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 ——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

　　《唐会要》卷六一《弹劾》云：“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这是史籍中关于史诃担(耽)的唯一记载，只是作为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不畏权贵的例证而出现，其生平事迹不详。1986年，史诃耽墓志在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的家族来源、在唐生活及仕宦履历，始清晰展现出来。
　　由于史诃耽是一名在唐为官的粟特人，所以他的墓志一经刊布，就受到重视，中日学者研考、引用颇多。其中，罗丰先生贡献最大。他的《固原南郊隋唐墓》①一书，详细介绍了1982～1987年固原南郊八座隋唐墓葬的形制、出土遗物、墓志、壁画及石刻等，是准确翔实的考古发掘报告，此外还对这些新资料进行了深入研讨、细致分析，提供了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该书释录了固原南郊出土史氏家族墓志，并逐句详细注释考证。其考释和解说，成为中外学者利用这批资料的基础。本文分析的史诃耽墓志，也主要以此书为基础。之后，罗丰先生继续修订旧作，在2004年出版的《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考古》一书中，对史诃耽墓志录文进一步修订②，更为准确。此外，《全唐文补遗》第7辑也著录了这方墓志③。日本学者荒川正晴④、山下将司⑤以之研究粟特聚落和贸易、粟特人存在形态等，将史氏家族墓誌置于北朝隋唐粟特入居中原的大背景下，也推进了史诃耽墓志本身的研究。2004年以来，日本粟特墓志研究读书班发表了史射勿⑥、史诃耽⑦、史道洛⑧、史铁棒⑨、史索岩⑩等墓志的系列译注，综合了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固原出土史氏系列墓志，为粟特墓志研究的最新成果。
　　经过中日学者各个层面的努力，史诃耽墓志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对墓志本身探讨逐渐深入，解读日趋准确，墓志意义也得到充分发掘，史诃耽家族来华经过及史诃耽在隋唐仕宦经历，逐渐清晰。本文在中日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补充考释史诃耽墓志，主要探讨史诃耽归唐的过程，并考释史诃耽与初唐政治的关系。
　　一 史诃耽与“平凉奴贼”
　　《唐故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公(诃耽)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史诃耽归唐的经过，其文云：
　　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隋开皇中，释褐平原郡中正……属隋祚栋倾，蝟毛俱起，黠贼薛举，剖斮豳、岐。拥豕突之奇兵，近窥京辅；假狐鸣以挻祸，充仞王畿。高祖太武皇帝建旗晋水，鞠旅秦川。三灵之命有归，万叶之基爰肇。君遂间行险阻，献款宸极。义宁元年，拜上骑都尉，授朝散大夫，并赐名马锦彩。特敕北门供奉进马。武德九年，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奏课连最，简在屡闻。
　　据墓志，知史诃耽在隋朝担任过乡官——中正。墓志中的“平原郡”，可能是“平高郡”之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云：“后魏太武帝太延二年，于今县理置平高县，属平高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原州。大业三年，以原州为平凉郡。”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废郡(11)，史诃耽所任，应是原州平高县正(隋文帝避其父杨坚讳，改中正为正)，志文中称“平原(高)郡中正”，乃沿袭旧称，并不确。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12)，史诃耽短暂的县中正官生涯也在此时终结。据其墓志，史诃耽应生于开皇四年(584年)，任县正时可能刚刚十岁出头，可见隋乡官选任之一斑。
　　罢黜乡官后，年轻的史诃耽可能赋闲在原州(平凉郡)，直到隋末，他才再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史诃耽与隋末兴起的唐政权建立联系，与平凉郡归唐直接相关。关于平凉归唐，史籍有所记载，即：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壬戌(15日)李渊入长安，拥立隋代王为皇帝，改元义宁之后，乙丑(18日)平凉郡派使请降。十二月，平凉郡守张隆亲自来降。《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条云：
　　(十一月)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17日)，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乙丑，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
　　(十二月)乙未(19日)，平凉留守张隆，丁酉(21日)，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
