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惨遭盗劫的往事，首先得介绍一下藏经洞是怎么发现的?]
“天雷震响”经洞开
敦煌民间有传说称，莫高窟曾经有座庙名叫雷音寺，寺中有一黑风洞可通东海会见龙王，可通南海朝拜观音。但此洞风力极大，能将不慎过往的人畜吸入洞中，寺僧心发慈悲，用石板将洞口封堵。此洞即后来发现的藏经洞，并说因此洞可通往西天，所以只有天雷震响后，秘洞才能打开。虽然这只是一种玄虚的说法，但流传甚广。
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公历6月22日)。发现它的人是当时莫高窟寺庙的住持、道士王圆簶。
王圆簶(1849—1931年)祖籍湖北麻城，因灾荒外流至甘肃，早年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当兵，退役后难觅生计，说是看破红尘，实是混碗饭吃，出家当了道士。在入主莫高窟下寺后，四方化缘，一面雇工清扫洞窟前多年堆积的沙土，一面请人抄写经书。当他将请来的一位杨先生安排在靠近下寺，刚刚清除了洞外积沙的16号窟抄写经书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先是洞室和甬道之间经常发生仿若风力振动，又像春雷滚响的轰鸣声，令人惊恐，吓得在那里抄经的杨先生也想挪到洞外去，但因喜欢洞内凉爽又留了下来，并将抄经的木桌移至甬道北墙之下。这位杨先生有吸烟的习惯，每每抄一会经书，便停下来抽一会旱烟，间隙时，顺手便将用以点火的芨芨草插在北墙壁的裂缝中。有一天，点火余下的芨芨草很长，插入裂缝时竟然深不见底，用手敲击墙面又传出空洞不实的声音，实感惊奇的他，疑有什么神异之事，立即告诉了王道士。当天晚上，王道士便带领雇工和他一道对甬道北墙壁进行了一番探查，终于发现北墙壁壁画后面掩盖有一道泥封的小木门。不知是通向何处的暗道还是藏有宝物的秘室，想起有关黑风洞的传闻，王道士既惊奇万状，又惊恐不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和雇工一道铲去壁画，打开木门，发现秘室“藏经洞”，秘藏千年的几万经卷、文书就重见天日了。
对此，由王道士亲书的《催募经款草单》说：“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土掀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这大约是为化缘的需要，将打开藏经洞一事神秘化了。
宝藏万卷守护难
发现了一洞藏经，“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也深信善有善报，这是天赐的神物，一定会给他、给寺庙带来好运。杨先生说这是件大事，是一件吉祥的事，理应禀报皇上以求奖赏。于是王道士便用褡裢装了鼓鼓囊囊的一袋经卷，带上杨先生替他写的《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折，去见敦煌知县严泽。不学无术的严知县，除吩咐王道士做几个“转经筒”装些经卷供信众祈福外，只将王道士带去请他鉴赏的经卷扣下，充作他官场打点应酬的“礼品”。
其后，王道士又带了一箱经卷，去酒泉拜见擅长书法的肃州道台廷栋。道台一看认为经卷的字还不如自己写的好，轻蔑地说了句“无足重”，收下经卷，给寺庙捐了几两银子，就把王道士打发了。
时有嘉峪关税务司比利时人林以镇，离任回国前去向廷栋辞行，在闲聊中听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事，出于好奇，对那些经卷也流露出兴趣，廷栋当即取出几卷赠予他以作纪念。而他在回国途中，又将经卷分送给伊犁将军长庚和一位姓潘的道台。自此，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就传开了。
而王道士经过两次碰壁，感觉不到那些经卷有什么价值，也就经常取些出来分送给那些给寺庙捐钱、捐物的善男信女，让他们拿回去供奉以保平安。也有个别迷信深重的香客，特意来迎取回去焚烧成灰作为神药吞服，以求祛病延年。
1902年，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是王道士的同乡，对文物略有所知，便吩咐王道士挑选了一批经卷、画像，经由他带去兰州，送给精通金石的甘肃学台叶昌炽。这位学台深知这些经卷确有文物价值，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所藏文物运解省城兰州保管。但腐败的清政府竞以五六千两白银的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
1904年，知县汪宗瀚奉命封存藏经洞，清点完毕后，他虽已吩咐王道士派人用砖头将藏经洞洞门再行封堵，但不知何故，他竟然将清点目录交给了王道士。这就给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在强烈的利益引诱下，为换取银两改建道观，从而造成了大量经卷文书流失埋下了隐患。为造成以后“查无实据”、“清点无凭”的假象，奸猾狡诈的王道士竟胆大妄为地将清点登记的目录一火烧了。这就为其后长达二十年间，藏经洞的几万件瑰宝屡遭盗、骗、劫掠暗开了通道。
[连藏经洞清点目录都敢烧的王道士，能守护住这满满的一洞经卷、文书吗?千年之后重现于世的这几万件无价之宝，将面临何种命运，这不得不讲一讲它二十年的风雨、二十年的遭遇。]
盗、骗、劫掠二十年
