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早期西域的政治经济概况

　　清王朝是由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1616年，女真族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并于1625年迁都于沈阳。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称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族。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金为清。1643年，皇太极病逝，其第九子福临继帝位，改元顺治，是为清世祖。1644年5月，由于吴三桂弃守山海关，清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清王朝建立。
　　清朝初期，西域正处于准噶尔汗国及东察合台汗王后裔所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之下。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为准噶尔汗国统治，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为叶尔羌汗国所统辖。
　　准噶尔(按字面意思是蒙古语中的“左翼”，传说该部因居四部之“左”而得名。)是我国卫拉特蒙古联盟成员中的一个部落。卫拉特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历史悠久，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漠西蒙古、西蒙古。国外则称为卡尔梅克。17世纪前半叶(明末清初之际)，卫拉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其中和硕特部的首领自称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因此，该部在卫拉特四部中地位最高。此时的准噶尔部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中亚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一带；杜尔伯特部分布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中上游两岸；土尔扈特部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带；和硕特部分布在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17世纪40～50年代，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统辖了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叶尼塞河上游、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的广大地区，并由卫拉特的一个游牧部落的名称，逐渐地演变为在准噶尔贵族统治下，包括当地卫拉特蒙古各部和一些操突厥语部落在内的民族和地区的统一政权，因此，到了清代把卫拉特蒙古各部也统称之为准噶尔。①
　　1670年，准噶尔著名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僧格在争夺汗位的内讧中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所杀。其时正在西藏的僧格同母弟噶尔丹闻讯，便在西藏僧俗上层的全力支持下，迅即返回准噶尔，并与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的联军在阿尔泰地区激战，车臣台吉兵败被杀，卓特巴巴图尔携其幼弟达哩及残部逃往青海，噶尔丹成为准噶尔实际统治者。
　　噶尔丹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七子，生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在他幼年时即被送往西藏当喇嘛，在西藏削发为僧，并成了呼图克图。噶尔丹生性好武，不喜念经。在成为准噶尔首领后，1672年，噶尔丹开始向清政府上疏，请求继其兄僧格之位，“仍照常遣使入贡”，经清王朝批准后，噶尔丹不断遣使入贡。噶尔丹是一个“有大志，好立奇功”的政治活动家，他上台后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由于噶尔丹有在西藏学经的经历，并且与西藏僧俗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达赖喇嘛便派高僧为其出谋，建议使用“近攻计”。我们从噶尔丹以后的军事实践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近攻计”的具体步骤是首先统一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诸部，然后再进据天山南路，主要包括塔里木盆地周缘诸绿洲，以确立准噶尔在塔里木盆地广大区域内的有效统治。②
