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大黄的历史及其起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近代医药业中是如何重视大黄的。
大黄是一种蓼科植物，根茎粗大而茁壮，生长在高山间清凉的山谷中。其果实为三角形，籽实中含有淀粉蛋白，其叶柄可食。这种植物可高达2米(药用大黄)。法国种植的那一种于第四年秋季当叶子枯萎时才拔除。其根要切成拳头大小的块，挂在不见太阳的阴凉处，在那里经过两个月之后就会被风干。主要是在遇到食欲不振、肠胃消化不良和腹泻时把大黄作菜食。药用大黄的根系有几个头，生长在土层之下15～20厘米处。
我们将会看到，大黄出自中国，它又从那里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许多国家中都引进并栽培大黄，但引进的品种从未达到原产地大黄那样的药效，配制好和晒干的大黄继续运往西方。近代植物学家和药剂学家根据各种大黄的来源和引进的情况而给它们起了不同名称。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试图引进大黄，但仅仅获得了一些最多可供烹调和糕点使用的劣质大黄。
中国的优质和真正的大黄在近代也根据它通过茶叶之路或香料之路传至欧洲的情况而有不同名称。现在沿茶叶之路有一条莫斯科—北京的铁路。在第一种情况下，大黄产品叫“莫斯科大黄”、“王廷大黄”或“西伯利亚大黄”，沙皇对它实行国家垄断。这是供应茶叶之路的主要商品之一，而茶叶之路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北方遗产。
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家在商业中则根据葡萄牙人对香料之路的称呼而叫做“印度大黄”或“东印度大黄”。当然，“东印度大黄”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来自印度。“印度”一词于此具有指“外洋”和“海外”的引申意义。香料商们赋予了“印度”一名这种广义，所有舶来品都叫做“印度的”。在19世纪时，印度仍然是历史知识和海外知识的魅力中心，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学问被记在了印度的账上。所以，世界史的中心转移了。大家赋予了香料之路一种它在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作用。西方史学家们几乎创造了有关这条香料之路的一种真正神话。这种神话与阿特兰提斯岛的神话相似，而且与它一样富有生命力。
事实上，直到1863年之前，俄罗斯人完全垄断着中国大黄的交易，即在著名的“东印度公司”隐没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如此。直到19世纪末叶，在大清政权衰落和处于垂死挣扎之际，大黄却未因此而停止经茶叶之路运往香港和伦敦。
莫斯科的大黄呈扁平块状，不规则，上面穿了一个很大的洞，色泽鲜艳，带有非常规则的繁星般小圆斑。其气味和味道都很强烈，用牙咬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其中含有盐酸钙晶体，因而能使唾液变成红花色。其粉末呈漂亮的黄色。
香港和上海的大黄(“东印度大黄”)则呈圆锥块状或扁平状。它具有暗黄色，上面布满了砖形的大理石花纹图案。这一切都是由于海上运输和恶劣季风的作用对药材的影响(这种作用会以其潮湿度和很强烈的风而使干茎块变质，所以英国—印度茶叶尽管用铅纸包裹，但仍放出了药茶叶味)。当时确实在包装之前使其叶腐烂以避免途中遭受巨大损失。但这种成功应归于西方人不懂真正的茶叶。英国人很注意把他们的大黄装在白铁箱子中，每箱30～60公斤。然而，他们的产品由此而没有经陆路沿茶叶之路运输的那种大黄的气味和味道。除此之外，还应补充说明，这种大黄是由低质茎块组成的，最好的大黄要运给大陆人，那里的人既非常内行又比较挑剔，完全如同他们对待茶的态度一样。
