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与英藏敦煌文书——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中国西北考察地质期间，偶然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使他惊讶万分，赞不绝口。1902年，斯坦因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大会作出决议，赞扬了斯坦因的中亚考察工作。同时，洛克齐在会上报告说，敦煌千佛洞艺术博大优美。他的报告大大地促进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之决心。这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在第一次中亚探险队以后几年，我便计划从事第二次的探险，并很想将这一次的探险扩展到中国西北边界上的甘肃省去。我的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教授曾同我说及敦煌东南的千佛洞佛教石窟寺，因此更大大地促进了我的愿望。”①
　　从1904年初斯坦因就开始策划第二次考察，并力争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他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说：“在我的旅行取得成功的极大影响下，德国政府现已派遣格伦威德尔教授前往吐鲁番。我还得知他们已为该地区的发掘新拨款3500镑。俄国政府尽管面临困境(俄日战争)，也正筹备由著名印度学家鄂登堡教授率领，对库车进行考古探险。我在和阗的探险是对新疆进行的最早一次系统的考古工作。”②
　　德国和俄国拟派考察团确有此事，斯坦因提出来，则主要是为了引起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的重视。1904年9月4日，斯坦因向政府提交了考察的详细计划书，即赴和阗—罗布淖尔—沙州探险考察，政府有关部门对计划书进行了讨论，并表达了各自的意见。
　　外交部：“斯坦因继续对中国新疆进行研究，其巨大价值从科学观点看是毫无疑义的，也没有哪一位权威会像斯坦因这样胜任该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所需费用据他估计为26000卢比，该账目细则亦无可挑剔，但对于政府而言，该数额并非全部开销……我们要支付斯坦因博士两年的薪水——这就使开支总额涨至50000卢比。这还不是最终开支：斯坦因博士正拟尽快放弃他现在的工作(以为探险作准备)——这又要另花5000卢比，这还不是最终花销，他预算的总额中仅包括返回喀什的费用，而根据他上次旅行的经验，他此次将从喀什去往欧洲……这样又有进一步要求，利用最后一次机会，要求派驻伦敦为其回程作准备，返回印度后还会要求空闲时间编写报告。”
　　税务和农业部门这样估算开支：“大英博物馆允诺购买部分斯坦因博士发掘出土的文物，并负担总开支的大部分，他们并希望在此事上进行协商……大臣反对开支由各省资金支付(孟加拉省与旁遮普省)。作为对印度税收提供开支的偿付，拉合尔及加尔各答博物馆应得到斯坦因(从前)搜集文物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各项费用总额将不超过80000卢比”③。
　　另外，财政部、印度考古调查部和印度总督寇松均发表了意见。经过各部的讨论协调，斯坦因第二次赴中亚探险的计划于1905年底被批准。
　　1906年4月20日，由8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他们穿越帕米尔高原。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8月份到达第一次考察过的和阗，然后对昆仑山的地形进行了勘测。9月份，找到了一个遗址，挖掘出婆罗谜文木简、保存完好的汉文文书(一卷长达2.5英尺)和包括桦树皮文书在内的多种梵文文书。斯坦因在这个遗址得到了满满六大箱壁画残片，真可谓“旗开得胜”，但他还是感到着急、紧张和不安，因为伯希和考察团已到了喀什。他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是楼兰和敦煌，因此决不愿意让伯希和在他前面赶到敦煌。
　　在若羌当地官员的帮助下，斯坦因雇了30个工人和两个曾跟随过斯文·赫定的猎人做向导，并备足了能维持到敦煌的补给品。路上又挖掘了楼兰遗址，清理出了300～400件藏文文书；发现了米兰壁画。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千佛洞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只在敦煌待10天，简单地考察一下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达敦煌不久，他从一位定居在敦煌的迪化④穆斯林商人扎依德·贝格那里听到了几年前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遗书之事。他认为藏经洞发现的“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向千佛洞跑去。
　　3月16日，斯坦因到了千佛洞。当时，藏经洞已装上了门锁，钥匙由千佛洞主持道士王圆箓亲自掌管。而此时王道士带着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只有一位小和尚在千佛洞。斯坦因进不了藏经洞，只得暂时离去。他拜见了敦煌新任知县王家彦及敦煌当地的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后，就去敦煌附近考察。⑤