　　史诃耽墓志中的“君遂间行险阻，献款宸极”，表明其亲历了从平凉冒险东行的路程。由于当时河西被薛举占据，平凉受到威胁，自平凉归唐，可以称为“间行险阻”。平凉留守张隆独守孤城，坚不降薛举，固原出土史索岩墓志可以为证。志文云：
　　大业九年，又授公平凉郡都尉。自炎历数极，隋纪告终，逐鹿者多瞻靡定，纵莽卓之事刘汉室，夷羿之倾覆忧家，未足辟此。奸回方兹，昏乱由是。九州百郡，称帝称王，各署衣冠，俱行正朔。公资忠殉节，固守危城，耻面伪庭，确乎不拔。义宁二年，献款宸极，武皇帝拜公朝请大夫，兼授右一军头。仍与平凉太守张隆，同讨薛举(13)。
　　张隆在义宁元年十月归唐，留在平凉坚守的部将史索岩等在义宁二年才归唐，授唐官职。史诃耽在义宁元年“献款宸极”，当是离开平凉，“间行险阻”至唐的结果。据《通鉴》，义宁元年十一月乙丑平凉“遣使请命”句，不难推知张隆曾派使至长安，史诃耽是否即是这次所遣之使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志文所谓的“献款”，是在“高祖太武皇帝建旗晋水，鞠旅秦川”之时，唐尚未入主长安。据此，史诃耽归唐的时间，显然比平凉遣使归附的时间更早。
　　史籍中的“平凉奴贼”，颇值得注意。《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九月条略云：
　　(李)渊从弟神通在长安，亡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因为盗，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合势攻鄠县，下之。神通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皆帅众从之……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败。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众至七万。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请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李氏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
　　先是，平凉奴贼数万围扶风太守窦琎，数月不下，贼中食尽。丘师利遣其弟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
　　“平凉奴贼”在义宁元年九月，被投靠李渊女(柴绍妻)的丘师利之弟丘行恭收编，成为李世民的部下，受李渊官命，正式“献款宸极”。据《通鉴》，义宁元年九月丙寅(18日)，李渊遣“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受其节度”，“平凉奴贼”正是这时归附李世民。史诃耽是否有可能是数万的“平凉奴贼”中的一员呢?
　　“平凉奴贼”，是隋末称为“奴贼”的反隋势力中的一支。“奴贼”最早起于灵武。《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大业九年正月乙未)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
　　据《通鉴》卷一八二大业九年《考异》，灵武贼帅之名当从《略记》作“白瑜娑”，当是西域胡人。也许由于这支队伍的组成多以胡人为主，时人谓之“奴贼”。
　　“奴贼”善战，势力不断壮大，将进攻矛头指向陇右监牧。《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隋末形势云：
　　盗贼四起，道路南绝，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
　　陇右监牧马被奴贼掠夺，直接影响了隋国力。隋的陇右监牧设置，自有体系，《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云：
　　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其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每牧置仪同及尉、大都督、帅都督等员。驴骡牧，置帅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驼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又盐州牧监，置监及副监，置丞，统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帅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
　　“陇右牧”包括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驴骡牧，放牧畜类包括马、驴、骡等。另在原州设羊牧、驼牛牧、皮毛监。此外，尚有盐州牧、苑川十二马牧和沙苑羊牧。后三种应不属于陇右牧。陇右监牧马匹滋盛，官吏众多。屈突通在隋文帝时为虎贲郎将，“覆陇西牧簿，得隐马二万匹。帝怒，收太仆卿慕容悉达、监牧官吏千五百人”(14)。隐漏马匹达到二万，实际牧养马匹数额之多，可以推知；“监牧官吏千五百人”，也可见监牧规格之大。陇右监牧治所置于何处呢?我认为，从原州又设的羊牧、驼牛牧、皮毛监看，隋陇右牧的治所在原州。也就是说，奴贼掠夺陇右牧马，必须直接与原州展开攻战。而从陇右牧马被掠及有“平凉奴贼”数万人看，奴贼进攻平凉郡，显然是成功的，因此，能如愿以偿地获得牧马，同时也让数量不少的平凉郡人参加了这支队伍。从乡官任上赋闲近20年的30岁的史诃耽有可能就在这时参加了“奴贼”，距其父史射勿去世已有四年(15)。
