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

 
　　玄奘法师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也是中国、东方乃至世界的第一流学问家!他是沟通中印文化的最大成功者，他那种实事求是、勇猛精进的精神，他在世界学术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业绩，一直在鼓励着千载之下的人心。
　　玄奘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也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一流学问家!史书上这样描述他的形貌：
　　“法师形长七尺余，身赤白色，眉目疏朗，端严若神，美丽如画。音词清远，言谈雅亮，听者无厌，或处徒众，或对嘉宾，一坐半朝，身不倾动……修广适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视，辄不顾眄。滔滔焉若大江之纪地，灼灼焉类芙蕖之在水。加以戒范端凝，始终如一，爱惜之意过护浮囊，持戒之坚超逾草系，性爱怡简，不好交游，一人道场，非朝命不出。”
　　唐太宗曾赞他道：“松风明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事迹主要见于玄奘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慧立撰、彦悰笺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冥祥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刘轲的《大遍觉法师玄奘塔铭》等著述中。
　　天就英才
　　玄奘俗姓陈，本名祎，生于公元602年，为东汉公正廉明的名臣陈寔(104—187年)之后，世居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其曾祖陈钦，曾做过南北朝时期东魏(534—550年)的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550—577年)国子博士。父亲陈慧，博通经术，潜心儒学，身长八尺，眉清目秀，隋初曾为湖北江陵县令。他为官清廉，生性淡泊，无意于功名，加之隋末官场腐败，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大业末年(约610年后)，陈慧即挂冠而去，隐居以终。陈慧育有四子，玄奘即为第四子，其兄陈素，相貌堂堂，风姿逸秀，早年出家，住在东都(隋唐时代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净土寺，即长捷法师，长捷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
　　玄奘的外貌，酷似其父，而眉目疏朗，相貌庄严，还要超过他的父亲。他幼年家境贫寒，少罹穷困，然聪明绝顶，悟力极强，深得其父钟爱。他八九岁便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年八岁，父坐于几侧(桌子旁边)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玄奘)忽整襟而起，(父)问其故?(玄奘)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某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慈恩传》)这件事反映了玄奘具有举一反三的机敏智慧和仁孝慈爱的道德品质。玄奘十岁时父亲离世，十一岁时玄奘随兄长捷法师住东都(洛阳)净土寺。《续高僧传·玄奘传》云：“(玄奘和其兄)住东都净土寺，以奘少罹穷困，(其兄)携以将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论。”此时玄奘的老师是他的哥哥长捷法师，玄奘学习甚有定力，即使外面鼓乐喧天，歌舞动地，他也不为所动，玄奘十一岁即能诵《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朝廷敕东都洛阳度僧二十七名，举行公开考试。当时玄奘才十四岁，没有被录取。他惆怅地徘徊在公门前，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回答说：“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本就欣赏他的端丽相貌，又听到他要继承释迦的事业、弘扬世尊的遗教，便十分钦佩他的远大志向，乃破格将其录取。在玄奘出家为僧住在净土寺期间，他跟景法师学《大般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兴趣极为浓厚。由于他一听就懂，一看就全部记得，且能完整复述。史书载“(玄奘)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年满十三岁，即已崭露头角，初树声望。
　　由于隋末农民起义，东都洛阳陷入战乱中，玄奘和其兄长捷法师奔往长安(今西安)，当时名僧多聚集于巴蜀一隅之地，他俩便同赴成都。在那里听宝暹(xiān)法师讲《摄大乘论》，道基法师(?—637年)讲《杂阿毗昙心论》，惠振法师讲《阿毗昙八犍度论》。玄奘不仅一闻不忘，而且融汇自得，在议论时折理详瞻，见解独到，数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道基法师时常感叹：“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于是众皆呼其为“神人”。
　　公元623年(武德六年)，玄奘和兄长离开成都，乘舟过三峡抵荆州。他先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天皇寺，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荆楚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就连六十高龄的名僧智琰法师也对他执礼甚恭。不久，兄弟二人又从荆州顺流而下至扬州。在荆州、扬州，兄弟二人讲经论道，与当地名僧相晤，广泛参学。