1904年4月，重见天日已历时近四年的藏经洞，虽说又被封闭，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通过王道士向官府献宝，官员们用作“礼品”四处贿赠；王道士想借以获取名利不成，又不断地分送给信众以换取对寺庙的捐助，藏经洞的名声已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经卷、文书、绢画，既引起了国际考古界的关注，更勾起了西方盗宝者的贪欲。
1．敦煌骗宝“急先锋”
第一个闻风而动，拉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国际争夺战序幕的，是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勃鲁切夫(1863—1956年)。本应从事地质考察的他，在1905年从塔尔巴哈台一个商人那里，获知发现藏经洞存有大量古代经卷文书的消息后，突起歹心，便放下了“地质考察”的旗号，在沙俄驻迪化总领事的大力支持下，以近水楼台之势，求捷径，闯“鬼谷”，抢在寒冬降临之前的10月，赶赴敦煌，使出哄蒙欺骗，强行交换的伎俩，用六小包价格低廉，质地粗劣的油灯、蜡烛、线番、衣料、铜镜等普通生活、宗教用品，骗走了两大包秘藏千年的经卷、文书、绘画等无价之宝，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桩六比二的买卖，他吃了大亏。不过他自知这是件极不光彩的勾当，所以在夺得宝物归国后，一直守口如瓶，只言不露，直到隐瞒了58多年之后的1963年，他早已过世了，才传出这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难以告人的丑闻。
2．“盗宝特使”斯坦因
紧跟沙俄骗宝者而来的，是丝绸古道上的“盗宝特使”，英国人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年)。前面已经讲过，这位曾三次闯入亚洲腹地，以探险之名，行盗窃文物之实，在楼兰、米兰、尼雅等西域故城狂挖滥掘，劣迹昭彰，声名狼藉的“探险家”，这一次是将他的黑手伸向了丝绸古道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
1906年，他在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支持下，雇了个师爷蒋滋生(蒋孝琬，?—1922)，沿古丝路南道自西向东，在和田、尼雅、楼兰、米兰等地大肆盗掘后，横穿罗布荒漠，于1907年3月12日抵达敦煌。
他先是带着些洋礼品去拜访知县王家彦以求庇护，接着从土耳其商人沙佩赫处打探了莫高窟藏经洞的情况。考虑那里正在举行佛会，唯恐冒失地前去索宝会激起民众愤怒，为避风险，便转道去考察古长城。5月21日再抵敦煌，又自沙佩赫那里得知王道士在四处化缘时，经常对施主讲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于是便在去莫高窟造访王道士时，尽力投其所好，宣称玄奘法师是自己的中国护法神，自己历尽艰苦，不远万里赶来中国，就是想步法师的后尘，作一番访经护经的大事业。
开初，王道士对这位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也是充满疑惧。斯坦因曾记述说：“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
为了解除王道士的畏惧，打消他的顾虑，斯坦因费尽心思，想方设法与他接近，巴结他、奉承他、讨好他，利用宗教信仰迎合他，利用施舍金钱诱惑他，利用他的愚昧忽悠他，利用他的无知欺骗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有记述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崇拜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于是“答应于夜间将秘室所藏的中文写本卷子，悄悄地拿几卷交给我的热心的助手。
斯坦因伪装成玄奘追随者，终于攻破了既迷信又无知的王道士的心理防线后，“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影响下，道士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从道士所掌微弱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英尺(约合三米)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立)方英尺，小室(面积)约有九英尺见方，两个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
接下来“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又“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出来。”任随挑选。惊喜之余，老奸巨猾的斯坦因却更加谨慎，他告诫自己：“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得太过，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斯坦因自述说：“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对于流言的畏惧心情除去。我很谨慎地告诉他说将来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但是他一方面惧怕与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于是当似徘徊于二者之间，到末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我再三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之真诚信奉。”
