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们用阿拉伯文darsini来称呼肉桂或桂皮，它出自萨珊王朝的波斯文dar-tchini，意为“中国的药”。该词的第一部分dar-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因为它意指植物和树。但它也指药，指一种草药，在此情况下就相当于新波斯文的daru，在古伊朗文中作daruk。至于第二部分tchini则是指“中国的”，它是一个由地理名词Tchin(秦、支那)而组成的形容词。这一伊朗—伊斯兰文术语同样也行用于印度，在孟加拉叫做darchini或daltchini。在印度斯坦的其余所有地区，大家都使用galami-chini一词，该波斯词意为“中国树的条纹”。该词相当广泛的用途证明了印度斯坦和伊斯兰世界诸民族是通过伊朗人而了解肉桂的，而伊朗人自己则是通过经丝绸之路与中国的贸易而了解肉桂的。
波斯史料可以使人肯定，伊斯兰之前诸民族对中国肉桂的了解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历史的初期，有关它的知识是与有关生姜的知识同时发展的。这就是我们通过在穆斯林医典中保留下来的萨珊王朝和拜占庭人的某些古老处方而得出的结论。例如，为花剌子模的算端艾济兹用波斯文所写的一部卷帙庞大的医典著作的作者乔尔杰尼(卒于公元1136年)就转引了某些这类历史处方。
把二十四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加入治疗眼镜蛇咬伤的片剂中，这是根据萨珊人皇家医学院(君迪萨布尔医学院)的处方配制的，该学院在4～9世纪期间非常繁荣昌盛。
为了配制糖衣药片而开了八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该药首先是为祆教徒国王凯拜斯(Kabadh，在希腊文中叫Koates)而调配的，该国王于公元487～531年在位。
据同一部史料记载，中国肉桂也出现在加利安的软糖药剂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在米特里达梯·欧巴托尔(米特里达梯国王)的一种含鸦片的软糖剂方中也有肉桂。这就可以使我们将此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巴黎国立图书馆波斯文新增著作，第337页)。在米特里达梯的这张药方中，同时列有肉桂和生姜。
这一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拜占庭帝国的古代缔造者与中国科学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像李约瑟那样的某些作者对于早就由于中国的古老技术水磨的原因，而怀疑到这一点了，即怀疑罗马人是否确实在这一米特里达梯的国家中发明了它并对此作了描述(请参阅斯特拉波书，第12章，第557页；韦图尔夫书，第10卷，第52页；叶勒米安：《安息朝亚美尼亚的奴隶王朝衰败与封建关系的出现问题》，俄文著作，1954年在东方学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我们刚才引证的史料便可以证明，中国医学从生姜和肉桂开始同样也于罗马入侵的前夕传入了东罗马。中国人的药学和医学以一些无可争议为中国的药剂而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大学者们行施了某种影响，如迪奥斯科德斯和加利安是两位用希腊文写作的东罗马医学家，他们生活在伊本·巴伊塔尔和赖泽斯之前。
这就是我们认为应提醒那些不太了解来自远方的某些产品历史的读者们应注意的几点。这些人可能会认为肉桂是印度的产品，罗马人或葡萄牙人经海路前往那里寻求。不错，作为海洋文明发展的结果，大部分产品在近1～2个世纪以来都变成了“殖民商品”，一些航海家们前往“印度”或“中国”去寻求，但在比较更为古老的时代则并非始终如此。
在有关“东印度”产品的问题上，贸易的发展很早就牵涉自然科学，这甚至是在葡萄牙人之前数世纪时的情况。这样一来，商贾和学者们大致区别出了两种肉桂，一种是被称为Cinnamomum Zylanicam的“锡兰肉桂”，另一种则是有时叫做Cinnamomum,有时又被称为Cassia的中国肉桂。大家知道，锡兰的海岛地势使该岛变成了诸殖民帝国的第一批附属地之一，荷兰人继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之后而在数代人期间对贫穷的“僧伽罗人”实行经商史上绝无前例的暴政。
战争赋予了英国人夺占锡兰的借口。但战争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形势，以至于直到现代(1954年)，锡兰仍为不列颠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从贸易经商观点来看，锡兰肉桂比中国肉桂更为有利可图。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大陆帝国，自成一体，其产品由于这一原因而在成本方面肯定不会太便宜。所以，如同暴君一般统治了僧伽罗人的西方商人在当时则勉强被允许进入中国海岸。因为他们用锡兰肉桂可以赚得多达十倍的利润，所以他们传统上总是吹嘘锡兰肉桂较中国桂皮的“优越性”。据英国作者(如索普的《化学家辞典》)认为，美国人误将中国肉桂称作“桂皮”，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桂肉，而真正的桂皮则是“锡兰桂皮”!
