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敦煌——隋炀帝对河西的经营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并统一南北后，结束了300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开皇初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①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也不例外，曾一度废郡为县。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罢州置郡，复称敦煌郡。
　　隋末唐初，敦煌先由割据武威的李轨所有，后来又成为贺拔行威反叛唐朝的据点。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在原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原敦煌县，领敦煌、寿昌二县。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又改西沙州为沙州。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全国都改州为郡，沙州又称为敦煌郡。“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又改郡为州，敦煌仍称沙州。以后就转入吐蕃时期了。
　　敦煌历史上的唐前期与唐史学界所说的唐前期略有不同。历史学家们为了研究唐史或中国古代史的方便，一般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为界，将唐代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可否认，“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但因为战争没有直接波及敦煌，故对敦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敦煌也没有因“安史之乱”而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们根据敦煌历史的特点，将唐代敦煌历史划分为唐前期、吐蕃时期和归义军(前期)时期。
　　第一节 隋炀帝对河西的经营
　　隋王朝统一南北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其中之一就是阻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当时的河西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有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农耕与游牧犬牙交错，因此，本地区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就显得异常活跃。同时河西地区还是联结河湟和西域地区的纽带，尤其是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双向交流都必须通过这里。河西地区这种特殊的交通与地理位置决定了张掖的国际贸易地位，使其成为隋代国际性贸易的名城，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隋政府在河西地区民间民族贸易异常活跃的基础上采取了“啖之以利，劝令入朝”的措施，以相当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商与隋政府直接贸易。一些外商也打着“使节”的旗号，或者随同使节一道前来中原，与隋政府以“进贡”、“赏赐”的名义进行贸易。一方面进行了货物的交换，获得了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天朝大国的虚荣心。因此，隋炀帝便派谙熟西域诸地情况的吏部侍郎裴矩前来张掖主持“互市”，企图控制与外商的贸易，以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皇室贵族及其统治者对外来高级奢侈品的需求。
　　裴矩主持的张掖互市，主要任务是“引致西蕃”，进行招商活动。他为了吸引西域诸国前来与中国贸易，常常“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众所周知，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长期战乱，对外交往与中西经济交流也明显减少。隋统一南北后，西方诸国对隋朝经济恢复发展的情况及其对外贸易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裴矩到张掖主持互市后，一方面给予了前来贸易的胡商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以扩大中国的影响，鼓励更多的西域胡商前来贸易。另—方面，他还积极向西域各国来华的使节展示中国的富有，介绍与中国贸易的广阔前景，以推动西方诸国统治者以国家形式发展国际贸易。例如，炀帝西巡河西前，裴矩曾往敦煌，派遣使者赴高昌、伊吾等国，以巨大的商业利益为条件，说服其国君来参加这次会议，其客观效果则是加强了中国与西域地区的国际贸易。
　　大业初，“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到张掖“监知关市”后，就主动交好“诸胡商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充分利用与外商接近的便利条件，倾心结交西域各国、各地的官吏、商人等，注意了解各地的自然、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物产、服饰、礼仪等情况，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典籍，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西域图记》3卷，上奏朝廷。此书虽已佚失，但在《隋书·裴矩传》和《北史·裴矩传》中，都保留了它的序言。这篇序言虽然只有一千来字，但仔细阅读，仍可大体了解当时通西域的道路以及裴矩经营西域的整个战略战术。
　　在序言中，裴矩首先追述了自汉至隋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并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各民族或部落的兴亡及其更迭，“部民交错，封疆移改”，现在已多“不可记识”。至于“诸国山川”和各地区的“姓氏风土，服章物产”，也“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因此，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典籍记载撰写了《西域图记》一书。
　　《西域图记》序言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记录了当时通西域的几条道路，即北道(又称新北道)、中道(汉代的北道)和南道。这是我国对丝绸之路通道的最早、最系统的记载。中、西交通的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伊吾、高昌、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裴矩最早将这三条通道的具体路线记录下来。
