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药剂学和化学中非常珍贵的原料之一无疑是樟脑。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从未出现过这种产品。第一位论述樟脑及其药用特征的拜占庭作家是西蒙·塞特(Simon Seth)，他于11世纪曾名噪一时。此外，他还描述了麝香和某些直到那时为止尚不为拜占庭人所知的其他产品。正如大家所怀疑的那样，塞特的医学著作大部分均译角阿拉伯文典籍。因此，是由穆斯林学者们首先向拜占庭人，稍后不久又向西方人介绍了樟脑。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又是通过伊朗人而了解樟脑的。
在6世纪时，樟脑作为出自远东的作物而在萨珊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同时用于制药业和香料业中。它的香料用法也出现在中期波斯文著作《库思老和勒泰克》中了，我们既掌握有该书的原文，也拥有伊本·穆盖法耳的阿拉伯译文，泰利比同样也把它收入有关波斯国王历史的著作《波斯列王记》中了(左登堡刊布的原文和译文第708页)。有关樟脑的医药用途，我们是通过伊本·赖班·泰伯里而获知的，他是《智慧的乐园》一书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位学者是诃伦(哈伦·赖世德)孙子的御医，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贡迪萨布尔的萨珊王朝医学派别传统的一部阿拉伯文医典。其中用佛教的、中国的和东伊朗(呼罗珊)的医学丰富了地中海人的医学。然而，《智慧的乐园》中的药典肯定应追溯到公元4世纪。我们从中看到，在萨珊王朝的伊朗，大家非常熟悉樟脑在医药中的作用及其一般用途。在萨珊帝国之外，数位作者从公元6世纪起才谈到了樟脑，这就是迪阿贝吉尔(阿米达)的叙利亚人阿厄提尤斯、王族游吟诗人伊姆鲁乌尔—盖斯和在所有这些人中最著名者——伊斯兰先知(见《古兰经》第七十六章，第五节)。当首批穆斯林教徒胜利进军泰息封(库思老城)时，他们在萨珊人的仓库里发现囤积有大量樟脑。他们误把樟脑当做盐这一事实证明，在当时的7世纪初叶，他们尚不熟悉这种产品，而仅仅是风闻过它的药用特征。
第一批穆斯林教徒特别迅速地熟悉了该产品，因为它在萨珊王朝的种植业中就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了，而伊朗正是世界贸易中的樟脑仓库。如果不是通过当时在祆教徒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习惯的做法，那么又该怎样解释伊斯兰教徒用樟脑来熏香死者遗骸这一宗教习惯呢?在我们有关麝香的专论中，大家已经看到这曾是萨珊王朝中的一种常见的宗教习惯。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樟脑似乎始终都是与麝香相克的物品，因为大家赋予了它们相反的功效。如果说宗教为人世间保留了麝香的用途，那么合乎当时人之思路的就是把使用樟脑的权力留给了彼世。总而言之，穆斯林中使用樟脑香脂的习惯肯定要通过祆教徒和其他民族而沿着丝绸之路追溯到中国人本身，中国人当时是世界上樟脑的最大生产者和消费者。
如果说在西方，必须上溯到帕拉赛尔斯时代才能发现比较普遍地使用樟脑的现象，如果说在伊斯兰世界使用樟脑的习惯要追溯到萨珊王朝时代，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则相反，那里很可能从上古时代起就知道樟脑了。
生产樟脑的树仅仅生长在中国南方地区。18和19世纪的旅行家们曾提到过闽南山山脉中的樟脑树林。许多作者都在四川海拔3500法尺的地方发现过这种处于野生状态的树棵。所有这些樟树林都得到了经常性的开发。
为了获得呈纯洁的板片状和小砖块状的商业樟脑，中国人把整棵樟树的树干、树根和树枝都粉碎，然后他们在内部用稻草缠绕的容器中蒸馏樟脑，樟脑便固着在稻草上。呈这种不纯洁状态的樟脑块被搜集起来并堆砌在铅箱中。他们同样还懂得使樟脑升华的技术。