然而，已不再是像英国的化学家和商人那样蹩脚的美国人则发现经营中国肉桂则更为有利可图。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又使中国桂皮以比高价出售的锡兰桂皮更便宜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了。锡兰肉桂的高价是由于它在数百年来所享的盛名而造成的。
事实上，在两种桂皮中存在有同样的起因，当然程度不同，但价格也起了作用。无论如何，大家都在实验室中都忘记了Cinnamomum(皮桂)从辞源学上来讲意为“中国的桂皮”。这是一个亚美尼亚—萨珊文。在古代药物中，Amomun(豆蔻)一词单独用于某些药品的泛义。该词很可能仅仅是伊朗文Amun，波斯文Mum为其近代形式。诸如Cinnamomun(桂皮)和Cardamomun(豆蔻)那样的词都使人联想到了波斯文Berremun的组成一样。我们从其第一部分cmn-中便会辨认出意为“中国”的萨珊文名词。至于希腊文Kinnamon或Kinnamomon，它完全是用希腊字母对拉丁文Cinnamomun的对音，均指“中国桂皮”。因为如果他们希望不通过拉丁文的中介作用而为伊朗文Tchine(中国)，那么希腊人无疑就会写作Sin或至少是Zin，正如在他们之中有时会出现的那样。
所以，Cinnamomun一词无论从词义上还是从辞源上来看，都令人联想到了我们在一开始就已解释过的dartchini(中国桂皮)一词。大家在古代药材问题上经常使用多种词来指同一物。在波斯，Tchinamum(Cinnamomum)和Dartchini(Darsini，均指桂皮)的情况即如此。前一个词传到了罗马人中，而第二个词则传到了穆斯林人中。但第一个词完全像是西伊朗语(帕拉维语)，而第二个词则是东伊朗语(德里语)，但同时前者的形成又比后者古老得多。
因此，当英国人向美国人介绍真正的肉桂时，他们讲的是锡兰桂皮而不是中国桂皮，他们自己也搞错了。因为完全如同伊斯兰术语darsini一样，波斯文dar-i-tchini以及基督徒们的词语Cinnamomun(出自古波斯文tchinamun)都用于指真正的桂皮，即中国的桂皮。这同种产品的热带种类在阿拉伯文和所有的穆斯林教徒中都被称为al-qirfah，我觉得这一名称出自泰米尔文karruua或karuvap-pattai(肉桂或桂皮)。阿拉伯人由于对qrth一词的发音不敢定夺，同样又掌握有诸如qarfah等词的其他读法，所以它使人联想到了南印度文karrawa。Qurufah，一词又使我们联想到了南印度的梵文qudatvak，它也可能是出自“巴利语”。Qirfah Saylaniyah(锡兰桂皮)不是古典阿拉伯文。
一直到1909年，植物学家们还根据商人的说法而认为中国桂皮(布卢姆书)以及安南和交州桂皮(罗列洛和内斯书)均是自锡兰桂皮派生出的不同品种。当时，埃伯哈德和佩罗(《药学杂志》)证明，这里是指野生树，生长在直到海拔2000米高的山区。其皮有7～9毫米厚。其成分是单纯的，其颜色呈浅灰棕色。其浅绿灰色的切面在新鲜状态时于干燥处呈现棕色的一段。其对生叶为椭圆形和披针状，长9～13厘米。它们是圆钝形的，有时在顶部几乎为圆形。它们是无毛、咬不动、三出脉的，具有不太明显的次生脉序。其花为略呈浅绿的白色，花朵很小，排列为顶生或腋生的圆锥花序，略为闪闪发光，长有比花被略长一些的花梗。花被的齿节长近三毫米并呈椭圆状。其果实为一厘米长的小核果，美味可口，并在基部为短绒毛的花被之花托所覆盖。
现在尚未观察到佩罗和埃伯哈德所说的处于野生状态的“野生桂树”。它是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和广东的两个古老地区中种植的桂树，佛尔德在从事一次特殊使命时曾观察到过这种树。据佩罗和埃伯哈德认为，这种桂树与真正的野生圆叶桂树没有任何差异，仅仅是这种桂树的成年叶之侧叶脉在距叶片与叶柄接合的几毫米处离开了中叶脉，而真正野生桂树的三个叶脉始终是从叶片的结合处开始的。这种中国桂树的果实大如榛子，而野生类桂树之果则不会超过一粒大豌豆大，第一类果明显要比本类的果实稍长一些。
至于野生桂树，罗列洛、佩罗和埃伯哈德则指出它与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没有多大区别，但又没有确定它们的不同特征。
正是这一类肉桂树才为制药业提供了被称为“中国桂皮”的那种树皮。它与锡兰桂皮相反，从其叶、根和皮中提炼出来的要素是相同的。中国的桂皮精一般是通过蒸馏其树叶和树枝而获得的，其产量比例为0.5%～2%。桂皮精呈浅黄棕色，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和诱人的桂皮味。蒸馏会产生80%～90%的桂皮醛，但并不是丁香花酚。其含量不足75%桂皮醛的中国桂皮精往往都是伪造的。从前，伪造者们使用雪松木精、古尔苯香脂和其他某些油脂。现在，人们又用松香和石油的混合物来伪造。
中国的肉桂在贸易中是以比锡兰肉桂要厚得多的皮筒状出售的，由长20～30厘米和浅黄色的卷起来的1～2块桂皮组成。桂皮的外面带有软木，呈浅黑色并具有椭圆形叶子的接触点之底层。其内侧呈浅棕色，完全是平滑的。其断纹很明显，呈颗粒状而不是纤维状。它的气味很强烈，“不太好闻，令人联想到了臭虫的气味”。其味是热而辛辣。
在中国，桂皮的价值取决于树龄。桂树越老，其桂皮越受好评。树干的皮比粗大枝条的皮要好，按照这一顺序依此类推。
据勒孔特认为(《印度支那植物通志》第5卷，第113页)，桂树在具有12年树龄时才产生赢利，但最盛产者则是18～20年的树。中国桂皮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籽粒比锡兰桂皮果要大得多，其韧皮纤维也都很粗糙，但其胞间腔洞则较狭窄。
埃伯哈德和佩罗就根据任何人在中国都尚未曾见过野生桂树的事实便臆测认为，在广西和广东种植的桂树是自一种经过长期培植而获得的品种，即或是由野生桂树，或是由尚处于自生状态的安南桂树衍生而来。在安南传教士们的鼓动下，这种肉桂树才由巴希人、摩伊人和色当人略做了一番培植。
据信，尚处于野生状态的安南桂树沿安南山脉分散在各处。如在该山脉北部的清化、义安、广南以及该山脉的中部。桂皮市场位于茶米。在这些地区，土著人于其陋室四周或田园中都拥有桂树。他们称桂树为Qué(桂)。
