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铸工们(1)用铸铁(2)铸造了一座如同岗楼那样高的供像，但它内部是空心的。
此外还有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他们将一百达尼亚(dania，每个达尼亚重0.496克。——译者)的带包装的黄金投到一个研杵之下，经一次砸撞就可以将之全部压扁，从而获得一百片薄叶，他们称之为“薄金叶”(3)。在从事这种加工时，小金叶绝不会互相黏结在一起。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技术，因为在中国之外的任何王国中均未提到过这种工艺的存在。这种金叶如此之薄，以至于你用只有蚊子翅膀那样大的一块黄金，就可以为巴掌宽的一块面积镀金(4)。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他们用磨房的磨来对纺织物进行缎纹加工(5)。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精细工作。
此外，还有他们的医生的那些奇怪的治疗法。我风闻人传说，中国医生有一次打开了一个人的腹部，把尚在流动的黄水取出接在碗中。再将内脏器官放回原处之后立即缝合，然后再缝合腹部的皮肤。还有一件事：我们的一名同伴在数年以来就受腹痛的折磨。当我们到达中国之后，我们便带他去拜访一名医生。医生剖开了他的腹部，从中取中了其肝脏的一角并切去了有一枚第拉姆(如同一个法郎一般)大的一块。然后他又火炙伤口，把器官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并缝合了腹部的伤口。病人摆脱了痛苦。我们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其他的这类奇迹(6)。
(接着是几首蹩脚诗，没有多大价值。)
打球是妓女们特有的游戏。她们的球是一种水牛膀胱。它形成了一种圆囊，她们根据音乐的节拍而敏捷地玩球，以脚尖阻止球落地。她们不能以手触球，而只能用脚，同时又不能使球被抛出画于玩球女子周围的圆圈之外。
这些女子表演非常奇怪的假面具舞蹈。她们化装成狮子、老虎和豹子等，个个技艺精湛地演奏其乐器，都张牙舞爪。她们跳一些让人诧异的舞蹈，每一组都多次反复出现，每次都戴有不同的动物面具，始终都化装成野兽，非常巧妙地摆动其尾巴、腿、蹄爪和嘴巴，同时又随乐器的节奏而翩翩起舞。为了评价这一节目必须亲眼欣赏一番。
我们还可以说他们非常重视天文学。他们的天文学家中的四位居最博学者之列。他们在数年间都被幽禁在北京皇宫的第一道庭院中，而每一位又单独生活在一个花园中。当太阳完成了其每年的周期转动时和冬季封斋期(7)开始时，这四名圣贤都各自制订一部年历。然后再奉钦命从这四部中采纳唯一的一部，采纳大多数人赞同的意见。皇帝在研究了这部最后文本的年历之后，便降旨抄写多份。抄写者们再以移印法印刷多份：他们把十页纸一张张地叠在一起，当抄写者在一页纸上书写时，其他各页中都留下了字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薄纸的背面始终是白色的。
十名抄写员一次就可以抄一百份，一百人一次就可以抄一千份。一份抄件就会成十倍地增加，而十份就会扩大为一百倍。在一个星期之内，库房中便会堆满皇历。人力车把它们运到各个布政司中去，然后再于那里向文武官吏们分配。任何一位对十人行使控制权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如此的皇历。成千上万份的年历就这样向成千上万的人分发。这样一来，皇历中的预报就传到了全中国(8)。
他们以燃香来计算夜间的更次。一炷香会在一更(相当于120分钟)间全部燃尽。在每次新更时都换另一根燃香。
流动商客并不叫卖，不会使您震耳欲聋。每个行会都以某种乐器演奏的一支小乐曲为标记(9)。
我们现在讲他们的歌曲(10)……(空白)
注释：
(1) 原文作Dyg-ryzan，即deg-rizan，这是波斯文，相当于畏吾儿文qazqan-cilar，指“铸锅工”。因为波斯文rikhten意指“熔化”或“浇铸”一种金属。波斯文deg以及畏吾儿文qazan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文中作qazan，指饭锅或生铁锅。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中世纪初期和甚至是上古时代最末几个世纪的铸铁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铸铁”在波斯文中叫做degrikhten，字面意义为“铸锅”。因此中国向波斯最早出口的铸铁器就是大小铁锅。
