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没有见过一座城市、一个住宅区或一条街道不具有某种漂亮的宝塔(1)，其中装饰有奇特的雕刻和神奇的绘画。我们在中国没有参观过一个公共广场具有同样规模和同样庄严的塔。中国塔的唯一不足之处是其中的雕刻和绘画都代表着精灵(2)。除了这一严重的瑕疵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一座中国塔中更为安静和更为有利于身心的休息了。
在北京，中国人为商贾——使节们举行三次宴会，其中要轮流接见每个民族集团。我们在这些宴会上看到了各种水果和摆放在大量祭桌上的各种菜肴，属于专门为皇帝服务的乐师与歌手都分组列队站在那里，同时还有北京的所有喜剧演员以及杂耍表演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到了此时此刻，后宫的一名太监和外宫的一名军官都来了，各自腰扎一条玉带，雍容华贵，这是为了前来主持宴会。这些统率“五万夫”的长官，一旦下轿之后，便在座位上就位，松开他们的玉带，换上了镶嵌宝石的金带，向客人们做出了一种开始消遣娱乐的表示。突然，乐队开始演奏，合唱队便以软绵绵的声音唱一些颂歌，杂耍演员则一批接一批地表演。
当我们聚众痛饮时，
则需要有一名行吟诗人，
前来为我演唱一曲，
以使我的灵魂颤抖。
其中最佳的节目则是由九名九龄女童演员的出场表演。她们都具有同样的身材，身着同样的织金绸缎服装，除了她们那卷曲的头发之外再无其他头饰。这些中国妙龄少女、这些待放的梅花花苞表演着一种把自己带到观众面前的舞蹈而上场，她们在那里深深地鞠躬。在按照十二律和二十四调的旋律(3)舞蹈并从雷鸣般的掌声中摆脱出来之后，她们仍边跳边退出舞台。接着便是九名14岁男童的舞蹈，他们的体形很美，动作优雅而灵活，按照十二律各自的旋律共同翩翩起舞。为了评价他们的艺术和魅力，则必须靠近而观察他们。
中国生产三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东西，天堂当然除外。首先是一种枣树(4)，它生产如此甘甜(如此芳香)的枣子，只有在天堂才能存在与此相媲美的产品。
其次是两种花，一种是罂粟花(5)，第二种则是睡莲(6)，或荷花。它们如此娇艳，以至于它们使人联想到了一只小酒杯。我们很难描述其争芳斗妍的花瓣及其鲜艳的色彩。唯有在天堂才会存在如此漂亮的花朵。
中国人炫耀他们在服装方面的高度豪华。某些人拥有二百和三百件上衣和长衫，它们在穿用三十年之后仍然崭新，因为中国人从不用其手指触摸食物(7)……
他们非常注重殡葬仪礼。他们为此而做准备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完成。例如，他们用纸张和纸板制造一些船只或信号灯，上面插满了人造鲜花，这都是一些大型的船只和信号灯。他们制造得如此精细，以至于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们不可能制造出更好的，甚至不可能与他们相媲美。
(原文于此共包括三页半用诗写的故事，涉及最后的结尾部分，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军队所从事的巨大工程。中国人声称，他们的帝国仅在经过十三个千年纪的太平盛世之后才臻于现今的尽善尽美。由于他们是把日和夜单独计算的(8)，所以“千年纪”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百年一周期”(9)。事实上，他们称这样的“千年纪”为“一个周期”(10)。所以根据他们的话来看，中国是在十三个周期的时代形成的，每个周期也就是在他们历法中的一千年。
他们是以下述方式进行活动的。在最初期，由于他们的人数不多，于是便逃向了有人可以居住的世界之边缘栖身。事实上，当该隐发誓弃绝伊斯兰教时(11)，其他的阿丹后裔将他与其全家驱逐出去了。被从阿丹信徒中驱逐出来的该隐教徒向东逃去并径直向前走，一直到他们到达大陆结束和海洋开始的地方。这是罪孽之地(Khata，而不是Khitay)，东方和南方由大洋环抱，西部和北部以草原为屏障。由于他们无法向更远的地方深入，所以便决定居住于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距阿丹的其他后裔很远)。他们彼此之间说：我们暂时就在世界的这一偏僻地区栖身吧，而且我们还应在这里躲藏起来以防止敌人前来突然袭击我们。
在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他们便决定在那里滞留下来了。“大海在两侧环绕我们(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充分的防御了)，然后就是从另外两侧环绕我们的大陆。让我们以一条壕沟和一堵长城与他们分开吧，以便使敌人再不能前来抢劫我们的牲畜和蹂躏我们的土地。”
因此，他们便开始挖掘壕沟和筑长城，从海岸线起在三月行程的长度距离中蜿蜒，后来又在近一个月行程的宽度上延伸(12)。这些人为此而工作了他们的历法计算中的一个千年周期。他们在长城以内建筑了一些村镇和城市。在第二个千年周期内，他们又挖掘了一条壕沟，在三个月行程的长度距离中和近一个月行程之宽度的地方筑一道长城，内有村镇和城市。在第三个千年周期内，他们又从事了同样的工程。在其工程的第三部分尚未完成时，他们那些全都是游牧民的敌人便以入侵而威胁他们。帝国的第四部分于是便被游牧民夺去了，这件事发生在第四个千年纪期间。
下面就看一下中国天朝从前往那里驻牧的牧民手中夺取这部分地区时是怎样干的吧。一支由数十万中国天朝士兵组成的军队全副武装并备有足够数年用的给养兴师出征了。他们拥有一切，完全无需从市场上采购任何东西。我亲眼目睹了一支天朝军队兵发北方边陲，以在那里筑一座城市。这支大军后面又紧跟着数千辆车，车上可能装满了大桶、铁铲、镐头(以便挖掘黏土)以及其他工具(以挖掘坚实的山岩)(13)。后面还尾随有其他车辆，装满火炮、枪支、人员及所有的武器。他们就以这样的准备而前去从卡尔梅花人(蒙古人)手中夺取这些人正在放牧其小种马和骆驼的草原。
蒙古人非常害怕这些汉人的炮和枪。在汉人接近时，便放弃了他们那具有丰富的河流、牧草和草原的秀丽故乡。他们拔营携其畜群逃到了很远的地方。然而他们清楚地知道汉人觊觎他们的辖地并将夺占他们的地盘，但他们又能有何作为呢?对于他们来说，抵抗天朝是完全不可能的。汉人的武装要精良得多，而卡尔梅克人仅仅拥有木弓和木箭。
蒙古人不仅仅只拥有木箭头，而且他们的小种马也钉有木掌，其“马蹄铁”和“钉子”实际上都是木头的(14)。他们于其锅中盛满水，然后再向内投掷被烧得白热化的石头，水最终被烧开了，而肉仅略微煮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波斯所说的“突厥式肉汤”(15)。我本人在定居于拜占庭(那里的基督徒吃略为晒干一些的生猪肉)之前，从未见过以未煮熟的肉为生的人类(16)。
卡尔梅克人穿貂皮衣。他们在夏季毛朝外穿，而在冬季则毛朝里穿。他们具有各种其他毛皮的衣服，始终都以同样的方式穿戴。他们的卧具和地毯也都是皮货，尤其是羊皮的。他们的缝纫线是以动物的筋腱(17)做成的，其绳子是由绵羊的肠衣制成。在蒙古人中，钢针则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他们仅为一枚钢针就可以付您一只绵羊。这些人拥有大群的小种马、双峰驼和肥大尾巴的绵羊(18)。他们以羚羊、野生小种马和骆驼为生，其地区的猎物非常丰富。至于汉人，他们则鄙视这些财富，仅仅觊觎卡尔梅克人生活的地方(19)。
当汉人企图拓殖蒙古草原的某一部分时，便开始在那里建筑一个村镇或一座城市。天朝军队在所选择的地点仅用数小时就可以造好计划中的村镇或城市的护城河和城墙。他们利用从壕沟中挖出来的黏土再加上几桶水便会夯成(20)城墙。这些人在两日间就会完成岗楼和其他防务设施，安装好城门。同时，驻扎在城墙以内的军队就勾画出了街道、公共场所、市场、衙门、寺庙、宝塔、更楼、馆驿等。一旦当村镇或城市的建造工程完成之后，他们便请来属于各种职业队伍的汉族公民，并把他们安置在根据平面图而为他们准备的住处和店铺中。这些人建筑得很快，因为他们仅仅用黏土进行营建(用木板夹箱子一类的东西夯土墙)。
这支具有创造才能的军队(21)在他们扎营的任何地方都要完成某种巨大的工程，如挖掘一条沟、建一个村落、造一座城堡或仅仅是清理附近田里的石头、建砾石小丘(22)。他们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经过的永久遗迹和大家在数世纪期间都可欣赏的古迹。他们不害怕在从未有过城市的地方建一座城市，也不畏惧挖掘一条长达数月行程的运河(23)。这支军队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一切。