在古代，印度支那的这些地区都曾程度不同地附属于中华帝国。即使当他们独立之后，它们仍留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圈内。我们在肉桂的问题上发现的即为这种情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前往这些被他们称为“印度”的地方寻求桂皮，由此而产生了我们法文中的名词“印度支那”，意为“中国人的印度”。当法国人利用蒸汽机船的优势而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确保其海洋强国的地位，并在这一地区得以立足之后，它也获知该地区生产肉桂并希望形成对这种产品的垄断权。
但中国人在非常古老的时期就已经使用私人企业的比较原始的方法而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殖民化”。中国的公司向安南人提供资金并向他们传授开发摩伊蛮族人地区的艺术。这些“蛮人”向安南人提供野生桂皮以换取米酒，安南人再将之转手卖给中国人。如果法国人是与土著人打交道的话，那么它本来会建立对桂皮的垄断权。但它失败了，因为它与古老的中国“殖民”开发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些公司很久以来就立足于印度支那。如果不冒对法国殖民地本身的严重危险，那就很难排斥这些中国公司。所以，这种垄断权未能建立起来(请参阅G·卡布斯和D·布瓦：《殖民地产品》，巴黎1912年版)。
中国的肉桂如此珍贵，以至于清和省的肉桂(高质量者)要以金价出售，它比其他桂皮要昂贵15～20倍。这种交易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芒族人从来也不想向安南人指出生长这种桂树的山区。
人们借助于一种用动物角或骨制的刮刀来剖剥然后再对桂皮挑选分类。在四种商品桂皮中，有一种Qué-pé(此字应为“桂皮”之对音，作者把它作为了一个桂皮品种。——译者)于1910年在香港以每担800皮阿斯特的价格出售；清和的“皇家桂皮”于同时达到了每担24皮阿斯特，也就是说每公斤合战前的800法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间，某些法国的殖民主义者曾建议增加中国的桂树种植园并发展这种作物。这是由于他们断言，中国始终采购向他们提供的所有桂皮，那里不是作为作料而是作为药品要消费相当大的数量，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医生的处方中不含有肉桂。这是把赌注压在了中国和法帝国的局势稳定之上的，因为桂皮要在十年的精心培植之后才能收获，而最好的桂皮则是由18～20年树龄的桂树所产者。
资本家们不肯为如此长久的年代投资，因为印度支那的民族独立活动在时代上与汉人的反满运动是同时发展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日益得到了加强。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人对未来抱有信心，所以这件事未获结果。自从内燃发动机出现以来，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了，一些金融机构要求其宗主国更多地使用其殖民地的那些具有竞争价格的产品。锡兰桂皮的老主顾法国同样也开始发现了中国桂皮。1930年，在由安南和交州出口的711吨桂皮中，又有12吨被运往了法国。中国通过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共进口685吨，中国还通过诸如上海那样的其他港口进口52吨。美国消费了31吨。这是美国人开始不再采购被英国人大肆吹嘘的锡兰桂皮的开始。
杜波伊斯(我们向他借鉴了这些注释中的某些史料)曾写道，只有很少的外国产品才会像中国桂皮那样在价格上有如此之悬殊。桂树粗枝的桂皮每公斤价值15～30个战前法郎(批发价)，中枝每公斤值3～5个法郎，细枝则又值1.5～2法郎。1932年，还有人讲到某一棵野生肉桂皮收入了当时的10万法郎，可以说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了!中国人包购了所有的粗枝桂皮，即最为贵重的桂皮。美国和法国进口的数量仅是中国的1/300～1/400，而且还是细枝桂皮(见萨莱：《印度支那经济事务所通报》，1934年，第8页)。
中国人也通过广州和香港出口他们自己的广西产品。在英文的经济行话中，这种桂皮叫做“广州肉桂”。
虽然锡兰桂皮从未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与我们的主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还要被迫讲几句。这种产品实际上仅在非常晚的时期才在市场上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普通的“代用品”，慢慢地才成为真正的肉桂——中国桂皮的重要竞争品。商人苏莱曼(《中国和印度游记》，索瓦热刊布的原文及其译注文，巴黎1948年版)曾经海路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方去旅行。他描述了印度的诸港口及公元850年左右在那里成交的贸易，多次反复地讲到了锡兰岛并记述了其物产，但对于桂皮则只字未提。这一事实证明了阿拉伯人在9世纪时尚完全不知道锡兰桂皮，绝对没有从事过这种交易。
马苏第(《黄金草原》)于10世纪初著书立说。据我个人的记忆，他也丝毫没有讲到锡兰桂皮。但他却在论述可以于巴格达获得的“25种香料”时提到了al-qirfah，我们已经讲过它是指“锡兰肉桂”，而且是与我们译作“中国肉桂”的al-salikhah同时提到的，正如我们于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同上引书，第1卷，第367页)。但这当然并不能证明当时在锡兰或南印度诸王国中就已经存在有肉桂树种植园了，其前后文相反似乎是证明这里是指苏门答腊人的海上帝国。《黄金草原》的作者指出，马来群岛的君主摩诃罗阇(土邦王子)们控制了各种神香和香料的生产与贸易(同上引书，第341页)，但他根本没有解释说“锡兰肉桂”是哪里的一种产品。