但商旅们最早似乎也从中国向波斯出口非常豪华的铸铁器。如用作镜子的铸铁圆盘(中国的镜子)，必须不断地擦亮。拥有这样的一面铸铁镜子的人会被认为是一名熟练的理发师。他拥有一把中国剃刀以为顾客剃头，同时还拥有一把中国剪刀为顾客剪胡须，他自信这样就算武装齐备了，但最大的豪华物还是他的中国镜子。因此，中国镜子早于铁锅而传入波斯，早在萨珊王朝时代就已传来；在萨曼王朝时代，又传来了马镫，被波斯人先称为“中国鞋”，然后又称为“脚套”。在10世纪中叶，诗人鲁泰基写道：
我以旧鞋和毛驴而开始自己的生涯。
我高升到了过去则必须拥有“中国鞋”(马镫)和阿拉伯马匹者的行列。
(见艾赛迪的《波斯文辞典》，作者是在有关“旧鞋”或“便鞋”一词中引证这首诗的)
在契达伊时代，即在公元15～16世纪时，镜子、小锅和马镫这些商品始终从中国向“西方”出口。
(2) 原文作Jwyn，即tchuyun，稍后又变为tchuden，它是“铸铁”的蒙古文名称。这一术语最终在波斯也令人接受了，当然也传到了土耳其和斡罗思，也就是传到了成吉思汗的全部辽阔领地。在13世纪之前，波斯人称铸铁为“中国铁”，普林尼译成拉丁文ferrum Sericum(中国铁)。契达伊人则往往更喜欢用蒙古文tchuyun来代替tchugun或tchügün，而波斯文术语fulad-ikhitayi则是ahen-i tchinik(中国铁)的同义词。在古典波斯语中，现在仅仅用于指瓷器的“中国的”(tchini或tcheni)一词却是意指“铸铁”。这就是我们特别在布哈拉艾麦克(10～11世纪)的那些描述阿姆河流域大刀的诗句中所发现的情况：
波浪就如同银白色的鳄鱼，
一浪推一浪地前进。
如同披挂中国铸铁铠甲的象群，
分散在印度海上。
(奥菲：《诗萃》，德黑兰1335年版，第692页)
(3) 纯洁的白银在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得具有无限的弹力。它可以被拔丝，以至于从火柴盒大的一块白银中就可以抽出数千米长的银丝，波斯文中的sem(白银)一词由此也可以指金属丝。在白银之上镀一薄层黄金便可以抽出数千米的镀金银丝来。古代穿织金衣服的人很多。在这种纺织术于19世纪末左右被彻底放弃之前，直到1840年尚在卡香地区制造。但本处却是指带有包金饰物的黄金。契达伊称之为“金片”。撒德在其《玫瑰园》中使用了“金纸”或“金叶”(kaghèz-izèr kaghez-i·zèr)一词，其意义与本文作者的“金片”一样。因为kaghèz似乎是一个起源于畏吾儿文的词，意指波斯从中国进口的一种极为纤细的薄书写纸。由此而产生了现代名词“金纸”，意指描图的透明纸。ghazè一词实际上也可能与kaghèz为同一词，指纸张。归根结底，这两个词很可能出自汉语。khassah一词，应读作khassè，是“软箱子”的同义词，即丝绸或棉线细布箱。它实际上仅仅是ghazè一词经阿拉伯文化之后的形式，从而又产生了一个法文词ghaze(薄纱)。由于18世纪一名荷兰物理学家的媒介作用，又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学术名词gaz，即“透明的空气”。
我们通过埃及的石棺墓葬画便可以看到，法老王时代的埃及人纺织一种透明的亚麻并用此来制作长内衣。但我们觉得这里更应该是指编织的亚麻内衣，具有大网眼，可以通过其半透明性而看到人的身体。但我们觉得基督徒，尤其是穆斯林则禁止穿用这种衣装，甚至还可能禁止制造之。在阿拉伯文中，任何一种织物都不会叫做“薄纱”，在波斯文中也如此。
(4) 我们觉得中国人具有专长的这种金叶用作绘画和细密画。镀金叶以及青金石和“红橘色”都用于装饰手稿以及室内等。最后，金叶可以用在兵器上和精巧地镶嵌金银丝图案和精装书籍封面等。雌黄只不过是黄金饰物的代用品。一位精通这一物资的作者断言这种技术不存在于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地区。这就促使我们认为，拜占庭和拉丁文手稿中的金饰以及彩色装饰封面同样也是由出自中国的金叶而制成的，完全如同那种用于装饰穆斯林手稿的彩色装饰字母也出自中国一样。
中国的这种技术发祥于什么时代呢?它很可能是起源于非常远古的时代。因为一种萨珊王朝时代的传说声称，阿尔德希尔(公元222年)令人在一千张羚羊皮上用金字抄写了《阿吠陀》；另外一种有关七首最美的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文诗句的传说告诉我们，由一个阿拉伯学校用金字圆满地完成抄写的七种代表作被固定在麦加清真寺内部的墙壁上。
