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经陆路从伊斯兰世界到达中国，我们共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克什米尔(经喀喇昆仑山口)之路、于阗之路和准噶尔(蒙兀儿斯坦)之路。前两条道路，即克什米尔路和于阗路穿行那些有人类栖身、拥有水源和草场之地。唯有在另一端(到达中国内地的边境之前)的最后15程例外，那里的草场和水源都匮缺。然而，如果在那里挖掘有一人深(有时甚至仅有半米)(1)的坑，就会找到水。
至于穿越察合台汗国的准噶尔(蒙兀儿斯坦)之路，它仍是最畅通者。此外，异密(埃米尔或爱迷儿)帖木儿(瘸子帖木儿)就是决定经由那里入侵中国的。他令人在那里于每程地处都筑一城(2)。他为了使各城都有人居住，便向各城派遣了数千名士兵，以便同时在那里负责耕种周围的土地和把收获的粮食贮藏于堡塞中。这样一来，当发动蓄谋已久的进攻中国的远征时，其大军绝不会忍受饥饿之苦厄。这就是他所做的战备。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活那样久以实施其计划。当他发现自己已临近死亡的时候，便对生命无限留恋，并说道：“唉!在朕的一生中，朕蹂躏了所有伊斯兰王国，现在恰恰在正准备入侵诸如契丹、畏吾儿地区、蒙古和吐蕃这样不信真主的诸地时，朕就要离开这一世界了。”所以，他满怀悲愤地死去了。(3)
从阿姆河沿岸(梯尔美斯?)经由准噶尔直到中国西陲玉门关(pone de Jade，本意为玉门关，但作者始终认为是嘉峪关。——译者)，以每天一程的速度前进，一共应计算成三个月的行程，每程为两奥斯曼军事柯趾(或里)(4)。从肃州关(5)开始，中国人筑了一座座严密防守的堡垒，配有城墙和壕沟。它们一直向纵深方向蔓延数月行程之远的距离，保护着中华帝国。此外，从这一边界开始，丝绸之路沿途的所有城市都以城墙保护。传递信息的烽燧(6)也由此而开始，我们在起伏不平的自然风景中可以发现一系列的烽燧，它们紧贴蜿蜒的地势向前延伸。戍边人住在烽燧的顶部并随时预告敌人的活动。他们白天放烟、夜间点火。这样一来，他们于一日之间就可以把消息传到京师，否则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亲自晋京。最为奇妙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点燃烟火的办法来传递一些诸如敌人的民族及其数目等信息。为了这样做，他们拥有一种规约。例如，据此规约，一堆火警意味着敌人从东方来，依此类推(据突厥文献认为：两堆火指北方，三堆火指南方，四堆火指西方)。由国家每月向烽燧报警哨兵调拨给养。我们还将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见第七章)。戍边人每日轮番值岗，于其烽燧顶部以摇铃和敲锣的办法报更。
这些烽燧不备楼梯(7)。值更人以绳梯攀上和滑下。这样敌人也不能攀援到那里。守更人备有充足的水、食物和军需品，如滚木、雷石和长枪(8)。他们用火箭发射有四指长的火器，其锋利的尖端带毒。在中国，人不分老少，所有的人都会配制枪药，那里所有的人都懂使用火攻。他们拥胜兵数十万人马，所有人都会放枪(具有引信的枪，即“炮”)。他们也会发射炮弹。这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战争训练并且很守纪律。我们于下文不远处(第四章)再来论述之。
注释：
(1) 原文作Yk bdst，即yèk bédst，指一片棕榈叶，也就是约为0.029米，但赫扎尔芬却译作“1腕尺”。
(2) 原文作Ql'ah，即qal'ah，指城堡或岗楼，但也指带有防御工事的村庄和小镇等。由于应驻守在那里的士兵数目较多这一原因，我们把该词译作了“城”。
(3) 瘸子帖木儿于1336年3月19日诞生于克什，死于1405年。当卡斯蒂利亚国王的使节克拉维约拜谒他时(《派向帖木儿的使节》，居·勒斯特拉热翻译)，也就是在1405年他死之前不久，他实际上确实征募了一支二十万大军以准备发兵进攻大明。克拉维约声称发现中国使节坐在帖木儿身旁，此人向伟大的征服者帖木儿索求他应向中国人缴纳的“每年一次的贡品”。这一段文字引起了西方史学家们的注意，使他们认为帖木儿确实是大明的附庸。但克拉维约肯定没有很好地理解“每年一次的贡品”一词的真实含义，它仅限指每年派遣一支“使节——商人”骆驼队，他们携带“方物”以与中国产品易市。由于帖木儿希望向明帝国发动战争，所以他可能仅仅停止向中国运送这些由战马组成的传统的“贡品”。然而，大明帝国也经常派遣携带“礼品”的“使节——商人”，克拉维约本人也证明了一支庞大的“中国”骆驼队到达撒马尔罕，运载着麝香、大黄等物品。这就证明这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彻底断绝。