　　1673～1679年，噶尔丹完成了“近攻计”的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统一了天山北路蒙古诸部及其他一些部落。之后，噶尔丹以“西域既定，诸国咸赖奉为汗。……噶尔丹乃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博硕克图汗事，额鲁特雄长于西”，“胁诸卫拉特奉其令”。于是，噶尔丹成为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准噶尔家族称汗的第一个封建主。
　　噶尔丹“近攻计”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向天山以南扩张，并吞“回部”。这一时期，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蒙古察合台后王的势力已经日益衰微，维吾尔封建农奴贵族——和卓家族势力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与世俗政权发生尖锐冲突。
　　由于伊斯兰教势力在新疆的发展，在政治上产生的后果就是宗教头目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政权，具体事实就是天山南路的察合台后王势力的没落与和卓势力的兴起。
　　和卓这个名称是伊斯兰教头面人物的自我标榜的称呼。和卓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到17世纪时，天山南路的和卓在争夺世俗权力的过程中，分裂为两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传说白山派最初的首领是玛赫杜母·艾札木的长子穆罕默德·伊敏；黑山派最初的首领是伊敏之弟伊沙克。这两派最初是以宗教派别出现的，后来演变成为两个政治派别。当时，各地割据称王的察合台后裔已经完全被和卓所控制，察合台后王都请和卓作导师和顾问，并赐给他们大量的钱财与地产。和卓既受到教民的狂热崇拜，又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农奴，成为封建农奴贵族。③
　　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汗支持黑山派，把白山派的首领阿帕克和卓(即伊达雅图勒拉)从喀什噶尔驱逐出去。阿帕克和卓逃往西藏，西藏的达赖喇嘛利用对噶尔丹的影响，写信要求噶尔丹帮助阿帕克和卓。于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乘机率领十二万准噶尔骑兵挥师塔里木盆地，经阿克苏、乌什等地向喀什噶尔、叶尔羌地区进军。在噶尔丹的远征军中，除卫拉特蒙古诸部众外，还包括已经归属准噶尔汗国的吐鲁番、哈密的部队。由于噶尔丹得到了白山派及其信徒的支持，进军颇为顺利。准噶尔铁骑先后攻陷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并将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汗及其家族掳去，解送到伊犁囚禁。自此以后直到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以前，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广大地区均处在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之下。
　　噶尔丹占领叶尔羌后，并没有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统治权交给有功于自己的白山派阿帕克和卓，而是任命了叶尔羌汗国的汗室成员吐鲁番的巴拜汗之子阿布都里什特为叶尔羌汗，作为自己的附庸，然后噶尔丹率兵返回天山北路。不久阿布都里什特与阿帕克和卓之间发生了矛盾，阿帕克和卓再次逃亡外地。1682年，叶尔羌发生暴乱，阿布都里什特从叶尔羌逃奔伊犁。约在1692年，逃亡在外地的阿帕克和卓发动其各地的信徒暴乱，并在其操纵下使其子雅雅和卓登上了叶尔羌汗国的汗位。但是白山派和卓对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两年多，阿帕克和卓父子相继被杀。1694年，阿布都里什特之三弟马哈麻特·穆明被拥立为叶尔羌汗，但喀什噶尔的伯克们不承认其汗位，并联合布鲁特人(即柯尔克孜族)进军叶尔羌。在叶尔羌伯克们的请求下，准噶尔军队南下击败了布鲁特人，此后叶尔羌就由米儿咱·阿来木·沙伯克统治，至此，天山南路察合台系的叶尔羌汗国灭亡。④
　　随着噶尔丹统治区域的扩大，实力增强，其统一蒙古的愿望也愈加强烈。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趁喀尔喀蒙古抗击沙俄入侵之机，借口在喀尔喀蒙古诸部的枯冷白齐尔盟会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尊敬达赖喇嘛的使者，亲率劲骑三万人越过杭爱山，向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有噶尔丹派遣的千余名喇嘛做内应，土谢图汗仓促应战，初战失利。噶尔丹率军乘势击溃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两部，大肆抢掠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营帐。喀尔喀蒙古受到空前的浩劫，为了躲避准噶尔的攻击，丢弃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迁，进入清王朝直辖下的领地，以寻求清政府的保护。