　　斯坦因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汉长城，并发现了100多枚汉简。
　　5月15日，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由于此时千佛洞正值庙会，香客很多。为不引人注目，更怕众怒难犯，未敢下手。斯坦因只得在县城多待几天，他的解释是：“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是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⑥“恐伤人民之情”仅仅是斯坦因对中国人的表白。真正的原因，正如他在《沙漠契丹废址记》中所说：“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言之，不能引起民愤。”⑦可见，怕“引起民愤”、从而影响他对敦煌文书的劫夺，才是斯坦因没有破坏壁画、塑像的真正原因。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说服王道士，斯坦因进行了划分：壁画和塑像属于宗教崇拜，文书则完全属于学术范畴。
　　5月21日，斯坦因带着考察队再次来到千佛洞。据斯坦因说，这时“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捉摸……要想急于接近那一大屋藏书是不容易的”⑧。因为斯坦因第一次参观千佛洞时，藏经洞还用粗糙的木门锁着，而这次则完全用砖砌了起来，王道士解释说封砌洞窟是为了阻止香客们的好奇心。实际上斯坦因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为了提防他。因此，斯坦因说他是来千佛洞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的事，只让其中国翻译蒋孝琬去和王道士周旋，当蒋师爷与王道士初步接触时获悉，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已报告给了肃州的最高长官，并通过该途径报告给了甘肃的总督。蒋师爷猜想，甘肃的总督可能已下达了运送样本和安全保管整个收藏品的命令。如果官方已列出了卷子的目录，就会危及交易的进行。随后又从王道士处得知，确实将几卷汉文佛教文书呈交给了兰州的总督衙门，但并未开列目录。所有文书可以装满七车，但省会的官员们对它们并不十分感兴趣，尤其不愿承担运输的费用，因此这些手稿便未被触动地留了下来，由王道士负责管理。
　　蒋师爷在王道士处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周旋后，回来向斯坦因说，他要求王道士让斯坦因看一些写经，但王不置可否。当蒋提出斯坦因愿慷慨地捐一笔功德钱时，王便同意斯坦因看部分卷子。当蒋暗示说斯坦因实际上想买一些卷子时，王一下子就变得焦躁不安，刚才同意让斯坦因看一部分卷子的事也几乎泡汤。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⑨
　　金钱没有打开藏经洞之门，斯坦因只得再想他策。当他请王道士领着参观洞窟及其维修工程时，王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斯坦因提到圣僧玄奘时，引起了王道士的共鸣。斯坦因一看有机可乘，便大讲特讲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⑩。这样王道士特意把斯坦因领到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给他进行热情讲解。在王道士请人画的这些壁画中，有一幅对斯坦因特别有利。画面上，玄奘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他的坐骑驮着佛经站在旁边，一只大龟向着玄奘游去，要去帮助他把佛经驮过河去。
　　谈完玄奘的话题后，蒋师爷单独留下来，其目的是想早些从王道士手中弄到写本。但一谈到写本，王道士又变得胆怯起来，一直用含糊的方法应付。直到深夜，“蒋暗自高兴地带来了王道士刚刚偷偷借给他的一捆汉文卷子摸进我的帐篷，他小心地把第一次答应的一卷子‘样本’藏在宽松的黑长袍下面。就书写和纸张而论，卷子清楚地显示出很古老，也许是佛教经典，但蒋需要时间来确认它们的属性”(11)。因此，蒋师爷就把一小捆经卷带回他自己的小屋，连夜进行识别研究。
　　第二天天刚亮，蒋孝琬面带惊愕的神色向斯坦因报告，有些经卷上有题署，有的题署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为汉文的。听了这一消息，斯坦因也很惊讶，并让蒋师爷去报告王道士。王道士听后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琬说，只有一种解释才说得过去，即早就过世的玄奘亲自选定这一时辰，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这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虔诚信徒和弟子能把它们带回印度老家去。在蒋孝琬这种半神话的影响下，王道士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斯坦因说：“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12)