骗局终见成果，“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道士约定，在我未离中国国土之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先后大约有230捆)，后来不得不用车辆运载了(装了五辆马车)。
此后，斯坦因去了安西榆林窟。6月13日返回敦煌，贪心不足的他又派蒋师爷去找王道士，再度骗得需用几峰骆驼才能驮运的经卷。他先后为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仅仅付出了40块马蹄银(合500两)，而骗走的六朝至宋代经卷、文书装了整整24大箱，绣品、彩绘5大箱，仅手书经卷约有8082卷，木刻印本经卷20余卷。他自称“十六个月以后……平安地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我到那时才真正如释重负。
就是这位三闯亚洲腹地的“盗宝特使”斯坦因，因其掠取的成果辉煌，而在1909年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者金勋章”，获牛津、剑桥大学荣誉博士，比利时科学院名誉院士，1901年6月，被印度政府授予“印度帝国骑士”、爵士称号，被匈牙利奉为“匈牙利儿子”。
3．择宝高手伯希和
保罗·伯希和(1878—1945年)是法国人，是一位熟悉大约十三种语言的语言学家、汉学家。所以正是因为他拥有这方面的专长，而在其掠取中国丝路文物，特别是在翻阅藏经洞的经卷、文书时，能运用其独具的优势，对过目的卷子加以鉴别、挑选，从而取走精品。
伯希和还是个跟义和团打过仗的人。1900年22岁的他，在为越南法国远东学校搜罗中国古书而留住北京时，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两建功勋。一次是他穿过战线去与义和团勇士喝茶并带回一篮新鲜水果；一次是他在两个水手协助下，夺取过义和团一面巨大的军旗，从而赢得过一枚荣誉勋章。
1906年，为争夺新疆地区的文物，伯希和曾与斯坦因竞逐。而1907年冬，伯希和到达迪化时，也许是冤家路窄，他竟意外地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宿敌，因处理义和团事件而遭贬谪在此的辅国公载澜亲王。两人在1900年虽曾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随着岁月流逝，似乎积怨已消。他竟然从澜亲王和长庚将军手里得到了出自藏经洞应属公元8世纪的经卷《金刚经》等让他心动不已的古卷。
夺宝心切的伯希和顾不上严冬的寒冷，风雪兼程赶赴敦煌。并以其一口纯熟的汉语和比较丰富的见识，巧舌如簧地骗得王道士的信任，竟然充许他只身进入藏经洞。
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在烛光下对尚存的几万经卷、文书逐一翻阅，在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除了像小偷一样，每天将他视为最好的古卷塞满外套，偷偷摸摸地带出洞窟，据为己有之外，又像骗子一样，仅用了五百两白银，便换走了他精选出来的两大堆经卷、文书，连偷带骗合计共五千余件，可以说无一不是藏经洞几万件经卷、文书中的精华。
伯希和将这批珍贵文物谨慎包装运至沿海，交商船发运法国后，张狂的他竟洋洋得意地于1909年带了他特意留下的一箱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到北京六国饭店展出，这才使“敦煌夺宝之风声，籍籍传播”，引得国人惊讶，引起学界深思。
信息不灵，管理不力的北京政府惊讶之余，这才电告敦煌官员，责令对“藏经洞”内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这虽算是“亡羊补牢”的一点措施，但“藏经洞”的发现已历时九年，早已为列强各国“探险家”们垂涎三尺的我国之瑰宝屡遭盗劫后已所剩不多了，不免令人痛惜。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张大千先生也感叹：“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
4．遗书解京又遭劫
由于伯希和在京展示其所获的藏经洞经卷、文书，激起民愤，清政府学部方于1909年8月20日，电令陕甘总督检齐解部，又令新疆巡抚何彦升监督，何派其子何震彝前往接收，负责点验、运输、缴送事宜。闻讯后，敦煌官绅上下，惊诧异常，当他们确知那些经卷、文书均系珍贵之文物，遂一轰而上，各出高招，竞相抢取，共让拿走2000余卷。
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深恐经卷、文书悉数运走，寺庙断了财源，又暗自偷藏了数千卷。所以在拖延至1910年10月起运时，六辆马车所载经卷、文书已不多了，一路上又遭大小官吏层层窃取。至1911年抵京后，清政府竟以无地收藏为由，而将其暂存于何震彝的岳父李盛铎(时任清廷驻比利时公使)家中。何震彝又乘机与刘廷深、方尔谦勾结，以撕断长卷充数的破坏性的恶劣手法，盗走经卷、文书约2000卷。其后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仅剩下8697号了。对于此事，学部侍郎宝熙虽曾参奏，但因武昌起义而未得追究。李家盗取的经卷、文书，于1925年8月由京师图书馆以3万元收购了一些，1935年卖给日本人约400卷，抗战时卖给了上海政府144件，现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5．满载而归鄂登堡