　　劫夺了陇右牧马后，“奴贼”继续向关中扩展。苏威回答炀帝讨辽东之策时，说：“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16)。可见“奴贼”已在关内颇有声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丹州”条记载，“库利川在县郭南。昔有奴贼居此川内，稽胡呼奴为库利，因以为名”，可见“奴贼”势力已达到京畿北部。由于西域胡人多留居长安者，“奴贼”的目标，可能直指长安，从长安大侠史万宝及西域商胡何潘仁的举兵看，“奴贼”在长安可能也不乏内应。大业十三年(617年)，“平凉奴贼”万人围攻扶风，即其谋取长安计划的一部分。冠以“平凉”之名，可见这支“奴贼”队伍主要是平凉人。这是史诃耽参加“奴贼”部伍时间的最下限。也正因为参加“奴贼”，史诃耽才可能被唐收编。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目前学界对隋末动乱研究多集中在几个大的势力上，而对其他众多势力，则重视不够。成王败寇，唐人书写的历史，也多晦涩之语。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因为唐王朝正是建立在隋的废墟上，唐代历史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展开的。只有了解这些，我们对唐初历史才能真正通解，对隋唐一体的历史才能深入理解。就本文而言，“奴贼”的历史，隋末唐初西域胡人尤其是粟特人的逐鹿活动及其向背，均值得专题研究(17)。本文因史诃耽墓志，略考如上。
　　二 上骑都尉、朝散大夫与北门供奉进马
　　归唐后，史诃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旧唐书》卷五九《丘行恭传》(《新唐书》卷九〇《丘行恭传》略同)云：
　　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琎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勲，授左一府骠骑，赏赐甚厚。
　　史诃耽可能是“奴贼”中先投丘行恭，又被遣去说服诸奴贼的“酋渠”之一。之后，史诃耽应与丘行恭一起追随李世民，参加“平京城、讨薛举”等战争，得到赏赐，“并赐名马锦彩”。墓志简略，在义宁初唯马是急的时候，史诃耽的归唐，不可能得到“名马”的赏赐，也就是说，“并赐名马锦彩”不可能发生在义宁初，而是像丘行恭“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勋……赏赐甚厚”一样，是屡经征战而得到的军功赏赐。
　　墓志记载史诃耽义宁元年被任命为上骑都尉、朝散大夫，也需要具体分析。李渊太原起兵后，对归附者，广授散官。《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条云：
　　(七月)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
　　(八月)壬午，渊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丁壮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勲赏，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据《隋书·百官志》，炀帝设置九大夫、八尉为散官，其中朝散大夫从五品。从李渊多授吏民五品散官看，义宁元年史诃耽归附后被授朝散大夫，也是从众，这也更证明了他是随同大多数“奴贼”一起归唐的假说。唐初的朝散大夫，与贞观时改革散官之后的不同，高祖普赐五品以上散官，为当时的权宜之策。史诃耽所得，也是这种缩水的散官。
　　但“拜上骑都尉”一句，则不确。据《旧唐书·职官志》，隋文帝设置了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总十一个等级的散实官，起正二品至七品。炀帝又改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十一等以代都督以上，又增置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五尉，以至从九品。武德初，杂用隋制。也就是说，在唐代立国之初，是没有“上骑都尉”这一官名的。唐初的授官情况，可据以后的诏敕推定。《唐会要》卷八一《勋》云：
　　咸亨五年二月，以国初勋官名号与今日不同，乃下诏申明，各以类相比。武德初光禄大夫，比今日上柱国；左光禄大夫，比柱国；右光禄大夫及上大将军，比上护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大将军，比护军；银青光禄大夫及上开府，比上轻车都尉；正议大夫及开府，比轻车都尉；通议大夫及上仪同三司，比上骑都尉；朝请大夫及仪同，比骑都尉；上大都督比骁骑尉，大都督比飞骑尉；帅都督比云骑尉；都督比武骑尉。
　　据此可知，武德初的授官名号中并没有“上骑都尉”。《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云：
　　至(武德)七年颁令，定用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几十二等，起正二品至从七品。
　　“上骑都尉”的名号始出现于武德七年(624年)，史诃耽“拜上骑都尉”，也应在武德七年左右，这也应是史诃耽“特敕北门供奉进马”的时间。
　　经过以上考证，墓志这一段的准确记载应该是：义宁元年，授朝散大夫。(武德七年)，拜上骑都尉，并赐名马锦彩。特敕北门供奉进马。
　　丘行恭的形象是与马联系在一起的。据两《唐书·丘行恭传》，武德初，秦王与王世充会战，李世民御马中箭，丘行恭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太宗念念不忘丘行恭武勇，“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随丘行恭入唐的史诃耽入唐后的第一任官职就是和马有关的——“北门供奉进马”。