(4) 我们已看到，盖耶速丁在凯利夫渡过了阿姆河。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297号《奇闻梗概》第91页背面的记述是根据毛拉的资料而作的，估计从被视为世界中心的把力黑到中国边境有1300波斯古里，从把力黑到吉利吉思(吉尔吉斯，可能是指伊塞克湖或伊犁河)的距离为650波斯古里。在该毛拉对从把力黑到中国和契丹之距离(1300波斯古里)的约估中有不太确切的成分，但我们觉得他同样也从中包括了从嘉峪关到北京的距离，因为他认为从撒马尔罕到契丹(嘉峪关)之间为605波斯古里，从把力黑到撒马尔罕之间为50波斯古里和从把力黑到哈实哈儿(经由凯利夫—安集延)之间有75波斯古里。
(5) 原文作Drbnd，即derbènd(门)，这里实际上是指嘉峪关(作者凡是提到“嘉峪关”的地方，都一方面用法文写作Fort de la Porte de Jade，应译为“玉门关”；但他同时又用汉语拼音写作Kia Yu Koan，即“嘉峪关”。不知是他将此二关混淆了，还是他把两关视为同一地。——译者)。我们始终把drbnd(门)一词译作“关”。在中国(同样也在波斯)的军事建筑中，“关”指一道屏障或一条通道；dèrbènd则始终均指城门附近的一堡塞或通过一堵城墙的过道，波斯语中的bend(城墙)会使人联想到德文中的wand(墙)。
(6) 原文作myl-ha，意为“千”。这就是被盖耶速丁称为“烽火”的高60腕尺的堡塞。
(7) 原文作Bgnh(原文如此)，也可能是rhnh之误，意为“缺口”。但我们认为这里似乎必须接受“进口”和“楼梯”的意义。
(8) 原文作Tfk，即tufèk，该词现在读作tufèng，意为“枪”。但作为一个词，我们觉得应该把tufèk追溯到Fwtk或futèk一词，意为“吹管”；作为一种武器，我们觉得它在15世纪时作点火枪(在汉文中叫“炮”，在蒙古文中作bu)。中国人从7世纪起就懂得使用本处所说的火箭(在波斯文中作mws'wk)，从1162年起就懂得使用火炮(即本处所说的tufèk)，从1232年起就懂得使用大炮了(参阅威廉姆：《中国的象征主义概论》，第146页)。
在瘸子帖木儿时代，火炮在波斯被称为tkhsh-tèkhsh，操纵火炮的炮手叫做tèkhsh-afghenan或tèkhsh-èndazan(参阅《帖木儿武功记》，尼宰姆丁·赛米版本；哈菲兹·阿不鲁书)。然而，托埃(见《帖木儿武功记》第66、155等页)却把Jrkh一词译作“火箭”，该词或应追溯到tcharkh，指中等弓弩，或应追溯到jarkh，意为“猎鹰”。事实上，猎鹰可以冲出去、扑出去，也可以放出去(jarkh-afghènan，投鹰人；jarkh-endazan，抛鹰人；jarkh-gushayan，放鹰人)。在安卡拉战役中，“罗马人”(奥斯曼人)被击溃，大获全胜的帖木儿于其阵营中有一支骑大象的“放火炮的士卒”。“罗马人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帖木儿武功记》第255页)。在围攻八哈达(巴格达)时(公元1257年)，蒙古人似乎是使用了火炮，甚至是大炮(rad，本意为“雷”)。请参阅瓦萨夫书第1卷、第35页以及与此有关的注释。
贝纳凯提(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7号，第103页背面)告诉我们：蒙古人在近400年间被包围在厄尔凯奈根的山石关口之后，他们日益繁衍发展起来了。由于缺乏地盘，所以他们就想以武力从那里冲出来。他们拆毁了山崖并炸毁了它，从那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从那里涌向了外面。从此之后，他们每年都庆祝这一天。其仪式主要是于节日的前夕点燃铁匠炉的火和于其中把铁棒烧红并锻打之，从而产生巨大的喧闹声。但贝纳凯提于14世纪初叶在讲到蒙古人的民族节日时是第一位使用myshèk一词的作者，该词始终都存在于波斯文和突厥文中，意为“烟火”或“火箭”。大家有时按照方言而把它写成fashak，即fushèk。该词今天读作fushèng，指子弹。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1347号的中myshèk bdmydnd一短语肯定是抄写者对myshk bdwydnd的笔误，意为“放炮”。我们尚可记得，在盖耶速丁的著作中(第411页背面)同样也提到了“放炮”。其中的mushèk一词起源于伊朗文，今天在喀什尚保存于汉语—突厥语中，其最早的词义为“猫”。在古典波斯语中，猫在数世纪期间都叫做gurbèh。但人们最早却称猫科动物为mush (a)k(意为“捕鼠者”)和mushk。由此而产生了“麝香柳”的两个名称bi-i-mushk和gurbèn-bi(长毛猫)，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mushk意为gurbèn(猫)。