　　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兄弟二人从扬州北上，到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学《成实论》。继赴邺中(今河南安阳)听慧休法师(?—629年)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首尾达八月之久。慧休法师“惊异绝叹，抚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见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四》)
　　626年(武德九年)，兄弟二人回到长安，此时战乱已平息，长安已是高僧云集，玄奘从道岳学《摄论》，从法常学《摄论》，从僧辨学《俱舍论》，从玄会学《涅槃经》，由是“擅声日下，誉满京邑”(《慈恩传》卷一及《开元释教录》)。
　　到627年(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在国内已是遍从名师，广泛学习了佛教各派著作，但疑问却越来越多，甚至无法消除。玄奘认为，信奉不同经典的大师对同一问题说法各异，就是宗奉同一经典的也各有所见，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这些疑问不能通过钻研经论得到解决，因为经论是译本不是原本，由于翻译不当，它本身就有错误，要解决疑问，只有前往印度学习原本，于是他决心西行求法。但当时天下初定，出国之禁很严，玄奘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只得先做准备(如学梵文)，等待时机。
　　万里孤征
　　贞观三年(629)秋，陕西、甘肃地区发生霜灾，朝延下诏准许僧俗到丰收地区就食。二十九岁的玄奘得便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抵达中外通商要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应当地人士邀请，讲《大般涅槃经》《摄大乘论》《般若波罗蜜经》月余。此后，法师潜行至瓜州(今甘肃敦煌)，瓜州有位熟悉西路之险的老翁听说玄奘要西行，便好心相劝：“西去之路十分险恶，前面就是八百里的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有路径可找，即使成群结队的仍有许多人葬身沙海，何况你是单身?”玄奘答：“我立志西行，绝不后退一步，纵然死在路上，也不后悔!”老翁见玄奘这般坚决，就将自己的坐骑送给玄奘，老翁说：“别看此马又老又瘦，但它几十次穿越沙漠，能助你一臂之力。”玄奘感激拜纳。这时，有一位名叫石槃陀的胡人来请玄奘为他授五戒。此人表示愿做玄奘的向导。玄奘在向导石槃陀的带领下开始偷渡。他们绕过重兵日夜把守的玉门关，夜渡疏勒河。但是，过河之后的晚上，石槃陀却突然表现异常。石槃陀等玄奘躺下之后，拔刀起身慢慢走向玄奘。玄奘知道他有异心，于是起身端坐，诵经，念观音菩萨。第二天，石槃陀告诉玄奘，前面的道路太危险了，中途只有烽火台下有水，只能夜里偷偷去取水，如被守卫发现，会被乱箭射死。自己家有老小，不能跟着冒这么大的风险。与石槃陀相别后，玄奘开始了孑然一身的寂寞孤行。
　　玄奘循着骨堆、马粪前行。玉门关通往西域的路上有五座烽火台，这些烽火台既是瞭望和防卫的军事堡垒，也是出关行人粮食和水源的补给地。但私自出关，是违法之举，烽火台的官兵应予抓捕并遣送犯人回国。石槃陀离开后，玄奘走了八十余里，远远望见一座烽火台，他恐被守望的官兵发现，隐伏在沙漠里，准备夜间再走。傍晚时分，玄奘小心翼翼地来到烽火台附近的一泓水池中取水，刚取出皮囊盛水，忽地一支暗箭，冷飕飕地射到身边，接着又来一支，玄奘知道已被兵士发现，于是高喊：“我是僧人，从京师来。你们不要射了!”随即牵马向烽火台走去，守兵开门将他带到校尉王祥处，王祥也是信佛之人，他对玄奘说：“西去之路十分艰险，你是到不了目的地的，私自出关，本当受罚，但我不难为你，我送你回敦煌。”玄奘答：“我平生最大的遗憾是佛灭度后，经论有所不周，胜义有所残缺，所以不顾一己的性命，不畏路途的艰险，誓往西方，寻求佛法，施主不相勉励，反劝我退还，恐非为善之道，要抓要罚，悉听尊便，但我决不东移一步!”王祥听后十分感动，第二天一早准备了干粮和水，亲自送玄奘走了十多里，指点他说：“你一直往前走，到第四座烽火台，守台的校尉是我的本家，到时，你声明是我送你来的，他一定会帮助你。”说罢，泣拜而别。
　　晚上，玄奘到了第四座烽火台，因恐守台的兵士为难，想暗中取些水而行，谁知未到泉边，一支箭已从头上飞过，玄奘一如从前，高声喊叫，守兵带他去和校尉见了面，他说明经过：“欲往天竺，路过此地，第一烽王校尉特遣前来。”校尉听后，大为欢喜，热情留宿，并为玄奘准备了一大皮囊水和马料、干粮等。第二天一早，为他送行，并且对他说：“第五个烽火台的校尉性情粗暴，恐有意外，此处一百多里有野马泉，你可在那里取水。”
　　玄奘离别第四个烽火台，便向莫贺延沙漠进发。该沙漠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走了一百多里路，玄奘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身体极为困乏，于是下马取皮囊饮水，谁知，一时失手，竟将皮囊之水打翻在沙漠里，这是致命的损失，黄沙茫茫，如何是好?他想再回到第四座烽火台去取水，于是勒马东行了十几里，心中忽然一惊：“我曾发下誓愿，若不到天竺，绝不东归一步，今何故退还?我宁可就西而死，哪能东归而生?”于是勒马回头，向西迈进，此时四顾茫然，人鸟绝迹，夜则磷火四显，灿若繁星，昼则狂风裹沙，飘散如雨，玄奘决心已下，任马西奔，好在此马虽瘦，却有穿越沙漠的嗅觉，狂奔几里，跑到了一片绿洲上，此地有碧草、清泉，人马因而脱离困境，喝够了泉水，人马饱餐一顿，在草地上睡了一天。第二天，盛水取草继续前进，又经两日的路程，方才走出了八百里的莫贺延沙漠。到达了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玄奘投宿在一座伊吾佛寺。寺里有一名汉族老和尚听说玄奘到此，衣服没穿好，就赤着脚跑出来迎接，抱着玄奘痛哭“我做梦也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故乡之人!”想起一路的艰辛，玄奘禁不住悲从心起，也哭泣起来。