这支军队在大洋沿岸挖掘了一条长达六个月行程的运河，也可以说这条运河的沿岸都有驻满军队的城市，运河中不断有商船和战船来往游弋。军队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击退来自大洋彼岸的任何攻击(24)。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在大约两三年内就把过去属于卡尔梅克人的辽阔辖地纳入了明帝国的疆域。
仅在伊斯兰教徒们的一个500年周期或汉人的1000年周期内，他们就平定了卡尔梅克人的全部辖地。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拓了明帝国的全部领土。就在现今，卡尔梅克人在汉人留给他们的狭窄地盘内栖身。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卡尔梅克人仍在与汉人战斗。我们于上文已讲到了卡尔梅克人的最后一次战争，他们强加给明帝国的和平条件是从此之后要停止怂恿强占他们的牧场。因为卡尔梅克人诸部变得人数很多了，他们每年都在牧场问题上相互争夺。
卡尔梅克人是整个突厥斯坦，甚至是整个土兰(25)地区的最优秀骑士。他们能够非常娴熟地左右开弓射箭，用套马索捕捉惊跑的马匹或羚羊。在所有这些艺术中，女子与男子一样熟练。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由五千或一万名卡尔梅克女子组成的军队，由贵夫人和公主们指挥。她们兴兵出发远征并满载战利品而班师。这些人在面庞和服饰方面完全相同，无论男人、妇人和少女都一概如此。他们均蓄有长发，头戴卡尔梅克人的那种上面拴有一个红色绒球的帽子(26)。那里的大部分男子当然都无胡须(27)。如果我过多地论述他们部族及其战争的细枝末节，那就会使我离题过远。
“对于能用很少几句话表达的内容，可以写一整部著作。”
另外一点。中国人声称：自从世界形成以来，我们的帝国就存在了，我们未曾被诺亚洪水淹没过，而这场洪水却淹没了世界的其他所有地区。但是我们帝国形成了唯一的例外，而全世界都注定要发生破坏性的变化。这是由于我们优越的政府体制造成的。坦率地说，我们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在世界上存在有另一个拥有与中国一样完美政府的国家。所以大家在那里的大道上看不到任何强盗(28)。他们懂得使自己的帝国摆脱所有的罪犯。如果偶然在某处出现罪犯，他很快就会被缉拿归案并被处决。
在中国肯定有许多大家都可以描述的奇迹。
一旦当玫瑰季节过完之后，
你就再也听不到夜莺歌声了。
本书由真主最低微的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亲手撰写，于伊斯兰历922年3月末写于君士坦丁堡。他于那里撰写了这本《中国志》(29)。
注释：
(1) 原文作Nkarhanh，即Nigarkhanè或Nigaristan，它在波斯雅语中系指其中绘画占突出地位的中国塔，而But-Kèdè(葡萄牙人从中得到了我们用以指塔的pagode一词)在波斯文中则几乎完全是指印度教的寺庙，即在它原来意指佛陀(波斯文作But，阿拉伯文作al-Budh)的寺庙之后。
在伊斯兰教介入之前的波斯中亚，大家就已经区别出了两类或两种风格的佛寺：一种是中国式的佛寺，其中的塑像和画像都具有蒙古褶的眼睛(杏仁眼)；另一种是印度式的佛寺，其中的供像都是印度式的。在11世纪时，于波斯中亚伊斯兰(呼罗珊)世界的边境地区，还有不少的这类的中国式寺院和印度式寺院(详见比鲁尼：《年表》《印度志》和《天文表》)。
然而，某些作者却将nigar-khanè或nigaristan(中国的宝塔)理解作“摩尼教寺院”。这或是因为摩尼教寺院或修道院等地都装饰以壁画，或是由于大家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摩尼教徒。事实上，已在吐鲁番发现其残卷以及大量诠释文的摩尼的著作之一《艾尔登》(Ardhèng，或更确切地说是Ardèng)就是一部具有大量插图的著作(插图都是中国风格的)。这就使人认为摩尼是一名中国大画家。摩尼的这一奇怪的名声从费尔多西的史料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请参阅泰利比：《波斯列王纪》)，后来在《帝王记》作者的著作中又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发展，其中除了称摩尼为“这位中国画家”之外再无其他称呼了。
任何一部文献中均未提供ardehèng(《艾尔登》)一词的意义，但我们发现该词始终行用于塔里木盆地。拉盖特将awtn(即aweng或awtang、awrtng。他读作O'teng或orteng)翻译作“驿站”，把O'teng-译作“驿站长”。我们在埃扎杜拉赫和毛拉奈赛尔—穆罕默德等人的著作中又发现了该词，拼写作awrtng和读作orteng，它于其中具有“中国馆驿”的意义。该词特别使用于中国突厥斯坦的边境地区，摩尼教过去于那里曾非常兴旺。例如，毛拉奈赛尔针对位于肃州以西二三程的“回回府”的问题而指出：“这是一个普通的驿站，位于平原中央，有井水。大家把赛义德·伊本·艾比·韦盖斯算端陛下(原文如此)的墓地置于了那里。纳哈西班底教团的信徒们似乎就这样把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摩尼教古迹都伊斯兰教化了。所以，大家于那里的每程到处都可以发现伊玛目宰费尔·赛迪格(原文如此)的墓，同时还在一个被称为‘大流士皇帝城’(原文如此)的地方发现马哈木的叔父宰费尔·泰雅尔的墓。”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指中国突厥斯坦商队客驿或驿站等一直持续使用了摩尼教寺院的名称，这些寺院实际上根据萨珊王朝的习惯而形成了一种“客驿修院”。此外，佛教和祆教寺院以及基督教修院同时也是馆驿，无论从其建筑特征还是从其用途方面均如此。由此产生了用于安息佛教和“艾森人”(祆教僧侣们)的“修道院”(rahbanm)一名来指阿萨息斯人中的佛教僧侣和祆教徒，而东方人现在仅仅用它来指基督教修院。阿拉伯人把rahban作为一种复数形式并错误地由此而推论出了其单数形式rahib。所以当时对先知的祈求变成了“La rahbaniya(而不是La rahibiya) fi al-Island”(伊斯兰教与修院制不能相容)。最早的修士们似乎是安息政府的官吏。他们居住于其馆驿中，在那里确保驿站畅通无阻的服务以及政府表报的传递(rah系指“道路”，ban是指“守卫长”)。
在最后几位伊利汗和萨法威朝人统治期间，“修院”被称为rahbar。哥疾宁任命了近一万人由不剌儿吉指挥(《哥疾宁法典》，第76页)，以负责维护道路的安全和确保驿站的服务。由于14世纪的“修院”再没有安息人和萨珊人时代的那种修院的家教使命了，或者更应该说是具有一种放弃馆驿的作用。哥疾宁曾想出了一个令人将其人数和各自的姓名写在置于任何馆驿门口的石碑上的主意，石碑砌在墙中。这种石碑被称为“正义碑”。
如果我们承认《艾尔登》为摩尼的经典，该词意指汉语—突厥语中的orteng(馆驿，在萨珊王朝的诗人中，Ardèheng就已经读作arteng了)，那么我们同时就可以理解摩尼教徒在丝绸之路沿途修建寺院—馆驿的志愿了。此外，大家也理解《艾尔登》在摩尼的所有著作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了。
摩尼教和佛教的寺院同时也是布满中国风格的壁画、绢画和题识的地方，由此而产生了它们的“塔”之别名。馆驿—寺院—塔中画有摩尼及其使者们本生画，完全如同佛寺中画有佛陀及其罗汉们的本生画一样。