(5) 原文作Qusmash Derdakhten，意为“为丝绒打纬”。早期，动词perdakhten意为“雕刻浅浮雕”或“勒石”，在绘画中，其意为“描绘阴影”(艾布尔·麦埃利·纳斯鲁拉赫：《卡里莱和木乃迪》)。中国毛笔自它传入波斯的13世纪以来便叫做“中国的羽笔”或“绘制画面阴影的羽笔”，这是与用作书法的“伊拉克芦苇笔”以及用作画晕线部分(头发和胡子等)的鹅毛笔或“法兰克人的芦苇笔”而言的(见德夫莱一沙：《波斯诗选》，15世纪)。总而言之，本处的pèrdakhten一词系指打纬，即为了获得树枝、飞鸟和花卉的图案，这种图案只能是织在丝绸上。对于“磨房的磨”一词组，我们应理解作“重压”，它肯定是青铜制成的，上面刻有颠倒的阴纹图案。“磨”无疑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起作用的。已沾湿的丝绒布被铺在一块非常平坦的金属板上。刻有图案的青铜印版就如同熨斗一样被加热，紧贴在丝绒面上。由于机械作用，很重的一块石头压在了铜版的背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压石被掀起，从而便会得到一种压印得非常好的丝绒。这是中国工业中最漂亮的产品之一，瘸子帖木儿的军官们也穿戴之。
在被加热的青铜下凹印的部分使丝绒具有了一种销售方向。这就是pèrend或al-firand，拜占庭人译作adamas(金刚石)，由此而产生了我们今天的词damas(大马士革花缎)，它会使人联想到丝绒是在大马士革制造的一种叙利亚产品。
在波斯，自14世纪以来，至少是自从获得中国工匠们的传授之后，纺织工们在卡香和叶兹德使用了压印机、模子和熨斗。但他们制成的丝绒与中国的同类产品相比则更为粗糙一些。所以他们放弃了这种工艺而越来越多地注重纺织用金银线点缀的丝绸布〔有关丝绒的情况，可参阅第六章注(7)〕。
(6) 我们仅仅讲一下中医在波斯所享有的威望。这种威望可以追溯到萨珊王朝时代，但特别是自13世纪中叶以来得到了复兴。我们还应提醒大家注意，早在加利安和迪奥斯科里德身上就已经反映出了中医的影响。后来于12世纪又重新变成波斯医学的中世纪“阿拉伯医学”中便有半数以上充满了中国的药理学和临床的药剂及配方。15世纪所绘制的帖木儿王朝医学的五种图案、“血液小循环”的发现，最后是许多被认为是“阿拉伯人”、“意大利人”或“新教徒们”的发明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追溯到中国医学。最奇怪的事实是，由伊利汗的中国医生发现的血液流动论立即被苏菲派信徒归于了他们的圣人，被什叶派信徒归于了他们的医学博士，最后被新教徒归于了他们自己的医生。
同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禁止解剖身体，而南宋人(公元10世纪。原文如此，应为公元11世纪)则在中国允许这样做。在伊利汗(当时尚为异教徒)统治下的波斯于13世纪中期，在帖必力思的医学院中，中国医生们传授并亲手进行解剖人体的活动。他们甚至还从事活体解剖，以便讲授血液的流通以及其他许多内容。蒙古人的许多犹太医生也被准许与他们的汉族同事一道工作，所以在他们返回意大利之后便可以向正在酝酿中的文艺复兴运动传授医学的最新发展成果。
(7) 请参阅第八章注(1)。
我们在粟特人的阴历月名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艺术品第5968号藏卷，第245页正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印度星宿的名称。所以，1月(Hytr)又叫做nakshatra Ctr，即曼齐儿月；al-Sèmak，al-a'zèl即室女星座中的γ星；第三个月Hyrt也使人联想到了曼齐儿月。Qalb al-Aqrèb)即天蝎星座中的γ星。粟特人的第五个月Shrayn又使人联想到了nakshatra'shraban，即曼齐儿月；al-Nasr al-Ta'ir即我们的阿勒泰尔月等。
但比鲁尼指出，粟特人的阴—阳历年开始于春分之前的接合点。我们非常同意他的说法。但在此情况下，他们的一年就应该开始于昴星团(karnk，其名使我们联想到了krtka，即al-Turaya，均指昴星团)，该星团于其名表中占据了第八个月的位置。更具体地说，在第六个月时，则完全与室女星座的γ星相反，因为曼齐儿月是以萨拉坦星，即阿斯维民而开始的。畏吾儿人的月份也是这样计算的。
默罕迈德·霍伊在评论这种历法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巴黎国立图书馆总编第744号藏卷)：