在中国医药学中，樟脑被用作镇静剂、祛风剂、发汗剂、祛风湿剂等。它同样被用作止痛剂以减轻牙疼。他们把樟脑粉喷洒在鞋内以减少脚汗。樟脑还被用于制造烟火。樟脑在中国同样还具有如同在我们之中的萘那样的作用，因为其气味能消灭蛀虫。但由于萘能损坏衣服，所以许多人都避免使用它。
在中国南方，这种物资叫“樟脑”，其北方名称叫潮脑，据认为是出自广东省的“潮州”一名。其法文名字camphre系自阿拉伯文kafur派生而来，而该阿拉伯文本身则要追溯到伊朗文。当然它也以kapura的名称而为印度人所知。但这里不是指一个印度名词，我们应到粟特文、于阗文或其他中亚语言中寻找其最早的原形。
在中世纪和上古时代的末期，樟树林的面积可能要比现在辽阔得多。滥伐樟林明显是由于破坏性经济发展之结果。位于低海拔和人类的活动能及范围内的所有森林都可能被有步骤地伐光了，以至于使中国在本世纪初仅留下了一些难以开发的樟林。
国内和出口需要的增长很早以来就促使中国政府保留了对樟脑的垄断权。此外，在9世纪时，樟脑贸易也变成世界性的了。写于公元851年的《中国和印度游记》的作者观察到，中国政府在广州扣留所有进口商品的30%以供自己使用。“凡是政府所需要的商品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并付现款，在这种交易中不会使进口商受损失。他们索取的是樟脑，每曼(mana)合50法库(fakkuj)。1法库合1000枚铜钱。如果政府不收购之，那么这种樟脑在自由交易中就仅值此价的半数。”我们清楚地看到这里是指中国进口的樟脑，当时肯定不知道其产地。在有关市场价率的问题上，我们不太理解游记作者的思想，因为他讲到广州政府为樟脑付出了比自由市场贵50%的价格，除非我们认为这里是指一种进口补贴。同一位作者于紧接着的下一段文字中在描述中国人的殡葬仪礼时又记载道：“王公们用沉香和樟脑做防腐处理，而平民们则用生石灰做防腐。”(同上引书，美文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34～35节)我们无疑应由此而认为富人必须用樟脑和沉香做尸体的防腐处理，而穷人则是只用少量生石灰来处理。因为穆斯林教始终都用与“穷人”相对立的“王公”一词来指富翁，即贵族。我们不应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游记行文中仅仅是指国王或君主。
在这一时代，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也用樟脑来对富翁做尸体熏香防腐处理，这种产品对平民百姓来说还是有些太贵。在伊斯兰世界，富人都要做尸体防腐处理：除其他的香料物之外，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用100～200克樟脑(A·玛扎海里：《中世纪穆斯林教徒的日常生活》，第56页)。从在殡葬和家庭日用、药剂和香料业中都同时要用这种产品之时起，也就是从8世纪开始，穆斯林、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同时寻求樟脑。所以，当看到樟脑供不应求并达到了高价，富翁和王公从此之后就设法垄断该产品并囤积居奇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所以，樟脑与黄金、白银、中国瓷器、水晶同样珍贵，当然还与珍奇物、麝香和琥珀起了同样的作用，富翁们大量囤积居奇。
苏利在《拉迪和穆泰基的故事》中介绍说，赖迪哈里发于一个节日在巴格达王宫的一大厅中召对了其文人墨客们。他们围坐在一个很大的铅盒周围，其中流动着一种香水，不停地注入铅沟中。“我们都坐在个铅盒的旁边聊天。根据哈里发的敕令，一名仆役取来了一大块樟脑，他把它切成碎块并抛入水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打捞水流冲向自己面前的樟脑块。当我们告辞时，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大份樟脑。”此人还补充说，他把自己的那一份以高价卖给了“樟脑商”。
在整个亚洲都需要樟脑的时代，中国樟脑产品明显不能满足供应市场需求了。大家于是就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樟脑并在中国南部的毗邻地区发现了这种物资。