(2) 契达伊面对中国—佛教的精灵画面而表示害怕它们同样会影响伊斯兰教阿訇的心情。这些精灵与出自于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希腊文化中的幽灵相反，它们一般均长有人的头颅及上半身，但其整个躯干则是某种动物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佛教的精灵都具有人身，但其头颅或面容和神气则是某种牲畜的。这可以说是两个神话世界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特有的)分歧点。其一是上古时代的精灵，是从苏萨(埃拉姆)到萨尔代斯大道的沿途发展起来的；其二是中世纪的精灵，是沿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这些异教的精灵被中世纪视为非真实的生灵。纯粹是由希腊人想象出来的，而中国—佛教的精灵则是在中世纪被当做真实生灵一样而使人害怕，以为它们可以“占据”人身或可以附体。例如，起源于中国的“具有司法权的占星术”就考虑到了长马头的人(十二动物地支中的第七个)，它认为这是真实的精灵。这种占星术又对“马身人”(半人半马的怪物)完全不屑一顾，把它视为希腊人臆想的结果。所以，在祆教徒最古老的带绘画的宗教经文中，那些吉祥物的精灵始终都具有人身和“吉祥”或“漂亮”的动物之头，如马匹和公鸡等；而邪恶的精灵一般均由某种邪恶的动物之头或神灵所代表，如豺狼、野马和老虎等。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国塔中所绘的“精灵”都可以使阿訇或伊斯兰学者产生不安情绪，他们都叮咛其伊斯兰教徒绝不要接触这些受精灵骚扰的房宅。
(3) 有关十二律和二十四半调(shu'bèn，巴黎所藏文本中误作shu'bèbè)的情况，请参阅盖耶速丁文注(101)。
(4) 有关枣树，请参阅上文第三章注(13)有关茶叶的一节之后。
(5) 原文作Gul-ikhashkhash，本意为“罂粟花”。这里实际上是指郁金香，俗称“突厥花”。由荷兰人于16世纪在土耳其发现，植物学家长时间内认为它是出自美男子苏莱曼帝国某行省中的鲜花。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花，波斯植物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罂粟”。甚至是在撰写于1340年左右的哈吉·宰因·丁·阿塔尔的《珍品荟萃》中，在撰写于1300年左右并奉献给哥疾宁的拉施特的《农艺学》摘录，以及于1490～1500年撰写于赫拉特和奉献给帖木儿朝一名政治家的赫赖维之《农业指南》中，也都沿用了他的描述。我们通过这后一篇文献而获得了证据。证明了郁金香在15世纪末就很著名，并在帖木儿朝的京师赫拉特(哈烈)被广泛种植。它很可能是从那里被首次移植到伊斯坦布尔(似乎是在美男子苏莱曼时代)，荷兰人于那里发现了它并将之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并以一种突厥文名字tulpen相称，我们由此而得出了tulipe(郁金香)一名。
至今，我们尚没有掌握能使我们认为郁金香已在波斯，或至少是在波斯中亚被风土驯化的任何蒙古人之前的穆斯林文献。只要我们尚缺乏一种科学的记述，那么诗人们提到罂粟花的地方也不能使我们肯定任何内容。事实上，罂粟花发育自一粒种子。
(6) 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睡莲花应通过由佛教广泛传播的印度荷花而追溯到法老王时代的“莲花”(威廉：《中国的象征论概略》)。然而，有可能是中国和印度各自拥有它们那与我们法老时代的莲花完全不同的睡莲。在中国，人们都吃睡莲的莲籽和荷叶，中国的湖泊和沼泽地可以说布满了这种荷花，在那里，整枝睡莲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独特的名称和用途。睡莲共有两种：红莲和白莲(在梵文中作padma)。大家认为，第一种出自尼罗河畔。莲花是佛教，甚至是道教的重要象征物之一(威廉：《中国的象征论概略》)。
莲花同样也是祆教的宗教象征物。萨珊王朝时代的浅浮雕有时也代表着一个具有光轮和站立在一朵莲花上的人物像。这可能是代表着琐罗亚斯德。摩尼同样也被绘于一朵莲花的中央(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汉文书第10930号，第2卷，第39页)。
(7) 在此似乎有一片空白。他于文中没有提到筷子。在伊朗，大众直接用手指抓饭吃，即使用右手的三个主要手指。那些颇为讲究的风雅之士每吃一口都使用一种用很薄的饼做成的小角状物，以保护其手指不接触蔬菜、炖肉块。唯有吃流食时才借助一个汤匙。他们的餐具刀叉从来不会离开厨房。瓦萨夫书中的一段文字说明，13世纪的蒙古人在餐桌上使用刀叉。
(8)、(9)和(10) 作者介绍丝绸之路上的商客们的老传统之一的这一段颇有意义的文字仅仅说明，西方的“千年纪”相当于中国的“千年纪”的一倍。换言之，中国1000年的周期仅仅相当于伊斯兰历500年的周期。
然而，根据中国人传授“具有司法作用的占星术”(在波斯文言文中作akhtèr-mari，在阿拉伯文中作al-tanjim)来看，一昼夜的运动也有其开始、子夜、结束阶段，子夜的变化过程完全如同月亮的运转(月)和太阳的运转(年)也各自具有始末一样，这也如同宇宙时一样，即世界和人类的持续期也有其始末一样。从子夜到另一个子夜，一昼夜的时间共分成了相等的12份，也就是12个“双时”。这就是“他们是把日夜单独计算”的一句话的真正意义，即把宇宙时分成了12等份或“大周期”。契达伊在讲13而不是12个周期时明显搞错了，他始终告诉我们说中国共分成了12个布政司或地区，但他于此则突然向我们讲13部分了。我们认为他的史料是希望向他说明宇宙大周期的12部分和12阶段，13在某种意义上是指第十二部分的完成以及从零的开始。
根据这种信条或这种宇宙理论，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是从第一个宇宙“双时”的零时开始的，也应该于第十二个宇宙双时之末完成或完善。接着又是标志着开始的零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第十三个“双时”。天(时间)的这种公转或运转当然也会在人间(天下)表现出来，同时也会在以宇宙“双时”发展的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出来。“中央帝国”会使人联想到一个以“双时”而扩大发展的花园或围场。如同油污分12个阶段扩大一样。最后，中国这块“围场”便吞并了位于长城以外当时尚为“未开发的处女地”。
一个宇宙“双时”的值是多少呢?中国人(我觉得似乎是这种“园丁哲学”的第一批理论家)认为，它相当于1000年。但受这种宇宙观吸引的伊朗人也将之运用到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中了，但并非完全同意汉人的做法。因为在“西方”，作为衡量一昼夜变化的标准只相当于汉人的一“更”或“双时”的一半。因此，在为计算宇宙的持续时间而采纳了500年的宇宙“单时”(也就是500年的12倍)之后，萨珊人便决定改革“历法”，恢复早期优良的古老习惯并于公元410年左右又重新引入了宇宙“双时”制。当时估计为6000年(500年的12倍)的世界存在期从此之后又被估计为1.2万年。这种对祆教的宇宙“历法的勇敢改革”被由比鲁尼所介绍的传说(《年表》《天文表》)归于一名普通的乡村牧师叶兹吉德·海宰里，它是海宰尔—德赖赫特(原文如此)“教区”的“本堂神甫”。但他生活在罪孽者叶兹德吉德一世(公元399～421年)统治时代，他是祆教的“叛教者儒略”。
这位关心而又不狂信其他民族圣贤的富有思想的国王与其近邻维持着良好关系，不仅仅与基督徒，而且与佛教徒均友善相处。很可能是这位王子本人“改革”了祆教徒的“历法”，正是他匿名为“至福千年的叶兹德吉德”。海宰赖克(Hèzarèk)即为“千年周期”。
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一名普通的“本堂神甫”呢?因为在伊朗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始终是国家，也就是国王才能改革历法，而绝不是一名普通百姓，无论其学识多么受人尊重也罢。此外，由于在东方，一个新的千年纪的开始就意味着已受天命改变习惯。在萨珊人统治时代就已经如此了。所以，肯定是叶兹吉德一世“改革”了历法，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其计划中的改革。但有人则以暗杀他而阻止了他这样做(公元420～421年)。