1937年的药典同样也提到了波斯和土耳其大黄，这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遗物。这种产品和莫斯科大黄一样质地优良。大家称这种大黄为“平块大黄”或“帝王大黄”，因为英国人把它据为已有，不在法国出售之。这种大黄经由地中海、特拉布松、君士坦丁堡运转，因而远不会受季风的腐烂影响。
法国的大黄属于拉本蒂克大黄一类。阿拉伯药剂师们称之为“雄大黄”。正如大家已说过的那样，它呈拳头大小的块状，但比拳头更长一些而不是更宽。其根茎块不规则和多节，没有可以在原产地大黄中发现的那种菱形网纹，它也没有那些圈状星斑网系。如果用牙齿咬，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并使唾液染色。它的气味很弱，其粉末呈淡红色而再不是纯洁的黄色。
最后还应指出，我们在黎巴嫩海拔1500多米高的地方还可以发现“醋粟大黄”，被当地用作泻药。这是中世纪伊斯兰药用作物的残余，穆斯林教徒们则以“醋粟”之名而了解它的。这是一个其形原为萨珊文的词，正如我们于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是一种比在欧洲引进的大黄更有效力的品种，但却达不到它们的中亚同属的功效。
我们同样还知道假大黄，被称为“僧侣大黄”(阿尔卑斯大黄)。欧洲各国引进的大黄与黎巴嫩、土耳其、波斯、布哈拉和中国的大黄相差甚殊。此外，我们很难从中看出原产地大黄的外表，更看不到菱形或星斑网系，但仅能勉强看到某些带斑点的条纹或一些平行线条。但1937年的药典允许使用它们的根茎，其条件是如果它具有淡红颜色和某些可以使人含糊地联想到原产地大黄的星斑网络的花纹。
大黄新鲜根系的汁液是苦涩的，但略带酸味，这一现象是由于草酸钾造成的。其酸涩度在茎秆、叶片中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春天更为如此。
我们仅仅在三代人以来才了解了大黄的化学组成。1844年，施洛斯贝格和道埃平才从中发现了大黄根酸的存在。1855年，瓦伦、德拉鲁和米勒分离出了大黄素。齐尔赫与赫贝杰从中区别出了两类物资：(1)鞣酸糖。(2)流动葡萄糖苷茵，即一种糖(大黄的红色素)；没食子酸和肉桂酸，从中可以得到大黄根酸，再加大黄素和大黄酸。吉尔松从中国大黄中提取出了另外三种产品，分别叫做大黄素、儿茶酸和大黄柯因。1903年，又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了大黄酶，其中不包括多性能的醇、甘油、甘露糖醇和醌酮。1923或1925年间，由瓦西基和汉斯经过一个严冬之后从维也纳郊区的大黄中分离出了具有轻泻作用的蒽酚。中国大黄的轻泻作用在于其蒽葡糖苷和羟甲基—蒽醌。
当代医学承认大黄为儿童的最好轻泻药，用0.3～0.6克的剂量为强壮剂，用4克以上为泻药。
大黄可作粉剂、浸膏、酊剂、单剂浆或复合浆而服用，可以把它与甘汞、氧化镁和芦荟合用。如果把大黄做浸渍、泡制或炒焙处理，它就会失去泻性，但却获得了一种更大的补效。
大黄的药性很早以前就被亚洲人知道了，首先是中国人。它的滋补作用也是这样的。
波斯最为古老的医学论著(10世纪，甚至还可能是9世纪的作品)都把大黄描述成一种食物(醋粟大黄)。波斯的烹调论著也作为蔬菜而了解这种作物(调味品、汤、水果羹和果酱)。英国人模仿波斯人也制造大黄水果羹和果酱。英国人班伯里于1777年首次把大黄引进牛津郡，这种作物从此之后便在整个英国传播开了。除了“醋粟大黄”之外，英国人用叫做“维多利亚皇后”的次品种大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肉用大黄)做果羹和果酱。在法国、德国和匈牙利，大黄也用作诸如果酱和果羹那样的滋补品。他们压榨大黄的茎秆再加上糖和水而酿成大黄酒。今天的波斯烹饪中还如同中世纪一样而食用大黄叶和大黄芽，就如同法国于春季食芦笋一样。这是一种美味食品，颇受品味者们的好评。
西方人是从什么时代起才知道大黄的呢?