　　喀尔喀蒙古分为四部，即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其牧地东起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达阿尔泰山与准噶尔相连，南与漠南蒙古相接，北抵贝加尔湖一带。早在清军入关前就遣使入贡，成为清王朝北部的屏障。因此，喀尔喀蒙古的内迁，使清王朝的北部屏障尽失，直接处于噶尔丹的威胁之下。
　　突袭喀尔喀的胜利，使噶尔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喀尔喀蒙古内迁后，噶尔丹先是遣使清廷，要求拒纳。接着，又要求康熙皇帝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否则将竭尽全国之力攻灭喀尔喀，生擒哲布尊丹巴才罢休。在这一要求被清政府拒绝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6月，噶尔丹率兵南下，深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对清王朝发动了攻击。在乌尔会河之战中清军惨败。噶尔丹挥兵直逼离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致使清朝京师受到了直接的威胁。7月康熙帝亲率大军痛击噶尔丹，两军会战于乌兰布通，历史上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揭开序幕。乌兰布通之战打掉了噶尔丹军的锐气，使内蒙古汛界以内的安宁得到了保障。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以后，仍然盘踞在科布多地区，纠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5月，噶尔丹率兵两万人，进抵巴颜乌兰地区，又点燃了战火。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清政府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出击，5月13日，双方在昭莫多展开了激战，清军全线出击，昭莫多之战全歼噶尔丹军的基本力量，清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3月，噶尔丹逃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暴病而亡。
　　清朝初期，噶尔丹掀起的战乱先后持续近十年，几乎波及了整个喀尔喀地区、内蒙古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给各族人民，首先是卫拉特蒙古各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在清王朝统一我国西北和北部地区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汗国的大权就由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控制。在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进入了一个全盛的历史时期。虽然也经常同周围的诸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总的来说，较之噶尔丹统治准噶尔时期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稳定和平。加之他们比较重视发展生产，使准噶尔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正如《西域图志》在描述准噶尔的政治、经济中心伊犁时说它“人民殷庶，物产饶裕，西陲一大都会也”⑤。
　　自1680年后，天山南路的塔里木盆地广大地区完全处在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之下。虽然叶尔羌汗室成员尚仰准噶尔贵族之鼻息，苟延十几年，但其政权实为准噶尔的附庸。自此之后，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虽经历了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父子的权力交替，白山派和黑山派和卓们在政治舞台上时盛时衰，但天山南路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广大地区则一直处在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之下，长达八十年之久。
　　准噶尔汗国在天山南路并不常驻军队，对各城的统治主要是通过代理人的形式进行。为了防止天山南路形成不利于自己的对抗势力，凡是可能对准噶尔汗国构成威胁的实力派别，甚至于由准噶尔扶植起来的傀儡都被拘禁于伊犁，作为人质，就近控制。噶尔丹在攻克叶尔羌城后，将察合台汗王伊思玛业勒及其家人全部解送到伊犁进行囚禁。噶尔丹任命的叶尔羌傀儡汗王阿布都里什特在逃亡伊犁后亦被囚禁。黑山派丹尼尔和卓也被拘禁在伊犁长达七年之久。白山派大和卓玛罕木特及其两个儿子布拉尼敦、霍集占也被长期囚禁在伊犁。事实上，南疆的汗王与和卓不是本人，就是留下自己的儿子在伊犁作为人质。⑥
　　“人质制”是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为了迫使被征服民族的归服而采取的一项统治政策。它通过这一方式，向被征服地征收赋税，防止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史称“执其酋，收其赋”⑦。
　　作为“人质”必须受到准噶尔贵族的严密监视，但一般并不任意杀害，并允许提供“人质”的民族或地区定期由亲族中人来替换。