他的“改革”就如同在类似情况下习惯于所做的那样，在于从中加入两个月(公元410～411年左右)。由于这种改革，祆教徒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时间都被大幅度地推后了，特别是生活在每次宇宙“双时”开始时的“大改革家”们都被置于了比较遥远的过去。琐罗亚斯德本人被置于了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恰恰在叶兹德吉德一世之前的1000年时，上天置于一个新的千年纪开始时的新“时代之主”或“幸运之主”，以便完成使它高兴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我们从这一方面更容易理解叶兹德吉德“罪行”的意义了，也就是在“上天的惩罚”掩饰下的暗杀他的真正动机。
很可能是叶兹德吉德在祆教教会范围内的改革于上部亚洲(无疑是巴克特拉)有一种支持某位佛教徒王子的先例。这就是为什么据佛教僧众认为，我们面对着佛陀的两个时代。据一种观点(中国人的传统日历推算法)认为，我们应把释迦牟尼置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家将之置于公元前6世纪(盖林：《印度的星相学》)。对于伊朗的情况，我们所接受的萨珊王朝的时代就已经不大可靠了，我们所沿用的有关安息人的时代更不大可靠。至于在此之前的时间当然更属于具有司法特征的星相学(以占星为基础)，而不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所有这些彼此之间互不相容的时间就已经使穆萨·伊本·伊萨·库思老·汉萨以及伊本·宰里儿·泰伯里等感到不快了。这些人掌握着一些原始资料，如《帝王历》以及《于阗记》的大量抄件等等，现在这都是失传已久的著作。这些作者当时就已经发现在上述史料中存在大量歧异处。所以，据伊本·瓦迪赫的计算，安息人统治了260年，而据泰米米的计算则是465年(巴黎国立图书馆藏阿拉伯文书第5968号，第259页背面)。但哈马丹的优秀计算师伊本·伊萨·库思老和哈桑·伊本·阿里在当时重要的祆教研究中心马拉加相聚了很久。他们在那里对照比较了祆教著作手稿、国王名表和同一批著作的各种文本。他们发现这些史料之间在同一种纪年体系中具有200～300年的差距(参阅同一部手稿第257页背面)。
总而言之，这些史料为安息人确定了至少237年的历史，而亚美尼亚人和拜占庭人(书中之人)所提供的时间则为523年，后者无疑是根据欧赛卜·德·恺撒勒而引证的。其差距为286年。在有关萨珊人的问题上，由于各自根据不同的史料进行计算，穆萨·伊本·伊萨·库思老和哈马丹的哈桑·伊本·阿里于他们的计算之间发现了仅仅在有关萨珊王朝的持续期间问题上就有90年零9个月的差距。但我们现今所掌握的萨珊王朝与安息王朝的纪年就要追溯到诸如泰奥多尔·诺埃尔德克那样的大学者，此人未曾阅读过最重要的穆斯林的详细史料，如比鲁尼的《马苏第天文表》(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书第5968号)等。
有关千年纪问题，请参阅艾布·麦赛尔(其中包括他的《千年纪书》)的各种文献，以及比鲁尼的各种著作(其中包括他的《马苏第天文表》)等。这最后一部著作的最佳一册是由巴黎国立图书馆在我们的推荐下获得的。我们还研究了各位私人收藏家所拥有的其他古老手稿。
“千年信仰”问题，无疑是在泰息丰宗教会议之后才有的。这次会议是于公元410年根据我们的国王叶兹德吉德(伊嗣俟家族)一世(399～420或421年)的敕令召开的，由麦费尔加特—马亚发里根的主教马鲁撒主持。它在基督徒中产生了反响。一些“千年信仰主义者”完全如同经改革之后的祆教徒一样，希望世界具有12个千年纪的持续期。他们的千年信仰理论本来盛行于萨珊王朝的基督徒中。但它却在拜占庭遭到了正统派(麦勒克派)信徒的驳斥，因为后者忠于12倍的500年之“迦勒底派”的理论，也就是认为世界的全部时期为6000年(各为500年的12劫)。最后，叶兹德吉德(399～420或421年)通过他与苏珊娜王后的婚姻而成了犹太人哈里发(流亡领袖)的盟友，他的论述部分地被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以色列人采纳了。那些居住在该河以西的人则仍继续忠于“迦勒底”派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宇宙的存在期为500年的12倍(各为500年的12劫)，即6000年。
以上大致就是古老的“中国—伊朗”传统不仅仅对于佛教和祆教的古代年谱，而且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古代年谱的重要影响，它形成了迦勒底派“宇宙体系”以及“追溯既往的占星术”之基础。这是由卡通咨询过的一名“迦勒底派信徒”根据罗姆鲁人(原文如此)的著作和文字而确定了“建立罗马”的确切的年、月、日，而这一时间又是“普鲁塔克纪年”的出发点。因此，恺撒之前的罗马时间更应该属于仅仅以追溯既往的占星术为基础的一种天文体系。塞琉西人的所谓“纪年”也不太严肃，因为它同样是以追溯既往的占卜为基础的。所以，尽管伊斯兰教徒(泰伯里和比鲁尼)或基督徒欧赛贝·德·恺撒勒和乌赛里尤斯(1580～1656年)等年谱学家作出了所有努力(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年谱学家们的基础)，但面对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和充斥着我们教科书的那些很不详细的幼稚或太不具体的成果，我们仍感到惊讶。
(11) 我们把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之创始时代定于基督教西方并把它视为闪族人的一种天才。这是我们的观点。从穆斯林自己的观点来看，伊斯兰教创始于世界起源之时。第一个男子阿丹同时也是第一位男性伊斯兰教徒；好娃是第一位女伊斯兰教徒。在每个“周期”前来的“先知”们同样也是穆斯林并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每个人都通过启示的渠道而向人类传播一部分“圣书之母”的内部或最早的抄本——真正的《圣经》。逊尼派教徒认为，穆罕默德完成了启示，《古兰经》仅仅是“经过修订的最后文本”，即这一最早抄件的最后一册。什叶派信徒同样也承认这种说法，但他们在等待十二世伊玛目赛希卜·宰曼的回归，此人携来了《古兰经》的最终文本。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古兰经》的最后启示。
“伊斯兰”(Islam)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朗”(Iran)一词的阿拉伯译文，“穆斯林”(Muslim，即musulman)则是“Ir-”的阿拉伯译文(伊本·穆盖费：《坦萨尔圣徒书简》的阿拉伯文译注本)。后者于艾尔德希尔统治年间(公元212～241年)提供了《阿吠陀》的第一种萨珊文译本。此人指出，“伊朗王国”(Iran-Shahr)意为“服从真主的国家”或“服从国王的国家”，国王是真主在大地上的投影。事实上，在祆教经文中，Er或Ir一词的单数形式(其复数形式为Agran/lran)则是“祆教徒”的同义词，指“服从国王的人”。其否定词Aner或Anir则指异教徒。经文中将抽象名词Aylih和Anayrih用于了“Islam”和“Kufr”的意义，分别指“服从”和“服从国王”的人。国王是希斯塔斯波的继承人、祆教徒的“君士坦丁”和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最后，Iral(伊朗)一词中的尾音an也如同在Mosalman(我们已经继意大利人和奥斯曼人之后而将该词理解作“穆斯林”了)中一样，也是伊朗文中复数的常见形式。在11世纪时，“伊朗”和“伊斯兰”二词可以彼此互作同义词使用。费鲁希在他庆祝加兹尼王朝的算端马哈木德战胜匈奴的长诗中则根据格律的要求而不加分别地轮番使用Irani(伊朗人)和Islami(伊斯兰教徒)或Mosalman(穆斯林)、Iram(伊朗)或Islam(伊斯兰)等词。萨曼王朝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的做法也相差无几。在《泰伯里史》波斯文本的手稿中，甚至认为摩西和耶稣也都是“伊朗人”，也就是说是“穆斯林”，否则我们将把他们视作对真主不服从、不忠诚和反叛的“非伊朗人”等。
在19世纪时，我们的地理学家都将Iram(伊朗)一词作为一种地理术语了，而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则从Er(Ayr)一词中得出了他们的一个术语Aryen(雅利安人)或ariaque(主持宗教的高级官吏)，即赋予了它一种它从未有过的意义。我们可以坚信，在一位萨珊国王看来，驯服得就如同其“子民”一般的犹太人同时也就成了雅利亚人，也就是穆斯林；相反，那些已转向拜占庭基督教的波斯民族的人则变成了异教徒。人们的观点既完全不是“种族学”的，又不是“语言学”的。