1909—1910年，1914—1915年，两度担任俄国东土耳其斯坦考察队队长的俄国佛教艺术历史学家鄂登堡(1863—1934)，曾在吐鲁番等地盗掘后，又带领10余人在敦煌莫高窟等地大肆探查搜寻，直至国内十月革命爆发，方才撤离。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测绘洞窟443个，拍摄照片3000多张，临摹画稿2000多幅，搜得古代写本、经卷4000余卷，收获丰硕，满载而归。这些文物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6．疑是谍影闯敦煌
1911年10月5日，按日本大谷光瑞的派遣，为了接应于1910年冬经由俄国入境，而在南疆失去联系的桔瑞超(1890—1968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赶赴敦煌，在等候期间，得手经卷100多卷、佛像2尊。
1912年1月25日，桔瑞超经由丝路南道抵达敦煌，与吉川小一郎会合后，又弄得“藏经洞”流失的经卷367卷。1914年2月，桔瑞超再去敦煌又弄走100多卷。
7．白俄残军扰莫高
1920年11月，窜入我国境内的沙俄白军阿连阔夫残部900余人，竟被昏庸、愚昧的新疆督军杨新增、甘肃督军陆洪涛，安排进驻敦煌莫高窟。这批残兵败将、亡命之徒，像“猴群闯入瓷器店”，在存有精美壁画、塑像的佛窟里折木柱、劈门板、砌灶盘锅、烧火煮饭，烟熏火燎，任意刮剥佛像上的金箔，胡乱在精美的壁画上涂鸦，致使许多壁画、彩塑惨遭破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21年11月，甘肃省政府决定给这批亡命之徒每人路银6两，分批解送回国，至1922年3月才全部离开敦煌。1927年阿连阔夫被引渡回国后判处枪决。
据1921年陈庚雅著《西北视察日记》记载：原居于莫高窟“最高层之窟(464窟)中，见一女子趺坐(读fū zuó扶坐，佛教徒盘腿端坐)，以真金玉为装饰，华贵一如佛像，白俄一一窃去其宝物，女尸即颓然而散，视如灰土。尝读莫高窟碑记，(元代)青海王后公主捐金修寺事，想此华贵女尸，或即此辈古代贵妇女之修佛者也。”这显然是白俄军留下的斑斑劣迹之一。
8、剥画强人华尔纳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1881—1955年)，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资助，经西安、兰州、酒泉至喀喇库图(黑城)发掘，但由于那里早已被俄国的科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等捷足先登，像大扫荡似地劫掠一空。
嫉恨之余，华尔纳立即赶赴敦煌，以70两银子贿赂王道士后，竭力避开进香的善男信女，偷偷摸摸地挑选那些绘于唐代的或气势磅礴、金碧辉煌，或淡雅素洁，美不胜收的壁画，以他早已准备好的涂有粘着剂的胶布，在10天内，剥取了第335、321、329、320、323、331、285等洞窟中包括有《张骞通西域图》《石佛浮江》及佛教故事观无量寿经变、宝雨经变、西方净土变等初、盛唐壁画17幅(另有3幅已涂乳胶粘剥未遂)，连同328窟初唐彩塑供养菩萨和257窟北魏影塑天人像掠到美国，藏入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成了那里的镇馆之宝。从而在莫高窟的壁画上开了天窗，留下了似在滴血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
由于进入冬季，华尔纳赖以剥画的高科技技术失去效力，粘剥难以继续，无可奈何的他才悄悄离开敦煌，带着赃物回到美国。
但欲壑难填，贼心不死的华尔纳，在再度做好充分准备后，又于1925年，用马车拉上大量粘胶布再赴敦煌，企图大干一场。由于做贼心虚，他先是冠冕堂皇地争取了北京大学与他合作考察，后又让结伴而来的同伙杰恩任代理队长率队先行一步。
杰恩等一行赶到敦煌后，由于华尔纳剥画的劣迹，早以被觉醒的当地人民察觉，在敦煌官府和人民的强力反对和阻止下，受北京大学派遣随队前往调查的陈万里等爱国学者又暗中防范，华尔纳准备大揭、大剥、大干一番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这位红头发洋人的无耻行径，给历经千年风雨的丝绸古道上的“墙壁上的图书馆”所造成的破坏确实令人发指。文物是无法再生的资源，此等破坏人类珍贵文化遗存的罪孽，不仅遭到中外人士的同声谴责，而且必将遗臭万世，遗骂万年。
臭名昭著的华尔纳二闯敦煌盗宝失败后，不肯善罢干休的福格博物馆竟求助于“盗宝特使”斯坦因，向他提供了2万英镑经费，请他代替华尔纳，再赴敦煌劫宝。斯坦因虽然通过各种手段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为他开了绿灯，但因其恶名昭著，以致在他1930年再赴新疆不久，即招来中国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强烈要求政府将他驱逐出境。而他也被迫承认失败，提前溜回印度。至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已上演了近30年的“夺宝大战”，终于拉上了帷幕。