　　进马是为一种侍卫官，设于殿中省和太仆寺。据《旧唐书·职官志》，殿中省尚乘局有进马六人，[正]七品下。《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为“进马五人，正七品上”，当是唐后期数额减少但品级有所提高。《唐会要》卷六五《殿中省》云：
　　太和八年三月，殿中省奏：“……又进马元额一十八员，当司六员，今准勅减一员。仆寺准减一员。”
　　则太和之前，太仆寺进马十二人。此外，东宫太子仆寺，也置有进马，《实宾录》卷一记载的“美姿仪，治章服，孝敬号为可喜进马”的李玚，即东宫进马。据《新唐书·百官志》，进马之职“掌大陈设，戎服执鞭，居立仗马之左，视马进退”。
　　这些进马经过特殊途经简择，成为一些以资荫入仕的武官的晋升阶梯。《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云：
　　凡殿中省进马，取左右卫三卫高荫，简仪容可观者补充，分为三番上下，考第、简试同千牛例。仆寺进马亦如之。
　　唐后期欧阳詹《与郑伯仪书》仍提及“又中人、公侯子孙、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给者，曰千牛、进马、三卫、斋郎”(18)，可见其选举之特殊性。
　　北门供奉进马，并不在这些定额进马之中。南衙进马随立仗马进退，成为立仗仪式的一部分，因而“天宝八载，罢南衙立仗马，因省进马；十二载复置”(19)。但供御的进马，则要承担马的调习及饲养等责任。作为北门供奉进马，应该不是仅仅美姿仪就能充任的，而选用的当是有牧马经验、精于马匹训练的人充任。史诃耽生于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区平凉，也长于此，耳濡目染，精于马牧。正因为具有这些特点，史诃耽于武德七年被高祖特敕任命为北门供奉进马。
　　北门即玄武门，“北门供奉进马”一职的出现，与唐禁军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
　　这些“元从禁军”宿卫于宫廷北门——玄武门。除“元从禁军”外，保卫玄武门的守军还包括一些有特殊才能者，称为“北门长上”。《全唐文》卷九九四《唐故上柱国果毅都尉李府君(汪)墓志铭》云：
　　君方思报主，且托伪庭，引拜左龙骧大将军，遂受世充驱策。既而本图不果，函洛载清，武皇特以宋盟，宥君殊死。寻授左亲卫校尉，北门长上。既司中垒之营，兼掌北门之重，考绩酬庸，用光戎秩。贞观二年，授右武卫九嵕府别将。
　　作为王世充部将被收编的李汪因武勇和忠心，被授予左亲卫校尉，北门长上。类似的骁勇武将多以“北门长上”的名义，加入禁军行列，宿卫宫门，亦即守卫皇帝。高级武将在北门长上，又称作“北门供奉”。同书卷九九二《右卫将军赠左武卫大将军代州都督柱国淄川公李府君(孝同)碑》记载，李孝同“乾封二年迁右卫将军，仍旧北门供奉”，即仍检校禁军宿卫事宜。
　　除武将长上、供奉外，玄武门供奉官吏还有其他各种身份的人。《杨炯集》卷八《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记载，魏哲“贞观十五年，起家补国子博士”，“十六年，敕授左翊卫，北门长上，禄赐同京官，仍令为飞骑等讲礼”。魏哲以北门长上的身份，为禁军讲学，这是北门学士的雏形。因为，同样教羽林军飞骑的龙朔二年为国子监大成的李元轨被征召为“北门学士”(20)。能被征召为北门学士者当然是硕学鸿儒。此外，供奉者应是各类职掌之人，如《杨炯集》卷七《原州百泉县令李君(楚才)神道碑》记载，“贞观元年，授长乐监，仍命于北门供奉”。李楚才即以长乐宫监的身份，出入于北门，以备皇帝随时召见。他是北门供奉杂色人中的一种。仪凤四年(679年)，韦承庆上《规正东宫启》，有句云：“殿下驱使之人，每于北门召入，如此等色，皆是*(左忄右佥)利小人，缘得供奉祗承，自谓别蒙恩幸。外则妄为威福，内则专事谄谀。巧媚百端，以求颜色”(21)。时太子李贤亲近仆隶舆台，韦承庆上疏规谏。从中可见北门供奉人身份之复杂。韦承庆上疏中提到的在北门供奉祗承者主要指各种技术官吏。北门供奉包括武将、文臣、技术官，可谓各色人才，济济一堂。
　　武德七年，史诃耽成为北门供奉队伍中的一员，他的职掌是“供奉进马”。任命史国后裔、精于马牧的史诃耽担任北门供奉进马，可能也与唐当时的马政有关。《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云：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康国大量献马的“武德中”，即武德七年(624年)。《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云：
　　(武德七年)六月，康国、吐谷浑及西突厥莫贺咄可汗，七月，百济、康国、曹国并遣使朝贡。
　　六、七两月康国的贡物，可能就是四千匹康国马。这样大量的西域马进入中原，不仅使唐帝国引进良种马改善了官马种类，使唐代马政焕然一新，而且也改变了从粟特移居原州的史诃耽的命运。正是在康国贡马到唐宫廷后，已为唐统一征战多年、屡获赏赐的史诃耽被任命为北门供奉进马，其职责为管理康国进贡马及伴随这种昂贵马匹进入唐朝宫廷的粟特养马人，在宫廷仪仗中充当皇帝禁军车马仗侍从。
　　北门是唐宫廷政变关键所在。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应之曰：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22)。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玄武门成为事变成败的关键，太宗因为掌握了北门屯军，才获得了胜利。在北门供奉进马的史诃耽，在其职责所系的北门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时，何去何从了呢?