契达伊使用的“阿丹的信徒”(Adamites)一词被其他作者称为Ademiyan(al-Adam-iyun)，同样也具有“人类”的意义。阿拉伯文术语bashariya恰恰可以翻译祆教术语Martomih或mardomi(种类)，再加上tohm就意为“人类的种子”或人种了。不信真主者、异教徒或精底格(精灵)属于“人种”，而不是“纯粹的人”(阿丹后裔)。因此，唯有阿丹的后裔才属于由于信仰真主而成为纯洁的人类，而“人种”的意义则并非如此，而具有“种类”的动物学意义。
阿丹(麦海达奈或好娃的丈夫)则要早于动物意义上的人种，他如同一棵被栽培的植物，因而也早于他那些退化的种类(野人、山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恰恰与我们的进化论观点相反。未开化的人或更笼统地说是“原始人”在中世纪则不大为人所知，完全被置于这种类别之外，而其中仅仅包括那些开化的人类。
因此，该隐在发誓弃绝伊斯兰教并离开伊朗时，便被驱逐出了“人类”之外。所以，契达伊及其同事们就是这样解释中国人的“孤立”的，即中国是在封闭中和远离我们这些使用字母的民族的地方发展起来的。
(12) 我们也可能应该把文中的tal和'ard等词理解作经纬度的地理学意义。在契达伊的思想中，“长城”又附带有“大壕沟”。此外，他把“壕沟”一词理解作“运河”了。大运河大都有一条堤坝环绕，大坝恰恰就是用从运河河床中挖掘出的土方筑成的，完全如同大长城系用从沿途壕沟中取出的土方筑成的一样。因此，契达伊或为他提供资料的人看到了一幅中国简图，也可能是一幅元帝国的地图。图中在北方绘有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他从中也看到了南方的“长城”，它在南宋时还用以保护中原不受“南蛮”人的侵略。契达伊于其书第十章(第75页正面)在云南词题上讲到过这条长城，当时云南已被蒙古人平定并被由于赛典赤家族的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原因而被部分伊斯兰教化了。那里是南诏故地，汉人为抵抗南诏人而建起了一道“长城”。
在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辞典(11世纪末的手抄本)内的《世界地图》中，未来的云南被一道略呈拱形的圆城墙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分隔开了，其凹面一侧面向世界地图东方的大海，我们于其中读到：戈族人和玛戈族人(雅祖吉和玛祖古人)。沿海岸而上，便会分别出浙江、中国海的海岸、黄海海岸、北直隶湾、内海。在此以远便是神秘的“日本国”。喀什噶里(约为公元1074～1084年)指出：“我们对该国所知甚少，因为把该岛与世界其余部分分隔开来的海洋太宽阔了。”
但这也并不是在波斯首次提到日本一名。早在唐代，或继此之后不久的9世纪，萨马拉的什叶派信徒便通过吐鲁番的摩尼教徒而熟悉了叫做Jabilqa或Jabulqa的日本国。
比鲁尼于其《印度史》或《印度志》第29章中指出，印度的天文—地理学家们把Ymkt(耶摩堡，Yamakoti)置于了世界的东方……然而，由于kt(koti)意为叫“堡寨”，ym(yama)系指死神(西部世界的大天使，如同中国人的白虎一般)，所以我想到了把Ymkt (Yamakoti)比作已建造成的昆都士。祆教徒们声称它位于远东，在海洋以远。它或是由卡瓦-乌萨丹(卡菲斯)，或由卡瓦-库思老瓦(库祖拉·卡菲斯)所建。据他们声称，“突厥王”(指中国西域都护府的班超)曾前往那里以驱逐法拉希安。巴克特拉的艾布·麦赛尔曾把昆都士(雅马科提)作为零度子午线。
“据印度人认为，楞伽山标志着世界的南方(位于赤道线上)，耶摩堡则标志着东方，罗马加(无疑就是托勒密所说的福琼群岛)标志着西方。最后，他们把西多布尔置于了楞伽山的对蹠点(于地球的赤道上)。”比鲁尼说，“我思忖他们通过什么办法而了解到了这一地区。因为他们也如同我们其他这些伊朗人一样，认为西半球被根本无法通航的大洋中心所覆盖。”
印度人在他们的论证中完全如同萨珊王朝的人一样，都使用了一个圆球。他们于上面不是画有地图，而是标出了主要的星辰。这就是传说中要追溯到萨珊人的球体，它使人联想到“耶摩”的镜子。请参阅上文第六章注(2)。对它所作的博学的描述载印度天文学家们的著作中。天赤道的两极于其中被画在水平面上，天赤道本身于其中则经过天极和天底。它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所说的月球之轨道，也就是伊朗人所说的“轮”和星相学家们所说的月相。它以直角被28道“子午线”分割，原来都是一些时区，后来被作为28宿(古德尔克的考证)。当然，位于这一奇特仪器上的四个方向与我们今天的四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参阅盖里安：《印度的天文学》)。我们于此所面对的是天而不是地。这种天远不是希腊天体图上的天，而更应该是中国地图上的天。其中的东方位于宝瓶宫带的中央(约为宝瓶宫带的22°处，中国人的新年，早期祆教徒的费勒丁月的初一或儒略·恺撒历的元月初一)。位于其对面的西方落在了约为狮子星座22°的地方(早期祆教徒们的米赫尔月初一，儒略·恺撒历的七月)。
其中的南方位于金牛宫带的22°处，也就是在昴星团的满月，早期祆教徒的才是蒂尔月初一或儒略·恺撒历的四月。北方落在了蝎宫带的22°处，即最早祆教徒的达伊月(即奥尔米兹德月，也就是朱庇特月)的初一，或是儒略·恺撒历的10月。
现在，我们重新来描绘一次《天文学论著》中的这一球体，然后再看一下它是否为一个地球。这就是说，我们假设认为其28宿就是我们的地球赤道，把昴星团的“子午线”置于我们的子午线上，它经过了孟买以东的乌贾因尼(楞伽山)。其极点在北纬45°处，基本位于巴尔喀什湖的西北，其最东点位于太平洋一带，即我们的北纬45°上，但在极点以东90°处，基本位于库里尔人的群岛上。
我们只要略怀正确的态度便可以比较清楚地从中辨认出日本(日本国)的地理方位来。恰恰在这一点以西180°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叫做“拉罗曼纳”(罗马卡)的地方，即我们假设认为的日本国。该地区由狮子星座中心的γ星辰，这是儒略·恺撒非常喜欢的一颗星辰。但我们认为狮子座也使里夏尔感到愉快，所有这二者均是迦勒底星相学中的所迷恋的星辰。我们同样也很容易把比鲁尼所说的西达布尔确定在这一“赤道区”，即转了90°角。它基本上位于我们地球的北极，但它受“星辰之王”的星宿—大火星的支配，完全如同我们的南极楞伽山系由昴星团主宰一样。
这一简述可以使人理解佛教徒和祆教徒所共有的星相——地理学。星相学家完全是伊朗“古典”式的，艾布·麦赛尔·巴尔赫沿用了这种体系，费扎里和雅古卜·肯迪的做法也同出一辙。但像比鲁尼那样沿用了托勒密的亚历山大学派做法的人则很难确定比拜占庭亚历山大体系相对应的佛教天文学体系。
西方的中世纪也以“雅里安穹顶”(Aryn又作Azyn，即乌贾因)之名，而同样也了解到了由费扎里、肯迪和艾布·麦赛尔等人传播的萨珊王朝人的佛教星相学——地理学。据基督教和佛教的这两种体系来看，呼罗珊人处于宇宙的正中心。据亚历山大体系认为，则是巴尔赫(把力黑，巴克特拉)处于福琼群岛的90°的子午线上。据佛教体系认为，谢贝尔冈则处于90°子午线上(从耶摩堡开始，即昆都士、杰布尔盖、日本，艾布麦赛尔开始处的子午线)。按照比鲁尼根据其伊朗—佛教史料而提出的看法，谢尔贝冈位于楞伽山—乌贾因的子午线。在经度方面，比鲁尼认为谢贝尔冈是90°，纬度为36°45＇。对于巴尔赫(巴克特拉)，他记作经度91°和纬度36°45＇。其误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小。此外，据由《世界辞典》介绍的波斯传说认为，“Shèbèrghan(谢贝尔冈)应与nèmèkdan(盐瓶)一样发音，在古代系指巴尔赫(大夏都巴克特拉)城的名字”。
谢贝尔冈(巴尔赫)是中亚祆教和佛教的一个古老中心，与远东、泰西、南极(赤道)和北极的距离相等。因此，它完全可以被视为中世纪世界的中心(世界的肚脐)。东方的日本首都和在直布罗陀(罗马加，扎比尔萨)以西的福琼群岛几乎与这一神奇的首府巴克特拉位于同一纬度和同一气候带。巴克特拉的方言是以波斯文言文为基础的，被称为“天堂中讲的语言”和“所有先知的语言”(卒于940年的大臣伯勒阿米为《古兰经》的译本所写的序，由穆罕默德·伊本·杰里尔·泰伯里考释)。