曾有人推测说，如果普林尼所说的rhacoma是来自黑海岸，那么它就是近代的rhapontic，从Rha(伏尔加河)河口而来的亚美尼亚人玛尔塞林所说的rha或theon也只能是这种大黄植物。他说这是一种植物根块。普林尼还谈到了rha Barbarum，我们认为是指从香料之路上进口的大黄(Barbarum可能是指巴尔巴里斯港的形容词)。如果这一切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中国的产品经过统治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贵霜人或大月氏人的手之后，仅仅渡过了安曼海(位于我们的孟买—亚历山大航线附近的波罗羯车)，与陆路相竞争：把中国、中亚与黑海联系起来的黑海以北之路。
这仅仅是一些猜测。据乔治·萨尔顿认为(《伊斯兰史学会学报》第1卷，第453页)，第一位把大黄描述成药剂的希腊医生是特雷斯的亚历山克尔(约为公元525～605年)，他也是自加利安之后的第一名具有独特见解的医生，因为他受到了萨珊王家学院的医生们的影响。某些人认为迪奥斯科里德同样也了解大黄。我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史料为基础的，无疑是根据伊斯兰史料而不是根据这位著名学者的希腊文著作。如果允许以如此晚的权威人士为基础，那就可以说设拉子的宰因·丁(1329～1403年)在大黄问题上同样也提到了加利安(约为公元120～200年)、阿里纳苏斯肯定是指他的同胞奥雷巴攸斯(约为公元325～400年)和额金的鲍鲁斯(7世纪人)。我们于下文将看到他的这些名言。很明显，宰因·丁是根据这些希腊医生们的阿拉伯文引语而不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在此情况下很可能是指代用品。但实在说，我对于加利安、迪奥斯科里德(约为公元50年)以及奥雷巴攸斯了解大黄不会感到惊奇。这些学者们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之下，他们事实上属于中世纪而不是真正的上古时代，其证据是他们的作品在中世纪的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们中都变成了权威。
我们在伊斯兰医学问题上长篇大论地谈到了中世纪。现在仅仅指出，从16世纪起，在西方讲到的是莫斯科大黄。他们所指的仅仅是热那亚人从克里米亚鞑靼地区的卡法获得的大黄，而鞑靼人又是从中国进口的。在暴君伊凡时代，莫斯科人向南推进并到达里海和丝绸之路的北翼，大黄交易脱离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之手而落入了他们之手。
在16世纪时，莫斯科人自己在与中国从事陆路交易时，尚依赖于晚期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杰特沙漠白帐汗国的鞑靼人。必须上溯到18世纪才能看到俄罗斯人与大清帝国建立直接的和持续的贸易关系。在16和17世纪时，莫斯科人获得了卡尔梅克人的大黄，当时卡尔梅克人部族的数千辆车游牧在中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大黄和其他多种产品的交易落入了卡尔梅克人手中，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落入了居住在卡尔梅克人中的布哈拉商人之手。横穿西伯利亚的道路仅仅是俄罗斯人从鞑靼人中继承而来的古通商大路的一段。当然，在18世纪时，俄罗斯商人在赤塔和恰克图采购砖茶和大黄等，但国家对大黄垄断的时间则从1804年开始。这种局面持续了两代人的时间，仅在强迫中国向英国—印度贸易开放华南的通商口岸之后，才于1863年衰落。