　　玄奘在伊吾国停留了十多天，当地僧人纷纷前来向他请教，当地国王也对他热情相待。当时西域有一大国，名叫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国王麹(qū)文泰，久闻玄奘大名，于是派使臣前来迎接，将玄奘迎到高昌王城，麹文泰说：“弟子闻大师英名已久，今能得见，真是三生有幸，二人相谈甚欢，深夜才散，不久麹文泰又将高昌国的高僧带来与玄奘相见，并劝玄奘留在高昌，不必到印度，麹文泰说：“弟子闻法师名，不觉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我要留住法师在此供养一生，且令一国之人皆为师弟子。听师讲授，此地僧人虽少，亦有数千，望法师不要以西行为念。”玄奘自是不允，麹文泰道：“弟子爱慕法师，必须留住法师，葱岭可转，我志不移!”玄奘于是反复辞谢，麹文泰怒道：“摆在法师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送法师回国，或留在此处，望法师三思。”玄奘不为所动，坚定地说：“玄奘远游是为了探求大法，今为大王所阻，只可让骸骨留下，玄奘的精神、意志不会羁留此地!”说罢呜咽而泣。
　　麹文泰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每日亲自捧盘进食，以示礼敬，玄奘见难以脱身，于是端坐不言，以绝食相争，一连三天，水食不进，到了第四天，已是气息奄奄，生命垂危，麹文泰见状，心内愧疚不安，赶快叩头谢罪：“任法师西行，盼早日进食”，又要求和玄奘结为兄弟，请玄奘再留住一个月，开讲《仁王般若经》，玄奘一一答应，恢复了饮食。
　　在玄奘开讲《仁王般若经》时，身为国王的麹文泰亲捧香炉引路，到了讲坛前，麹文泰先把身体伏在地上，让玄奘踏着上坛，天天如此，毫不怠慢，玄奘离开高昌国时，麹文泰为玄奘准备行装，挑选了四个侍者，以及黄金白银礼品等，出城远送数十里，洒泪拥抱，互道珍重而别。
　　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西域各地，倘去天竺，则必需叶护的协助。因此，麹文泰特敕殿中侍御史，赍绫绢五百匹、从骑六十人，护送玄奘法师至叶护可汗处。
　　玄奘一行离开高昌后，过屈支(今新疆库车)诸国，翻越天山，到达素叶城，与叶护可汗相见。叶护可汗虽然不信佛法，但当时，他想与唐朝联姻，又因高昌王和他是亲戚，所以见了玄奘后，热情款待。过了几天，叶护可汗致信所属各国(当时西域各国都受叶护可汗控制)，要他们善待玄奘，凭着叶护可汗致所经各小国国君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玄奘法师较为顺利地经过笯赤建等十国，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直抵邻近北印度的迦毕式国(今阿富汗卡非里斯坦地区)。再从此东行，进入古印度北境。
　　游学印度
　　当时的古印度境内，小国林立。玄奘渡过印度河，至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一带地区)，该国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麓，一名罽宾国，是小乘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佛教史上著名的第四次结集就发生在这里。玄奘在此停留两年，跟七十余岁的著名法师法称学习《俱舍论》《顺正理》《大毗婆沙》及《因明》(印度逻辑学)《声明》(印度语言文字学)，全部通达并到处观瞻圣迹后玄奘才开始新的旅程。
　　玄奘法师离开迦湿弥罗国，赴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西部一带地区)。他们二十余人在波罗奢大森林中结伴而行，途中遇到五十多个强盗，将他们的衣物资财劫夺净尽，还想将他们都杀死。幸得当地村民救助，方得幸免。同行的人个个悲泣。唯玄奘法师欢笑如常。众人惊异，问法师为何不悲伤?法师答：“人生之贵，莫过生命；生命既存，他何所忧?我国书曰：‘天地之大宝曰生’，大宝既在，衣物资财又何足挂齿?”众人转悲为喜。感叹玄奘胸怀宽广。
　　次日，他们抵达磔迦国东境一大城，玄奘听说在该地的大庵罗林中，有一老婆罗门，学问十分渊博，系龙树的徒孙，精通《经百论》《广百论》《中论》及外道(婆罗门教)经典《吠陀》等书，玄奘欢喜异常，即前往拜望，乃停留一月，从其学之。然后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那仆底国(今印度费罗兹普尔地区)。此地有位调伏光法师，原为北印度王子，学问极深，著有《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玄奘停留于此十四月(贞观五年一月至贞观六年二月)，从其学《阿毗达摩杂集论》《阿毗达摩藏显宗论》《因明正理门论》等。再东至阇烂达罗国(今印度东北境的贾朗达尔地区)那伽罗寺，向月胄论师学《阿毗达摩品类足论》，后至禄勒那国(今印度罗塔克以北地区)，从阇那崛多大德学经量部的根本论著——《众事分毗婆沙》(今已不存)达四月之久。又跟德光法师的弟子、时年九十的密多犀那学《辩真论》(该书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典籍)。
　　又经秣兔罗国(今印度北方邦的马土腊)、劫比他国(今印度北部的萨姆基萨)至羯若鞠阇国(今印度中部的卡瑙季)，时间大约在贞观五年(631年)，初次见到了狂热信仰佛教的戒日王(590—647年)。再往东南行二千余里，经过四国，与八十余人乘舟顺恒河而下时，遇到凶恶的强盗。玄奘法师因长得俊秀，被捉去活杀祭天。万分危急之际，同舟诸人，齐声痛哭，顷刻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强盗们吓得大惊失色，急忙问大家：“这和尚从何处来?”众人高喊道：“他从中国来，是位求法的高僧，你们若杀他，必遭天谴，赶快悔罪吧!”强盗们连忙改容谢罪：“从今日起，洗手不干，愿法师证明。”说完纷纷将武器投入河中，并受五戒。瞬时风平浪静，一切如常。
　　九死一生后的玄奘，经过恒河与朱木那河交汇处的憍赏弥国(今柯萨姆地区)，到达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一带)，瞻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腊伐尼林等圣迹。再东行七百里，至拘尸那揭罗国(今印度北部戈拉克普尔东面的卡西亚地区)，瞻仰了释迦牟尼寂灭之地——婆罗大林。继往西南大森林中行七百余里，抵达婆罗痆斯国(今北印度恒河左岸瓦腊纳西一带)。瞻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说法的鹿野苑伽蓝。后顺恒河东下千里，到达毗舍离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浦尔)，瞻仰了以耶舍为首的诸长老比丘召集七百比丘审定律藏的第二次结集遗址。