(13) 原文作Qazma u meytin，指开山工具。这里实际上是矿工们的工具。大家用它们来开采剌石、红尖晶石、青金石、蓝宝石、铅矿、潘杰尔的银矿和金矿。至于用镐开采出的银矿，我们掌握有麦尔夫的艾斯朱迪的这些诗句：
凡是抢走从山中用镐头挖掘的银矿者，
都不要对他有所怜悯，
不要对其命运产生同情心。
据说，这些银矿于11世纪初就完全枯竭了，这就是萨曼王朝崩溃的原因，同时也是在印度方向抢劫加兹尼王朝的“十字军”远征的开始。然而，加兹尼人在寻求白银和黄金时，也在阿富汗各地做了少量勘察。在一首冗长而著名的诗中，吹捧异密穆罕默德的好运气和神福。穆罕默德“这一大人物”被天置于了一个“新周期”之首，就如同格兰总督——天才的和多产的诗人费罗希所写的那样：
矿工就这样出发去勘探丰富的矿藏，矿工之手受其命运的支配。
第一镐就挖起一块有韧性的黄金。
异密马哈木德(998～1030年)喜欢重复这样一句话：“本王的宫殿之地在朕的金锭的压力下呻吟。”他的这一宝库中的大部分金锭可能来自对印度的罗阇(土邦王子)和宝塔的劫掠，而不是来自阿富汗的金矿，虽然这些金矿也根据他的敕令而被精心和贪婪地开发。
(14) 如果认为马匹突然间就被钉上了马蹄铁，那也是错误的。因为在马蹄掌铁之前，曾有过各种用作马掌的材料。蒙古的马蹄被掌木，日本的马蹄上包有纸板和稻草，吐蕃的马蹄则钉有牦牛皮。
(15) 原文作Turki-josh。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中，“突厥的”一词也是“斯基泰”的同义词。我们通过《马外齐论中国和突厥》(《马外齐时代的光荣》，米诺尔斯基版本)的著作就可以看到这一切。用于“不信真主的人”之意义的“突厥人”包括了所有的非伊朗人。在伊朗以北和以东的有波兰人、诺曼底人、斡罗思人……汉人、吐蕃人和迦湿弥罗人同样也包括在这一基本是信教者的类别之内，后来又扩大到既非祆教徒又非佛教徒的所有“不信教者”身上。这些民族中的那些皈依了佛教的人被列为“兴都克”人；那些转向基督教的人则被列为“阿鲁米克”或“罗米克”人，即拜占庭人。
这样一来，斡罗思人就从“突厥人”变成了“罗马人”或“拜占庭人”；吐蕃人则从“突厥人”变成了“印度人”，也就是佛教徒。
Turk或Turuk(突厥)的尾音k是一种表示所属格的词尾，开始于“中期伊朗语”。否则，该词的古代形式即为Tuyriu，系由Turu派生而来的形容词，完全如同Sainaya(中国人)系由Sin(中国)、Hindava(信德人)系由Hindu(信德)、Sairima系由Sarm(萨尔马特人，即塞尔维亚人)派生而来一样。突厥人的地区土兰(Touran)系指几乎整个大亚细亚或上部亚洲。契达伊认为，卡尔梅克蒙古人和汉人本身也都是土兰民族。因为据他本人和波斯传说认为，土兰地区从阿姆河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经过长期和逐渐的发展，在近几个世纪期间，“突厥人”才被用于指匈奴人或匈人的意义，其形容词在《阿吠陀》中作Hiaona、Hunnique和Hun。喀什噶里于其《突厥语大辞典》中以语言学为基础，却把所有的土兰人(吐蕃人和汉人等)均分在“突厥人”一类中了，但他也承认他们的方言没有疏勒宫廷中的“可汗突厥语”那样优雅动听(原文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在波斯语中，因而也就是在阿拉伯语中，“突厥”一名具有非常广泛的“胡人”、“斯基泰人”、“异教徒”以及主要是用于贬义的“卡菲尔人”。所以，本处的“突厥式的汤”系指“胡人的汤饭”。
(16) 伊朗人的烹饪中却有过腌肉，其做法在波斯文中叫kak或qaq，在阿拉伯文中叫al-qadrq(腌制)。这种办法是把肉切成长条和细条，在保存之前晒干。布赛克(卒于公元1416年)于其《食物辞典》中提到了香肠(第178页)，即绵羊的肥肠，其中装有切碎并加有香料的肉和油。
这种香肠如同在乎底锅中盘绕的蛇，
激起了我腹中的食欲。
贫困者也食马肠和绵羊血肠，尽管宗教禁止吃血。这一切当然都在不同程度上用火烹制了一番。
(17) 在不止一个的原始民族中，都有动物筋做线或绳子和带子。现在的文明民族有时还使用它，动物肠衣的情况也如此。
(18) 长有肥大尾巴和长蹄的内陆绵羊几乎是丝绸之路上饲养的唯一羊种。如在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柯尔克孜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波斯、高加索、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等地。在法国，大家称之为“叙利亚绵羊”。用其羊毛可以制成很漂亮的地毯，其最佳者是在上部亚洲制造的。苏联人在阿尔泰地区发掘出土了一些捆在一起的毛毯残片，可以断代为公元前3世纪的斯基泰人时代。这种羊的尾巴中蓄有数公斤的“脂肪”，可以熬成羊油。这种脂肪和羊油一般都用于烹饪。我们觉得这一类羊中的最佳者生活在帕米尔、柯尔克孜斯坦和蒙古。长瘦尾巴和短蹄子的那些生活在地中海海洋性地区的绵羊仅仅在黑海和里海沿岸饲养。在俄罗斯，长尾巴绵羊被称为“鞑靼绵羊”。
(19) 汉人的目的在于开垦草地并在那里建立聚落，饲养业不会吸引他们。我们觉得似乎在很早之前，汉人就变成了百分之百的田园耕种人，长期以来一如既往，放弃了任何饲养畜群的经营。此外，除了作为优秀的田园耕作者的哲学之外，儒教还有什么内容呢?
在“西方”，纯粹的耕作业之高潮完全是随着《阿吠陀》的经文于大夏和丝绸之路上向塞种人传播的时候才出现，塞种人也如同卡尔梅克人一样，更愿意过游牧生活。事实上，在前部亚洲(河中地、阿富汗和波斯)，至今尚如此。那里绝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既耕耘又饲养的“农民”。那里有两种人在开发大自然。其一是养羊部族，如同卡尔梅克人一样，不属于耕耘任何土地。其二是纯粹的耕农，最多不过饲养几只家禽。我认为，最早牧民是唯一的职业，而“耕农”无疑是作为“殖民者”而定居于那里的。
这些耕农“聚落”也是由《阿吠陀》中的民族在那里建立的。这是一个不但是非正义地，而且还特别是轻率冒失地进行征服的民族，被视为如同“游牧民”一般。那些来自中国突厥斯坦的尚武之士事实上是拓殖者，是文明的民族。所以《阿吠陀》就不断地宣扬园艺业并反对游牧民或“经营牲畜的人”。它仅仅允许为农业而养牛。那些认为《阿吠陀》仅仅禁止“百牛大祭”的人则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问题，而且也误解了这一问题的实质。《阿吠陀》的作者似乎完全禁止屠宰牲畜和为了屠宰而饲养畜群。相反，他们主张的完全是中国式的“园艺”。我们所知道的祆教徒都是彻底的园艺家，从来不是饲养牲畜的牧民。他们更可能是用家禽做祭祀。此外，他们每星期(这些人每月四个星期，两个七天的星期，两个八天的星期)都有一天禁戒吃任何食肉。这肯定就是基督徒过星期五的最早习惯。
在罗马皇帝们统治时代于罗马出观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也仅仅以耕作田园为生。它就是由这一远古时代的祆教徒的经文和习惯宣扬的“田园宗教”在罗马影幕上的投影，当时祆教徒就已经定居在大夏，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尤斯就曾前往那里。他诞生于米提亚的卡巴多斯，于公元97年卒于埃菲斯(菲洛斯特拉特：《阿波罗尼尤斯传》)。幼发拉底河以西的祆教徒也宣扬与大夏《阿吠陀》的信徒左而文派同样的教理，它后来升格为宗教的园艺哲学和园艺教理。“左而文”(Ashaona或Ashavan)和“月氏人”等名又完全会使人联想到那些Asioi(斯特拉波)，也就是Asiani(特罗格—庞培)的名称，他们于公元前129～前120年以战胜希腊人而征服了大夏。许多轻率的作者都把这一神秘的民族作为“游牧人”，但我们通过汉文史料而获悉这一从事耕耘的民族生活在中国突厥斯坦，叫做月氏(Ariyanam Vaejao，即《阿吠陀》中的Eran-Vej)。
大家都习惯于认为，所有从东涌向西方的征服民族都是牧民。在所有的例证中都几乎如此，但也有例外。月氏人的情况恰恰就是一例。他们从公元前129年起就占领了中亚，完全如同中国人拓殖“草原”地区一样。这些人绝不是游牧民，他们把希腊人从阿姆河流域驱逐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或把他们从阿姆河一带驱逐到了恒河流域。这是一个耕农—士兵的民族，与纯粹的经商民族也不同。他们在希腊人仅仅传播了一种经商文明的地区引进了一种真正的耕耘文明。该民族创立了一种“封建”(指该词的重农意义)的文化，而希腊人在那里一直实行一种以采集和投机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在儒教著作中就已讲到了一种园艺哲学，而在《阿吠陀》经文的汇辑中则是讲一种园艺宗教。