土库曼王公马利克·穆札菲尔(公元1294年卒)统治着吉祥的阿拉伯地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非常受人器重的药典。据他认为，阿拉伯人于13世纪时使用的樟脑有两种来源：班卒儿(Qaysur，原文如此，应读作Fansur)樟脑(似乎是指一种岛屿起源)和“小中国”樟脑。这是两个不太容易地比定的地方(见穆泰米德书，开罗1951年第2版，第404～405页)。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记载是据伊本·巴伊塔尔的权威著作为基础的。
他指出：“有多种樟脑：班卒儿樟脑、赖耶赫(赖巴赫)樟脑、艾兹德樟脑、混有木屑的浅蓝色樟脑。最佳者当然是白色樟脑，从班卒儿或小中国进口……为了获得白色樟脑。他们使赖耶赫樟脑升华。赖耶赫或赖巴赫是一位国王的名字，他首先在其国内发现了樟脑(参阅努韦里：《文苑观止》第11卷，第294页)。至于班卒儿樟脑，它产自班卒儿。它是最佳、最纯洁、最白者。此外还有伊斯弗里尔、夫尔封、吉克西贝和巴罗斯樟脑。所有这些樟脑都需要升华，这样一来就能得到纯洁的、白色的和能够于其中做升华加工的玻璃器皿状的樟脑砖，大家称之为商业樟脑或加工樟脑。其价居中。”
波斯药剂学家、设拉子的宰因·丁(公元1329～1403年)在他于1366年开始动笔并于1369年增补和敬献给舒杰王的王后贝迪·杰麦尔的《珍品的荟萃》中写道：“阿维森纳说有多种樟脑，如班卒儿樟脑、赖耶赫白樟脑，其次是艾吉德、艾斯夫克(或艾斯古克，明显就是穆泰米德所说的伊斯费里尔)和蓝樟脑。最佳者为班卒儿樟脑，它呈白里透黄色。当班卒儿死亡时，大家又称这种樟脑为赖耶赫樟脑；当赖耶赫死亡时，大家又称为赛里尔樟脑。其大块如同大理石。勒古克樟脑质地很低劣。艾吉德樟脑呈黄琥珀色。赛夫赖克樟脑(参阅伊斯费里尔的例证，艾斯夫克唯有在我们的手稿中明确记载作shefrek，其形容词为shefreki)则是所有樟脑中最不纯洁者。”
我们很难从所有这些著作中找到地理学资料，其中的地名对音不准确，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商业名词。我们仅仅能从中看到的地区是班卒儿(Fansur)和巴罗斯(Balus)，这是两个岛地。最后是“小中国”。
班卒儿是哪里呢?穆泰米德书的刊布者们以伊本·巴伊塔尔的药典(《药草志》第4卷，第42页)为根据而指出，一部分人认为Qaysur明显为Serandib，即细轮叠(锡兰，今之斯里兰卡。下同。——译者)；其他作者们读作Fensur(班卒儿)，它是指马来亚北部的一个地区。中世纪的数位作者都曾谈到过这一班卒儿，其中包括马苏第(《黄金草原》，巴尔比埃·德梅尼纳尔版本，第1卷，第338页)和马可·波罗(其游记第120章)。马可·波罗指出：“当从南巫里(Lambri，即阿拉伯人所说的al-Ramni)出发，在另一个叫班卒儿的王国抛锚。大家可以在世界上得到的最佳樟脑就叫做班卒儿樟脑，它就生长在该王国中。”但Ramni-Lambri均为Lampuri(蓝天星)之讹误，在葡萄牙人时代仍指苏门答腊西北部距亚齐很近的一个地区(参阅伯希和于《通报》第30卷，1932年，第452页的考释)。班卒儿与这一地区互为毗邻。此名的确切形式尚难定夺，晚期的马来文文献中作Pasuri。中国人称之为“班卒儿”，10世纪的波斯舆地书(《世界境域志》第240节)写作Pantchur，这是以阿拉伯人的Fansur为基础的印度文发音。
巴罗斯(婆鲁斯，Balus)在哪里呢?Balus(蒲罗)或Langa-Balus(郎婆露斯)就是我们所说的Baros。因此，班卒儿和巴罗斯(蒲罗或郎婆鲁斯)都位于苏门答腊的西北部，该地区在中世纪时叫做阁婆格(在印度语中作Djavaga，在阿拉伯语中作al-zabadj)。所以在像纳昔尔·科斯洛(《帖木儿武功记》，舍费尔版本)那样的一些作家的书中，我们发现一般均称之为“柴巴格(室利佛逝)樟脑”。