　　随后从毗舍离城南渡恒河，到达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南部)，巡礼了该国国都华氏城(今邦首府巴特那)、伽耶城、王舍城(今底赖耶，周围有灵鹫五山，为释迦牟尼传教的中心地区之一)、竹林精舍、迦叶尊者召集五百比丘举行第一次结集(上座部结集)处及大众部结集处等圣迹，最后抵达那烂陀寺(在今巴腊贡地方)。众僧闻讯，夹道欢迎，其中二十人引他去参见住持戒贤法师。时玄奘法师三十三岁。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寺院，亦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研究中心。寺中，“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大、小乘佛教的精华，几乎都聚集在这里。戒贤法师为玄奘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年逾百岁，众所景仰，大家不敢直称其名，称其为“正法藏”。他是当时大乘佛教的权威，很少讲学，却破例为玄奘开讲了大乘佛教中最玄奥的一部“百科全书”——《瑜伽师地论》。历时一年零五个月才讲完，远近赶来听讲的有数千人。
　　玄奘法师在寺内，被尊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享受上宾礼遇。他除听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三遍外，还听其他法师讲《顺正理》《显扬》《阿毗达摩杂集论》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诸论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至于《阿毗达摩俱舍论》《大毗婆沙论》《六足》诸论，他先前已听讲过，至此只提出若干疑义，与众人讨论。同时兼学婆罗门《声明记论》。如此历时五年，即贞观八年至十二年(634—638年)。
　　玄奘在那烂陀寺时，因精通大小乘学，声誉鹊起。为了更广泛地参学，乃离寺南游，经伊烂拏钵伐多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孟吉尔地区)，从怛他揭多毱多和羼底僧诃二大德学《大毗婆沙论》《顺正理》等论一年。再穿过羯罗拏国(今巴拉布姆地区)、乌荼国(今奥里萨)，至憍萨里国(今那格普尔一带)，停留一月余，从一个善解因明的婆罗门(古印度第一种姓，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学《集量论》。从此进入南印度境，经案达罗国至驮那羯磔迦国，跟苏部底、苏利耶二僧学小乘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达数月之久，二僧亦向玄奘学大乘诸论。继过珠利耶国至达罗毗荼国，于建志城逢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大德觉自在云和无畏牙，就向他俩询问《瑜伽要文》及僧伽罗国佛教情况。再穿过摩诃剌他国(今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渡印度河，至钵伐多罗国(今印度旁遮普邦)，在此停留两年，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摄正法》《成实论》等。然后回到那烂陀寺，参见戒贤法师后，听说寺西有个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的，学问很好，乃持萨婆多部三藏及《因明》《声明》诸论向其咨询所疑。再赴杖林山，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论》《成无畏论》《庄严经论》《意义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诸论，并询问瑜伽、因明诸疑，首尾达二年之久。如此在各地游历参学，前后四年，即贞观十二年(639年)至十六年(642年)。
　　玄奘法师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论师之嘱，为众僧讲解《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为了沟通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派的论争，玄奘又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由于他综摄各师所长，学识并世无双，论著写就后得到戒贤论师和诸大德的赞许，当即就刊布流通。
　　当时，印度学术派别众多，有一“顺世外道”认为世界由地、火、水、风四种物质元素组成，否认灵魂的存在以及死后世界、轮回、报应、解脱等。他们来到那烂陀寺，要求辩论，他们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归纳成四十条，悬在寺庙大门上，宣称如有人能驳倒其中一条，他们愿意被斩首。一连几天，无人应战。玄奘法师乃挺身而出，他运用数论派哲学原理滔滔雄辩，驳得对手“神理俱丧，溘然潜伏”。他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拟折服南印度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破大乘论》的异说，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戒贤法师和诸大德看后，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劲)寇也，何敌当之!”(引文均见《续高僧传·卷四》)