事实上，在雨量充沛的中国内地很适宜耕种。但在若非灌溉就会寸草不生或颗粒无收的伊朗却不同，伊朗的耕耘业唯有在那些有水源或河流的地方方可为之，那里的山区仅适宜于游牧生活。由此而产生了祆教的整整一套二元论。这种有形的二元论又由伊斯兰教继承，其恶端就是羊群的游牧，无法皈依的牧人不停地与耕耘农和定居民以及阿萨(谷神)的仆人作对。
在伊斯兰教统治时代，祆教徒并非是偶然地自称为耕农。这仅仅是由于园艺主义甚至成了《阿吠陀》中的一种宗教，排除了所有的游牧生活。祆教徒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视为“魔鬼”的虔诚信徒。因为这些民族恰恰都是游牧民，他们的畜群破坏了田园。恶鬼首先是游牧生活之鬼，最终必然要敌视文明(百谷神)。他们的游牧部落都是破坏田园的牲畜之代理人。他们破坏了森林、水源、灌渠、栅栏和田园。这恰恰就是阿拉伯人、乌古斯人，尤其是13世纪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地道的游牧民和耕耘的破坏者。这都是善于思考和成熟的思想家预料之中的事，如从扎玛斯波(圣·托玛斯)开始的祆教徒先知，他们曾预见到了由琐罗亚斯德创建的耕耘文明的彻底毁灭。
本章中介绍的中国宇宙论与《阿吠陀》宇宙论恰恰是成双的姊妹理论。敌视汉地田园经济的匈奴人也是祆教徒的敌人，匈奴人在上古时代被称为Hiaona，在中世纪被称为土兰人。其中的唯一差别是中国的耕耘业是在一片辽阔的和由丰富的天雨滋润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比伊朗脆弱的田园经济具有一种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国中原一望无垠的田园比较容易遭受匈奴和蒙古游牧民不断的打击，它接着又会复兴并将其“长城”向草原方向推进一些。至于波斯的那些“相当难以灌溉和微不足道的小花坛”(瓦拉的说法)，则必须同时与亚洲的游牧民以及唯利是图和经商的地中海之“黑奴贩子”进行值得称赞而又胜负难决的斗争。无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的一种相辅相成的二元论——阴和阳在伊朗和伊斯兰世界则变成了一场反对善和恶的斗争，这种竞赛要在许多回合中展开。据优秀的预言家们认为，它最终要由田园经济对游牧和贩卖奴隶行为的胜利而告结束。
使古代祆教徒表示赞同并于这一16世纪初叶明显使契达伊感到诱惑的同一种中国田园经济在稍后也吸引了耶稣会士，在法国产生了魁奈(1694～1774年)学派。魁奈是《重农论》《经济统计学》和《格言》等书的作者。被称为“重农主义”的整套理论是由魁奈于1750年提出来并受到了米拉薄侯爵、杜果和马尔泽尔布等人的支持。当时正是确定并抛出我们的“文明”一词的时代，也是形成我们经济理论的时代。如果有人仅仅研究某些简单的词语而又完全忘记了魁奈的中国模式，同时又称“重农论”，那么他就绝不会属于这一派。
(20) 正如盖耶速丁向我们解释的那样，长城是用一种木板箱子模塑或夯造出来的。中国的泥瓦工沿用了一种模制的方法，我们在近一两代人以来也采纳了这种方法。我们的人首次于安南发现了这种建筑方式。中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也用一种砂浆来模制或夯制其墙壁。为了防潮和防雨，这些墙壁上要抹一层软物或流体物，用它于其墙的内外壁各面抹上厚厚的一层。我们觉得大家所说的“抹”字enduire是通过拉丁文inducer而追溯到伊朗文(中期波斯文)enduden和ghilenduden，该动词的词根(命令式)应为enday，很可能起源于汉文“夯土”。
在波斯文言文中，恰恰存在有两个指泥瓦匠的词。其一为ghil-enday，意为“抹泥工”；其二为razè(其复数形式为razègan)，意为“用模子夯土墙者”。第二种技术是由一名叫做拉兹或拉宰的奥义大师传授的，传说中又称他为“瓦工之王”。“杀人犯”(al-kaziya)或“德黑兰的杀人犯”都倚仗他的名声。因为raz一词同时具有三种词义：“秘密的”、“拉伊的居民”和“泥瓦匠”。这一神秘的人物是否与我们的泥瓦匠用“大建筑家”而称呼的人本为一者呢?“杀人犯”们的大先祖哈桑·赛贝赫(1090～1124年)事实上也被称为拉齐(拉伊的人)，同时也被称为“泥瓦匠大师”(《波斯文辞汇集》《波斯文辞典》和《征服世界》等)。我们觉得其中似乎在Rai(拉伊地区的居民)和Radhè或Radhi(泥瓦匠)之间相混淆了，这是由于在英文中如同对“茶”那样读音的dhal一词与Zay(我们写作z)一词之间的相似性造成的。
有时在古老的手稿中，razè(泥瓦匠)是用dhal这个字来标注的。我们清楚地感到Radha或Ratha无疑是razè最正确的写法，系由萨珊《阿吠陀》文rad和rat派生而来，语言学家们从来未能确定其宗教作用。大家把复数名词radan(应读作，adnan，附有dhal一字)译作“最遵守教规的人”。在《列王记》中，甚至推而广之是在萨珊时代的文献中，这些守教规的人始终或经常都追随麻培特(巫师)们。
最后，萨珊王朝的泥浆叫做jahrig或tchahrig，阿拉伯人把该词作为al-Sharuj或al-Saruj，正如伊本·巴尔希所描述的那样(《波斯列王记》)。完全如同在波斯所使用的泥浆一样，在三十多年之前，以黏土、灰烬、生石灰为基本原料，再用“头发”、“马尾”或灯心草来加固。这种泥浆用来抹潮湿的墙壁，如地窖、蓄水池、水井、灌渠和池塘的某些部分等。它们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泥浆，而不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西方的泥浆(如果确实存在一种这样的泥浆的话)。因为罗马的泥浆完全可以通过安息—萨珊王朝的泥浆而追溯到中国泥浆。埃及、柏塞波利斯的古建筑和巴特侬宫都没有砂浆。巴特侬宫那精心打制的石块仅仅是简单地彼此互相镶嵌在一起，或者把它们互相干垒在一起，既没有泥浆，也没有砂浆。在埃及和柏塞波利斯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西方人既不懂得泥浆，也不知道水磨和水槽。
继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下面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吉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
(21) 原文作Dev-kar，意为“像神祇那样工作”。技术是由神衹和精灵向耶摩谢德(所罗门、克谢尔克谢斯)传授的。耶摩谢德(所罗门、克谢尔克谢斯)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建成了其“寺庙”，也就是柏塞波利斯。这位“混血的”国王有时也被称为“大联合之王”，认为他在神衹的勉强帮助和支持下营造了古代的所有名胜建筑，也正是他修造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俄罗斯人称他为“亚历山大沙皇”(原文如此)，拜占庭人又把他译作“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认为他就是《圣经》中的所罗门国王，萨珊人认为他是耶摩谢德(克谢尔克谢斯)。东方的每个民族都把他比定为本民族的英雄。
(22) 我们在中亚到处可以看到并被归于古“突厥人”的那些其来历不明的庞大砾石堆其实仅仅是唐朝军队留下的一些所谓“亚历山大”的古建筑，否则就是由东汉人留下的。
(23) 这里是指由宋代人开始挖掘的大运河，后被忽必烈的蒙古人完成。它于1865年被太平军破坏得无法利用了，从而就引起了中国清王朝的崩溃、黄河下游的改道，以及一个比法国大两三倍的发达和肥沃的省份荒芜。“六个月”实际上是“三个月”之误。大运河相当长，可以使一支庞大的帆船队把中国北方和南方、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北京联系起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详细情况请参阅上文第九章注(29)。