因此，中国人在经过长时间地于广西和广东种植处于野生状态的桂树之后，又把他们寻求桂皮的工作推向了更靠南方的安南和交州一带。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树。但到了稍后的宋代，他们发现了一种赤道品种，我们西方的商人和植物学家们称之为“锡兰肉桂”，这种肉桂阿拉伯—南印度名称qirfahkuruwa一词已于10世纪初出现在马苏第的著作中了。
一切都似乎证明，中国人在苏门答腊(阇婆格或柴巴格)发现了这一热带的桂树品种并在那里帮助栽培。我无法说明马来—中国人在哪一个时代建立了桂树种植园以便补偿因对野生桂树树皮的采集而造成的这种植物的锐减，也不知道马苏第所说的“锡兰肉桂”来自人工种植的树还是野生树，但我非常明显地倾向于认为这里是指剥野生树株的桂皮。无论如何，我认为仅仅是到了13世纪，因而也就是在为了经海路组织这种桂皮的交易，才在印度本土以南(当然还有锡兰)开始开发桂树，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仍无法具体指出种植园是从什么时代起取代对野生树株的开发的。这些种植园可能于13世纪左右出现，而且是仿效了早在数代人之前就已经于马来群岛开始的做法。肯定是一些马来公司在锡兰创建和控制了第一批后来被称为“锡兰肉桂树”的种植园。
完全如同中国的肉桂树品种野生于越南北方的山区一样，锡兰肉桂的野生先祖于今天尚生活在马来西亚和南印度的森林中。这是一种高达十米左右的乔木，开浅黄色的小花。其树干的皮可产75%的肉桂醛，这种醛几乎不存在于根皮中。肉桂醛含在一种被称为肉桂油的木精中，桂皮只能生产0.5%～1%的肉桂油。我们于其中还发现了其他产品，如桉树酯、丁香酚、冰片和黄樟素。从其叶中蒸馏出来的桂油既有丁香花蕾味，又有桂皮味，拥有70%～75%的丁香酚和仅仅为3%的桂皮醛(见《药品及其派生物年鉴》，1923年，第5期)。
对锡兰肉桂的描述是多余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香料店中看到它。我们仅仅指出，这些彼此套在一起的薄树皮均出自幼枝。其精华存在于皮层组织和韧皮部中。
人们或通过种子，或通过插条来繁殖桂树。压条法则是大家最喜欢的方法，特别方便的是这样繁殖的树都集中在新生林中以有利于采收其皮。大家把离地面最近的枝条弯下并埋在地下，一直到它生根为止，然后再将之砍伐下来并以每五米间隔地插一株。种子则必须从成熟的最佳者中选择以插种在花圃内。幼苗要保持不受阳光暴晒并要求在干旱时浇水。种子在播种后三星期左右发芽。大家要为它们中耕和锄草，把杂草埋在地下以充作肥料。在地面之上的主干上要略加修剪以便使这种树具有容易采集的灌木状。在第六年时，便会有两米左右的新枝，可以剥其皮了。每两年可以剥一次皮。修剪树枝要在夏天雨季进行，因为此时树枝中充满了汁液，比较容易修剪，而且操作时也不会伤害其根。为了这道工序而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剪枝刀。修剪枝尖时要注意使树仅保留1.5～2米高。经过疏剪树枝之后，枝条就按其全部皮深度而插入枝节间，然后再把两端的切口处连接起来。这时就要借助于坚硬的木棒轻轻敲打树皮，一直到可以用一把青铜刀很容易地把树皮剥离为止。这样就可以得到成条状的树皮。在经过24小时的晾晒之后，便剥除其木栓质的表皮。这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要把尚柔软的桂皮条放进一个硬木圆锥体之上，可以借助一把小铜刀刮去其皮表而又不伤害其内。一旦当这道工序完成之后，便按照约30厘米左右的统一长度而对桂皮进行分类选择。晾晒工作要在货棚中完成，于木格板或筛子上摆放48小时。晒干的桂皮就如同筒子一般彼此套在一起，这是标准商品。英国商人们用“薄木片”一词称呼所有用于制造桂皮油精的桂皮头。质量最好的桂皮出自树枝的上部。据尼索尔斯和奇尔斯认为，一公顷地的桂皮产量为170公斤(上引杜波伊斯)。
1920年，仅仅法国就消耗了240吨锡兰桂皮。当时该岛的出口值为3933552英镑，尚且不说其油精。
西方在肉桂方面经过依靠萨拉逊人之后，在1505～1645年间又经受了葡萄牙人以及后来在1658～1796年荷兰人的反复无常之苦。现在，欧洲自一个半世纪以来又依靠英国人。1658～1832年，各家“东印度公司”都在锡兰实行比在古代奴隶制最坏的形势下更残暴的统治。偷盗一小段桂皮树枝都要被处死刑。尽管如此小心谨慎，法国人普瓦弗尔(Poivre，本意为“胡椒”。他获得这一绰号是由于他于我们的殖民地中创建了胡椒树种植园)仍成功地于1775年在塞舌耳群岛播种了肉桂树，虽然荷兰人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性。1920年，在该群岛中共有44个蒸馏厂生产5万公升桂油精。从1924年起，锡兰的桂树被移植到了马达加斯加，当时就已经提到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锡兰肉桂树的产地。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锡兰肉桂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种植于马来亚了。
桂油精具有一种强烈的丁香花蕾的气味，内含百分比较高的丁香花酚。马来亚的医药业和烹饪业都使用叫做“丁香花”的桂花果。这些树生长在望加锡、苏拉威西、科摩罗、棉兰老，在印度尼西亚到处都有，既有野生状态的，又有人工栽培的。新几内亚同样也拥有这样的树。它们除了微不足道的差异之外，都是锡兰桂树的不同品种。相反，我们在缅甸和孟加拉发现的桂树也如同上文描述的安南桂树品种一样属于圆叶形的，也就是广西和广东的桂树。大家曾认为在这两种桂皮之间存在有特性方面的深刻差异，但事实上这主要是出自商业而不是性质方面的差异。