　　玄奘法师在印度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公认为佛学界的权威。印度各界人士都挽留他，但他心系祖国，很想早日回国弘法，戒贤论师赞许玄奘的想法，为之装点行装，付给经论。正在这时，东印度迦摩缕多国(今阿萨姆邦)国王拘摩罗再三遣使迎请玄奘前往弘扬佛法，他遂赴该国月余。适值戒日王又遣使来请玄奘法师参加辩论法会，拘摩罗就命象军二万、船三万，护送玄奘至羯朱祗罗国(今恒河以北的拉杰马哈尔地区)，遇着戒日王。玄奘以自己博学多识，辩才无碍的声望，应邀参加过各种辩论法会。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这年(642年)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专为他在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加瑙吉市)主持召开的。
　　这次法会极为隆重，戒日王邀请了十八国的国王莅临听法。同时召集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沙门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前来参加辩论。这些人都是印度当时著名的学者。而远近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会场上象、舆、幢、幡峨峨环绕，云蒸霞蔚，充塞数十里间，其盛况可以想见!
　　大会开始后，玄奘登上论坛。戒日王恭请玄奘为论主，称扬大乘教义。法会以玄奘所著《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由一名僧人在论场宣读，另外誊写一本，悬于论场门口，请大家批驳。
　　玄奘说：“如有人发现《制恶见论》有一个字没有道理，并据理驳倒，就请斩下我的头以向大家谢罪。”但十八天的法会完了，没有一人能驳倒玄奘。玄奘法师终于得到了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尊他为“大乘的神”；就连在法会上与他辩论最激烈的小乘教徒，也不得不折服在其脚下，尊他为“解脱的神”。
　　从此玄奘名震印度，无论哪一个学派没有一个不佩服他。这说明玄奘法师已成为世界佛学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这在世界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载誉归国
　　嗣后，玄奘法师又参加了在钵罗、耶伽两河之间举行的五年一次的无遮大法会，这才辞别戒日王，携带着佛骨舍利、金银佛像和六百多部梵文佛经，起程东归。过印度河时，风浪大作，船倾欲覆，失掉了梵本五十夹及一些印度花种。乃停留乌铎迦汉荼城五十余天，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维耶部三藏。再循来路经滥波等国，出迦毕式境，翻越兴都库什大雪山，过睹货罗故都邑(今阿富汗东北境的安达拉伯)，进入中国国境。沿山谷间的河道经公主堡到达朅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县)，再经乌铩国(今英吉沙县)、沮渠国(今喀什地区的喀拉里克)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因国王殷勤挽留，而所乘大象又病死，同时担心朝廷责怪他私自出国，乃写了一道表章，叙述此行经过，派人随商人入朝，代为呈上。自己暂驻于阗，日以继夜地为僧侣讲说《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杂集论》《俱舍论》《摄大乘论》。约停了七八个月，使者归来，带来了唐太宗的手令，手令说：“法师归来，我万分欢喜，但愿与法师早日相见，我已命沿途各地护送法师”，这道手令实际上已赦免了玄奘当年私自出国之罪。
　　贞观十九年(645年)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由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578—648年)等人迎接回长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争睹慈颜。欢迎的人群长达数十里，因为城门外被群众拥挤得水泄不通，玄奘无法进城，当晚只好住在城外，玄奘所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玄奘西行取经，往返17年，旅行5万里，以他的双足走出了一条沟通了东亚、中亚、南亚文明的通道，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声驰千载
　　玄奘回国到达洛阳时，唐太宗亲自出迎，赐坐畅谈，殷勤慰劳，并请他根据旅途的见闻，撰写《西域传》，并一再劝他还俗做官，法师力辞。从此，法师组织译场，集中精力翻译佛经，并应太宗之请，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法师功盖当代，泽及后世，其赫赫功业难以遍言，撮其要者有：
　　法师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是重建印度历史的指南
　　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古代印度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古印度人在记录自己的历史时，不十分重视历史的次序，也不十分注意历史的准确性。这就给后来印度古代史的研究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陷，同时也给近代考古工作带来了缺乏文字考证的困难。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极为精确详尽地记述了自己游历一百三十八国的见闻。内容涉及各国的疆域范围、城市大小、名胜古迹、历史传说、风土人情等等。甚至一座塔的高度，一所寺院的人数，他都准确无误地忠实记录。一千三百多年后的考古发掘证明，玄奘的记载是可靠的。
　　20世纪初，印度政府在发掘鹿野苑、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遗迹时，由于缺乏史料，无从查找古迹的方位。于是，《大唐西域记》便成了这次考古活动的指南。
　　《大唐西域记》是这样描述鹿野苑遗迹的——“婆罗尼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余尺。精舍之中有金*(左钅右俞)(黄铜)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印度考古学家正是根据上述记载，丈量了鹿野苑的遗址，测定了中央佛寺的位置，并在废墟的瓦砾中找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初转法轮的地方。