被马立克·穆宰菲尔称为“小中国”的地方更难比定。它可能是出自印度语的一个名词，与“大中国”(在印度文中作MahaCina，在波斯文中作Ma-Tchin，即摩诃支那)相对。我记不起来是否曾在阿拉伯文献中遇到过其同义词al-Sin al-Kubra，也记不起穆泰米德书中的al-Sin al-Sughra的波斯文对应词了。在拉施特史(蒙古人的历史)中，我们遇见了一个阿拉伯—波斯文短语Sin-Kalan(大中国)，它可能是印度文Maha-Cina(摩诃支那)的伊斯兰文形式。
在13世纪的蒙古皇帝忽必烈时代，穆斯林教徒用Sin-Kalan来指广东地区(广州，Khanfou，那里有一个著名的港口，在当代与澳门和香港隔海遥遥相望)。因此，我认为应设法把“小中国”考证为中国南部某地。我很受两个中国省份的吸引，那里今天还是樟脑产地，即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广西或与台北遥遥相望的福建。我认为“小中国”一词曾指福建，由于距当代厦门不远的刺桐(泉州)港而为穆斯林教徒们所知。在该省内，南山山脉中于今日尚有丰富的樟树林。其樟树林在中世纪肯定比今天要丰富和辽阔得多。福建樟脑在13世纪时可能经由刺桐出口。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穆斯林教徒似乎懂得我们的药典(《香料药典》，盖特纳本)中区别出的樟脑的两种特性。它生长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他们从苏门答腊的西北和西海岸的班卒儿和巴鲁斯进口。据海德认为(《利凡得贸易史》，斯图加特1879年版，第2卷，第605页)，这是最佳和最珍贵的樟脑(现今只能在婆罗洲得到它了)。最后，肉桂樟脑与月桂樟脑和药用樟脑属同一类。这种樟脑树存在于中国，从四川一直到面对台湾的海岸以及台湾当地。在日本统治时代(1895～1944年)，台湾樟脑曾被滥加开发。现在这类樟脑的大片森林仅存在于位于横跨越南和云南之间的掸邦地区了。
大家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到共有两种樟树。其一为热带樟树，因为这些地区几乎接近赤道。它生长在从西藏到台湾之间(四川、掸邦、广西、福建、台湾)，其产品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做药用；另外一种则是赤道(苏门答腊—婆罗洲)樟树，仅仅从中世纪后半叶才被开发，特别是做香料用。
中国人是最早熟悉樟脑的人(其国所产的热带类樟脑)，无疑是他们向穿越丝绸之路的民族(其中包括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人)揭示了这一产品的存在及其疗效。直到7世纪时，唯有中国樟脑才在伊朗被人所知和使用。在此时间，中国人自己在苏门答腊的西北发现了赤道带樟树林，向那里传去了他们自古以来就熟悉的开发技术，所以樟脑交易同样也经海上发展起来了。因此，在黑衣大食哈里发时代，穆斯林教徒既可以通过丝绸之路，又可以通过香料之路而获得热带和赤道类两种樟脑。一般来说，东伊朗(呼罗珊)和中亚是通过陆路而获得樟脑的，从上古时代末期起，热带樟脑的情况就如此。西伊朗(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通过香料之路而进口樟脑。很明显，各种樟脑的质量和价格可能与取哪条路运输有关。
中世纪的航海状况即使在印度洋和中国海中也不会在海运价和陆路价之间造成很大的差距。当时的商品几乎始终都是奢侈品，不可能畏惧运费太高。所以，我们丝毫不能断定香料之路能与丝绸之路相竞争。17和18世纪时，在陆路中除了沿途普遍的不安全之外，还应考虑帆船航海的发展，西方船队的竞争使得香料之路最终超过了丝绸之路。换言之，一直到17世纪，尚没有应该放弃陆路的任何经济或政治的原因。