此外，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使俄国人遭到了巨大损失，英国人没有长时期地独自享受强加给中华帝国的妥协。美国贸易很快就严重地与英国人相竞争。英国商人无法独自对付美国，唯有联合王国政府才能使他们维持原来的地位。无论如何，众所周知的是，莫斯科大黄在西方药剂师中留下了非常好的美名。沙皇帝国为了在西方转手倒卖而对购自中国的大黄之质量特别挑剔。
俄罗斯商人要求他们的中国同行选择最好的大黄块，由于严格的挑选而使俄国商品大大地超过了由英国人输往欧洲的“印度大黄”。尽管如此，后者还是取代了前者!此外，近三个世纪以来的世界贸易史说明低质量的商品往往会取代优质商品。这是我们生活时代的特征，数量往往会击败质量，不仅仅在日常消费品中如此，而且在使用有限的产品中也一样。
西方称呼大黄的所有名称均起源于伊朗文，也就是斯基泰文。我这里是想说大黄的所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名称均自伊朗的rayvend或raybhas派生而来，我们从中很容易辨认出斯基泰文词根ray或rag，意指“光线”。Rayvend是大黄的斯基泰(波斯)文名称，后来又是阿拉伯文名称，意指“发光物”，即ray(光线)再加上意指“有关的”的词缀。在我们的有关28宿的专论中，大家可以看到粟特和花剌子模的斯基泰人用“发光物”(Rayvend)指天马星座(阿拉伯人称之为al-Fargh al-Muqaddam)中的γ或β星辰。斯基泰文中的ray之“光线”的意义已由帕提亚人在今德黑兰附近建筑的拉伊(Ray)城而得到证实。当时赋予它此名是由于该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此意最终又由指大黄的Rayvend一词得到了证实。我们于上文已经指出，中国大黄晒成于块而运往西方，其切口处有围绕一中心轴的星标系统，这是区别中国原产大黄的标志。因此，上述斯基泰名称系指呈星状或发光状的中国商品，而不是指一种当地植物，因为我们已于上文讲过了这一切，引进大黄的切口不会出现这种形状(1)。因此，大黄在长时间内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一种中国药品。其波斯文名称叫rayvend(发光物)，阿拉伯将此变成raouend，这仅不过是索格底亚那的斯基泰人送给它的一个绰号。阿萨息斯(安息)和贵霜王朝的伊朗麻葛(祭祀长或巫士)证实了这种植物的特性，承认其圣洁的特点(不应忘记，圣洁与健康具有近亲关系)，并试图从中国引进大黄的苗木。一切迹象都倾向于认为这种植物在中亚逐渐地被风土驯化了。它可能沿丝绸之路出现。就大黄的情况而言，它与当代在茶叶之路上发生的情况相同。商人们在各站的城市都作了引进实验，但未能成功地使这些植物具有中国大黄的那些疗效。
我们可以不冒任何误解的危险而认为，“西域诸邦”的僧侣——麻葛曾试图把大黄引进沿丝绸之路而围绕他们那坐落在高地的寺院花园中，以便廉价地治愈疾病，从而增加他们的医务人员的收入和威望。其中大半属于中国文明的大月氏人或贵霜人曾直接干预以引进中国大黄的苗木并使之在他们的地区风土驯化。我们知道，他们的领土包括中亚的所有高原。在伊斯兰时代，大黄被引入了东伊朗(呼罗珊，贵霜帝国在萨珊王朝之前曾在那里大放异彩)。我们很难指出大黄贸易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贵霜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沙皇那样建立了国家对这种贸易的垄断权。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丝绸、麝香、樟脑等)中一样，贵霜人掌握着事实上的垄断权。迪奥斯科里德、普林尼和加利安等人所讲的大黄情况说明，从公元1世纪起，其交易就一直扩大到地中海国家，当然还有巨大的印度市场。但我们认为最大的市场是由前伊斯兰国家组成的，那里对大黄了解得更为透彻，其需求量无疑也比其他地方大。