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代墓室岩彩画

　　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昭陵，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之后，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寝多依山构筑。乾陵利用自然山势修建，陵园雄踞整个梁山山峦。高宗与武则天的玄宫凿建于主峰之中。陵园内，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的宫城、皇城、外廓城井然有序。唐墓群遗留至今的华表、翼马、鸵鸟、无字碑等大型石雕120多件，整齐地排列于朱雀门至南峰乳头山两华里的司马道两侧，气势宏伟，雄浑庄严。沿道而行，仿佛进入了一座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
　　在乾陵的东南部，分布着17座陪葬墓，陪葬者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等。已经发掘了的陪葬墓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这三座墓中100多幅绚丽多彩的唐代岩彩壁画。
　　1.章怀太子墓的岩彩壁画
　　章怀太子墓位于乾陵东南约3千米处，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李贤与其妃房氏的合葬墓。其墓的结构与永泰公主墓的结构基本相似。墓中壁画50多幅，共40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
　　章怀太子李贤(652～684年)，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武则天次子。李贤举止端庄，唐高宗曾派他监国。李贤处理政务很能干，曾召集著名学者注释《后汉书》。武则天毒死长子李弘后。680年将李贤废为庶人，贬到巴州，不久通令自杀，死时31岁。李显复位后，将其墓迁来乾陵陪葬。章怀太子墓共有54组岩彩画，约400余平方米，据考古工作者勘察，墓室壁画先后进行过两次绘制。第一次是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李贤以雍王身份迁葬时绘制的。第二次是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封李贤为章怀太子，与其妃房氏合葬时，将甬道以后的壁画进行了重新绘制。甬道及墓室壁面绘男女侍从，墓顶绘天象。从所绘题材和内容看，除青龙、白虎、日月星辰这些祥瑞图案外，其画作的绝大部分如出行、客使、仪仗、马球、歌舞以及宫廷侍女、陪臣等，都具有浓厚的宫廷生活气息，显示了唐代高超的绘画水平。其中“打马球图”、“狩猎出行图”、“迎宾图”、“观鸟捕蝉图”等壁画中的人物，比例匀称、和谐、准确，造型逼真，技巧圆熟。
　　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绘制了一幅人员众多、气势磅礴的《狩猎出行图》(图132)，高2.4米以上，全长12米，只见众马奋蹄，奔腾向前，旗帜猎猎，浩浩相连，分布于树林峰岭之间。其上绘有50多组鞍马人物，架鹰牵犬、束腰配箭、装备齐全地奔驰行进在林木繁茂的山道中。其中前面五人骑马为先导，其后是一位身着灰蓝袍服、气态昂然的首领人物率领几十骑人马前呼后拥地行进。整幅画面采用了俯瞰式全景描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动感。猎狗竖起耳朵，猎鹰扑腾着翅膀，最后边的是3个伙夫，引领催赶着两头驮着炊具的骆驼。身体笨重又背负重物的骆驼引颈奋蹄，急急追赶，渲染了整个画面紧张急迫的气氛。其中最鲜艳的色彩应是墓道两壁的《狩猎出行图》上的十几面红旗。红旗的红色均匀、鲜艳如新，据分析，这些红色应是朱砂或者红土。同时，画面上表现唐代皇室贵族游猎出行场面，安排在山道林木间，远山近树，疏密得当，又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图。
　　墓道西壁的《打马球图》，画有骑马人物20多个，前面5个手执球杖，正在驱马抢球。其中一人作反身击球状，姿态矫健，得心应手。这幅壁画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马球比赛紧张惊险的夺球场面。唐代马球从波斯(今伊朗)传入中国，风行于宫廷。当时宫廷中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妇女都爱打马球。唐代的宫城和禁苑里多半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运动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失传。
　　墓道中部东壁的《迎宾图》形象地再现了唐代官员引领宾客和外国使节谒见太子的情景。前面两个是热情的唐朝官员，后面3个是外国使臣。经考证，外国使臣中的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突厥人。画面着意表现唐朝官员沉着儒雅的风度和客使们恭谨的神态。他们不同的形貌特征、装束打扮刻画得维妙维肖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及唐王朝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盛况。
　　《观鸟捕蝉图》(图133)是一幅感人至深的以“宫怨”为题材的作品。画中有3位宫女，似乎饱受了长年的宫廷生活的煎熬，正若有所思，望天长叹；左边的身着唐人流行的半臂衫和曳地长裙，右手轻执金钗，正抬头望着眼前飞去的小鸟，一副慵懒的模样；右边的宫女装束与她相同，但动作却是双臂交锁，裹紧披帛，一脸的茫然神情；中间的一位身着便服，她举起右手，莲步轻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小树上的一只蝉。三人性格不同，却同时将宫女们在深庭大院内空虚寂寞的生活，以观鸟和捕蝉的方式来排遣无聊的惆怅心情显露无遗。
　　墓道东壁《仪卫图局部》中绘有9名侍立的仪卫，皆着戎装，头裹红抹额，代表了军人的身份，身穿圆领白袍，腰系黑腰带，佩横刀、弓和两头染朱红色的胡禄作为装备。画中朱唇、抹额和胡禄上的朱红色在白色衣袍和黑色的腰带、胡禄在皮靴的黑色映衬下更加突出，赋予了画面以灵动的生命活力。