(24) 这里是指马来海盗和倭寇。他们如同威金人(Wiking，本指抢劫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译者)一样，逆江而上并恣意在中国劫掠。15世纪中国海岸诸省的不太平局势主要是来自倭寇(日本的威金人)。有关日本人“冒险”的历史，可以参阅考狄：《中国通史》第3卷，还可以参阅上引冯秉正书第10卷。
(25) 这一段文字对于理解土兰(Touran)一词意义很重要，土兰又是河中地或“大亚细亚”的同义词。“伊朗”一词同样也指地处阿姆河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即罗马人的“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前部亚洲”。以上就是这两个术语的泛义。但它们同样也各自有一种狭义：“小土兰”包括索格底亚纳和费尔干纳，而古伊朗王国则指呼罗珊，那里与中国相比较则是“日落处”。其提到了khor(太阳)和asidèb(休息，落下)。加兹尼人马哈木算端(或苏丹，998～1030年)的帝国在征服了花剌子模和印度河流域之后，又吞并了整个呼罗珊。“日落地”呼罗珊即汉文史料中的“西域王国”，共包括五个“方向”。①大夏(巴尔赫)，在东方；②阿拔萨赫(奈萨布尔)，在西方；③马尔吉亚纳(麦尔夫)花剌子模，在北方；④古老的锡斯坦和大锡斯坦(印度—斯基泰，即信德)，在南方；⑤最后是中央地带，阿里亚纳即为赫里河，其源头出自“印度高加索”，即我们所说的兴都库什。兴都库什仅于公元11世纪才皈依伊斯兰教并创建了强大的库尔德王朝(1011～1215年)，该王朝征服了德里。曲儿忒王朝(1245～1389年)抵抗了蒙古人并成了东伊朗伊斯兰教的唯一捍卫者，于13世纪征服了阿富汗山区或帕坦人地区的“古阿富汗”，着手对这些尚为佛教化或半佛教化的山人进行的皈依。曲儿忒人可能也成功地征服了“普什图尼斯坦”异教徒王公们的无数堡塞，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兴都库什的山地人，其队伍中便有登山能手突击队。
最后，原来作为萨满—佛教徒蒙古人(拉丁牧师们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希望皈依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可能为伊利汗反对兴都库什的统治者之绝望斗争的间接后果。兴都库什的统治者都是一些残暴、奸诈、勇猛和不屈不挠的算端。他们可以称得起“农民之保护主”(伊斯兰教的国王)或“前部亚洲(帕拉维时代的伊朗)的新安息人”。成吉思汗放弃了对难以驾驭的兴都库什的征服，那里在被蒙古人蹂躏的地区中仍为伊斯兰教的坚强堡垒。伊利汗(1256～1336年)们是怎样越过了这一障碍呢?那些操波斯语的逊尼派农民的民族感情是倾向曲儿忒人的。因此，蒙古将军诺鲁兹别克和正在与曲儿忒人作战的蒙古王子哥疾宁便受皈依，他们同样也使其全军受皈依，以便平息农民对放荡不羁的兴都库什之不可制服的统治者们的同情感。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皈依恰恰发生在对曲儿忒人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期间。
阿富汗中部高原兴都库什(其字面意义为“佛教徒的山区”，在11世纪时变成了“苏菲派的山区”)的山地人在实现了使蒙古人、阿富汗人、俾路支人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人伊朗化和伊斯兰化之后，于15世纪成功地完成了对帖木儿朝人的伊朗化过程。过去曲儿忒人的首府把力黑(哈烈)先变成了帖木儿朝人的光辉灿烂的首都，后来又成了艺术和文学的伟大中心。其影响和威望扩大到了撒马尔罕、德里、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和德里的古建筑模仿了赫拉特的建筑。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和德里的书法家、音乐家和细密画家都遵循15世纪的赫拉特等人所制定的规范。
(26) 原文作Jalaghuy-i sorkh或Jalaghi-i sorkh。
(27) 原文作Kwsj或Kusè，指无胡子的人。该词最早似乎曾是远东一个民族的名称。“车师”是中国古代对吐鲁番地区两个小王国的称呼。Kusak或Kusag在萨珊人时代可能是指“吐蕃人”，意指“狗山”〔请参阅上文第六章注(14)和第十六章注(3)〕或“起源于狗的山地人”。比鲁尼曾谈到过一种叫做“吐蕃人的骑马”节，在波斯文中作bérnishatèn-i Kusèg(见《星相学入门解答》)，在阿拉伯文中作rukubal-Kusaj(《年表》和《天文表》)，于每年的9月1日庆贺。该节日同样还被称为“祭佛寺节”，但同样也被视作指“春节”或“新年”。
但在中亚，到了六七月间于夏至前后则要取出扇子来。我们通过推论便可知道，西藏人的“骑马转山”可能被定于一个藏历九月初一恰逢夏至前后的日子里。1960年的藏历九月初一为公历4月3日。但在比鲁尼时代的公元1000～1030年左右，这一天可能恰逢11～12月。
安息文小说《韦丝和拉门》告诉我们，当韦丝与其兄韦鲁伊(乌鲁赛韦，即奥罗德二世)结婚时，春天恰逢9月。
星相学家在研究了他们的占卜之后，
便把她的婚期选在9月。
春天(原文如此)于9月降临，
婚礼于达伊月15日太阳升起后的时间举行。
(《韦丝与拉门》第14卷，第22～25页)
在波斯，当进行了武断的增闰之后，他们的历法便越来越与中国和儒略历法不相吻合了。它无疑也遭到了与汉人—畏吾儿的历法相似的命运，蒙古人于13世纪将之纳入了伊斯兰历法。1960年，儒略历的元月四日为汉人—畏吾儿历法的正月二日。该年汉人—畏吾儿人的新年为一月四日，也就是格里历的1月17日。同样，宝瓶星座的第一天(起源于圣—约翰的摩尼教或基督徒们的祆教历法第一个月)为儒略历的2月7日，也就是蒙古人的汉人—畏吾儿人历法的正月一日。
1812年，西藏的汉历春季第一天则相当于元月初。它为旅行家埃扎杜拉又多提供了一种证据，从而认为佛陀系自基督派生而来。由于他是穆斯林，所以他很难从另一端来研究这一假设。此外，他也不懂“巫士国王”本身就是公元前1世纪的那些印度—斯基泰或安息—斯基泰国王，他们根据“星辰”而宣布了密特拉—耶稣的诞生。
从非常远古的时代至今，中国人就一直拥有持续不断的编年史和断代史，非常喜欢纪年和列传，而类似的做法近几个世纪以来才在西方出现。“古代史”和“编年史”应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中国的体裁。塔西佗、蒂特利夫、絮埃顿、厄赛卜、宗教史学家(亚美尼亚人、穆斯林、拜占庭人、克什米尔人、僧伽罗人和拉丁人)则都根据年代顺序而记载各位君主及事实，他们都是中国人血缘遥远的弟子。否则，我们西方自己就仅仅产生一些史诗：《阿吠陀》《伊利亚德》《奥德赛》《荷马史诗》《修昔底德史诗》《肯古—古斯史诗》和费尔多西的《列王记》等。我们西方对小说、史诗、戏剧或修辞学的时髦不知道要超过对年谱之兴趣的多少倍。在我们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既无时间，又无任何衡量已度过的时间之标准，而仅仅是一堆无年代顺序的辩词片断。它与司马迁的《后汉书》(误，应为《史记》。——译者)该有多大差距啊!司马迁的书中充满了在我们20世纪仍值得信赖的时间和传记。
(28) 如果我们想到当时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无论是在被他们称为羊肠小径的道路，还是在其城市小巷的每个角落中，都充斥着强盗，那么这条资料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国的和平大治盛景给我们的这位商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9)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波斯文抄本第1354号中载有“帖必力思的伊斯兰教苦行僧哈森抄”。但伊斯坦布尔藏原件(第609乙号)中写有“伊斯兰教苦行僧艾哈迈德抄”。巴黎藏手稿的时间为19世纪。但伊斯坦布尔藏本则似乎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其中盖有奥斯曼帝国总理大臣穆斯塔法·埃芬迪的藏书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