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种波斯传说，它说明晚期的伊斯兰国家对大黄是何等熟悉。据祆教文献记载，第一个男子是玛西亚，第一个女子是玛西亚娃。据《阿吠陀》记载，他们是以由山神伽玉玛特和格王诞生的一株大黄的形式出现的。当两株大黄成熟时，他们彼此之间相爱了。所有谈到琐罗亚斯德教古代传说的伊斯兰文献都知道这种传说，尚且不谈琐罗亚斯德教自己的文献。我们还知道，犹太—基督教的传说中同样也把“智慧树”和“蛇”与第一对夫妇的神话结合起来了。第一对夫妇指亚当和夏娃，他们二人是“西域”中世纪的先祖。但“智慧树”的药用特征仅仅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祆教徒)中才明确地出现过，我们从中发现它是指生长在一座高山上的大黄。《圣经》的安息人作者可能把“智慧树”理解作一种具有已得以证实其疗效的药用植物，具有很大的圣洁性，它与作为毒药和疾病之象征的“蛇”相对立。这种传说就已经意味着，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也与晚期人类生活于同样的境地，他们受到了毒素的威胁，在诞生时带有由大黄象征的一剂蛇药。盘在我们的药剂师们作为标志的蛇药杯子上的蛇之象征说明了同一思想，自伊斯兰教的炼丹术家诞生而来，他们比宗教界的作家们更忠于丝绸之路上医生们的治病传统。有些人注重现实，而其他人则把人类的“拯救”移植到了纯粹的神秘方面。
在东伊朗或波斯语中，Mar一词以Mara的形式传到了普拉克利特语中，意为佛教中的魔，在如同拉丁文中的malum(法文中的mal，疾病)之后而最终指蛇(在古代语言中作kerm)。换言之，大黄和蛇在中亚分别象征着健康和疾病。神学们又把它们作为善、恶的象征。但我们的药剂学家们继炼丹术学家之后也将此作为他们艺术的标志。丝绸之路上的医生们很早以来就设法了解毒蛇和配制解毒药。稍后不久，他们的艺术得到了一些发展，致力于研究毒剂和制造解毒药。阿里安(《印度》第15卷，第2期)又把这种学识归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印度医生，但事实上是指贵霜人和阿里安本人时代的一种艺术习惯。我讲的是《论毒药和解毒药书》(贝特拉·斯特劳斯版本，柏林1943年版)，该书被归于孔雀王朝月护王的大臣阇那伽，此人也是前部亚洲足智多谋的大臣们的神圣保护者。同样内容的一部书可能被归于亚历山大的大臣亚里士多德名下，他是前部亚洲足智多谋的大臣们的神圣保护人。无论如何，在整个这种艺术中，蛇充当了关键的作用。这里是指中世纪的魔蛇，而不是印度和希腊的神蛇。
为了知道中世纪的穆斯林教徒们对大黄的了解，只要参阅一下波斯设拉子的宰因·丁(1329～1403年)或阿拉伯的马利克·穆宰菲尔(卒于1294年)有关医药内容的论著就足够了，他们都总结了前人的作品。
宰因·丁写道：“Ravend是大黄的波斯文名称，大家也用此名来指大黄根(Raywads，在新拉丁文中作theumsribes)。据《药典》记载(2)，它们共有两个品种：中国的和中亚(呼罗珊)的品种。后一种又被称为‘兽大黄’，因为兽医们使用它，完全如同人医使用中国大黄一样。中国大黄当然是两种中的最佳者。把中国大黄研碎之后则与红花的颜色相似。把它粉碎之后则具有水牛峰肉的外貌，由此而产生了其‘肉质大黄’之名称。其块应有驴蹄一样大；如果有马蹄大，那就最好不过了。”
“大黄性热，某些人又认为它性温。马希赫(3)认为它呈三度热和一度干燥，某些人又宣称它呈两度的干和热。大黄被粉碎之后(据我掌握的手稿的补充内容认为还应用醋稀释)，则可以治愈雀斑。大家认为大黄合剂可以治好胃气和消化不良，此外还治肾、膀胱、子宫、肝和脾的疼痛。它可以治愈坐骨神经痛、从肺部吐血、哮喘、阴囊炎(4)、呼吸道疾病(5)、心跳过速、肠胃疼痛、痢疾、间歇热(6)、中毒和毒兽咬伤。”
“在混合醋合剂时的大黄荆量应为1／2到2第拉姆。据说其剂量为从1达尼克直到2第拉姆；如果用它来擦疖子就会使之消失。用水稀释之后，大黄液可用来治疗急性炎症。”