　　清朝初期，天山北路的准噶尔等部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及贸易上。
　　游牧业一直是卫拉特蒙古的经济基础，主要牧养马、牛、羊、驼等，其中尤以马、羊为大宗。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基本依赖于畜牧，所谓“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事不取给于畜牧”，故“问富强者，数牲畜多寡以对”⑧。由于畜牧业在卫拉特蒙古诸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卫拉特统治者与周围诸族间的战争也往往和争夺牧场、发展畜牧业有关。随着牧地的不断扩大，伊犁、乌鲁木齐、雅尔、额敏、玛纳斯、珠勒都斯、巴颜岱等地出现不少水草丰美、宜于生息的广阔牧场，牲畜数量在不断增加。从准噶尔每次向清政府朝贡马、驼动辄以万计，以及准噶尔贵族赐给高级喇嘛的牲畜一次即可达五千头乃至一万头等，可以看出当时准噶尔畜牧业的发展状况。所谓“控弦近百万人，马驼牛羊遍满山谷”⑨就是18世纪时准噶尔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
　　在农业方面，准噶尔早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只是当时的农业还很薄弱，规模也很小，仅仅是在台吉们的牙帐周围。至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时期，由于大力提倡耕种，农业逐渐在准噶尔社会经济发展中成为仅次于畜牧业的重要生产部门。在策妄阿拉布坦父子统治准噶尔时期，他们还先后从天山南路的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强迫迁移很多维吾尔人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为准噶尔贵族耕种。这一时期，维吾尔人聚居地区的引水灌溉等很多农业生产技术传入准噶尔，准噶尔部众中也有不少人逐渐以耕种为主或牧耕兼营。伊犁地区“喜耕佃者，延袤相望”⑩，田园遍布，“约有万人耕种地亩”(11)。1723年，曾到伊犁的俄国人翁科夫斯基在其《准噶尔遣使记》中记载：“……现在不仅布哈拉人(此一称谓主要指维吾尔人)俘虏，而且好多卡尔梅克人(在国外对卫拉特蒙古人的称呼)也从事耕种了。他们栽培小麦、大麦、黍、糜、南瓜、西瓜、葡萄、杏和苹果等果树。”因此，准噶尔地区“百谷园疏之属，几乎无物不有”(12)。
　　在手工业方面，准噶尔一方面继续发展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男子从事木器、马鞍、大车、武器的制造，女子从事皮革加工、擀毡子、酿马奶酒、缝制衣服皮靴等。另一方面，准噶尔人还从战俘和其他部族中挑选有工艺技术的人建立起织布、呢绒、皮革、造纸、冶炼、制炮等手工业作坊，新增了很多门类。准噶尔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多铜、铁、锡、铝，还有硫黄等，由于战争及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准噶尔地区的采矿业、冶炼、兵器制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贸易成为当时准噶尔获取生活和生产必需品的一种重要手段。虽然准噶尔地区的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许多的必需品还是要靠邻近各族供给，或通过与中原地区进行互市贸易获得。在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互市贸易极为频繁，“贡献方物，问安之使，不绝于道”(13)。准噶尔的贸易商队大都经由哈密、嘉峪关、肃州一线到达北京，商队携带的货物除了部分带到北京外，多数都在途中售卖。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后，准噶尔与清王朝的互市贸易出现了“熬茶”贸易、定期“互市”和贡使携货贸易三种贸易形式并存的局面。1739年，准噶尔与喀尔喀蒙古正式确定游牧界后，互市贸易空前活跃。在此后的许多年，都有准噶尔商队驱赶着大批的牛、羊、马、驼，驮载着毛皮、硇砂、葡萄、羚羊角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走向肃州；而中原地区的绸缎、布匹、茶叶、瓷器等生活用品也通过“互市”贸易大量走进准噶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互市贸易，除了通常意义上讲的“官市”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准噶尔与周邻诸族及中原地区的互市贸易，促进了蒙汉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准噶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在叶尔羌铸造了货币，活跃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天山北路出现了一些新兴城镇。伊犁在这一时期不仅成为卫拉特蒙古诸部的会宗地，也成了准噶尔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