9．跳梁小丑巴慎思
就在“藏经洞”夺宝大战闭幕后的1937年，又有一个跳梁小丑英国人巴慎思还想登上舞台，续演一出“佛窟剥画案”。他潜入敦煌后虽已暗自剥得壁画10余方，但因罪行败露，不得不弃画而逃，剥离之壁画得以截获。这也算得上是在警示国人，强盗贼心难改，宝藏仍多凶险，国人尚需警惕，护宝任重道远。
千年佛窟展辉煌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次日上午一连解放军乘卡车到达莫高窟，率队的四师十二团张献奎团长、漆承德政委向绝粮断炊困守石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送去一车面粉、牛羊肉，并向他们宣布：“我门奉彭总的命令保护千佛洞。”从此莫高窟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重获新生。
1950年2月21日，政务院电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敦煌文物甚为宝贵”，“请注意加以保护”。中共中央西北局随即致电中共甘肃省委，关注“敦煌石室保护情况”。1950年6月，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领导。
1951年4月至6月，敦煌文物展览会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周恩来总理曾提前参观，他在看到展出的近半世纪中帝国主义分子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和破坏的罪证时说：“这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帝国剥夺我们的财富。”
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助敦煌文物研究所勘察维修洞窟。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精心组织下，先后清除了莫高窟窟区的积沙，对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崖体进行了全面加固维修。对遭病害的壁画进行了治理抢救，对残损的塑像进行了修复，为开放参观的洞窟内安装玻璃屏风等，采取了大量的、有效的保护措施，使这些曾遭千百年天灾人祸残损严重的国之瑰宝得以科学维护和保存。其中如从1963年到1966年，整修维护莫高窟195个残破的石窟，加固360余米崖壁、30余处坍危洞窟，修筑4040米的护栏回廊，就大大超越了一千多年前唐代莫高窟“虚栏栈道”的盛况，使历经千年风雨、残损破败的千佛之窟更显风采、光照世人。
1958年10月24日，彭德怀同志参观莫高窟17号窟，听过介绍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情况后说：“真可惜，这么多的稀世珍宝，先人存宝，后人遗失，这件事也反映了清朝、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外国人能拿走，自己人保存不下来。”在参观其他洞窟时又说：“这是国宝，一千多年了，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破坏也不少，这要好好维修，把它好好保存下来。”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时一再叮嘱：“敦煌文化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1992年5月11日，李瑞环同志视察莫高窟后说：“敦煌莫高窟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同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应该把它保护好，不要让历史断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
1992年8月9日，江泽民同志视察敦煌，10日视察莫高窟，在听取汇报后，对敦煌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敦煌要尽快解决交通问题，要建大机场、大旅馆，把敦煌建成一个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对敦煌文物加强保护的同时，还有组织、有安排，坚持不懈地对敦煌石窟中保存千年的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进行临摹，并以这些摹本，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了数十次敦煌艺术展，使辉煌灿烂的中华艺术遗产蜚声五洲四海。
敦煌遗书知多少
由于屡遭盗劫，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很难有个准确的数字。据估计藏经洞原存有五六万写本、雕刻版本、绢画、铜像、法器等从六朝、隋、唐、五代到宋的各类文物。
敦煌遗书最早的纪年，是前秦苻坚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最晚的是北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延续时间几乎长达八个世纪。