　　武德九年史诃耽“别敕授左二监”。《唐六典》卷一七云：
　　上牧，监一人，从五品下。
　　中牧，监一人，正六品下。
　　下牧，监一人，从六品下。
　　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麤良，以数纪为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
　　史诃耽从一个没有职事品只有供奉名义的低级勋官，被敕授五六品的牧监正监，而且掌细马之监，一举进入“通贵”行列，显然是因立功而获得升迁，这也表明了史诃耽在玄武门事变中的立场。军队能否善战，战马是关键一环。史诃耽主掌北门之马，实握北门守军之枢轴。从其事变后马上荣获超迁看，史诃耽所辖之马和所掌领的粟特马子一定是站在了太宗一边。有北门进马的支持，为太宗力战的北门守军如虎添翼，因而史诃耽在玄武门事变中，功不可没。而以“北门供奉进马”的身份卷入宫廷政变，可能是史诃耽初仕于唐时始料不及的。
　　三 史诃耽与高宗、武后时政治
　　史诃耽墓志又云：
　　寻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会、禄赐，一同京职。贞观三年，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请郎。九年，又加授通义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议郎。十九年，丁母忧……永徽四年，有诏：“朝议郎史诃耽，久直中书，勤劳可录，可游击将军，直中书省翻译如故。”名参省禁，卅余年，寒暑不易其勤，始终弥彰其恪。属日月休明，天地贞观，爰及升中告禅，于是更锡崇班，是用超迁，出临方岳。乾封元年，除虢州诸军事，虢州刺史。[开]襜望境，威竦百城，扬扇弘风，化行千里。君缅怀古昔，深惟志事。察两曜之盈虚，寤二仪之消息。眷言盛满，深思抱退，固陈衰朽，抗表辞荣。爰降诏曰：“游击将军史诃耽，久经供奉，年方耆艾，请就闲养，宜听致仕，遂其雅志。仍赐物五十段。”至若门驰千驷，既无骄侈之心；家累万金，自有谦*(左扌右為)之誉。享年八十有六，以总章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遘疾，终于原州平高县劝善里舍……粤以咸亨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合葬于原州之平高县城南百达原。惟君玄情冲素，雅志虚远。自怡闾里，罕从犬马之游；逍遥甲第，未闻声色之好。
　　继左二牧监正监之后，史诃耽因出色的语言才能，被选为中书省的翻书译语直官，从牧监之地，回到京师。中书省是唐代中枢机构，史诃耽在机要处参与机密的同时，又再一次卷入宫廷政治的漩涡。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吏部二人，兵部三人……中书省明法一人，能书四人，装制敕一人，翻书译语十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外官直考者，选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
　　同书卷二一《国子监》“大成十人”下注：
　　俸禄、赐会，同直官例给。
　　中书省的十名翻书译语直官，是诸司“有品直”中的一种。直官的待遇，即如国子监大成一样，“朝会、禄赐，一同京职”。直官制度是唐为专门技术人才设立的不限等级、不限贵贱的制度，是唐官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散、勋、爵制度的补充，是完善的选拔、集中、额外储备人才的制度。前官及常选人、散官、三卫、勋官皆可充任，没有年限限制，享受京官的待遇，有利于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充分发挥其特长。唐代科技文化之所以能辉煌灿烂，直官制度是一重要原因(23)。
　　史诃耽就是一典型的直官。他一直以散官充直，散官不断提升，贞观三年(629年)为宣德郎(正七品下)，七年(633年)为朝请郎(正七品上)，四年之间，升了一阶；贞观九年(635年)，又加授通义郎(从六品上)，两年之间，又升了两阶。贞观十三年(639年)，又加授朝议郎(正六品上)，四年间升了二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贞观十三年到永徽四年(653年)整整14年的时间里，他的散官一直是朝议郎。唐初，散阶从六品升到五品颇为艰难，《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云：
　　自武德至乾封，未有泛阶之恩。应入三品者，皆以恩旧特拜，入五品者多依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进止，每年量多少进叙。余并依本品授官。若满三计至，即一切听入。
　　扣除史诃耽丁忧的三年，他的官位在11年里未得丝毫晋升。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升到五品需要“满三计至”，若史诃耽保持着两年升一阶的频率，“三计至”的时间就是六年，也就是说，丁忧返回中书省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他已“满三计至”，可以入五品了。可是，直到永徽四年，史诃耽才被授予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关于他的这次迟缓的晋升，志文中没写，需结合唐代史籍及当时中书省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八月)己亥，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
　　(十一月)己未，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叡册循州刺史。