　　洞子太小太黑，不便翻检，甚至要将这些写本搬出去都很困难，再加上王道士害怕被其他人发现，所以很难在藏经洞内阅读。对斯坦因来说，幸运的是王道士在藏经洞旁修了一个小侧室。侧室有门和纸糊的窗户，这里可以遮挡任何好奇者的目光。因此，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在侧室内翻检卷子。而他则把卷子一捆一捆地搬到侧室里让斯坦因、蒋孝琬研究。第一捆是“约一英尺高的厚厚的纸卷——保存完好，纸、书式和其他情况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其年代已很久远，异常结实的光滑的黄色纸张呈条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些卷子被阅读过和触摸过；常常为防止外面折叠用来包裹卷捆的绸带已被扯掉。这些套上的折子未触动的地方，蒋就易于读出佛经的经名和卷号等……蒋的阅读很快让我确信第一捆的标题全都不一样，所以这里所发现的只是与现代西藏和其他地方佛教完全相同经典复制品的担忧逐渐消失了”。(13)
　　斯坦因翻检的卷子既有汉文、藏文的，也有梵文和中亚婆罗谜文的，另外还有用“未知”语言写成的，内容极其丰富。“我过去发现的婆罗谜文文书在这方面或妥善保藏方面没有一件比得上它们。因此第一天蒋和我自己没有间断地工作到很晚”(14)。
　　由于卷子越来越多，所以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卷子编目的计划。洞中除了佛经外，还有许多绢画和帛画。斯坦因自己说：“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警……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15)
　　王道士对“经”很重视，对佛画则兴趣不大。“所以我迅速地擅自将最好的丝、亚麻或纸画放在一边供进一步考察，……仅在第一捆里就有一打之多——甚至在残片里也有精美的画面，而且每一丝片都有收藏和艺术价值……对这种遗物道士似不感兴趣，内心希望用这些东西把我的注意从珍贵的经文卷轴上引开——他现在更殷勤地寻找并拿出那些已明显被他归入废物一类的东西”。(16)
　　斯坦因和蒋孝琬一面阅读，一面迎合王道士的心理说一些恭维话，又许诺捐纳一大批功德钱。斯坦因把挑选出来的一些佛经和佛画放在旁边，王道士看见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当天，他们三人一直干到天黑。离开洞窟时，斯坦因又和王道士进行了长谈。他们走到画有唐僧牵马驮经从印度返回的壁画前面时，斯坦因故意停住，以便再次引起王道士对该画的注意。蒋孝琬竭尽说客之能事，并再次强调，斯坦因将会给寺庙捐献非常可观的功德钱(在此之前，斯坦因已经给寺院捐奉过若干银两)。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斯坦因明白，最好的办法是让蒋师爷一人去采取行动。
　　在蒋孝琬的一再劝说和欺骗下，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所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道士约定，我未离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得不用车辆运载了”。(17)
　　这时王道士越来越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害怕失去那些他认为十分神圣的卷子。因而向斯坦因宣称，要把这些“经”交给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经”如果缺少的话，施主肯定会发现，所以他必须去和施主们商量商量，在此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当晚王道士就把甬道上的经卷全部搬进藏经洞，并锁上了门。这使斯坦因大吃一惊，但感到庆幸的是，他已经到手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珍贵绘画、非汉文写卷及其他文物仍在自己手里。在《沙埋契丹废址记》中，斯坦因这样写道：“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是已经掌握有大量的手写稿和古文物，而且道士明显的愿望是获得数目可观的款项，所以我有理由宣称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我取得了基本成功。除了我从各种各样的包捆中挑选出的珍品外，他还同意给我50捆非常完好的汉经文卷轴和5捆吐蕃文的东西。为换得所有这些物品，约相当于500卢比的4块马蹄银递到了道士手中。”(18)他们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将已经到手的宝藏从密室中搬到了斯坦因的帐篷里。
　　得到这许多宝藏后，斯坦因就开始打包，准备运走，由于要精心地装箱，共用了一周的时间。这时，王道士又该去敦煌绿洲化缘了，否则就会引起施主们的怀疑。另外，他也想到外面去探探风声。一周之后王道士返回千佛洞，由于其秘密仍未泄露，王道士的声誉也一如既往，所以王道士也不再胆小怕事了。斯坦因乘机欺骗王道士说：把这些经卷幽闭在这里，迟早是会散失的，我把它们救出来，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很虔诚的举动。这样，斯坦因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0个卷轴。随后，他们双方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19)。
　　斯坦因在藏经洞骗得的宝藏，数量庞大，仅文书就装满了7箱，绘画和刺绣品共300多幅，装满了5箱。
　　正在这时，斯坦因的信使吐尔迪从和阗来到千佛洞，给他带来了大批的邮件，包括170封信，都需他处理。另外，敦煌的地方官告诉斯坦因，兰州的总督来了命令，指示地方官奉劝斯坦因在考古发掘中一定要注意外交礼节。再加上斯坦因在敦煌待的时间过长，已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因此斯坦因决定离开敦煌。6月13日，他率领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加的5辆马车所组成的浩荡队伍，满载着敦煌宝藏，离开了千佛洞，向安西进发。