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穆斯林教徒从公元10世纪起就熟悉了茶叶的中国北方名字tcha(在阿拉伯文中作shah)，而不是仅仅在西方才为人所知的thé这种南方名称。俄罗斯人同样也知道茶的北方名称tha，从未停止用骆驼队(从1910年起是用铁路)进口中国茶叶。我丝毫不知道英国人的商业灵活性和快速运茶帆船的速度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后是否成功地击败过布里亚特人的骆驼队。当时确实有过两种茶：砖茶，适应“西胡”人的口味，如西藏人、突厥人，以及俄罗斯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为“洋鬼子”们的宫廷准备的茶叶，如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当代有关茶叶的真实情况在古代更为如此，尤其是作为一种与樟脑同样贵重的食物。因此，有一种典型的海运观念：“阿拉伯人通过香料之路从苏门答腊进口樟脑。”我们还需要作如下补充：在整个中世纪，粟特人和突厥人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口中国樟脑，我们在巴格达可以同时发现上述两种樟脑：通过海路进口的很昂贵的苏门答腊樟脑以及通过陆路进口的非常廉价的中国樟脑。前一种做香料用，后一种做医药用。
我们首先看一下做香料用的樟脑在伊斯兰世界中作何用场。
在《香料化学及其分馏》(K·加尔贝斯版本，1948年莱比锡版，第5、24、25、38、49、54、56、59、60、63、89、91、96和97节)中，肯迪(公元800～870年左右的人)提供了许多必须使用樟脑的处方。樟脑被用进了许多复合香料中。对这些处方中的任何一种的描述都会使我们离题过远，我们仅满足于了解肯迪对樟脑升华工艺的描述。
这位9世纪时的化学家写道：“以两种方式使樟脑升华。下面就是在巴士拉所使用的办法，它可以产生像糖一样的结晶樟脑。首先取里巴赫樟脑，细加研磨并投入一个半球状的杯子中，然后再把它置于一个有三柞高的圆柱形焙土灶上，必须使杯边与圆柱灶的开口处平齐。所使用樟脑应介于15～25克之间。必须于杯子的上部放置一个圆茶碟，凸面向下，如同在我们的图中一样。然后再用石灰浆封好碟子和它覆盖的杯子的边缘。在圆柱灶下燃起很温和的炭火。升华后的樟脑上升并凝结在碟子上，呈冰糖那样的晶体状。其沉重的渣滓留在了杯底。”
处理混有杂质樟脑的第二道程序是提纯。火灶如同上文描述的那样，但较宽而仅有一半高。杯子更要平一些。在樟脑中要搀入六分之一的白硼砂，把这一切细加研碎之后再抛入呈无边圆帽状的一个杯子中，再用一个直径相同的碟子覆盖，用“灰浆”将其边缘密封起来。然后在灶下点燃很旺的木炭火达六小时的时间。升华的樟脑白得如同蛋壳，凝结在盖子上，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刮下来。
在肯迪的书中还有一些伪造樟脑或至少是获得廉价樟脑的配方。其中之一(第六十九方)在于用大米淀粉来增加樟脑的体积，其二出自同一种做法，但使用竹粉。所有这二者似乎都是中国的方法。大家对用大理石粉末来增加樟脑体积的其他做法又作何感想呢?
总而言之，有许多伪造樟脑的方法，几乎与伪造麝香的方式一样多。长期以来，化学的目的就在于找到制造珍贵食物代用品的方法。
如果说炼丹术家始终未能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地合成黄金，但他们却成功地合成了一些普通大众根本无法识破的外来珍贵产品的代用品。麝香为一例，樟脑为另一例。用少许真樟脑或真麝香加入混合物中就足可以欺骗缺乏做升华试验工具的普通顾客。这就是说，除了专职人员之外，所有人几乎始终都要受骗。我们由此便可明白，为什么各国政府(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都要垄断樟脑的销售权。
具体指出樟脑性能的最古老的一部伊斯兰医学论著是泰伯里斯坦的伊本·赖班的《智慧的乐园》，这是指于公元9世纪中叶前后由一名于公元84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伊朗景教徒(?)博士写成的阿拉伯文著作。这是一部有关萨珊王朝时代贡迪萨布尔派医学传统的著作，该派自公元4世纪后曾大放异彩。其中不时地引证了大量的中国—佛教史料，如卡拉噶、苏斯鲁达(妙闻)、马达伐卡拉的《十二因缘》，尤其是瓦格巴达的《医典》。所有这一切都与希腊—景教文献列在一起：玛赛尔哲韦、伊本—麦赛韦赫、布赫提舒，所有这些人均出自贡迪萨布尔派。
