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国内旅行了一百天，不停地欣赏连成一片和阡陌纵横的耕田。所有的土地，无论是山岭、平原、山坡还是沙滩，都完全被中国人整治成了可以播种的良田。那里没有任何可以放牧小群牲畜的草原，因为他们整年都在畜栏中饲养他们的牲畜。对于那里的树林，我们从事了数月之久的旅行，全部道路沿途都由栽于两旁的大树荫影所覆盖(1)。但我们应补充说明，中国的农业完全依靠降雨(2)。因为在中国，从不灌溉土地。当降雨量减少或不按时降雨时，便会出现歉收，或者简直就是饥荒。
在遇到歉收和饥荒时，国家便命令所有人仅贮藏一个月的口粮并出售其余粮。因此，所有人都发现自己被迫出售多余的小麦、面粉(3)或大米，否则就会冒着被处死的危险。
他们无法掩藏任何东西，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公开造册登记(包括他们所收获和在市场上采购的一切)。如果以这种方式尚不足以避免饥荒，那么官府便要求他们仅仅保留十日的口粮并出售其余粮。如果这种办法仍显得不足，政府便向穷人颁发按人口所分配的口粮，需要去未受灾情打击的地区的官仓中提取。
如果这些措施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就会出现饥荒。“祈求真主的保佑吧!”在此情况下，皇帝便在全中国颁降这样写的一道诏书：“凡为朕输一百石(原文作Muid，法国古代度量单位，因地区和时代而异。本处似指中国的‘石’。——译者)粮食，朕便封他为十夫长；凡向朕输二百石粮食者，朕封他为二十夫长。以此类推。”(4)于是立即就开始从各地同时调来粮食，其数量如此之大，饥荒似乎完全可以被这一措施所控制。官府于是便发表告示以通告其臣民：“不必再输粮了，已足够了。”
他们使用三种方法与火灾作斗争。首先，他们设立了火警监视员，这些人日夜巡更，整夜敲打梆子和摇铃，以便绝不至于困倦误事。第二种办法如下：所有家长都应根据政府的命令而每夜准备好一只装满水的大桶。违背这种命令的人会招致不幸。一旦当火灾发生。为了灭火，每个人都应携其水桶疾步奔跑到现场。很少出现他们不能战胜灾难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住宅区建成了以街道分隔开的一个个孤岛，这恰恰是为了不使火灾从一座隔离区烧到另一座隔离区。
他们在碾硙和柴薪方面也有奇特的做法。这就是他们在北京用石块取暖(5)。至于碾硙(6)在中国，到处都是下扇磨在上扇磨的下面转动。这是必须遵守的一种仪礼。如果谁敢制造一种像我们那样的碾硙(即上扇于下扇之上转动)，就会因为违犯古礼而招致杀身之祸。
至于中国人的“麦加”(请不要见怪我们这样称呼它)，那里有一座已建成四千年的寺庙，它是在释迦牟尼时代建造的，人们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去那里朝圣进香，以便依礼围绕着位于那里的宝塔转经，而且这是在经过长期苦修并完成了最为奇特的仪礼之后才这样做。
这就是对他们信仰的最后一次考验。在赴该寺院的途中，有一座陡峭的山崖。他们于岩壁上固定了一根钢梁，粗若人腿。他们把进香人拦腰捆在一根绳索上并将他降下到深渊的中央。当他骑在大梁上的时候，他们便撤去了绳索。这就是他们所提出的考验。他越想以其四肢抱紧大梁，他越会惊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当他向上或向下看时，便会感到头晕眼花……他必须在那里停留四十个日夜!如果他昏睡或感到恐慌，那么他就完了。
他们认为，能经受这种考验的人就能驾祥云腾空飞翔(7)。他会变得身体非常轻盈，即将脱离其栖木，飘荡在祥云中并降落在最近的一座山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一个山峰到另一个山峰地驾祥云，一直飞翔到他希望去的大山以远。凡是不能在栖木上保持平衡和不能战胜山峦的人肯定要落入深渊底部并粉身碎骨。
能够从事这种飞翔的已修成正果的僧侣只能是皮包骨，即在骨骼之上仅有皮肤，也不能吃除了水之外的其他食物，水中可能有与茶一起浸泡的药品。
注释：
(1) 在我们看来，中国现在是一个过量砍伐树木的国家。但它在1500年左右尚非完全如此。据公元1502年所从事的统计，“中央帝国”共居住有5300万人口，拥有1400万顷(每顷合6.144公顷)的耕地面积，以至于该国每人有1.5公顷的土地。因此，它当时还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其人口曲线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而耕地的公顷数则勉强有所增加。以至于在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受饥饿威胁的国家。我们认为，中国人完全是由于这一原因而砍伐完了其辽阔的国土上的森林植被。