美国对桂皮和肉桂不加区别，英国则把它们当做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商业上，肉桂的价钱是桂皮的2～3倍。桂皮是锡兰桂树的干里皮，它是一种高达20～30英尺的树，产于锡兰……肉桂为中国桂树的干皮。对锡兰桂树的栽培不及对真正的中国桂树那样用心。表皮部分被削去，但大部分与整个里皮遗留在茎内，因此比中国桂皮的皮厚硬。颜色为深棕色，有时带绿斑，这说明表皮还存在。碎块短小呈颗粒状，但里面含有纤维。气味与中国桂皮相似，但较粗硬，而且味道也较烈并微粘。
桂皮常替代真正肉桂使用，但其他种类的桂皮和肉桂不同于真正的锡兰桂皮。它们生于塞舌耳的田野，冒充为肉桂或桂皮。
(托尔波：《化学辞典》，伦敦，1941年)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差异是商业方面的，主要是与经济效益而不是其他问题有关。因为在这二者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尽管分别使用了其俗名或学名。
药用肉桂或香料肉桂系指中国桂皮。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桂皮”(Cassia bark)，林奈称之为“月桂”(Laurus Casia)，而卫方济修士则称之为“香料肉桂”。我们发现在贸易中以矩形箱出售肉桂，可以使人联想到茶叶箱。这种桂皮中含有单宁(鞣酸)、淀粉和一种色素、桂皮酸和一种挥发油。100公斤的这种桂皮(《药典》第865页)可以提供1.5公斤的精油，而100公斤的锡兰桂皮则仅能生产0.9～1.2公斤的同类油(桂皮醚油，在阿拉伯文中作al-itr)。锡兰桂皮精会产生一种硫酸热(29℃)，中国的桂皮精则只能产生14℃的硫酸热。这是一种细微的差异。二者的含碘指数均为1.5748。此外还有另一种甚微的差异：使用锡兰的桂油精，以1∶4稀释的水杨酸脂会留下10%的不溶物；用中国的桂油精则能留下25%(同上引书，第869页)。锡兰的桂油精中含的丁香花酚略多一些，所含的桂皮醛则少一些，但却含有某些碳和萜烯(桂皮酸的氢化物)等。
在锡兰的桂皮精中含有70%～75%的桂皮醛(其分子式为C9H8O)，从其中可以得到桂皮酸(其分子式为C9H8O2)。由于这些剂量上的微小差异以及由于某种传统，药典中要求不要用锡兰的桂皮酸取代或相反也不能取代中国的桂皮酸。
桂花同样也被称为锡兰和马来亚的桂树果，它向马来人提供了一种用于照明的油料。大家也用它作为化妆美容品。这两类樟属植物的根在水中蒸馏就可以产生普通的樟脑。
在中世纪时，穆斯林们使用三种名称来指各种桂皮。这就是我们根据马利克·穆宰菲尔和宰因·丁的资料而已经提到的darsini、selikhah和qirfah。他们二人分别于13和14世纪著书立说。
在引证这些作者之前，我们应指出出自两种文献中的一件重要事实。卒于1294年的穆宰菲尔王子于酷爱印度和特别是锡兰贸易的地方——南阿拉伯半岛观察到，最佳品种的桂皮是一种中国产品。苏杰王的药剂师曾于失剌思著书并于1403年卒于那里(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一种史料之后的一个世纪)。宰因·丁认为，最佳桂皮则是锡兰的产品。这两位作者非常了解印度贸易。其一特别熟悉当时印度和埃及之间的重要中转站亚丁的产品；而一位则作为法尔斯斯坦国王的药剂师，也不会不掌握同一种贸易的情况，这一贸易的波斯一支当时掌握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的商人手中。
然而，生活于13世纪末的先知(穆宰菲尔)认为桂皮是自中国运来的，而于14世纪末著书的第二个人(宰因·丁)则了解锡兰的桂皮。这一事实证明了锡兰的桂树种植园创于14世纪期间。事实上，13世纪的锡兰佛教王国是一个古战场，南印度人和马来人在那里争夺权力。它在14世纪时则落入了僧伽罗土著人手中，他们在那里弘扬小乘佛教并在那里保护贸易和农业(请参阅《小史》，盖格译；《大史》，同一译者。二文均载《大印度学会学报》第2卷。费琅：《苏门答腊古图考》，载《亚细亚学报》，1922年)。如果我们的那种认为苏门答腊的马来人最早把桂树种植术传入了锡兰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就不应怀疑这种植物仅仅是在该岛于14世纪的和平阶段才得到了发展，锡兰桂树的名声在这一阶段之末一直传到了波斯。无论如何，在葡萄牙人的“伟大发现”时代，锡兰的桂树获得了特殊的名声。
我们现在来谈穆宰菲尔(13世纪)。他记叙说：
Darsini(中国桂皮)是想指“中国树”的波斯文。现存有许多品种。真正的桂皮是中国桂皮，但也有一种质量低劣的桂皮叫做darsus(?)。此外还有真正的桂皮和“丁香桂皮”(请参阅下文)。
有关真正的桂皮(中国桂皮)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它比真正的肉桂(qirfah)和黑丁香桂皮更为沉重、更肥大和更为细软多孔一些，但前者无论从形状还是质地方面都令人想起了后者。它呈深红色，其外表令人联想到了selikha(见下文)。其味辛辣，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甘甜，后又转变为藏红花那样的苦涩味，含有某种略呈油质的物质。其芳香味又使人联想到了真正的肉桂。于口中遗留的香味又使人想到了藏红花和睡莲(印度莲花)。
劣质桂皮于其轻度和淡红颜色方面酷似真正的肉桂，即从其色泽、硬度和纤细方面即如此。这都是一些成卷的树皮，纹细而质脆，如同捷克人的芦苇(萨吉的芦苇)一样。其特点是它们呈纵向裂开，彼此之间完全不会首尾相衔。其味道与气味同样也会使人联想到真正的肉桂，具有同样的易渗透性和收敛性。但这种桂皮则具有更大的热量和不太甘而辛。
“我们在真正的肉桂中可以辨认出一些大小不匀的管状块，都呈红色并很光滑，很少有淡而无味者。它如同selikha(桂皮)一样外表呈浅红色，略带香味，具有刺激性、收敛性和甘甜味。”
“丁香桂皮(明显是指生长在马来亚的具有丁香味的桂皮)则很纤细、坚硬，略呈黑色，无海绵状物。其芳香气味和味道则使人不太明显地联想到丁香花蕾。”
“作为低质量的桂皮，我们还可以提到中国树之桂皮。”