　　序言中还列举出了西域四十四国或政权，并对每个国家或政权作了简略介绍，对其服饰仪形和山川地理等还绘制了图样。在序言中裴矩写道：“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可见此书原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这也说明了隋王朝对中西交通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明确。另外，裴矩对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的记载，反映了隋政府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清醒。裴矩所做的这些工作，既加强了隋王朝本土与西域诸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又提高了张掖的国际贸易地位，使张掖成为隋唐时期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
　　裴矩不仅明确记载了丝绸之路的三条通道、西域诸国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分析了西域的形势，提出了经营西域的具体方略。他认为西域诸国早就愿意交好中原王朝，只是由于吐谷浑和突厥的阻挠，“故朝贡不通”。因此，要经营西域，必须采取“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的办法，即“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隋王朝正是以裴矩的建议作为经营西域的决策依据，并采用了历史上传统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制服了吐谷浑势力，“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②。隋王朝还在吐谷浑旧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并徙民以实之。
　　击灭吐谷浑势力后，隋炀帝进而以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裴矩一起进军西域，并占领伊吾(今新疆哈密)，就地筑伊吾城。《隋书·薛世雄传》记其事曰：“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隋军占据伊吾后，为了巩固通西域的交通孔道，裴矩等在汉伊吾城的东面另筑新城。为了防止西域各国前来争夺，裴矩便派人传谕各国：“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因此各国“不复来竟”，很快修好了伊吾新城。
　　由于炀帝和裴矩君臣的不懈努力，吐谷浑和西突厥先后内附隋朝，从而保证了隋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和对河西及西域的经营。因此，裴矩第二次来张掖主持“互市”时，不仅派人去高昌、伊吾等地邀请西域各国国王、使节及商人前来张掖等地参观访问，而且还特别注重以张掖为中转站，向长安和洛阳招引西域使臣和商人。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裴矩的尽心联络下，西域各地经张掖到长安来的人络绎不绝，沿途各地，按规定都要为他们无偿提供食宿，致使所经郡县的费用往往“以万万计”。各族使节和商人到达内地后，还应邀参加各种祭典、文娱和商业活动。例如，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八月，隋炀帝亲祀恒岳，不仅河北一带的郡守，就是西域各国的使臣也参加了助祭。另如，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各族酋长和使节又齐集于东都洛阳，隋炀帝认为这是国家强盛、四海升平的象征，为了庆贺，便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演戏。戏场方圆5000步，乐队1.8万人，穿着打扮鲜艳入时，“列坐棚阁而纵观”的人多达十数万。从傍晚到清晨，灯火辉煌，映照天地，欢乐之声响彻云霄，传于数十里外。这样的场面夜复一夜，竟闹了半个来月，“所费巨万”。这种欢乐的气氛，其实就是民间正月十五玩灯火风俗的反映。这一风俗早在南朝梁陈间就很盛行，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治书侍御史柳彧认为其“非益于化，实损于民”③，便奏请隋文帝禁止了。而炀帝为了点缀其“太平盛世”，又重新玩起了灯火。从此以后，岁以为常，这种风俗又兴盛了起来。
　　丰都市(即洛阳东市)是洛阳最繁华的市场。裴矩所招引的西域胡商不仅来长安贸易，而且还纷纷要求到丰都市进行贸易，这一要求也得到了炀帝的允许。为了炫耀隋王朝的富庶，炀帝下令在与西域胡商交易之前，店铺首先要整修市容，要求檐宇整洁，帷帐鲜丽，珍货充积，并且人人都要穿上新衣服。开市以后，果然如此，甚至连卖莱的摊位也铺着龙须席(用龙须草编的一种贵重帘子)。胡人客商路过酒食店时，主人都热情地将他们请入店内招待，酒醉饭饱而去，分文不取。胡商见此情景，有的惊叹不已，认为隋朝是“仙晨帝所”。但也有人表示怀疑，指着缠在树上的缯帛说，中原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穿，缠在树上有什么用呢?在盛况空前的丝路贸易和裴矩主持的张掖互市中，隋炀帝荒唐矫饰，奢侈糜费，不仅引起了当时各族人民的非议，而且也遭到了后世史家的谴责，裴矩与谋其事，应负一定的责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裴矩主持张掖互市，促进了丝路贸易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由裴矩积极筹划并亲自主持的张掖互市，是当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客观需要，也是当时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张掖互市扩大了隋与西域、中亚、波斯的经济联系，使隋朝的经济影响迅速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裴矩主持的张掖互市，为以后隋唐时期丝路贸易的全面繁荣和中西经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而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滞缓的丝路贸易从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影响，张掖互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主要基于扩大国威，粉饰太平，引诱外国使节或商人朝贡的考虑而进行的。可以说，张掖互市，政治、外交方面的目的明显地超过了经济目的。互市期间的炀帝西巡，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促使中西贸易，而是为了“示中国之盛”。其结果是河西地区的经济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① 《隋书》卷46《杨尚希传》。
　　② 《隋书》卷83《吐谷浑传》。
　　③ 《隋书》卷62《柳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