“加利安指出大黄可治肝病。他说大黄能清脾和肠胃(可能应为sudda-yi vam'a，即指‘脾和肠’，而不是sudda u am-a，即‘鼻炎和肠’)。其药性可治肝病，即使是已变成慢性病也罢(至少可以作为强肝剂使用)。”
奥雷巴西奥斯(7)指出：“大黄在治疗由消化不良引起的腹泻方面颇为见效。”
“长老大人(8)开了黄油剂，如同搽充血肌肉(9)的膏剂。”
“马朱西说，事实证明用大黄油擦肩胛骨是一种治疗颤抖的验方。”
“据说(10)。大黄可以加强内脏，清除和干化已坏的体液，消除炎症的高烧。它可以用水治疗生脓水、积水(11)、肾和膀胱结石。它在治疗膀胱疼痛和作为利尿药使用时非常有效。它在治疗一切痢疾方面都有效，甚至在发生结石梗阻或积液过多时都有效。芦荟可以增强大黄的疗效、完全如同诃子一样。大黄复剂可以清脑和增强记忆力，治疗由淋巴炎引起的头疼。在遇到由淋巴和气性而引起的腹痛时就要开大黄药的处方。它可以清热解火。在遇到四日热或胆汁热时也有效。”
“鲍罗斯(12)说大黄能清除身体中的各种炎症，使高烧降温、治疗肝脾疾病。”
“尤哈那在治疗胃疼、背疼、肝疼和痔疮病倒时开大黄药。先把它与黄芪混合研粹再喷洒在患处。某些人还建议与阿拉伯树胶共同制成药糊使用。”
“可以用其重量一半的马兜铃(14)再加入相当于其重量的红玫瑰和缬草(15)来取代它。拉齐说(16)，在遇到消化不良和肝病时，大黄的代用品是其重量1.5倍的红玫瑰花瓣和其重量五分之一的缬草。”
马利克·穆宰菲尔曾针对大黄问题而引证了三种重要史料。即伊体·巴伊塔尔(卒于1248年)的《药草志》、伊本·朱泽莱(卒于1100年)的《药典》和第比利斯的艾布·费德勒·哈林·本·伊卜拉欣的佚作(我认为是如此)。其处方在某些方面可以补充宰因·丁的著作。我们仅仅引用他的以下例证。
“伊本·巴伊塔尔说，大黄是一种黑里透红的根块，无臭味，较柔软。最佳者为根须未被虫蛀、稍有黏性和在唾液的作用下能产生橘黄颜色者。现在共有四个品种：中国的、东非的(僧祇人的，可能就是普林尼所说的rhabarbarum，西方在中世纪称之为rhabarber)、突厥斯坦的和黎巴嫩的。但最上乘者却为中国大黄……(17)其汁液与卒茵(药用真菌)具有同样的功效……大家指出大黄能治疗水肿，能治疗各种水肿，唯有肝发炎而引起的水肿除外。继中国大黄之后，次佳者为波斯大黄(它在波斯生长在里海的南山，除非是指被他们称为突厥斯坦呼罗珊的大黄)。再继此之后才是黎巴嫩大黄，人称之为‘兽用大黄’。东非大黄(僧衹大黄)远没有中国大黄或中亚大黄(突厥大黄)那样的效力，但在治疗痢疾时则比中国大黄疗效更佳(原文如此)。”
伊本·朱泽莱说：“大黄是一种木质物，要煎足够的时间才能煮出汁来。其渣滓在商业中出售(原文如此)。这样一来，该物质就失去了其汁液，其全部功效都在汁液中，这种会使人想起厚集的软木……最好的大黄是不掺任何杂质的中国大黄，其气味宜人，呈黄头透黑的橘黄色，一种轻质木。它既不会被虫蛀，又不会有裂口……它可以医治由于跌打而造成的创伤……中毒或毒蛇蜇伤。”
第比利斯的艾布·费德勒·哈森说：“大黄是中国和中亚(呼罗珊)的一种长得很直的药草(木质)。中国大黄可以以其美味来辨认……它可以加强心脏和内脏。如果服用过量，那就会引起消化不良，每次需服用1达尼克。”
伊本·巴伊塔尔说：“如果肝胃功能减弱，那就用其重量1.5倍的红玫瑰来取代，它可以帮助食物的消化；或者是使用其重量1/5的阿萨菲尔(asafiri)的缬草。”(18)
从这些不同的伊斯兰文献中可以看出，在穆斯林中世纪就知道了多种大黄。但他们就如近代人一样，也偏爱中国大黄，认为中国大黄是最佳品种和最有效的药剂。毫不怀疑，在整个中世纪，中国大黄是丝绸之路沿途的一种商品。撒马尔罕的商人于中世纪末尚从事这种贸易。