　　2.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室岩彩壁画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中宗李显的第七女，高宗与武则天的孙女，被武则天杖杀时年仅17岁。中宗复位后，迁葬乾陵附近，追封永泰公主。永泰公主墓的墓道、墓室中画满了岩彩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清晰流畅，实乃唐代壁画中的杰作。
　　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以前室东西壁的四幅巨制《宫女图》(图134)最为精彩。图中有面庞秀美的宫女约30人，个个体态丰满俊秀，形象楚楚动人，步伐轻盈文雅。宫女们高挽着发髻，身穿拖地长裙，在肃穆宁静的空气中，手执各种侍奉公主之物徐徐而行。《七宫女图》中的女子头梳双丫髻，穿唐朝流行的男式胡服。其中前室东壁南侧的一幅《九宫女图》人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感人，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美女群像的罕见之作。画上有9名女子，左起第一人似为永泰公主自己，其余的8人为公主的近侍。公主端庄秀丽，华贵雍容，双目注视着前方。众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宫女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最后一人，着男装捧着一个包裹，但不知其中为何物。她们手捧食盆、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盘等，在宫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行列参差错落而有次序。她们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目光传神，互相顾盼。从人物表情所蕴含的神韵中可以看出宫女的性格是多么的温顺平和，举止是那么端庄、拘谨，增添了公主寝宫中宁静与舒适的气氛。
　　3.懿德太子葬墓壁画
　　懿德太子名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与妹妹李仙蕙同时被武则天处死，年仅19岁。李显复位后，追赠为“懿德太子”。
　　懿德太子墓是迄今发掘的唐代墓葬中最大规模、帝王级别的陵墓。由于受到从盗洞灌入的淤泥侵蚀，在第一过洞西壁、第二过洞西壁、第四、五过洞、前甬道及后甬道内等位置的壁画都脱落严重，虽然如此，但懿德太子墓因其“号墓为陵”，墓葬规模宏大，据统计，全部壁画面积近400平方米，40多幅大型的壁画保存还比较完整。
　　墓内布满壁画，灿烂绚丽的红色系列色彩的运用十分突出，无论是墓道两壁所绘的阙门、阙楼后成组的出城仪仗队、列戟图、内侍图，还是宫女图，都能欣赏到大片鲜艳的红色(紫红、深红、朱红)。尤其是墓道两壁的阙楼图，被誉为唐墓壁画中的明珠。画中雕栏画栋，金碧辉煌，在淡绿色的远山的衬托下，更显示出盛唐宫阙的富丽堂皇。深红色的庑殿式屋顶，褐色的墩台为砖木结构，中间用长方形砖砌成，周围有忍冬蔓草花纹；屋身和平台皆用朱色平涂，一片红彤彤的色彩，一种富贵逼人的效果。《阙楼仪仗图》(图135)在墓道的东西壁有太子仪仗图，画面以巍峨的山峦作为背景，山脚下是建于高台之上的楼阙，金碧辉煌。楼阙旁雄伟的城墙下有一支由196人组成的仪仗队，分步兵队、骑兵队、马车队3部分，旌旗如林，队列严整，声势浩荡，尽显懿德太子的显赫地位。十几个红衣宫女的背后那红艳艳的车，朱红色的车舟与伞盖，金黄色的车舆，车后还插着各色的旗帜。骑马仪仗队每队由5～6人组成，其中一人举着虎、雀、鹰旗，其余的骑士举红色旗，这些飘扬的红旗成了画面的亮点和灵魂。
　　以西安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为中心的唐代墓室岩彩壁画绘制虽然未必出自名家之手，但从壁画的技艺来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显贵的墓葬壁画也非泛泛之笔，年代完整而系统的唐墓岩彩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匠师们在绘画上的普遍水平。
　　唐墓壁画采用平涂、晕染、勾填、贴金、勾金、拔金等多种手法，显示出赋彩技术日趋多样化和成熟的特点。壁画所有的勾填法是在着色时既不让颜色盖住线条，也不会在色与线之间留下空隙。唐代墓室壁画中不但建筑的柱枋、斗拱，采用单色平涂法；壁画中的人物衣物的红色也使用厚涂的方法，壁画的色彩绚丽浓重。特别是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壁画，擅用红色系列的银硃、硃磦、大红、深红，可初步看出唐人对于红色确实偏爱。其他诸如石青、石绿、石黄等颜色由于用色较淡，或由于易褪色而显得淡雅清新，从而反衬得红色更加的鲜艳明净。壁画中随处可看到红艳艳的颜色，表现出热烈与浪漫的情调，壁画中用金属材料也比较普遍，通常用于勾线(描金)和部分物体的罩染。使画面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效果。彰显大唐帝国壁画线条挺劲、用色大胆丰富、色彩对比强烈的豪放雄健风格。
　　关于唐代墓室壁画色彩成分的分析，王仁波在《中国美术五千年·壁画卷》中的《隋唐时期的墓室壁画》中撰文：
　　“敷彩做到因类着色，并注意在吸收融合外来技巧的基础上努力创新。画建筑的柱枋、斗拱，用单线平涂法；画男侍女侍和仪仗队等人物服饰，衣褶采用晕染法；图案花纹则用叠晕法。通过对多种矿物颜料如土红、石青、石绿、石黄、硃磦的研制……迄今仍能保持比较鲜艳的色彩。”
　　《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中也写道：
　　“在着色方面，比较熟练地运用石青、石绿、石黄、银硃、硃磦、大红、深红、金箔、紫等颜色，着色比西安、咸阳等地的唐墓壁画更多样化。”
　　唐代的墓室壁画，随着帝王厚葬之风的发展，规模和艺术水平均令前代望尘莫及。乾陵陪葬墓用娴熟的画笔描绘出一幕幕唐代奢逸的宫廷生活，使人们领略到盛唐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