　　(三年正月)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四年九月)甲戌，以褚遂良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仍知选事。
　　《唐会要》卷六一《弹劾》云：
　　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大理丞张山寿断，以遂良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叡册以为非当，估宜从轻。仁约奏曰：“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在市肆，岂用应估。叡册曲凭估买，断为无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遂迁遂良及叡册官。
　　《册府元龟》卷五二〇上《宪官部·弹劾上》云：
　　韦仁约为监察御史，高宗永徽元年十月，劾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宅地。大理丞张山寿断以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仁约又奏曰：“遂良贱买地宅，叡册准估断为无罪。然估价之设，属国家所须，非关臣下之事，私自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叡册为循州刺史。
　　经历了三年服丧之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史诃耽重回中书省，继续担任翻书译语直官，时中书令为褚遂良。正因为史诃耽是其部下，所以作为顶头上司的褚遂良才能够“抑买”史诃耽的宅地。关于褚遂良因抑买史诃耽宅地遭弹劾事，《通鉴》等三种史料记载相同。通过这一抑买事件，我们至少可明确以下几点：
　　1.所谓“抑买”，即强迫以低价购买，估价问题是这一案件的关键。大理少卿张叡册也曾以“准估无罪”为褚遂良开脱，可见史诃耽的房宅估价，可高可低，褚遂良正是利用估价及其权力，上下其手的。
　　2.作为与长孙无忌“同心辅政”的宰相褚遂良买史诃耽的宅地，一方面表明史诃耽的宅地一定建筑得精美奢华，堪称“甲第”，另一方面也表明史诃耽在京师至少有两处宅地。史诃耽墓志称其夫人康氏“终于雍州长安县延寿里第”，延寿里的宅地，应是史诃耽家族宅地之一。作为一个只有六七品散官的直官，靠其俸禄，在“居大不易”的京师置有两处以上的豪宅，显然不大可能，而史诃耽所以能够在京师置产兴业，是因为其作为粟特后裔的生活方式。易言之，史诃耽在京师任翻书译语的同时，仍在从事商业活动，这是粟特人的民族性。《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新唐书·西域传下》也记载康国“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为“善商贾”的商业民族，史诃耽在京师仍经商，正是其民族性使然。史诃耽墓志记载其致仕后回到原州，“门驰千驷”，“家累万金”，这当然不是其致仕后几年的营利所得，而是他几十年在京师经商财富的积累，被褚遂良抑买的田宅，是他在京师囤积财富的一部分。
　　3.监察御史韦仁约反驳大理少卿张叡册的奏文指出：“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私自交易，岂得准估为定”，表明褚遂良买史诃耽宅地，是两人的私下交易。韦仁约能够“风闻”此事，显然不是根据官府档案，消息的来源只能是当时的卖方史诃耽。作为视经商为生命的粟特人，兄弟之间尚且计利忘义(24)，史诃耽当然不能忍受褚遂良用政治强迫来低价购买其田宅。他以个人力量尽力抗争的同时，又广泛宣扬抑买事件，并向御史申诉，所以才有韦思谦的弹劾。这一弹劾事件，表明史诃耽与褚遂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永徽元年(650年)十一月，褚遂良因抑买事件遭弹劾而被贬逐京师，任同州刺史，但其恩宠未衰，一年多后，他重返京师，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为宰相。褚遂良主掌吏部，史诃耽散官自然得不到晋升。只有在褚遂良不再任吏部尚书的永徽四年，史诃耽才有机会晋阶到五品。
　　原本在永徽四年已经结束的这桩“抑买”案，随着高宗、武后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斗争又再次被重视。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略云：
　　(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遂良卒后二岁余，许敬宗、李义府奏言长孙无忌所构逆谋，并遂良扇动，乃追削官爵，子孙配流爱州。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戊辰条略云：
　　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
　　武昭仪封皇后事，反对最激烈的是褚遂良，武则天最忌恨的也是褚遂良，因而褚遂良不但连遭贬逐，身死异地，而且株连九族，殃及子孙。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武后杀上官仪，“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25)。武则天地位稳固后，第一件事是要高宗东封泰山，行封禅大礼。麟德二年(665年)高宗武后及百官一行开始出发去泰山，乾封元年(666年)正月完成封禅大礼，之后，随行的文武官员加官晋爵。《旧唐书》卷五《高宗纪》略云：
　　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