　　斯坦因将盗劫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安西，然后用两天时间走到万佛峡千佛洞，拍了两天照后，就向肃州(酒泉)进发了。因为他有一笔钱(2万卢比)托付给那里的道台保管。两周后，他到了肃州，考察了嘉峪关长城，并开始准备去新疆考察。
　　8月28日他到了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甘州待了五天后，他于9月25日回到安西。当斯坦因回到安西后，便给艾伦写信说：“非常高兴地完好收到了我六月份寄放在安西衙门的17箱古代手稿等。”由于斯坦因在敦煌的骗盗行为没有泄露，他便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地去了一次千佛洞。从王道士处得到了230捆手稿，其中包括3000件经文。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说，这一次，王道士“还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西藏文写本，以供泰西学术上之需。十六个月以后，所有装满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裹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平安地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我到那时才真正的如释重负”。“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20)
　　1907年10月斯坦因又诈骗了一批敦煌文物后，就率领他的考察队，满载着敦煌文物和其他丝绸之路上盗掘的文物，走上了从哈密直通喀什的大路，而他本人则抄近路向吐鲁番进发，想在吐鲁番再有收获。
　　11月2日到达吐鲁番，他大概勘测了一下吐鲁番的遗址后，认为“好像靠近繁荣地方的吐鲁番的主要遗址都被德国人挖掘过了，除非难以接近的地方才逃过厄运”(21)。
　　关于吐鲁番遗址，斯坦因说，这些遗址“德国人曾以独特的方式挖掘过，并且所有地方都挖掘得很彻底……大寺院、庙宇都是用学术盗宝者的方式挖掘的，简直没有使用任何考古学周密仔细的方法。凡最可能出土‘发现物’的地方都遭到这种挖掘”。因此，斯坦因估计，在吐鲁番不可能有大的收获，因为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已将吐鲁番挖遍了。但“天意和运气”引导着斯坦因去了离吐鲁番盆地盐湖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组未被德国人染指的小寺院。他“在这里挖掘出土了一些好的壁画、塑像碎块和注有日期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手稿”(22)。
　　斯坦因在吐鲁番待了16天，然后走了8天的商路到达焉耆。1908年1月17日他抵达库车。“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并不指望有很多工作机会，但为了得到‘迅速的启示’，我急于参观石窟和其他遗址……石窟让人失望，其壁画被那些道貌岸然的摧残艺术者和收藏家们破坏得残缺不全，这些毁坏的寺院和庙宇都受到潮湿空气的侵蚀，以至于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以得到残片为满足。去年伯希和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至少在一个遗址里发现了重要的手稿”。(23)由于斯坦因来晚了一步，库车已没有什么挖掘价值了。
　　3月斯坦因在和阗又开始挖掘寻找，他找到了一个小遗址，“我们全部清理了在古代已遭受许多苦难的4座佛寺，出土了属于唐代的木简等”。主要的收益是挖掘到了一些漂亮的壁画，“像和阗这样的地方，每一件画片都有价值”(24)。
　　在回国前返回和阗，是斯坦因早就计划好了的。当他还在敦煌时，就于3月30日写信给英国朋友要求其代购礼品，其中有一件织锦是准备送给潘大人的，一块表是计划送给蒋师爷的，并在盖子里面刻了字：“M.A.斯坦因博士将它作为对1906年至1908年为探险献身的学术贡献的感激和真诚敬重的纪念品赠予蒋师爷。”(25)
　　在斯坦因眼里，潘大人——潘震作为一名中国的地方官，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学术活动的支持者，因此他专门去了一次阿克苏拜访潘大人。当然他不仅仅是为了去感谢潘大人，而是还有所求。1908年6月9日在给艾伦的信中就说：为了“得到我诚实的蒋奋斗了25年的官府雇用的机会……所以我拟就了蒋的服务和对我全部帮助的详细报告，呈递给乌鲁木齐的都督。潘大人认真地考虑了蒋的打算，并不怕麻烦地彻底修改信的内容和风格，他也同意用自己的名义和信封呈递给最高当局以明显表示支持”(26)。由此可见，斯坦因对帮他盗劫敦煌文物的蒋师爷是多么感激、关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蒋孝琬是敦煌文物外流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果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斯坦因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诈骗、盗劫去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