鲁伊·贡萨雷斯·德·克拉维约写道(1403～1406年)：“撒马尔罕城也富有来自各处的商品。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向那里输送亚麻和皮货。中国向那里运送世界上最好的丝绸，主要是贡缎，此外不但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麝香，而且还有大黄及其他许多产品。中国的产品是该城的最佳者，那里传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艺人……从撒马尔罕到北京，共有六个月的路程。在前两个月中要穿过一片沙漠地区，据说那里仅有牧羊人。今年(1403～1406年)，驮负中国商品的800头骆驼于6月间到达撒马尔罕。帖木儿令人封存了商品。我们看见了骆驼队。”(19)
在汉语中，rhubarbe叫“大黄”。他们于数省中采收这种药材，如北直隶、山西、河南、广州，但主要是在靠近西藏的西部地区、四川的山中和西宁市。在四川的松潘县，大黄生长在贫瘠和干燥的山谷中，处于野生状态，生长在海拔7500～12500米高的地方。这种大黄叫掌状大黄，是唐古特大黄(西藏大黄)的一种。在打箭炉还生长有质量稍次的大黄，它是药用大黄，同样也是一种商品。最后，在湖北省西北部的森林中生长有第三等质量的大黄。
中国史乘中对大黄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之前。中医从上古时代起就使用大黄。
1915年，中国通过海港而出口850吨左右的大黄。任何人都不清楚19世纪上半叶每年通过茶叶之路而出口的大黄吨位数。沙皇俄国的档案为我们留下了某些记载，成为我们粗略估计其数量的基础。在1403或1404年6月间，共有800匹驮载中国商品的骆驼到达撒马尔罕城，其中可能有100～300头运载大黄。这样一来，仅在该年6月就运去了40～120吨这种珍贵的块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提出每年的出口量为500吨这一数字。
克拉维约把大黄与麝香和绸缎共同置于最重要的中国商品之列，这一事实足可以使人理解该药品可以折合黄金的价格。它同样还可以使人理解大黄在奢侈品中所占的地位。因为不要忘记，中世纪的人把它视作一种万灵药，撒马尔罕可能不仅向伊斯兰世界，而且还向非洲和欧洲大陆倒卖这种物品。
注释：
(1) 用于“发光物”之意的Rayvend一词原是中亚一座火神庙的名称：“它的名字Rewand说明它是光明灿烂的。”(《波斯历史辞典》第12和34页；上引马夸特：《伊朗古城考》)Ray是东斯基泰语，在西斯基泰语中读作Rag。所以，在“德黑兰”城的斯基泰文名字之前带有一个Ray词，在“波斯语”(东斯基泰语)中作Ray，在帕拉维语(西斯基泰语)中作Raga，在希伯来语和亚美尼亚的钱币文字中作Rg，在希腊文中作Rhagès。在奥谢金语(高加索语或西北的斯基泰语)中，“黎明”叫做ragaei(天发亮了)，而ragaei aerae-gmae则意指白天的第一道晨曦(卡赛耶夫：《奥谢金语—俄语辞典》，1952年莫斯科版，第269页)。
(2) 艾布·阿利·叶海亚·伊本·朱泽莱：《治愈人类病痛的药典》，巴格达1090年版。
(3) 原文作al-Masihi。许多景教徒的江湖医生都被这样称呼。我无法决定这里是指阿维森纳的教授艾布·萨赫尔·以撒·本·叶海亚的著作，还是指奈希尔哈里发(1180～1125年)的医生艾布·海伊尔或其亲属之一的作品。他们二人都曾在巴格达麦里斯坦·埃杜迪医学院任教并写过著作。
(4) 我就是这样翻译fetq一词的，它指各种疝病。一般来说，在尚无中世纪的解剖学时的医学把一切疼痛都归咎于疼处以上部位的主要器官。例如，心悸是由于胃和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脏发炎造成的。
(5) 我在拉齐的《健康的择定》(开罗1922年版，第515页)中读到，-aqal-radjul意指一种哮喘。我把原文中的rabw译成了哮喘，所以我在fu'aq的情况下一直避免作出明确的澄清。