　　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诸行从文武官及朝觐华戎岳牧、致仕老人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赐爵二等，四品已下、七品以上加阶，八品已下加一阶，勋一转。
　　根据随行官员加阶诏敕，拥有从五品下散官的史诃耽应该加一阶，即将散官提高到从五品上。但据史诃耽墓志，封禅之后史诃耽却“更锡崇班，是用超迁，出临方岳。乾封元年，除虢州诸军事，虢州刺史”。虢州为望州(26)，其州刺史，从三品(27)。从散官五品到职事三品，史诃耽可谓飞黄腾达了。
　　史诃耽的飞速提升，不但与乾封元年的诏敕不符，而且也并不是因其有治理地方之才，而被委以重任。据《唐大诏令集》卷三七《册曹王明虢州刺史文》及《册曹王明豫州刺史文》，可知从麟德元年至总章元年(669年)连续五年的时间里，实际的虢州刺史为曹王李明(28)，史诃耽根本没有到虢州任上。史诃耽墓志中的“[开]襜望境，威竦百城，扬扇弘风，化行千里”，显然是谀墓之词，不足为据。当时史诃耽已经83岁，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从未担任过地方官的高龄老人能够真正掌握地方州府行政大权。因而，乾封时的史诃耽并未出任刺史，而是继续在中书省当翻译，虢州刺史只是他地位提升的标志。
　　乾封时史诃耽之所以被授予虢州刺史的虚衔，不能让我们联想到他在中书省与褚遂良的矛盾。如果没有武则天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斗争，史诃耽抗议褚遂良的抑买案件是无足轻重的，史诃耽仍如永徽四年之时，一边在中书省当译语直官，一边经营商业，五品的官阶可以算是他仕途的顶峰了。但由于他所抗争的是武则天深恶痛绝的褚遂良，因而随着武则天的胜利，史诃耽也被视为功臣，受到奖励，在他83岁高龄时，被授为刺史，挤进了三品贵族的行列。这为他因经济原因与褚遂良的结下的矛盾和他的仕途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初唐盛世时期，粟特人主要入仕途径有归附、使节、入质及技艺(歌舞、商贾、营造、译语、绘画、医术)等四种，也有人以出身门荫、行武军功和科举等方式步入仕途(29)。其中，凭军功入仕者更容易进入政治中心，在国家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如史诃耽之父史射勿，在保定四年(564年)从晋荡公东讨，在隋大业元年(605年)升至右领军骠骑将军(30)，从炀帝幸扬州，以能征惯战、赫赫军功，进入政治集团的核心。
　　但史诃耽有着与其父迥然不同的经历。史诃耽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变革，即：由隋入唐、玄武门之变和高宗武后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斗争。这三次变革，均改变了粟特后裔史诃耽的命运。他由隋入唐，是从“奴军”之众；初仕于唐，位低职卑。如果由隋入唐尚可以说是他直接主动选择的话，那么他参加玄武门事变和卷入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与武后的纷争漩涡，都是被动的、不自觉的选择。史诃耽始终未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未进入政治集团核心，但因其与生俱来的粟特民族特点：善养马、语言优势、经商才能等，虽未直接投身于唐初政治，但也卷入了当时的主要政治斗争中。史诃耽致仕前，职事官高居河南道望州刺史，虽属偶然，也有其必然条件，这种必然，即粟特民族与生俱来的禀赋特点。也正因为深深打上了粟特民族的烙印，史诃耽的政治生涯才会与众不同，他才有可能卷入宫廷和国家主要政治矛盾中，以一个配角，出现在唐初政治的大舞台上。
　　在唐初政治史上，史诃耽虽未改变政治发展演进历程，其影响力及作用也是微小和纤弱的，但他在当时政治中的沉浮，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也在粟特人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章，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①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483～485页。
　　③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284～285页。
　　④ 「ソゲド人の移住聚落と東方交易活勤」『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5，(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81-103页。
　　⑤ 《新出土史料ょり见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ゲド人の存在形態——以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7，2004年，60～77页。
　　⑥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2004)「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1：固原出土“史射勿墓誌”(隋·大業六年)」『史滴』26、第51-72页。
　　⑦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2005)「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2：固原出土“史訶耽墓誌”(唐·咸亨元年)」『史滴』27、第153-183页。