西欧(那里原来也是一个其森林覆盖率与中国差不多的地区)的历史也说明了在人口密度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砍伐森林的曲线之间的平行发展。从逻辑上来讲，在一个可能并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将看到西欧出观与今天中国一样荒芜的发展景象。那时在欧洲将只有很少的树棵了，但却可能会有十几亿人口。有关中国1502年的统计数字，见冯秉正《中国通史》第九章，第262页。
(2) 与前部亚洲和中亚的情况相反，那里有两类耕田。一类是绝对必须灌溉的田地，它占大多数，由此而产生了出自泉水或河流的灌渠；另一类叫旱田，也就是依靠4月和5月雨的田地。它们一般都是一些春大麦地，在中等海拔高度(2000～3000米之间)地区播种。
事实上，在前部亚洲，唯有里海以南和黑海南部的低海拔平原才会使人勉强联想到中国的气候。此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起源于中国的种植业(水稻、柑橘类、蚕桑、茶叶等)都在那里被水土驯化了。
(3) 这里的“面粉”肯定是指小米。正如在契达伊以及在盖耶速丁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它绝不是指磨碎的小麦面。我们觉得在波斯古典方言的文言文(同时也是波斯中亚的文言或德里雅语)中，ard一词即相当于西部波斯方言中的色èrzèn(ardhen)，也就是指小米。此外，用小麦磨成的白面在阿拉伯文中作al-daqiq，在波斯作peste或pist。盖耶速丁和契达伊都是两名“塔吉克人”，也就是中亚的波斯人，他当然要用“文言文”写作。如果他想指白面，那么他肯定就会使用pist(白面)而不是ard(小米)。
继伊莱木人之后，西伊朗一直长期种植大麦，大麦在那里成了农民和驮兽的食粮。相反，在东伊朗，ard一词指小米，正是这种食物形成了那里的农民和驮兽的基本食粮。从广义上讲的呼罗珊(在纬度上是从咸海直到阿曼海，在经度上是从里海直到帕米尔)都主要以小米为生。塞种—巴列维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耕作这种粮食作物。《阿吠陀》中的天神阿萨(Asha)或阿尔塔(Arta)可能最终就是中国人的五谷神(后稷)的兄弟，也就是一种谷物神。当然，《阿吠陀》除了大麦之外也非常重视小麦，这可能是由于其作者们认为这是两种新品种，需要特别鼓励耕种它们。但我们可以肯定，首先在大夏，稍后又在马尔吉亚纳(呼罗珊)以及在阿利亚纳，小米形成了《阿吠陀》中诸民族的日常食物，是以古斯古斯(面粉加佐料的饭)而消费的。因此，阿尔塔(阿萨)在长时间内为百谷神的名字，后来又成了水磨和面粉、水磨神和农业神的名称。这无疑正是意为“百谷神”的这一Arta/Asha名词又出现在畏吾儿语(突厥语—汉语)的ash之后，指小米面制成的古斯古斯，或大米杂烩饭以及任何一种粮食的饭汤之通称〔见上文第五章注(3)和注(4)〕。
(4) 这些官衔最早仅仅是指军队的指挥官，因为这里明显是指荣誉尊号和贵族贵号。因此，除了军事贵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乡村类别的贵族，一般均赐予“斯达汉诺夫主义者”或农业模范。
(5) 有关煤炭的情况，请参阅第九章注(21)。
(6) 对于这一“奇特的”事件，所有的波斯旅行家的看法都一致。一部波斯文论著《世界珍异志》(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波斯文著作第1297号，第32页正面)成书于16世纪初叶。它在有关中国碾硙的问题上引证了萨曼王朝时代的一部著作，叫做《奇异的珍品》，修撰于伊斯兰历335年(公元946年)。已故的贝哈尔先生认为这部非常重要而又颇有意义的萨曼王朝的著作已失传，然而幸运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波斯文著作第1300号)中存在有该书的一份抄件，于1423年抄于安德里诺普尔(埃迪尔奈赫)。我们于其中读到(第90页背面)：“另一件事，在中国存在有碾硙，共有两个磨扇。但却是下面的一扇在转动，上面的一扇则是固定的。面粉和麸皮分别从中流出，无须将粉碎物用罗子筛。”
我们的这部945年的史料指出，在中国有碾磨，更应该是很多碾磨。……该文那已变黄的手稿是用中世纪的波斯文拼写成的，而且也不太清楚。但契达伊断言在中国到处都如此。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而认为，这类碾磨在10世纪时于波斯尚为新鲜事物，它们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叶的某种中国发明。到了15世纪末，这些磨面设备便被普及开了，代替了汉代的旧式碾硙，它们以一种祆教名称“阿西亚卜”而传到了“西方”。