在点火节时，中亚波斯人于夜幕降临之前便燃起了篝火，而且他们还遵循一种残酷的习惯：将涂了一层石脑油的飞鸟和其他野生哺乳动物用于比赛中，他们将已经点着火的这些动物抛出去以让它们奔跑。这种野蛮的习俗在民间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尽管那些有教养的人一再提出抗议。黑猫被视为“巫师”，它们是这种可悲的取乐方式的主要受害者。由此而产生了“赛猫”一词，以指“放火炮”。总而言之，我们法文中的mèche(药捻)、mousquet(火枪)、fusil(步枪)和fusée(火箭)等词均应追溯到中亚的古伊朗文mushèk/Fushèk(猫)，适用于指一种中国发明。在波斯，自12世纪以来，节日期间的烟火逐渐取代了古代的“赛猫节”，但这后一种习惯还是在偏僻的农村维持了一段时间(参阅叶海亚的《手艺集》，1624年，现藏大英博物馆，见第2782号，第43章；或者是第2783号，第43章。该书已由卒于1668年的阿卜达勒·汗·比德利西译作突厥文。还可以参阅约为1698年的《芳香的葱头》，大英博物馆藏卷第828号，第11章和第13章)。
如果不怕使这条注释不适量地过分冗长，我们还想引证瓦萨夫书中的一段文字：伊斯兰历720年(公元1301～1302年)，哥疾宁的蒙古人击退了麦木鲁克算端马利克·纳希尔统率的萨拉逊人的进攻，他们使用的是“如同流星一般的飞行投射器”。
因此，13世纪的蒙古人就使用汉族烟火匠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人不仅为他们制造“火炮”，而且还制造“火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为了击溃奈萨布尔，其军队中除了拥有制造投掷炮的匠人、制造炮架和木架的人之外，还有三千名“放鹰人”和七百名“抛石脑油者”。他们用“2500头驴驮石块”连续攻打奈萨布尔的城墙，在这一古城的城墙中打开了70个缺口(赛义夫·赫勒维：《赫拉特史》，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增波斯文藏卷第236号，第50页背面)。赛义夫针对这一问题而引证了其同时代的诗人凯末尔·易司马仪的几句描述该城穆斯林寺庙遗迹的诗：
如同使徒一般，穹顶在顶礼膜拜。
如同主教一般，柱子也在致意。
1381年，帖木儿用“发雷石”彻底摧毁了赛尔贝达尔人的首都萨布兹瓦尔城的城墙(同上引书，第136页背面)。1393年，他又使用了一些类似“雷”的武器而夷平了阿姆尔城(原文如此)的城墙，摧毁了该城堡并降服了赛义德·凯末尔丁国王(1362～1393年，《帖木儿武功记》，托埃版本，1956年，第2卷，第101页，引自哈菲兹·阿不鲁的《历史的精华》中的一段文字)。这里无疑是指玛哈纳萨尔城堡。
有关蒙古人于1258～1260年(伊斯兰历658年)经过三天“轰炸”之后征服萨班卡拉国王们的古老发祥地伊格城堡的情况，瓦萨夫(见其书第4卷，第423～424页)补充说：“成吉思汗制定的基本法(扎撒)是绝对要夷平所有的城堡，无论它们有多高也罢，到处都灭绝居住城堡的种族。他本人以及其家族所作出的表率就是夷平了河中地、呼罗珊、米迪亚、伊拉克、阿勒颇省、摩苏尔省、大马士革、波斯和克尔曼的城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再重复论述了。”
我们应于此再强调指出任何人都尚未曾讲过的一点，这就是正是由于火药的推广使用才使成吉思汗得以制订类似的一种扎撒。其后裔们以及稍后的瘸子帖木儿和帖木儿朝人都沿用了这一准则。他们不仅摧毁了带城墙的城市，而且也摧毁了东方伊斯兰地区诸多小王朝的无数城堡。所以，恰恰当东方的古城堡和城池的丧钟敲响的时候，由于十字军而使建筑城堡的技术在西方迅速地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阿富汗、俾路支斯坦、波斯的厄尔布尔士和安纳托利亚的扎格罗斯等地发现无数的被毁城堡，几乎所有的废墟都可以断代为中世纪最后三个世纪。除了对这一问题关心的苏图德赫先生之外，至今尚没有任何人编制其目录或发掘其瓦砾遗址。
有关汉人的火炮(蒙古人火炮的雏形)，特别请参阅冯秉正神父的著作《中国通史》第9章，第61、162和417页。“阿拉伯人”以及继这些之后的“拉丁人”可能对他们从蒙古人那里借鉴到的汉族火炮做了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