　　准噶尔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内地的各种农作物在这里都可以耕种，“百谷皆可种植，而以小麦为细粮，鲠棉次之。大麦糜子用以烧酒及充牲畜栈豆而已，余如豆、粟、芝麻、蔬菜、瓜、茄之类，无不可以成熟”(14)。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已经广泛使用铁制和钢铁合金农具。如其所用的镰刀名“鄂尔噶克，形如曲刀，纯钢为之，头柄皆铁，用以刈麦之属”。“恰特满，形似铁镢，其头甚圆，以枣木为直柄，用以垡土开沟，并引沟水灌田”(15)。
　　手工业生产以采矿、冶炼和纺织最为著名。和阗一带出产玉石。此外，铁矿、铜矿、金矿均可开采和冶炼，一些生产工具和兵器都可以通过手工来制作。纺织产品以棉织物和毛织物为最精良。酿酒业是其传统的手工业，除了能用麦、糜酿造烧酒外，还可用当地盛产的桑葚、葡萄酿造果酒。
　　商业发达。天山南路各城均有贸易集市，俗称“巴栅尔”。定期交易，“每七日一集，五方六货，服食所需，均于巴栅尔交易”(16)。准噶尔统治时期，在天山南路各城中，叶尔羌是最大的贸易中心。当时出于贸易流通的需要，准噶尔统治者在叶尔羌利用原来叶尔羌汗国的铸币设备和技术人员，设立了铸钱局，铸造金属货币，名为“普尔”。这种普尔钱用红铜制造，“制小而厚，形圆椭而首微锐，中无方孔”(17)。枚重两钱左右，每五十文为一“腾格”(“腾格”为银两的称量单位)，钱面以托忒蒙古文铸有准噶尔首领的名字，背面则以察合台文铸地名。
　　准噶尔贵族统治天山南路之后，向南疆各城征收繁重的赋税，强迫他们服各种无偿的劳役，“征发期会，惟其所使”(18)。据1732～1733年随乌格柳莫夫前往噶尔丹策零牙帐的沙俄测量师雅科夫·费里佐夫所说，当时天山南路六城地区的贡赋，有阿克苏的铜和粗布，库车的铜，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的棉花，克里雅(于田)的沙金。金的总额约为七百两。(19)并强迫当地的维吾尔人迁居伊犁，为他们服劳役，大多数人令其种田，少数人从事商业及其他劳作。这些人在清朝的记载中分别被称为“塔里雅沁”、“伯德尔格”、“乌沙克”。
　　塔里雅沁，系突厥语“塔兰奇”(Tarynqy)一词的变音，意思是“种地人”。塔里雅沁大都是为准噶尔封建贵族种地或管理园圃的维吾尔农民。他们都是被迫迁移到伊犁，其中尤其以叶尔羌、阿克苏、喀什噶尔、乌什南疆四城为最多。正如乾隆所言：“准噶尔昔全盛日，役使若辈如奴佃。令弃故居来伊犁，课其引水种稻籼。服劳贡赋不敢怠，讵知陷恨已有年!”(20)
　　伯德尔格，据说是蒙古语“bezirge”，突厥语“bezirgan”的音译。其意为“商人”(或贸易人)。他们大都是喀什噶尔、叶尔羌、安集延等地之人。当清军进驻伊犁时，尚有伯德尔格鄂托克这样的集团存在。在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下，伯德尔格人的社会地位也同塔里雅沁一样，同属农奴阶层。
　　乌沙克，意为“勇战人也”。他们是被迁到伊犁的和卓家族的亲兵，平时为和卓家族服役，战时则是他们的卫士。富德在1759年的一份奏折中曾提及“如乌沙克、伯德尔格等众，俱久住伊犁，为霍集占所亲信”(21)。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沙乌克是被囚禁在伊犁的和卓家族中为他们服务并为他们所取信的仆从。因此，他们与准噶尔封建贵族之间仍然是一种依附的关系。
　　①《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②〔法〕阿德尔，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5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③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④不少著作认为，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后，叶尔羌汗国即终止。南京大学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据穆斯林史料有新说，故此处从魏说。
　　⑤傅恒等：《西域图志》，卷12，疆域五。
　　⑥《安宁史》(维吾尔文)，43页。
　　⑦龚柴：《天山南北路考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⑧傅恒等：《西域图志》，卷39，风俗。
　　⑨椿园：《西域总志》，卷2，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⑩《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11)《清高宗实录》，卷520，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己巳。
　　(12)傅恒等：《西域图志》，卷43，土产。
　　(13)《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壬午。
　　(14)《西域闻见录》，卷7。
　　(15)《西域闻见录》，卷42，服物二。
　　(16)《西域闻见录》，卷7。
　　(17)《西域闻见录》，卷35，钱法。
　　(18)《西域闻见录》，卷39，风俗。
　　(19)〔日〕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138页。
　　(20)傅恒等：《西域图志》，卷12，疆域志。
　　(21)《清高宗实录》，卷595，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丁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