韦特鲁夫于其《建筑术》一书中指出，罗马人首次于锡诺普见到了这样的一座碾硙。它无疑是由米特里达梯·欧巴托尔(公元前2世纪)安装的，该王子以其对艺术的酷爱而负盛名。在公元前63～前62年间，庞培发现了由米特达拉梯修建的这些水磨并对它赞赏不已。安息人(帕提亚人)当时已经在马尔吉亚纳、赫卡尼亚，无疑还在阿尔塔萨塔(埃里温)以及在巴尔塔瓦(巴尔达)修建了这样的水硙。在安息人之前，阿祆人(见斯特拉波和特罗格—庞培的书)，也就是于公元前129年战胜了巴克特拉(巴尔赫)的马其顿人中的祆教徒也于大夏修建了几座水硙。由米特拉梯·欧巴拉托尔所保护的艺术和技术并非仅仅是指希腊人的，而是当时就已经包括中国人的了。无疑，蓬特的这位米特拉梯可能已经想到了下面一句话：“除了以其双眼观察事物的赛里斯人之外，其他民族都是瞎子。因为希腊人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米特拉梯并不像庞培那样被严重希腊化了，他认为希腊早已经通过安息人和巴克特拉的塞种人而把人类文明归于自己。所以他更为喜欢赛里斯人。
尽管庞培在锡诺普发现了这一切，尽管韦特鲁夫对此作了描述，但水硙仅仅在中世纪初才由于拜占庭人以其“亚洲的”文明和基督教文化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拉丁地区传播开来。因为水硙不仅仅是天地、正在使用的十字架围绕着赤道天极旋转的恒星之天和王权(萨珊文中作gah，阿拉伯文中作aljah)的象征，而且第一部农业机器和中世纪的亚洲文明(基本是农业)对纯贸易的胜利。
古代文明实际上仅仅是贸易：非洲小麦和织物的买卖、奴隶的买卖等。罗马经济是非生产性的，而罗马人本身则更应该是寄生虫。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都是由来自“亚洲的基督徒”首次开发的。来自安托利亚和幼发拉底河畔的基督教修道士(他们奉萨珊的祆教祭司为榜样)是那里的第一批真正的拓殖者、最早的村镇建造者、最早的森林开发者和经过拉丁人而最早建立水硙者。那里的许多城镇和乡村至今仍享有“圣人”的名字，也就是大多是来自幼发拉底河畔以使西方“福音化”的“开拓者”。当时，“福音化”就意味着开荒和拓殖(参阅原摩尼教徒圣·奥古斯都的“天城”的例证)。
在君士坦丁及其继承人统治时代的西方所从事的事业早在数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中亚和波斯完成了。这就是说，从第一批祆教徒清除了由希腊商人到处都建有的中心或“希腊王国”之后。由亚历山大在中亚沿途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建起来的无数“城市”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据点，贩卖奴隶的商人们暂时在那里躲避敌对部族的报复。它们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些“兵站”。必须到公元前129年或130年，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被阿祆人击败(阿祆人是从阿姆河彼岸出现的塞种人，也是最早的祆教徒)。此时农业才取得胜利并取代了纯粹的贸易，以使这些“别墅”改造成开化的“小城市”，处于塞种—巴列维人城堡的保护之下。稍后不久，在这些“古城堡”周围以正常形式发展成了10世纪的“城市”(或城镇)。
当地传说都把城镇、采邑、垦殖和第一个“封建”组织都追溯到祆教徒征服的这个时代(见泰利比和比鲁尼等人的著作)。
最早到达中亚的穆斯林非常惊奇地在那里发现了风磨。阿拉伯人(也就是伊朗的拓殖区)在西西里和西班牙模仿了这种风磨，又从那里传到了弗兰德和其他拉丁地区。这种风磨也应追溯到一种中国的发明。在中亚，于安息人时代就已经存在这种风磨了。在一部于11世纪中叶译成了文言文诗(以其古名《韦丝和拉门》而称呼)的安息文小说中，其情节发生在奥罗德二世或韦鲁伊时代，因而也就是克拉苏时代，书中提到了当时正值塞种人从马尔吉亚纳开始把他们的政治和宗教宗主权强加给米迪亚的安斯人。在这部以非常古老的风格写成的小说中，充斥着安息文的短语和谚语。我们从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短语：
大家用技艺制造了风动磨，
在江河之中打下了桥梁的基础。
在伊朗，于19世纪时勉强有两座风磨，而且恰恰是存在于塞族人地区的锡斯坦。但在中世纪和上古时代晚期，风磨于那里非常多(《锡斯坦史》)，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中亚的河流要比大气风流少得多。