　　⑧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2006)「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3：固原出土“史道洛夫妻墓誌”(唐·顕慶三年)」『史滴』28、第103-119页。
　　⑨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2007)「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4：固原出土“史鉄棒墓誌”(唐·咸亨元年)」『史滴』29、第81-103页。
　　⑩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2008)「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5：固原出土“史索巌墓誌”(唐·顕慶三年)」『史滴』30、第213-237页。
　　(11) 《隋书》卷一《高祖纪》，开皇三年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20页。
　　(12)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793页。参见[日]滨口重国著，黄正建译《所谓隋的废止乡官》，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315～333页。
　　(13)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46、201～203页，并参见引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5：固原出土“史索巌墓誌”(唐·顕慶三年)」一文。
　　(14) 《新唐书》卷八九《屈突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3748页。
　　(15) 罗丰：《史射勿墓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16～19页。
　　(16) 《隋书》卷六七《裴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1576页。
　　(17) 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5：固原出土“史索巌墓誌”(唐·顕慶三年)」一文考证了原州史氏和隋末之乱，可参看。
　　(18)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3550页。
　　(19)《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1218页。
　　(2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09李元轨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90页。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文物》1992年9期，60～61页。
　　(21)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五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3348～3349页。
　　(2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1页。
　　(23) 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初探》，见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83～424页。
　　(24)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20～21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麟德元年”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6343页。
　　(26)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1429页。
　　(27) 《唐六典》卷三〇，“上州，刺史一人，从三品”，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745页。
　　(28)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809页。
　　(29) 详见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243～259页。
　　(30) 在史铁棒墓志(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82页，并参上引ソゲ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ル「ソゲド漢文墓誌訳注4：固原出土“史鐡棒墓誌”(唐·咸亨元年)」一文)中，作“皇朝左领军骠骑将军”。“皇朝”应为“隋”之误。初唐墓志中，叙述墓主父祖兄弟职官时，多有将其任隋官职写为“皇朝”者，此为一典型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