“桂皮性热，具有利尿、镇疼和开胃的功能。用芦荟(没药)下药，它则具有堕胎的作用。它也是一种解毒药。桂皮可以增强视力。用醋调配，它可以治好水疱和湿疹。大家还用它来治疗鼻炎、慢性偏头痛、肾炎和尿潴留。大家同样也把它混合在最好的香料中。总而言之，它具有广泛的用途。把它研碎并搀入酒中之后便可以制造可以长期保存的片剂。它是一种健胃药，可以驱肝脏之寒热。它也是胆囊的一种消炎剂，内服这种药或敷在眼上均可以增强视力。它可以使头部与胃的体液变干。它也可以打通由于体液而失音的障碍，可以化喉中和食道中的痰。总之，这是一种可以最好地清除未能排除的体液之人体组织的香料。”
如果与喀布尔的一种诃子配合服用，它可以大大地增强人的记忆力。它可以加热和精炼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可以助消化。它可以治疗胃寒。那些胃功能不好的人应按时服用相当的剂量。它非常适用于治疗哮喘和堵塞胸部的浓液，但它在排除体内积气或相反在体内生气和刺激神经方面则达不到胡椒和高良姜的疗效。桂皮作为收敛药和强壮补剂则能祛恶气，治疗身体多病和郁愤的心情。
“为了配制软糖药剂轻泻药，其最佳的替代物就是上乘的中国桂皮，也就是说桂皮中的最优质者。”
“最为下策的办法是用selikha来代替中国桂皮，在此情况下则必须使用多倍的剂量。”
这段引文摘自伊本·巴伊塔尔的著作，即出自作者本人的验方部分。他继此之后又摘引了伊本·朱泽莱和提夫利西的著作，我们于此就不再一一引证了。因为其中没有在宰因·丁以非常清楚的语言讲到的内容之外再增加其他任何新鲜记载。下面就是宰因·丁书的原文：
“最上乘的桂皮是锡兰桂皮，它在成色、味道和气味方面均为最佳。其味甘，性热而呈三度干燥。其油(精)是一种热药。桂皮是一种妙丹灵药，对于治疗伤风感冒颇为有效……它可以入药于含阿片的复方软糖剂。其汁与乳香共煎可用作治疗急性哮喘。它是一种兴奋剂、消化剂，对于治疗因受寒而胃疼具有特效。它可以治疗腹内积气和震颤、清胸、调节胃内积液和治疗水肿病。大家还用它与蛋黄一起来治疗子宫炎。它是解动物毒的解毒药。在遇到蝎子毒时，便把桂皮与无花果汁调在一起使用。把桂皮与醋调在一起可以涂搽疖子。为了治疗湿疹，必须把它与蜂蜜调在一起。它可以医治慢性咳嗽、胃疼和尿潴留。把它与酒调起来可以制造印章，阴干之后能保持功效十五年左右。”
“希波克拉特(1)指出，桂皮可以使人终生保持精力。加利安断言桂皮可以清胃和清脑并恢复记忆力。迪奥斯科里德曾写道，桂皮可以增加视力，可以调节女子的经期。它可以治疗头晕和昏厥，增强已衰弱的嗅觉，疗愈高烧。鲍罗斯曾写道，桂皮可以用来治疗面部麻痹和肌肉组织的松弛。鲁夫斯在遇到黄疸病时便开含有桂皮的处方。其剂量为一第拉姆。据说，它会加重膀胱的负担，为此才于其中加入了欧洲的细辛。还有人说它会造成脾脏不适，所以必须用紫罗兰膏来缓和。它的代用品是selikha，要用真正桂皮重量的一倍半(即原重量的150%)。在此情况下，他们还推荐使用荜澄茄、沙地柏或巴比伦柳。据s君(2)认为，其代用品是一个第拉姆的高良姜或两个第拉姆的沙地柏。”
现在我们应该看一下伊斯兰史料告诉我们的有关selikha的情况了。从辞源学来讲，该词于此仍指树皮，正如英文bark在同样的情况下一样。下面就是穆宰费尔书中的原文(13世纪)。
“据伊本·巴伊塔尔认为，现在有多种selikba。它生长在一个为其他香料来源地的国家。其茎干上有粗皮。其叶令人联想到了白丁香花(又称为蝴蝶花)。药剂师必须选择非常漂亮的石榴红色者、地中海珊瑚色以及具有纤细的纹络、光滑、长和丰满者。这种桂皮具有刺激味，像葡萄酒那样醇香，略有收敛性，为三度热药和收湿药。它可以使体内畅通和去积并增强四肢。这是治腹部疼痛和肠梗阻的药。它也是一种利尿剂，可以排除消化液并可以暖腹。它可以使死婴儿及其胎衣顺利排出。这种药可以治好由于黏液和陈积气而造成胸和两肋的疼痛。它也是吐血症的镇痛药。用它熏疗可以清洗和除去阴部的臭味。如果从中加入丁香根便是治疗胸疾的药。”
“如果将其膏剂敷于前额，它就会治愈鼻炎。其取代物即中国桂皮，要用双倍的重量。我们在宰赫韦(卒于1031年)的《医学宝鉴》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内容。至于伊本·朱泽莱，他认为selikha是一种干而硬的植物药材，其中有一个品种的味道和气味都非常沁人心脾，而另一个品种则具有芳香的味道。第三个品种具有麝香的味道，第四种为浅黑色并具有纤细的条纹。大家认为selikha的质量比中国桂皮要高。其最佳品种为淡红色、长而光滑者。黑色者质量最次。Selikha是三度热药，可以祛浓厚的积气。它略有收敛作用，如果与蜂蜜同时服用则为一种强壮剂。它为一种洗眼剂、一种医治牙周炎的药、利尿剂、解蛇毒药和堕胎药。其剂量为一个第拉姆。”
“提夫利西补充说，其红色的芳香种类是一种膀胱软化剂和一种治疗肾病的药。”
宰因·丁(14世纪)写道，桂皮是一种叫做selkh或selekh(该词令人联想到了我们的casse，即“山扁豆”一词)的树皮。其最好的一类是红色和肉厚者。它略为苦涩一些并具有收敛特征。其断口又使人联想到了肉质大黄的折断处。其条纹很长并带有狭小的洞。它如同丁香桂皮一般地卷成了捆(见下文)。其质地最次者为黑色，最佳者是“基希拉”(kissila)(3)如同se-likha一样出售。
“有人声称存在着一种混杂有中国桂皮(即所谓的‘锡兰桂皮’)的一个selikha品种，该品种为最上乘者。它是热药和三度干燥药。它是一种镇痛药、催泻药、抗疟剂和利尿剂。它可以增加视力，可以治好由体内的积气和黏液而造成的胸疼和肋疼。用它进行的盐熏疗法可以清洁阴道并为之除臭。大家已指出它可以治疗蛇咬，治好面部的流体(?)、体内肿瘤、肾炎和胆结石。它可以方便分娩，甚至在遇到死婴的情况下也如此，可以使排出胎盘及胎衣。其剂量为一第拉姆。据说，它对肠子有害，必须用西黄蓍胶来缓和。”
在手稿的边缘上写有这样的补遗：“在遇到吐血的情况时，这是一种喉咙和胸腔的缓和剂。其糖浆利肝和胃。据伊本·马萨韦赫认为，其代用品则是中国桂皮重量的一半。”
我们的两种史料在有关qirfa(肉桂)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于此只要提一下二者之中比较古老的穆宰菲尔的著作就够了。
“Qirfat-ed-Darsin(中国肉桂)，大家又把它描述成了中国的桂树。提夫利西写道：这是一种呈卷状的桂皮。其最上乘者应为红色和味甘者。这是一种热药和三度的干燥药。桂皮可以强健内脏。大家把它制成了一种软膏，以用来治疗疥疮和疖子、神经痛、由寒冷和黏液而造成的腰痛。”