(7) 这些可以驾祥云而飞的已修成正果的僧侣属于丝绸之路上古代民间故事的组成部分。在中世纪，大家称之为“隐耳朵”或“扁耳朵”。我们在某些佛陀和罗汉的塑像中发现了很宽和很大的耳朵，这在佛教徒中则是一种“圣洁”的标志。在诗人麦努希赫里(约为公元1035年)的一种韵诗中描写了春天的大自然。我们于其中发现了这些诗句：
透过田野，你就看到穿丝袍的人(官吏)。
在山顶上，你就看到珍珠商人。
在空中飞行，你就会看到扁耳朵。
通过飞鸟的歌声，你就会感到心脏在跳动(血液在沸腾)。
在黎明之前，你会听到鹳在击鼓。
在你面前有龙涎香，在手指之间有麝囊。
穿丝袍的官吏系指长满花芽的果树，珍珠系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辛都库什的雪。同样，诗人用龙涎香和麝囊而指酒瓶和酒杯，因为他与其朋友都空腹饮酒，尽管医生提出了禁忌。至于飘扬于空中的“扁耳朵”，诗人是想由此而指春天的云，也可能是某些候鸟。但“平耳朵”实际上早就为地理学家们所熟悉。在公元1074～1084年左右撰写的《突匿语大辞典》(由黑衣大食哈里发穆格塔迪出版)中，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发表了一幅上部亚洲的世界地图，他非常正确地把“扁耳朵的领土”置于了一个似乎是中国唐古特人的地区，即位于我们近代地图上的西藏之西北地段，那里几乎由青海湖所占据。更具体地说，契达伊所称的位于其畏吾儿斯坦以南的吐蕃斯坦，即从乌兰(库伦)巴托到拉萨的喇嘛们的取经进香路沿途。
然而，由于恰恰在这段文字中谈到了中国北方的麦加(克尔白)，我们就可以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在16世纪初叶，有一股前往拉萨方向进香喇嘛的潮流。此外，喇嘛教在忽必烈时代就已形成了。当然，通过这条路的朝圣进香仅从16世纪中叶而得到了发展，即在卡尔梅克人并未皈依帖木儿朝伊斯兰教(这本来显得似乎很可能了)，而是皈依了喇嘛教之时。
在西方，大家一般都低估了藏传佛教的力量。然而，藏传佛教两次几乎被强加于前部中亚，一次是在7世纪初叶，男一次则是在13世纪。伊斯兰教仅仅在最后时刻，也可以说是勉勉强强地获胜。在7世纪时，是唐王朝抑制了当时已变成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形势的主宰者吐蕃王朝。在13世纪时，出乎大家意料的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一事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时差一点就在巴格达拥有一名佛教徒哈里发和在多瑙河畔建成一个奥斯曼佛教帝国。在这两种情况下，每次都是偶然事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在使吐蕃处处走运的形势之后，突然间变得向有利于阿拉伯半岛的方向发展。如果“克尔白”很可能是被偶然的机会而置于拉萨，那么那里就很可能有一种“阿拉伯文明”，其中大量渗透了汉族的艺术和技术的成分，而不是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他们可能有过更为明显是中国式而并不是被装饰成拜占庭式的阿尔法哈布斯和阿维森纳，绝没有任何“阿拉伯人”把“希腊的”文明和“上古时代”的遗产传到拉丁地区。中国的观念则通过一些灵活和具有韧性的语言(如萨珊王朝的波斯语和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语)很容易地传到了阿拉伯地区，但这种文明从未能越过拜占庭学问的古老障碍。拉丁地区在专横的拜占庭文明的重压下屈服了，在西方曾有过一种与“文艺复兴”明显不同的中世纪。
所以，阿拉伯文化与拉丁文化的命运于上部亚洲做过两次较量，而且还完全是由于有利的偶然事件诱发的。
如果没有相继由安息人、萨珊人、阿拔斯哈里发(为什么不会有他们呢?)和奥斯曼人维持的保护墙，那么中国人那非常明显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先进技术，再加上高地亚洲强大的文化力量就可能严重影响西方文化的自由发展。当然，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相继浪潮本来可以席卷西方，但这些浪潮却由于“外伊朗”、斯基泰和伊朗本土的防波堤而大幅地减弱了。他们在每次冲击中都要独自承担全部强暴，但拉丁地区从来都是只能获得浪花。无须研究，祆教和伊斯兰教充当了西方的保护堤之令人讨厌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