“合(Qunasl/Qunush和Qunashiq)；这是对月亮和昴星团汇合时间的计算。从天蝎星座的22到金牛星座的22，它一直不露面。从金牛星座的22到天蝎星座的22，它便会升起，每月一次，昴星座与之相合。它在阴历月中与双子星座(6月的满月)的相合时叫做‘秋季之合’，因为这正是收获的季节。”
对于畏吾儿文术语“星尾已生”(Quyrq togdü)一句，默罕迈德·霍伊解释说：“Quyruq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系指南船星座的γ星，而是指南半球的天狼星。该星辰在土兰和在高加索于夏期中期前后升起。”这里不是指粟特人的第三个月。Hyrt=Cyrt=Qalb al-Agrèb，即天蝎星座中的γ星。
因此，粟特人的阴历月反映了三种影响：中国的、印度的和迦勒底人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阴—阳历年，后被佛教所采纳，接着又与萨珊王朝人的迦勒底年相结合，而只不过是以“迦勒底的”或西方的初春取代了中国的春分(处于宝瓶星座的中间)。比鲁尼(11世纪)据分点岁差专家艾布·贾法尔·哈吉尼的《论两个世界》一书(10世纪)以及德黑兰科学界的其他学者(11世纪下半叶)的观点，同时也根据他自己的数学和历史研究而写道(巴黎国立图书馆艺术品第5968号，第248页背面)：
“拥有这类历法的民族，除了印度人之外便是汉人、契丹人(Qita，原文中的Qaba是一种误写)、畏吾儿人(yghfr是一种误写)、西部吐蕃人、于阗人，与被称为达纳维尔派信徒的之外的摩尼的其他信徒，被称为萨比派的迦勒底人，最后是计算他们封斋期的基督徒。”
这里是指一类完整的阳历年，共包括12个月，而又定期地出现第十三个月。粟特人的年以及于公元3世纪传入的犹太人的年都属于这类阴—阳历年。它从中国一直扩大行用到地中海地区：开封(北宋)、契丹(北京)、畏吾儿人地区、唐古特、于阗、疏勒、撒马尔罕、阿迪亚伯纳和埃德萨，也就是说沿丝绸之路而传播。至于吐鲁番与哈喇和卓的汉族—摩尼教徒等(也就是迪纳维尔派信徒)、景教徒和犹太人，这都是一些很久以来就非常熟悉“丝绸之路”的商人集团。星宿形成了所有这些民族的历法之基础，我们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在他们所有人之中都会发现之。这里提到的星宿仅仅在中国才具有合理的天文学意义。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以及前部亚洲，它们相反仅仅用作占星术。最后，《阿吠陀》是在法文之外最古老的向主要星宿进行“祈祷”的书籍，《古兰经》后来同样也接受了这类“天使”(见列奥波尔德·德索苏尔和古德尔克等人的著作)。
对由测绘局发表的恒星图的研究向我们证明了类似东方星辰的名称。①希腊化的名称，可以通过托勒密而追溯到阿迪贝纳的“加勒底人”，他们是9世纪的哈尔南人的先祖。②阿拉伯文名称，通过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而略有讹变。③自17世纪以来由耶稣会士们传入的地道汉语名称。然而，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实际上曾有过三大高潮。两次经由丝绸之路，其中第一次是在上古时代的末期，第二次在中世纪，第三次则是在近代经海路传来的。17世纪第三次传来的东方天文学仍保留了其中国特点。但中国在中世纪的那些贡献(特别是有关星宿的问题)在西方则被以阿拉伯文名称记录下来了，它们取代了萨珊—粟特—于阗文名称，这些名称的名表已被部分地重新发现了。
最后，中国的古代贡献起源于公元前丝绸之路凿空的初期，《阿吠陀》及其在萨珊王朝时代的疏注文保留了对此的记忆。但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途中、在阿迪亚贝纳或奥斯洛埃纳被“迦勒底的占星家”们彻底希腊化了，这甚至发生在传到大秦王安敦宫廷的学者(如托勒密及其同时代的人)之前。古代在这一方面，阿迪亚贝纳和奥斯洛埃纳的“迦勒底人”、中世纪德黑兰(10世纪)和科尔杜埃(11世纪)则是17世纪耶稣会士们的先驱。
(8) 我们看到的契达伊在向我们解释一部在中国基本起到了罗马教廷的弥撒经本作用的书之编写、出版、印刷和发行时所付出的全部努力。