　　同样，考古学家循着玄奘法师所指示的路线，在菩提伽耶找了释迦牟尼成道时的菩提树，在拘尸那伽发现了释迦牟尼涅槃之处。
　　印度历史学家Ali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辛哈说：“玄奘——有资格成为印度的波舍尼阿斯(希腊著名风土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密斯也高度评价道：“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中印文化交流的奠基人
　　贞观七年(633年)，玄奘法师在印度会见了戒日王。其后，戒日王盛情款待了这位来自中国的使者，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向玄奘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并与玄奘谈起了唐舞《秦王破阵乐》的来由。玄奘向戒日王讲述了大唐帝国的声威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功业，引发了戒日王对中国的思慕。戒日王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派遣使者来唐，与唐王朝建立了中印两国的政府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唐朝不久也派使者李义表出使印度。玄奘为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玄奘法师在印度期间，与印度学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回国后，许多印度友人给他送来书信和礼物。其中有一位中印度摩诃菩提寺的慧天法师，曾与玄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阴历五月，慧天法师托人给玄奘法师带来一封信，表示忏悔!玄奘在回信中说：“当年在大会上辩论，为了维护真理，就不能顾及情面，因此言语上有些冒犯的地方，但辩论过后也就不再记在心上了。现在来信何必还要重提过去的事呢!”玄奘以其不计前嫌的言行向印度人民展示了中国学者博大的胸襟!
　　晚唐段成式(?—863年)所撰《酉阳杂俎》云：日本僧人金刚三昧(818年前后在华)游历印度时看见印度的寺院里都画有玄奘法师所穿的麻履及所用的匙、箸(zhù，筷子)等，并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可见当时的印度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履当做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了。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使者李义表出使印度归来，奏称东天竺国王请求把中国道教的经典著作《道德经》译成梵文后传入印度。于是李世民便命玄奘法师将该经译汉为梵。玄奘以其渊博的学识，完成了这部译作。当时在中国盛传的《大乘起信论》，传说为印度马鸣菩萨所作，但在印度却失传了，玄奘又译汉为梵，将这部名著传到印度。这些，加强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玄奘法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依旧刻在印度人民的心中。在印度国家博物馆里，记载着玄奘留学的事迹。在那烂陀佛教学院里，至今保存着玄奘用过的物品。在印度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一致把玄奘颂扬为：“对印度史学贡献最大的外国古代学者。”甚至连那些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也能从教科书中读到玄奘的事迹。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
　　在玄奘译经之前，唐代曾经有过译场，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其他僧人的译经活动，但是这些译场或活动虽然有的曾经搞得轰轰烈烈，可是没有多久就停止了，而只有玄奘的译场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搞得非常成功。这与玄奘的崇高威望、渊博的学识密不可分。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有学者将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玄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还有学者对玄奘翻译的《金刚经》作了分析，强调“玄奘实际上只译了一次《金刚经》，后来译《大般若经》时，直接把初译本当做第九分编入，而未作任何改动和重译。”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所以，《金刚经》玄奘本是最忠实于原本，最详尽无缺的一个本子。玄奘译文忠实原著，但忠实的目的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更畅达地去表现原著，这正是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
　　玄奘最早提出的“五不翻”的翻译原则至今仍被翻译界所遵守。他说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译，而是“不意译”，只译音。他说的五种“不意译”情况是：
　　(1)秘密故(也就是佛教的秘密，如咒语，要译音)。
　　(2)含多义故(不是指一词多义，而是指需要长篇大论解释的概念，应先译音，再讲解普及)。比如将梵语有个词译音为薄枷梵。原词虽指佛陀，但还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六义，光说佛陀，不足以表达其原意。
　　(3)此无故(中国没有的东西)。与其他四类相比，此类不同之处是指我们没有的事物和人名地名。