总之，有关的著作是在丝绸之路两端发展起来的两种学问交叉的结果。一方面是在东伊朗的大月氏或贵霜宫廷中形成并由中国—斯基泰佛教传播的中国和印度的治疗学；另一方面是基督教叙利亚各派的希腊—埃及医学传统，由萨珊王朝的景教传播并依靠上古时代晚期的两位作者加利安和迪奥斯基里德斯的名望。我们从中还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丝绸之路最初几个世纪中的中国影响。
我们在其他的专论中将有机会谈论用希腊文写作的两名叙利亚—伊朗医生加里安和迪奥斯基里德斯著作中的中国药典内容。
所以，《智慧的乐园》是第一部典型的中世纪医学著作，因为它是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科学交叉的结果，这种交叉是在贡迪萨布尔的萨珊王朝的皇家医学堂中实现的，从此变成了穆斯林教徒的“加利安医学”和“迪奥斯基里德斯医学”的坚强基础，这种医学在解剖学和外科方面的极端贫乏又由于在药剂学和临床学方面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得到了补偿。
穆泰米德在其书中写道：“樟脑是三级的冷—干药，遇到轻度发炎和慢性头疼时应使用它来治疗。因为它的疗效主要在其香味。医生们可以单独开此药(樟脑水)或与花露水及檀香木水混合开具复方。它的一般用途是降低性欲，如吞服则会产生直接效果。为了医治偏头疼和嗜睡，则需每日服溶解在生菜水中的两颗麦粒大的药丸。鼻出血时也用同一处方，在这类情况下则于鼻子中滴几滴樟脑水。其性寒的疗效和验效会解除头部及整个身体发热的病症。过量服用这种香药便会造成黄疸病。其糖浆会使肾脏、膀胱和生殖器官感到清凉，会阻止输精管的功能并会给这些地区的人造成性冷淡症。”
有人开具樟脑处方来医治眼睛发炎，不论使用什么方法，樟脑都会见效，尤其是做眼药用。在耳朵中滴几滴樟脑水就会治好鼻出血病。把樟脑溶在玫瑰油中便可以供女子做香脂用，当月经推迟时就用樟脑水来擦额头。把它配进眼药中去可以医治眼睑的急性发炎。它的明显疗效是以其冷度的作用减轻神经质(镇静神经)，其条件是药用量与病人的气质适宜。它的作用可以由麝香和龙涎香的配剂来中和。在此情况下，同样还使用水生香油，如撒马尔罕的紫罗兰(cheiranhus cheiri)或堇菜。樟脑是祛热和解毒之药，拥有奇特的制止牙龋扩大的效用，用它擦在牙上即可治牙疼。所有这一切均引自伊本·巴伊塔(卒于1248年)的《药草志》中。
同一位作者还指出，在遇到鼻出血时，就应把樟脑溶化在香菜水中，然后在病人的耳朵上滴几滴即可。伊本·朱泽莱指出：在此情况下，就把樟脑搀入罗勒水中。他认为樟脑会调节胆汁的过多分泌。如果将之搀入酸苹果汁中，那就会缓和由蝎子蜇而引起的疼痛。在遇到由于农作物的麦角病而引起的不适时，那就取已溶化在甜石榴汁和已冻好的半支莲种子的水中的四分之一米特喀勒的樟脑。其效力可以由堇菜和睡莲水而得以中和。据第比利斯的哲学家易卜拉欣认为，樟脑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药。它可以使膀胱变得柔软和缓和性欲，只需要两达尼格就足够了。如果服用过量，那可以用高良姜或蜂蜜来解毒。
上文提到的设拉子的宰因·丁在有关樟脑药用的大部分观点上都与穆宰菲尔相吻合。我认为他使用了阿维森纳和伊本·巴伊塔尔的著作(略有小异)。所以，据他认为，每日在鼻子上滴两滴樟脑水就可以治愈脑炎和带来瞌睡、医治偏头疼、制止或引起鼻血，如果把樟脑溶解在罗勒或香菜水中，它也能产生同样的疗效。他根据赖泽斯(宰凯里亚·拉齐，卒于935年)的权威著作而补充说：“樟脑性寒而沁人心脾，可用来医治头部和身体所有部位的急性炎症，其合剂可以解热和调节膀胱的功能，但却能减少胆汁。他与《受神所护佑的人》的作者引用了同一篇文献，但却是依据赖泽斯的权威而论述的。他始终根据同一位医生而补充说，樟脑会在肾脏和膀胱中产生结石。”
我们确实知道，这位医生为我们留下了现在所知的有关这种结石和取出结石手术的第一篇论著。他把结石的产生特别归咎于樟脑的做法同样也很奇怪。他在所从事的研究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混有杂质的不清樟脑呢?就如同肯迪所说的那种混合有被粉碎的大理石或其他某些不溶物的那一种。我更加坚信不疑的是，在赖泽斯的时代，始终都很难识破人伪造的假樟脑。如果有人经常吞食用粉碎的大理石和同类其他物资伪造的樟脑，那么赖泽斯就完全有理由指控这种樟脑长此以往便会在肾和膀胱中产生结石。
