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

　　敦煌吐鲁番学是当代的显学。敦煌文书传世者约四万余件。吐鲁番文书传世者约两万余件，但地下埋藏者尚多。怎样充分使用这一大批敦煌吐鲁番文书，这是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使用敦煌吐鲁番文书，首先必须读懂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谓“懂”，就是明确文书的性质、年代、地域以及文书内容的每个细节。这就要求从识字开始，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都明白了，才能读懂整篇文书。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不能认为是读懂文书了。要读懂敦煌吐鲁番文书(世俗文书)，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要有较高的古汉语水平；对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训诂和考证，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2)在敦煌吐鲁番世俗文书中，属于唐代的占绝大多数，因此，要求研究者很熟悉唐代史实，相当熟悉唐代以前的史实，很熟悉唐代的典章制度，相当熟悉唐代以前的典章制度。
　　(3)要具有认真细致的读书方法，要有严谨的踏实的学风。
　　以上三个条件是真正读懂敦煌吐鲁番文书最低限度的条件。
　　就我近十几年来在教学中和学术活动中所接触的中、青年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而论，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大有人在，不具备的也为数不少。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中、青年研究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要过于责备他们，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近些年来，一些热心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者，曾试图用各种方法来培训有志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青年，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使他们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可惜，各种努力不得不中断，并最后放弃。真是无可奈何。
　　不管如何困难，我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总要开展下去。中、青年研究者是骨干，这门学问的发展和前途，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怎样使他们真正读懂文书、充分使用文书，这一问题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问题的回答是，我要力所能及地做点工作，减少他们读懂文书的困难。这就是我编著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
　　我首先把我所掌握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军事文书挑选出来，时间仅限于唐代。在吐鲁番文书中，有相当多高昌时期的文书。但我对高昌的历史所知不多，无力考释这些文书。归义军时期的军事文书，我也未编入本书。对挑选出来的军事文书分类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分类就是研究。我考虑到唐代军事上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编制、军费、军仓、军粮、兵甲等等，也考虑到军事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如蒲昌府问题，驮马问题等等。本书对文书的分类就是根据上述考虑做出的(见目录)。对其中的第一类，我应在此多说几句。
　　唐帝国的创立，在军事方面，李靖之功仅次于李世民。汉水淮河以南直到岭南广大地区的平定，是李靖指挥的几次大战役取得的。贞观四年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使北方边境稳定；贞观八年灭吐谷浑，对西方边境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两次大战役也都是李靖指挥的。从武德初到贞观八年，李靖指挥多次战役的胜利，也是卫公兵法在战争中实际运用的胜利。从贞观三年起，李靖任兵部尚书。太宗赐靖诏书谓“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见《新唐书》卷93《李靖传》附《靖五代孙彦芳传》)，当在是时。可见唐代前期军事制度的建设，应多出自李靖。军事制度的建设也是卫公兵法的组成部分。卫公兵法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武德、贞观两朝，而是影响到整个唐代和唐后。《通典·兵典》的撰著，杜佑主要依据卫公兵法。在吐鲁番军事文书中，虽只有这一件运用卫公兵法的文书，但由于李靖及其兵法文书在唐代军事史中的重要性，故单立为一类，列于篇首。
　　书名考释，考释什么?我考虑到我如何读文书，从识字始。因排版印刷上的困难，文书中的俗体字、异体字等，能以通用字代替的，都改为通用字；不能以通用字代替的，就注出字义。其次是文书中的人名、地名、专用词以及各种名称，特别是属于典章制度的，凡属罕见的或不易解释的，我都力所能及地加以注释。文书中涉及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诸书记载歧异，就加以考证。文书中的一句或一段，字已认识，名词名称等都能解释，但还是读不懂，这就涉及文书本身出现的历史环境，唐代公式令和唐代官府文案的结构以及判案的制度程序等等，我也力所能及地加以解释，解释不了的只能存疑，向读者指出，这是一个我尚不能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考释中，我也尽力吸取过去和现在研究者的意见。文书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典章制度的，我往往说得多一些，从流说到源，引证的史料也多一些。总之，我的着眼点是减少一般读者读懂文书的困难。在造诣很深的专家看来，我的有些考释是不必要的或不必说得那么详备，但我希望，我的考释对一般中、青年研究者有点用处。在编写过程中，我时时担心我没有给出他们所需要的。限于我的学力，我只能努力为之。
　　这本书取材：敦煌文书主要据北京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吐鲁番文书主要依据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合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八册、《大谷文书集成》一(大谷文书1001—3000号)和《西域文化研究》二、三中内藤乾吉、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大庭脩诸位学者所撰论文中引录的大谷文书(3000号以后)。同时参照了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所载大谷文书录文。蒲昌府文书则根据《东方学报》第33册、45册载日比野丈夫著有关蒲昌府文书研究论文所载录文以及《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所载图版和录文移录。谨此向上列诸书诸文的著者编者表示感谢。
　　我感到遗憾的是：一年前就听说《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出版了，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十册的内容主要应是开元天宝时期的文书，可以预见其中包括很多篇军事文书。不能把这些重要资料编入本书，真是憾事。我希望编著本书的续集，把这本遗漏或由于种种条件不能收录的唐代军事文书都汇集编入。
　　吐鲁番出土吐谷浑北返归朝文书20件，是很重要的军事文书，因我已有专文研究这批文书，本书不再收录。
　　本书收录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绝大多数依据原著者、编者的标题、录文、说明、注释(原编者注释，本书放在页下注中)，少数文书只有编号而无标题，我拟加了标题。此外，对文书内容的不同意见及增补，见于我的注释、陈述，本书放在录文之后并标以“考释”，以示区别。
　　为了便于研究者使用每一类文书，在每一类文书之前加以简要说明，指出此类文书的特点、性质和使用此类文书应注意之处。
　　对于编著资料书，我的经验不多，请读者指教。
　　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