炼丹器银石榴罐，煮药器银双耳锅、银提梁锅，温药器金流锅、银铛，研药器玛瑙臼、玉杵，盛药器罐、盒、鼎等。药物有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丹砂、朱砂、上上乳、次上乳、次乳、白英、紫英、珊瑚、琥珀、密陀僧、黄(金)粉、金箔、麸金等。盛药器内壁有唐人墨书题记，记载药物名称、重量和服法等。这是唐代医药文物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对研究唐代医药史、道教炼丹术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银铤8枚，银饼22枚，银板60枚。其所刻文字涉及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了唐代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开元十九年来自洊安、怀集两县(今广东地区)的4枚庸调银饼以及3枚“东市库”银饼，均为首次发现，为研究当时的赋税交纳制度和国库管理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关于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和埋藏年代，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观点。发掘者经勘测认为，遗宝发现地点系唐长安城兴化坊，根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兴化坊条“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初步认为，遗宝出土地点是邠王府，埋藏时代在盛唐时期(8世纪末)。段鹏琦先生认为，埋藏年代为唐德宗时期(780—805)，遗宝出土地点不是邠王府，遗宝主人是达官贵族，但具体是谁，还待进一步探索。齐东方先生认为，埋藏年代应该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遗宝的埋藏地点是当时的租庸调使刘震宅。但遗宝并不是刘震的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官府财宝，在突遇泾原兵变时埋入地下。
　　何家村遗宝内容丰富，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饮食器，质地以金银为主，还有玉器、玛瑙器、琉璃器等；另外还有炼丹用的大量药材和药具，用于收藏的货币，数量很大的税银。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的学术问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