　　(4)顺古故(即已有的译音，不再重译)。如在玄奘译经之前，已有梵语译音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意为能够觉知佛教的一切真理，并如实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获得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个词不必新译，采用古人的译词就可以了。
　　(5)生善故(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要译音)。如梵语有个词音译为般若，这个词的意思和智慧差不多，但佛教徒认为它和一般智慧不同，认为它是直接了解一切事物本质的特殊智慧。所以要音译。
　　玄奘所采用的十步质量控制法，比当今任何翻译流程都严密、精准得多。值得当今任何翻译团队借鉴。这十步是：
　　第一步 由主译对原文进行讲解和口译，这由一人或多人担当。
　　第二步 译员集体诵读主译在第一步中口译的文本，以检验口译的正确性。诵读的必要性在于，经文原本就是为了诵读而写。
　　第三步 由一组低级译员从梵文译出中文初稿。译稿包含从梵文术语到中文对等语的直译。
　　第四步 由一名受过经文翻译训练的高级汉僧撰出完整的中文译本。这是整个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名僧人必须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和语言知识。
　　第五步 精简译文文字、优化句子结构。这步必不可少，因为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常有极大的语言学差异。
　　第六步 把中文译文回译到梵文，再与原梵文本对照。一旦发现误译之处，立即纠正。
　　第七步 复查已校译文以识别误用的汉字，锤炼文字以提高可读性。
　　第八步 进一步雕琢译文的文字，以增添文采、丰富用词。
　　第九步 高声诵读译文，以检验文本的听觉效果。听觉效果很重要，因为经文是用来向听者高声布道的。
　　第十步 由主译最终审定译文。
　　已故的印度的柏乐天教授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出这么伟大的翻译家，这是中国的骄傲。”
　　创立宗派，影响深远
　　玄奘回国后，创立了唯识宗。唯识宗的主要学说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为总纲。以转依(转识成智)为宗旨。
　　(1)五法、三自性、八识
　　五法 名、相、分别、正智、如如，这是对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的概括。“名”和“相”指世间有为法皆有名有相，称为名相之法；“分别”指人们的主观能对事物分别认识；“正智”指圣人清净(无漏)实智；“如如”指实智对真如的理解。此五法不出染净和主客观，总括诸法。
　　三自性 把宇宙万法分为三种性质，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普遍计度一切法，然后颠倒迷执，认为或有或无，名遍计所执性；万法皆无自性，不能单独生起，须靠众缘俱备，乃后生起，名依他起性；诸法的本体，名为法性，亦叫真如，湛然常住，遍满十方，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之性，名圆成实性。此中遍计为妄有，依他为假有，圆成为实有。
　　八识 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识是明辨认识的意思，又叫做心或意，每个众生都有上述八个认识作用，称为“八识”。唯识宗深入分析诸法性相，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一切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从而认为“唯识无境”。并把思想认识的转变即转依，看成是由迷而悟、由染转净的修习目的，故强调修习唯识观行，以期转识成智，成就解脱。
　　(2)转依说
　　转依说即转变所依，即解脱的另一称谓。转依有两类。
　　第一，转净依。唯识宗把“八识”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阿赖耶识，是根本识，因为它存放着化育宇宙万物的种子。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总要进行心、口、身三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便形成经验。经验并不消灭，而是以概念形式留存下来。这概念就是种子。种子存放在阿赖耶识中，所以阿赖耶识也叫“藏识”。条件成熟，种子又变现各种现象和事物。唯识宗认为，整个宇宙和每个人的根身乃至各种意识活动都是种子变现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个人又进行各种活动，形成新概念。这新概念就是新种子，又存放在阿赖耶识中。人们的活动形成种子，这叫现行熏种子；种子变现新事物，这叫种子生现行。种子与现行就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在懂得佛法之前，人们的活动一般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能如实地理解事物，这种熏习出来的种子便是染污的。在懂得佛法之后，人们能如实地认识事物，其活动所熏习出来的种子也就是清净的了。染污的种子和清净的种子都存放在阿赖耶识中，所以阿赖耶识就是染净依。
　　第二，迷悟依。人们不如实认识事物，这是“迷”，需要改正。怎样改正呢?那就是如实地认识事物，这是“悟”。如实地认识事物就是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叫“真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任何事物中都存在，而又不实在，它不过是个形容词，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道理”。这道理也就是“真如”，也就是“迷悟依”。以这种道理为依据去认识事物，就可以由迷转悟。由迷转悟是另一类转依。