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化补遗、校勘有很大价值，而且对研究了解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学、民族历史，以及对外友好往来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批千年积文，堪称传世之瑰宝，被称为“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的成果之一。
敦煌遗书内容浩繁，几近无所不包。若加分类，约可分为：
1．宗教文献：佛教经卷约占95%以上，其余还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等曾在我国流行过的宗教经典。
2．儒家经典：藏经洞遗存有儒家经典百余卷，以《尚书》、《论语》、《诗经》最多，其他还有《易经》、《礼记》、《春秋》等，均有极高学术价值。
3．史籍、地志：这类遗书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尤其是一些有关西北边地的史地材料，既可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又可订正史载之讹误。
4．公私文书：如官府文书、私人契约等等。
5．文学、语言资料：除一些古代文人专集、选集外，更多的是诗歌、小说、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民间文学作品。像人选《婉约词》的两首《望江南》，一首是“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与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说是星空万里，皓月当空，久久遥望，犹如晶莹玉润的银盘。夜深更尽，乌云突起，凉风渐紧，风儿啊!请你为奴家吹去月边的乌云，照一照我那负心的人吧!另一首是“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说是你不必对我那样多情，如此痴情于我也太“死心眼”了，我本是曲江池边一枝柳，任由他人攀折，即使有一时的恩爱欢愉，也是短暂的瞬间，哪会有持久的爱情啊!
6．文化教育资料：如童蒙课本、书仪、书法、音乐、舞蹈等。
7．科教资料：如医药、天文历法、算学、雕板印刷、建筑等。
8．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如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焉耆一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资料等。
藏经洞遗存文物除上述经卷、文书之外，还有丝绸绘画，麻布画幡，金、铜、木制佛教文物等等，真是包罗万象，洋洋大观，一门研究敦煌历史文化的敦煌学，也据此兴起，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和原因争议颇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战争说、宗教说、宗教战争说和废弃文书说、珍藏文书说等。但有关藏经洞封闭的确切年代和原因，至今仍无定论。
[藏经洞开启至今已逾百年，时至今日这数以万计的珍宝分藏在哪里呢?]
由于藏经洞遗存的经卷、文书等60000余件(号)历经二十余年的劫难，已大量流失海外。如今除我国之外，流落国外的，多数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少数藏于印度、瑞典、奥地利、美国。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甘肃、上海、天津、旅顺、南京、浙江、新疆、台湾等地也有少量收藏；
英国共16000余件，其中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有11297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6000余件，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绢画200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有18943件(包括自吐鲁番地区所得)，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35件。
日本收藏数量不详。(有称3000余件)
德国收藏数量不详。(有称原柏林科学院藏有6000余件，包括自吐鲁番地区所得)
韩国收藏数量不详。(有称原汉城博物馆藏有2000余件)
其他还有一些国家也有少量收藏，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应在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骗取、被盗劫的文物当然应该归还中国。一百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还要等到哪一年，流失海外的这些珍宝才能“完璧归赵”。
回顾20世纪初叶中国衰败之际，丝路国宝累遭劫掠的伤心史，不免让人痛心疾首，但伤痛虽自昔日起，而奋发应自今日生，历史的警钟长响不止，催人奋进的号角长鸣不息，不忘伤心史、激发爱国情，爱我中华，强我中华，自应是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