最后，下面是宰因·丁据马赛尔哲韦而介绍的一例证：“某人分三次共吞服了六米特喀勒重的樟脑，其胃就因此而紊乱以至于完全不能消化，其性欲也减退到零。除了这两种烦扰之外，就不会再有任何坏处了。”至于《受神所护佑的人》所说的“眼睛发炎”，宰因·丁为我们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一种因长期停留在阳光刺眼的地方之后又突然在头部受凉而造成的疾病。当人接着在树荫下脱去帽子时，凉风骤然间袭来，因而使鼻子突然被堵塞。其体温从太阳升起到中午一直上升，然后就下降，在夜间完全消退。在此情况下，就在病人的鼻子中滴几滴溶化在玫瑰油中的樟脑，同样还可以用这种香料擦额头和前额。樟脑的代用品是三分之二的竹黄(见我们的专论)和三分之一的白香檀木的混合物。”
总起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作家似乎都掌握有同一史料来源，即赖泽斯的书。然而，至于赖泽斯本人的史料来源，应考虑到从其有关樟脑的全部概念中除去他个人的经验，还应追溯到9世纪初叶的医生伊本·拉班。我们发现此人是从萨珊王朝医生们的王家学堂中汲取知识的。萨珊王朝的人掌握有中国史料。
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药：神秘的药和物理的药。任何一种药(它属于哪一类无关紧要)的出现和消失既取决于商业兴趣和方式的不断变化，又取决于科学的迫切需要。所以，中世纪使用了许多从中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药，但却被近代医药业逐浙放弃了。不要认为这是一些以实证科学的名义而抛弃的神秘药，而经常是指在手工业生产时代通过资本主义医学而抛弃和吞并了的药。有时一些好药都被大肆吹捧和具有很大名气的神奇万灵药所窒息，一些有效的药出于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原因被放弃了，完全如同用人造丝和尼龙取代从手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天然丝绸和棉花一样。
但直到现在，樟脑则逃脱了这一厄运，这主要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药典承认了其药效的真实性，而是由于殖民列强在樟脑的工业开发中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巨额利润。
中国台湾的岛屿(葡萄牙人称之为福摩萨)中蕴藏有大片热带樟林，与其他资源同时存在。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这一财富为该地吸引来了中国的、穆斯林的和马来亚的香料商人，如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所有这些人仅经常往来于沿海地区，内陆则仍属于尚独自存在的土著人政权。因此，荷兰人充当了台湾和苏门答腊(婆罗洲)所有樟脑的远东与欧洲之间交易的经纪人，他们发展了西方的樟脑市场。尽管由于台湾政治命运的曲折，这种市场还是得到了发展。
汉人于1340年在台湾登陆并于1661年从那里驱逐了荷兰人，1885年驱逐了法国人，1874和1944年驱逐了日本人。汉人与土著人建立了最为密切的关系。原籍为福建的客家人不断充当外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经纪人。他们用鸦片和酿酒(米酒)来交换樟脑。樟林慢慢地被砍伐殆尽，以至于使现在仅在内地一些无法攀援的山岭中才有樟林，那里是土著人的最后藏身地。
中国人从收复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国家对樟脑贸易的垄断权。但在1868～1895年间，他们被迫允许私人(西方外国人)经营了，所以出口樟脑的重量从1865～1867年间的4300吨骤增到1868～1870年间的6800吨。