　　染净依与迷悟依密切相联。唯识宗把染净依看成是“心”，把迷悟依看成是“理”(道理)。只有把心思寄托在道理上(明白道理)才能推动依止的转变，就是说，心先要明白道理，明白了道理，由一切行动所熏成的种子就是清净的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今天转变一些种子，明天再转变一些种子，有朝一日染净依中的种子都转变成清净的时候，也就得到佛果。染净与迷悟两类转依说是唯识宗的主要理论、最高理论。吕瀓先生说：“慈恩宗(即唯识宗)的两类转依说成了他们把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最后目标。”
　　唯识宗后来传到了日本、朝鲜，影响了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在中国近代，唯识宗曾一度再兴，被不少教界、学界人士深入研究、热情弘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唯识学者们立足唯识学，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等的文化挑战做出回应，使唯识学盛况空前，在宗教与学术两大领域大放异彩，对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唯识学给世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本，帮助不少人建立起精神支柱，其鼓舞向上、安慰人心、平衡社会心理，功不可没。晚近文化豪杰中，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欧阳渐、杨度等，皆曾研习唯识学，其精神、智慧、人格，与唯识学的陶铸关系甚深。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佛教诸宗思想中，唯识学有其特有的优点。它有助于深化国人的哲学思辨、理性探讨问题的能力，提高民族的思维水平，针治中国传统文化畸重直觉、疏于逻辑的弊端，至今尚被不少从事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珍视。
　　白马驮经图 丁云鹏 纸本设色 明代
　　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是东汉初年即公元65年，汉明帝遣使到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中国现在最古的寺院白马寺，就是为纪念白马驮经而建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学派和宗派。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图为汉使与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用马驮着《四十二章经》来中土的情景。
　　玄奘像
　　玄奘(602—664年)是唐代著名僧人，法相宗创始人，通称三藏法师。他学识渊博，备考异说，为求佛教教理究竟，于627年只身西行，历经十数年，行程5万里，所至和所闻多达138个国家，游遍西亚和南亚五天竺国，沿途宣讲大乘教义，声名传遍全印度。645年，玄奘返回长安，带回佛典657部。此外，他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为梵文，传入印度。
　　西行求法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游取经的艰险征途。他先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然后经兰州来到唐朝军事重镇凉州，并在当地名僧慧威法师的邀请下开设讲坛，宣讲《涅槃经》《摄大乘论》等。据史书记载，玄奘在凉州向一个天竺人学习天竺语，此人名叫乌叶，是迦湿弥罗人。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历史上崇尚佛教的一代名君。他在位期间，积极维护佛教，广建寺庙，并提出佛教治国的思想，将佛教推向鼎盛。唐朝佛教的本土化，使中国随即成为佛教的中心。唐代宗派的出现是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标志。
　　历经劫难为真经
　　玄奘从凉州出发，向西经张掖达到瓜州后，再经玉门关西行。玉门关外除有唐朝驻军的五个烽火台外，一路上无人畜水草。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进入号称千里无人烟的莫贺延碛，这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且气候变化无常，忽而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忽而赤日炎炎，暴热难耐的沙漠又叫流沙河，行人商队一般只能靠死人死马做路标。
　　高昌亥神俑
　　出了莫贺延碛，九死一生的玄奘终于来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高昌，受到国王麹文泰的礼遇，并应邀宣讲了《仁王般若经》。离开高昌前，高昌王为玄奘剃度了四个年轻力壮的和尚，以护送大师取经。这四名和尚聪明活泼，尤其其中的年长者，更是机智好动，玄奘为他取的法名叫悟空。图为高昌出土的，以天干地支的观念塑造的亥神俑，这反映出汉文化在西域流传的遗迹。
　　桑奇大塔北门
　　公元628年，玄奘穿过黑岭的大森林，到达北印度。唐时的印度疆域辽阔，大致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司马迁曾将印度译为“身毒”，东汉改称“天竺”，今译名“印度”则始自玄奘。图为印度最早的佛塔——桑奇塔的北门，门总高约1035厘米。
　　蓝毗尼苑
　　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在今尼泊尔境内，两千年来一直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朝圣于此并立有石柱。公元636年，玄奘来到蓝毗尼，见到了无忧树和摩耶夫人沐浴过的水池，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过阿育王石柱以及石柱上所刻文字。他称这里为“腊伐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