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的发现——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些已失佚不传；有些还遗存于地下，或密藏于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代的汲冢竹书，都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典籍文物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文书。这些文物典籍的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第一节 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距今才100余年。但由于现存记载相互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20年(1931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篆去世百日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圆箓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174厘米，宽75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墓志全文如下①：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壮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长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子：赵玉明
　　千佛洞太清宫徒 稽首谨志
　　孙：方至福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第16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并且距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已有30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情况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1900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缘督庐日记》说：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②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四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第16窟甬道南壁。碑高230厘米，宽89厘米。《功德碑记》全文如下③：
　　三危为敦煌望山，其西麓有千佛洞。稽诸志乘，即古雷音寺，未详创始何代。梵宇立唐时残碑尚云再修。历年邈远，迄今无考。但倚幽崖深谷间，疏岩凿石，缔造佛像万计。或装塑宝座，或绘画悬壁，色相庄严，灿然妙善，足怔西域当年修佛之盛也。后经兵燹蹂躏，佛像屡遭毁废，龛亦沙压倾圯，梯级多断，攀缘莫逮。千百载而下，追溯古迹，每足动人感慨之思。然兴者不废，废者复兴，尤存乎其人而已。丁酉之岁，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赀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而鄂省羽流圆箓，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银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上巧下言)立。参考正史，建中二年沙州沦陷吐蕃后，逾七十年，刺史张公义潮正于大中五年以瓜、沙等十一州收复归唐。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作节度使。由大中而至于今，且千有余岁，是圆箓孤志劈画，吾令人众创见千岁遗蕴之物，亦甚异。圆箓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楼，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维新。功既竣，请余援笔而付剞劂。谨略述其梗概。若夫润色鸿业可大可久，更于继起有厚望焉!是为记。
　　敕授文林郎、侯铨试用知县、丁酉科选拔联捷举人郭璘谨撰并书。
　　例授登仕佐郎、吏部候选巡政厅、从九品、经理社首戴奉钰督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即选儒学训导、岁贡生、社首习登瀛监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附贡生、社首马育江监修。
　　经理社首戴号公 陈正言 杨春洲 殷善言 戴化勋 胡从义
　　住持 王圆箓
　　徒：王明发 赵明裕 仝 修。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柔兆敦牂孟夏之月上浣毂且 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梅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是以王道士名义写出，上报催拨经款的。《草册》④说：
　　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册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1900年6月22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万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1908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圆箓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唯独王圆箓能诵道经，说中原语言，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芨芨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① 李永宁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影印本第7册，46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③ 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④ 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载《西北日报》，1945年5月22日。姜亮夫：《莫高窟年表》附录也录有此《草册》。此据李正宇：《敦煌学导论》，60～6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