1860年，由于缺乏安全和法国征服该岛屿的企图(1884～1885年)等原因，这一数量大大下降了。在法国人离开之后，樟脑贸易又重新发展起来了。花炮制造工业(无烟火药)和赛璐珞工业也需要樟脑。英国人获得了出口垄断权，他们于1874年从台湾获得了一万多吨樟脑。日本人从1874年起就觊觎台湾，于1895年夺占了该岛，在那里占领了五十年。他们发展了这一贸易，但面对由于迅速砍伐而导致的产品下降，他们也被迫经营樟树园。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在内地这样做了。此外，日本人为了控制世界樟脑市场，也曾徒劳无益地试图从中国政府手中夺取中国樟脑的垄断权。如在1916年，中国自己从海路出口1430吨樟脑，换取55.6万金法郎。在福建各地几乎都开辟了樟树种植园。1906年，在福州有二十多家樟脑蒸馏厂。当时还试图开发广西无法攀援地区的樟林。在本世纪初叶，法国在交州发展了樟脑开发业，而荷兰人，特别是英国人则掠夺婆罗洲的土著人的保留地。
我们已经讲过，中国人和日本人把樟木碎屑放入蒸气烘炉中，炉中充满了已蒸发的樟脑。然后再注入大蒸馏器中。这样蒸馏出来的产品并不很纯洁，但这是商品樟脑。在上一个世纪，西方进口的樟脑都经过升华处理，完全如同一千多年之前在肯迪时代于巴士拉所做的那样。在荷兰、英吉利和汉堡对樟脑做升华处理。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纯洁樟脑，其比重为0.98。为了粉碎这种樟脑，必须把它置于酒中浸泡。它在一千倍体积的冷水中是可溶的。据19世纪的化学家们认为，这种纯洁樟脑的分子式为C10H16O。这就证明它出自一种乙醚油的氧化物，C10H16在升华时分散在樟树的嫩幼枝芽。这种油在空气中很容易氧化，尤其是征用硝酸处理樟脑时更为如此。如果再进一步氧化，它就会产生一种酸(C10H16O4)。曾有人试图制造合成樟脑，让盐酸气对松节油发生作用。但这种产品远没有天然樟脑的特性。
近代医学同样也承认，穆斯林以及在他们之前的中国人都懂得樟脑的特性。用小剂量的樟脑可配制一种镇静剂；用大剂量的樟脑则可以配制一种神经系统的兴奋剂，特别是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生殖系统的神经。如果使用特大剂量，那就是一种毒药。如果把樟脑擦在皮肤上，那就会产生一种清凉和解除疲劳的感觉。樟脑还用作镇静剂和助消化剂，用于治疗肠胃、心脏、肺脏病、神经疼、女性求偶狂症、皮肤病、斑疹伤寒、烧伤、感冒、牙疼等疾病。在19世纪时，青年人随身携带一小袋樟脑以预防各种疾病，很可能是为了在他们一生中都顺利。花工们在插花的水中放少许樟脑以推迟鲜花的凋谢期。
完全如同在中国一样，大家都用樟脑来保存皮货、毛织品和成套的书报。在医药中，大家把用10%的樟脑、70%的酒精和20%的水配成的溶液叫樟脑精，把用10%的樟脑和90%的橄榄油配成的溶液叫樟脑油。这就是热带樟脑(天然的药用樟脑)的主要用途。
至少赤道樟脑，也就是阿拉伯人所说的苏门答腊(阇婆格、巴罗斯和班卒儿)樟脑，他们觉得这是最佳者，在19世纪时发现了其分子式为C10H18O，用硝酸处理后就可以得到中国的药用樟脑。欧洲不喜欢用这种苏门答腊樟脑，它们主要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在宗教节日中作为香料而消费。在赛璐珞和烟火等工业中，始终都使用中国樟脑。
我们还知道最后一种樟脑，叫做蓝香脂樟脑，生长在中国的广州；在那里叫萘樟脑，中国人用这种樟脑做香料。从上古时代的末期开始，很可能就因此而产生了把樟脑用于香料业的思想。
以上就是近15个世纪以来樟脑史的主要内容。它们说明中国人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就懂得通过蒸馏而获得樟脑，通过升华而净化樟脑，并且还拥有化学家们的仪器，所有这一切均早于印度人、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因此，化学业及其所适用的仪器是由中国经丝绸之路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但我们还有其他机会再重复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