　　斯坦因去阿克苏，一方面是为了拜访潘震，另一方面是考察。当4月19日到达麻扎塔格时，找到了一个遗址，“在堆积的麦草和难闻的垃圾层里，意外地出现了藏文木简和文书、汉文和古于阗文文书，甚至还有几件钵罗钵语(中世纪古波斯语)和回鹘文文书。总数达到900件……烂文书是常见的，但文书、过境通行证、征用令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保存得相当完好。钱币和带有日期的文书，表明吐蕃人公元8世纪曾作为一个边境守卫要塞占领过这个地方”。(27)在麻扎塔格挖掘后，斯坦因便于5月1日赶到了阿克苏。
　　在阿克苏办完事后，斯坦因用5天时间到了莎车，然后于6月9日到达和阗，他要在这里对其“发现物”编目、装箱，并在箱子上包马口铁。每一件“发现物”他都得登记、包装，每一块嵌板都要小心地“加固”，每一张易损的绢画都要谨慎地卷在棉胎里，而蒋孝琬则对文书按“题署”进行登记。到了7月中旬，“包装已全部完成，整个古物箱子凑成了47个相当重的马驮子。所有珍贵些的箱子包了锡皮，希望能够防水。30只箱子装满了手稿和其他木简等。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千佛洞文书”。(28)
　　装箱工作结束后，斯坦因于8月1日离开和阗回国，此时，蒋孝琬已被马继业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中文秘书了。回国途中于10月12日到达列城(29)，由于斯坦因的脚趾被冻坏，10月14日在列城做了手术，左脚脚趾上的皮肤虽然部分冻坏了，但不会留下痼疾，右脚脚趾已开始变成坏疽，因此不得不将右脚两个中间的指头和其余指头前面的关节全部截去。大夫向斯坦因保证，留下3个指头的大部分，完全可以行走和爬山。在列城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斯坦因于11月底回到了印度。
　　在印度，斯坦因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欢迎。有一天，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通知斯坦因：新近刚为纪念约翰·坎贝尔爵士而设立的东方研究金质奖章第一次将颁发给他。
　　1909年1月初，斯坦因离开印度，他先到维也纳看望嫂子，几天后到达“故乡”布达佩斯，最后经巴黎于1月下旬回到伦敦。这时他考古的“发现物”已运到伦敦，保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样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回到伦敦后，斯坦因拜访了外交部秘书，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国官员表示，感谢他们的帮助。
　　“如果中国各地方官——没有在运输、供应、发掘工人等各方面向我提供最有效的支持”，那就不可能“获得我有幸在内务部向印度政府报告的那些考古地理成果”。他列举出新疆巡抚、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尹潘大人、肃州县官、敦煌县尹等人，“我确信对他们的贡献予以适当评价，会对这些行政官员有利，同时间接地也有利于将来的英国旅行者”。(30)
　　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11月写出了这次考察的个人笔记——两卷本的《沙埋契丹废址记》，1912年在伦敦出版；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图记》，又译为《塞林提亚》，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共5卷，于192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域考古图记》近300万字，分为5卷，第1～3卷为正文，详尽记录了其探险过程、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第4卷为重要文物照片，第5卷为实测考察地图。本书还附有各相关专家对各专题的专门研究成果，因而在提供大量实物史料的同时，对于中亚及中国西北历史地理、敦煌学、丝路学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报告，因此它又是其关于第一次探险的详细报告《古代和阗》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于3月24日再次来到千佛洞，仍然受到了王道士“亲切、友好的接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曾这样记述：“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王道士曾乘便将他的账目给我看，上面载明我所有施给寺院的银钱总数。”同时王道士还向斯坦因出示了其募化和接受捐赠的所有款项的开支账目，由此账目可知，“当日得之于余者，皆已作修葺庙宇之用。彼以马蹄银在洞庙前所筑之新佛堂及香客下院，已骈列成排，一一为余指示，有自得之意”(31)。王道士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他仅仅将斯坦因作为施主来对待，让他看捐赠银两的用途。
　　斯坦因这次来敦煌，没有蒋师爷的帮助，使他痛感失去了蒋师爷那种愉快、亲切、打动人心的能力。而接替蒋师爷的李师爷，在斯坦因看来，是一个冷峻、粗暴、毫无趣味的人，还不如王道士友好和善谈。因此斯坦因不得不直接面对王道士。当他又向王道士提出卷子要求时，王道士说，伯希和来后一年，北京下令交出剩下的东西，他和寺院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1914年4月13日，斯坦因给艾伦写信说道：王道士“足够聪明，当转交北京的命令下达时，私自藏下了不少纪念品。从中，我获得整整四大箱文书。当然这需要好一阵讨价还价，但即使不幸没有蒋师爷的帮助，最终我还是成功了”(32)。