“据伊本·巴伊塔尔认为，Qirfat-el-Qaranful是一种被称为桂树的香皮。从原则上来看，qirfa系指任何树或灌木之皮。我们已经看到，它事实上是马来文kurupas(树皮)。其功效与丁香一样。其皮厚而具有一种丁香花蕾的气味。其味道也与丁香花蕾一样，在味甘方面与桂树一样。”
我们通过这些文献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selikha可能是出自叙利亚文，用于翻译希腊文的cassia(肉桂，桂皮)。这是一个泛指名词，同时与地中海人的更为确切的名词cinnamomum以及伊斯兰世界的darsini同时使用。selikha是中国桂皮的代用品或反之。大家赋予了这二者同样的功效。qirfah(其丁香花蕾之香味是众所周知的)的情况比较清楚。它出自马来亚，但se-likha和中国桂皮的情况则完全另当别论。我们丝毫不能断言中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医生或药剂师是否会轻而易举地区别开这两种桂皮。他们知道了两个词，其一是出自萨珊朝时代darsini，其二则是出自希腊—叙利亚语selikha成cassia(均指桂皮)。由于大家在贸易中确实发现了小块或大块的、出自树干或树枝(有时是同一株树)的桂皮。他们从而便认为这里是指两种不同的产品，从未能确定二者之中的哪一种为桂皮和哪一种为肉桂。大家已经看到，近代人也在他们的肉桂和桂皮的问题上处于同样的窘境，英国人由于他们的殖民和商业利益而成为唯一能够区别之的民族。
我们从这些文献中还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与近代人继其先师葡萄牙人、荷兰人，最后是在锡兰的英国人之后都赋予了这些细桂皮(所谓锡兰桂皮)更多的功效之做法相反，穆斯林们则同意中国人的观点，把粗大的桂皮置于了小桂皮之上，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其经济—科学的爱好。我们的任务绝不是肯定或否定今天的药理学著作，而在于揭示丝绸之路上的桂皮历史。然而，穆斯林们与中国人同样偏爱粗大树枝桂皮的事实证明，他们自古到14世纪一直依赖于中国的科学和贸易。因为锡兰的桂皮在这个时代出现在波斯湾和红海的市场上了。
对桂皮和肉桂的人为区别由汉学家们引申使用到中国人的药学和医学中了，但中国人自己却未在这两种不同称呼的物质(肉桂和桂皮)之间作出过任何区别。然而，根据不同的拉丁文方言、发音或转写，其中的主要词“桂”(意为“桂皮”)就在汉文中产生了半打的次要名称，西方作者们则由于“肉桂”和“桂皮”的辞源双重性而再加上贸易的双重性而被引向迷途了，都试图把它们分成两大类。“肉桂”等系指所谓的“锡兰肉桂”，而据诸如佩雷拉那样的其他人认为，该术语系指“中国桂皮”。
达布里·德·蒂埃尚(《中国人的药剂学》，第154页)根据这种人为的划分而第一次论述了“锡兰肉桂”，第二次又论述了“桂皮”。他写道：“锡兰桂皮比中国桂皮用的要少，因为其价较高。”这就叫做“用商人的语言论述”，也就是说按19世纪的方式论述。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由于经济原因而更偏爱所谓的中国桂皮而不是贵三倍的锡兰桂皮。这种奇怪的论述又使人联想到了“人文地理学家”们在茶叶问题上的论述。据他们认为，茶叶是贫穷地区的饮料，而咖啡则是富裕地区的饮料!这类人不懂一种文化的内涵并把一切都归结到贸易和价格问题上。难道是由于贫穷才使尼罗河流域或叙利亚的农民喝咖啡而城市的银行家们才饮茶吗?难道是经济贫困促使中国人在鱼翅商中以非常昂贵的价格采购在全世界捕到的所有的鲨鱼吗?因为他们用一万多法郎购买一公斤，就如同我们的奶油巧克力一样昂贵。我们不怕得罪我们的金钱主义——殖民主义者，经济不能解释一切，文化感情时时和处处都会超过“价值规律”的平庸观点。
在中国人眼中看来，所谓的“中国桂皮”要比被称为“锡兰桂皮”者价值贵得多。即使中国桂皮要贵2～3倍之多，他们也只采购中国桂皮而放弃僧伽罗桂皮。他们的“中国热”走得更远，因为甚至在中国桂皮问题上，其皮越厚，其价值就越大，以至于使树干的皮比粗枝的皮要昂贵许多，而粗枝的皮又比细枝皮贵。他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让桂树长到成年，甚至是老年。这与在锡兰的英国人正好相反，他们让其桂树遭砍伐后重新生长，每两年采收一次仅两米左右长的细条。
因此，西方的口味是根据僧伽罗桂树而形成的，这类桂树生长在小种植园中。中国人的口味则是根据大自然在广西、广东和安南的山坡上的野生桂树而形成的。这就是东方和西方口味差异之实质。这一重要差别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天生的，虽然还存在有不同的桂树品种，完全如同存在有不同品种的苹果树或梨树一般。
中国的肉桂以10～12寸长和很厚的小段状在中国出售。他们更喜欢年老的、粗糙的和被外表的苔藓与硬壳覆盖的桂皮，其内部呈非常鲜艳的棕色。
据《本草》记载，共存在有两种质最的桂皮：于每年农历三四月(即我们的中春)采收和于六七月(即我们的中夏)采收者。对于中国的最南方和越南的北方来说，这一历法就意味着每年收两次，一次于旱季末，而另一次则于雨季末，即当树中充满汁液的时候。中国南方特别重视它自己生产的桂皮，从印度支那或马来群岛进口的所有桂皮都被运往了中国大陆的北部和西部，正是这种商品在中世纪经丝绸之路而运往“西域”，也正是如此才在穆斯林中出现了中国人的爱好。
然而，中国人仅为自己保留了天朝客商所钟爱的大块桂皮，向西域胡人出售其价值和功效相对甚微的细枝桂皮。这样一来，便形成了阿拉伯—西方对有痘瘢的细桂树枝的爱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口味的地理特征：老桂皮供汉人使用，嫩桂皮供胡人消费。这种特征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中国人鄙视西域人的绿色桂皮，而西域人则嘲笑汉人那种成熟的桂皮。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茶叶的例证中：中国人的口味是在整个中世纪形成的，而西方人的口味则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但从一开始起，汉人就仅仅向胡人出售他们自己不屑消费的茶叶，他们今天仍一点也不喜欢被称为“海洋天子”圣宴中的“锡兰茶”之阿萨姆茶。