(6) 所以，我就是这样翻译《珍品荟萃》原文中的tab-idayir一词的。任何一个辞典中都没有这个词组。辞典中似乎反将tab-diq译成“痨热”，把tab-ghab译成“间日热”，把tab-i lerzeh译作“间歇热”。凯提卜·花剌子米的《七大洲世界》第165页似乎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早史料，其中把发烧按有定期或无定期而分类。
(7) 我就这样恢复了原文中的“阿里纳苏斯”(Arynasus)。奥雷巴西奥斯经常被麦祖希(《帝王书》，10世纪)和12世纪的伊本·赛赖比(幼年赛拉比翁)于《药物志》引用(米埃勒：《阿拉伯社会》，第16、33和41页)。
(8) 原文中的Al-shaykh al-ra'is(长老大人)是阿维森纳的常用尊号，这或是由于他是医生们的首领，或是由于他是拉伊(德黑兰)的第一位贵族。德文中的“市长”之尊号Burgermeister准确地翻译了伊斯兰中世纪的“贵族”或“城市行政长官”。在波斯，大家也称市长为Kadkhoda。在市民阶级衰落之后，这一制度仅仅残存于村庄中，但中世纪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名市长。
(9) 原文作Fath der aznla。
(10) 我所掌握的手稿于此注作“苏费安·安代鲁西”。这里无疑是指安达鲁西亚的马拉加的著名医药学家伊本·巴伊塔尔(卒于1248年)。
(11) 我们共区别出三种积水症，但文中没有具体解释清楚。
(12) 埃吉纳的鲍罗斯是7世纪时的拜占庭医生，麦祖希(994年)和伊本·赛赖比有时与奥雷巴西奥斯以及一大批被认为是“罗马人”或“拜占庭人”的其他作者同时提及。我觉得穆斯林们手头仅仅掌握了这两位作者著作的一些简短的摘录文或引文，而从未掌握他们的全文。有关普林尼、普里西亚努斯和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情况同样如此。
(13) 有数名医生都叫做尤哈那。这里无疑是指伊本·麦赛韦赫，卒于公元857年。他毕业于萨珊朝的皇家医学院。文艺复兴时代承认他们年幼的麦苏埃或伊奥海纳·代麦桑努斯，而文艺复兴又称马尔丁的麦赛韦赫为“年幼的麦苏埃”。
(14) 原文作zerawend mudahredj zerawend，本指马兜铃。长马兜铃品种(圆马兜铃)叫做“蛇马兜铃”，被认为可以解蛇毒。但mudahradj意指圆形。这里可能是指被人鼓吹能医治风湿病和关节炎的铁线莲马兜铃的，其生果实在俄国被认为是驱虫药。伊斯兰药典称长马兜铃为“雄性”，圆马兜铃为“雌性”，可以反复使用其根。
(15) 原文中作Sunbul(缬草)。这里是指甘松茅类缬草，或者是一种败酱科植物或甘松茅。
(16) 指穆罕默德·本·宰凯里叶·拉齐。
(17) 原文中的“黎巴嫩的”明显是黎巴嫩的“醋粟大黄”，请参阅上文。“突厥大黄”系指呼罗珊(中亚)大黄，除非这里是指经黑海和里海以北而在拜占庭进口的一个品种。我倾向于认为他是想指希腊人所说的北高加索的斯基泰大黄。因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都把“斯基泰人”和“斯基泰地区”译作“突厥人”和“突厥地区”。史料中奇怪地提到了神衹或东非的品种，它使人联想到了普林尼所说的“大黄”(rhe barbarum，希腊文中作rha-barbaron，也就是晚期拉丁文中的rhabarber)。它说明这里确实是指某些拜占庭药房的仿造物，同时又证明了斯基泰文中所说的大黄仅仅是近代“莫斯科大黄”的一种普通商业名称。没有任何迹象使人想到在中世纪时存在有商品大黄。
(18) 原文中的Sunbul asafiri尚未被医药学史学家们考证清楚。Sunbul一般是指缬草，但也可能是指一种相似的草。
(19) 《克拉维约于公元1403～1406年出使撒马尔罕帖木儿宫廷记》，由克莱芒·R·马尔哈姆译，伦敦哈克鲁特学会1859年版，第172～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