　　斯坦因这次所得卷子大部分是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密藏起来未交者。少部分是当地官僚窃去和散佚在民间的，当时就已经有人在出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说：“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斯坦因这次所窃卷子的数量，在其自述中说：“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许我带去的还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自然，又得布施相当的数目。”(33)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37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
　　② (英)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11页。
　　③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18～219页。
　　④ 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便于读者阅读，下文统一用乌鲁木齐。
　　⑤ 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箓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载《敦煌学辑刊》，2007(3)。
　　⑥ 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商务印书馆，1940。
　　⑦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64页。
　　⑧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2页。
　　⑨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2页。
　　⑩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3页。
　　(11)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68页。
　　(12)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4页。
　　(13)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70页。
　　(14)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72页。
　　(15) 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16)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72页。
　　(17)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7页。
　　(18)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77页。
　　(19)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8页。
　　(20) 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21)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87页。
　　(22)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88页。
　　(23)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91～292页。
　　(24)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95～296页。
　　(25)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97页。
　　(26)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98页。
　　(27)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300页。
　　(28)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305页。
　　(29) 列城：南亚克什米尔东部城镇。在喀喇昆仑山东麓，印度河右岸6公里处。现在的克什米尔分别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
　　(30) 《外交部卷(1909年6月，8l～87号)》，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326页。
　　(31) 斯坦因著，王竹书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号。
　　(32)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366页。
　　(33)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