(9) 在第十二章的陈述中是指广告的幌子。无疑是指坐商，而演奏的小乐曲仍为行商的特征。我们认为，广告中这种特征的消失则是近4～5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非常典型的特征，我们看到的广告仅仅是在一个世纪以来才重新传入的，当然是经欧洲传去的。然而，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世界也沿用了中国的广告方法，如单调的歌声和间奏、写有文字或无文字的彩灯，最后特别是旗幌。晚期的某些教义学者则抨击了这种习惯。
我们知道那种升到清真寺顶上的为宣布祈祷时间的白旗(特别是在摩洛哥)。诗人默努奇里(中亚，11世纪)讲到过升到加加兹尼宫殿屋脊上的黑色(?)旗幌，以宣布君主上朝的时辰。但除了宗教崇拜和行政事务之外，商人和工匠同样也有他们各自的招牌和旗幌。我们偶尔可以在古典波斯文献中发现之，这就是“酒店老板的酒幌”和“静脉放血医生的小旗”。
我的旧幌子已成碎片，
完全如同静脉放血医生小旗上的缨子。
(《心灵的痛苦》，载奥菲的《诗萃》，12世纪)
(10) 巴黎国立图书馆第1354号特藏手稿的抄写者哈桑·大不里齐或是主动地，或者是根据赛菲尔的建议而删掉了这一段文字，但它又出现在609号(乙)号手稿中。这都是一些诗句或由中文作者改编为波斯文(或直接地，或通过畏吾儿文)的措辞例证：
我在数年间双眼饱含眼泪，
以使我能最后看到您。
下面就是他通过向撒德(《玫瑰园》，12世纪中叶)借鉴的四句诗的四个例证：
人类以其理智之言而超过了畜类，
但当你失去理智时，畜类就会超过你。
只会吃饭和睡觉的人，
又能在哪一方面超过畜类呢?
最后是这四句无韵诗，无疑是未完成的：
这一双门的房子是什么?
这一如同蛟龙般强壮的蛇是什么呢?
什么人如同耶稣一般，
能以凝视的目光而复活死者?
这一谜语无疑应涉及大地，也就是波斯诗人所说的“双门的商队客店”，而如同“蛟龙般强壮的蛇”很可能是指天，太阳以其春天的暖气流而使在冬季沉眠的大自然复苏。在波斯的占星术和通鬼神的魔法中，耶稣(又叫密特拉)是“第四天之主”太阳的同义词。耶稣—密特拉“摆脱了对其同类普通犹太人施酷刑的耶稣—密特拉，被天极升到了第四天，那里是它注定的所在”，“这是摩尼的观点，整个伊斯兰教界同样也赞同这一观点。犹太人非但从来不虐待他，他们从来不杀害他。他们仅仅怀有这样的幻想。”(《古兰经》，第4卷，第156页)
中国和伊朗—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关系要比大家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很多。这种关系与“丝绸之路”一样古老，它们缓慢地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同时也造就了其形式，即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而且还有新拉丁文学、拉丁教会文学，特别是行吟诗人的文学。浪漫主义者把这种文艺复兴之前的文学视为“日耳曼蒙昧人中的天才”们自发的创造。但继这种文学之后，“罗马学者”出于敌视日耳曼学识的反应而在到处都可以发观西班牙和西西里阿拉伯人的影响。
事实上，新拉丁文学由于其内容和形式都要经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中国文学。它自亚美尼亚文学(安息文学，即阿萨息斯和帕提亚文学)派生而来。完全如同阿拉伯文学一样，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追溯到萨珊文学。文学不能自我臆造，而且都是适宜文学阵地的“事件”通过人类而自我找到了其发展渠道缓慢地在各个“新民族”中传播。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文学就如同服装或歌曲的形式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服装或歌曲的方式仅持续一个季度，而文学则要持续数世纪。
我们很难在一两页文字中论述二三卷书的内容。我们仅仅希望指出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想说明，在中世纪中期，一名多少懂一点汉语的波斯普通商人是怎样把汉语中的一些措辞、谚语、谜语，当然还有把中国乐曲从北京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中国文化从东向西缓慢地取代了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基础，我们那由文艺复兴造成的新希腊文化仅仅是晚期的一层美丽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