我们不应指责中国人有恶意，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专门分工是独自形成的。例如，丹麦人出口大量的剥皮和冷冻的猪肉，而其最后加工则是在伦敦的英国工厂中完成的。其猪腿被作为“约克火腿”而销售于法国，猪头则被作为“快餐熟食”而销售到外莱茵河地区，而猪蹄则一直销售到刚果以供土著人美餐。
达布里·德·蒂埃尚于上引书中写道，据中医认为，桂皮既可以做药粉而同时又可以作为煎剂而服用。我们发现中世纪的穆斯林们也沿用同样的习惯。此外，据引用了同样史料的同一位作者认为，桂皮可以人肾和肝，可以使筋骨康复和调节月经。然而，我们发现，中世纪的穆斯林在许多问题上都严格地仿效中国人，赋予了本处所讲的药用桂皮同样的疗效。所有这些问题都由《药物辞典》(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特藏第2965号)的阿拉伯文作者以纲要性的统计表做了汇编。他指出，在所有的神经病中都开含桂皮的处方。“它可以强肝和受肾炎之苦的肾脏，也可以调经等”。
在中国人承认桂皮所具有的所有疗效中，我们仅发现有一种未在穆斯林史料中作过清楚的阐述，这就是“复骨”之功效。但从埃吉尼的鲍罗斯的著作来看，在宰因·丁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译成了“肌肉组织的松弛”。在波斯文本中仅有两个词来表示之，第一个是istirkha)意为软化和松弛。下面一个词为它的补语，但在手稿中写得非常潦草，既可以读作Azoli(肌肉的)，又可以读作Azmi(骨骼的)。事实上，伊斯兰医学中都出现过这两种疾病。另外一种手稿也可能会使人改正这一疑点。
无论如何，如果阿拉伯医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与中国医学相当吻合，那么很明显，我们在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现其他许多共同点。仅就我们可以根据由达布里·德·蒂埃尚提供的非常有限的资料(这是我们在巴黎能得到的唯一一部有关中国药剂学的著作)来看，它们尚未被人所熟知。我们认为积累这些奇妙疗效中的一大部分以及将之归功于桂皮都是由于cassia这个不幸的词，其意为“可入药的树皮”，再无他意了。
然而，从桂皮为分在“可入药的树皮”这一含糊不清的名称一类的那一天起，这些可以入药的树皮中的某几种的确实被认为具有的疗效也必须会被终归于它。同样的混乱也可能是由古代把代用品或同类品的功效归于原物或相反的倾向而造成的，这种恶劣的习惯最终毁灭了“加利安医学”的名誉，或者是由于大部分药草都具有大部分疗效一样。区别各种现象和分析药理原则的做法则属近代科学，近代医学同时还可以确定每个病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古老的中国医学的影响以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注释：
(1) 希波克拉特逝世于丝绸之路开辟的数世纪之前，他不可能知道桂皮。这一段文字如同许多文献一样，都向我们证明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把在很晚时代才传入的知识归于了古人。这种做法起源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对待手稿问题上的轻率做法，他们在每版时都要润色一次。这些增补和其他修改的做法仅在刊印时代才被排除。《圣经》中提到中国桂皮一说即属同一范畴。先知以撒确实是以“Sinim”一词而了解中国的，现已发现的文献之古老性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对真实历史的记述。
(2) 我所掌握的手稿中写作Sariq(盗贼)，我认为它是抄写者对Ishaq(易斯哈格)之笔误，它是本处经常提到的作者。我们在有关大黄的问题上已遇到过这位易斯哈格并试图对他进行考证。
(3) 大家目前尚未能成功地考证出这种药。阿塞拜疆学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琼多(见艾布·曼苏尔·穆韦费克·阿里·哈烈维：《各地药学原理》第322和328页，我们的大部分考定都要追溯到此人)对此未作任何解释。《阿拉伯—德文辞典》(1950年版)的博学的编纂者西格尔使用了多种前人的论著，但也将这一问题留作悬案。宰因·丁写道，这是一些如同黑桂皮一般的树皮。那些皮较厚被称为“希莱赫”(khyleh)。最上乘者略呈红色……其取代物是西黄蓍胶或冬蛞木的根茎。穆宰费尔则根据伊本·巴伊塔尔而写道，ksyle即上文提到的黑木，其外貌与做染料的茜草差不多。还有人指出，它就如同鳞木(Hurf，还有其他考定)的种子，如同茜草一般的木。“今天(1248年之前)，埃及人称之为山扁豆夹(al-kisila)，无论如何它们也是如同桂皮一般的树皮，唯有其味及收敛作用不同。”在伊本·朱泽莱的著作中也作同样的解释。这里明显是指某种树皮，可能原生苏丹，可以被视为劣质桂皮。它具有驱虫作用，可以医好胃功能减弱。女子服用它可以变肥胖。无论如何，我觉得此名出自土著人的拉丁文，很可能是安达鲁地区。在此情况下，它可能是一种塞内加尔产品，很受西班牙—摩尔人喜欢。我觉得本处系指这些深红色的树皮，与塞内加尔人在巴黎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几乎是浅黑色的所谓“山扁豆荚”一样。此外，山扁豆荚也是一种皮，它可以泛指所有香料和药用树皮。现在似乎是存在有数百种彼此互不相同的山扁豆夹。但我很倾向于认为本文中的kasila明显就是塞内加尔人所说的山扁豆夹。西班牙—摩尔人进口西苏丹产品以便转手贩卖给其他穆斯林和“罗马人”的历史尚未有人研究过，因而我们无法从中借鉴任何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