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国(大致指今东南亚地区)是深受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文化影响的地区。早在三世纪至六世纪，就有扶南国(今柬埔寨等地)僧人到中国南朝弘法、译经，也有一些印度高僧经南海诸国至中国内地弘法。如扶南僧人伽婆罗(僧养、僧铠)于南齐和梁初在扬州、建康(今江苏南京)扶南馆等五处传译佛经，“讫十七年”。后又有扶南僧曼陀罗(弘弱)在梁初，“大赍梵本，远来贡献，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陈朝时，又有扶南僧须菩提(善吉)到扬州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此外，还有经扶南至南朝译经传法的僧人，如著名的西天竺僧拘那罗陀(真缔)，①天竺僧耆域等。②到隋唐时期，由于中西交通的发展，统治阶层的信仰，佛教更为盛行，国都长安成为当时佛教传译的中心之一，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必经之地、早以盛行佛教的南海诸国，在长安佛教文化的发展中自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许多印度高僧经南海诸国(或曾停留于此弘法)到长安等地弘法，或者中国内地僧人不畏艰险由海路经南海诸国，到印度求法。这种双向的佛教交流，或多或少地使南海诸国的佛教文化影响着长安的佛教的发展。
在分别论述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之前，先论其他特殊形式的佛教文化交流情况。
其一，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记，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命刘芳攻灭林邑国(今越南中部地区)，“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甲(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彦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成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彦传文中所言，“昆仑书多梨树叶”的“昆仑”为古代中国对南海诸国的泛称，昆仑书所用文字则当为占婆文或古马来文，书写在多梨树叶上。多梨树，又作多罗树，梵文Pattra的音译，属棕榈科植物，叶可作书写用，又称为贝叶。炀帝敕令彦琮等高僧将所获经书编出目录，按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七种分类，最后译为“隋言”(即汉文)，成二千二百余卷。这是通过战争形式从林邑(又作占婆)得到的已译为昆仑语的贝叶经，经过翻译为汉文，对当时长安佛教有一定的影响，且从南海诸国与中国隋唐佛教文化交流上看，也是一桩罕见之事。
其二，目前还未发现隋唐时有南海诸国的高僧到中国长安等地弘法的文献记载。但是，在南海本国译经，后将此经送至京师长安，则有一人。据宋代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唐波凌国智贤传》载：“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门会宁欲往天竺，观礼圣遗迹，泛舶西游，路经波凌，遂与智贤同译《涅槃》后分二卷。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说世尊梵棺、收设利罗等事，与《大涅槃》颇不相涉。译毕寄经达交州，(会)宁方之西域。至仪凤年初，交州都督梁难敌遣使同会宁弟子运期奉表进经，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门灵会于东宫启请施行。”智贤，如书中所说，梵名“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凌国人也，善三藏学”。内原注波凌，“亦曰诃凌”，应即南海中的诃陵国，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即是说，大约在唐麟德年间(664～665年)，成都僧人会宁乘舶到南海诃陵国，与当地高僧智贤合译《涅槃》后分二卷。仪凤年间(676～679年)，由交州(治今越南河内)都督及僧人运期将此译经送到京师长安，随即颁行全国。大慈恩寺即今陕西西安大雁塔所在之处。这是南海诸国与唐长安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一
自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内地以来，一些印度、中亚及南海诸国的高僧大德都欲到“支那”(或称“震旦”、“摩诃支那”等，即中国)弘法。印度与中亚的僧人们最初主要是经过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由今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到三世纪后，海上交通兴起，有一小部分外国高僧开始从海路，经南海诸国至交(治今越南河内)、广(广州)，然后到中国内地弘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隋唐时期。大约到唐麟德之后，由于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由海路经南海诸国至唐朝长安弘法僧人数量大为增加。据佛教典籍所载，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那提三藏 中印度人，梵名布如乌伐邪，讹为“那提”，译为“福生”。少出家为僧，名师指教，志气宏远，以弘法为怀，曾南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南海诸国，“随缘达化，善解书语”，也精通昆仑语。后收集大小乘经律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于唐永徽六年(655年)“创达京师”，诏令其于慈恩寺(今西安大雁塔)安置。文献未载其来长安是由陆路或海路，但从其早年在师子国及南海诸国弘法，以及后又返南海诸国情况看，其初来唐土，当由海路。在长安时，正值玄奘法师译经时，无人理会在慈恩寺的那提三藏。于是，唐高宗敕其“往昆仑诸国(即南海诸国)采取异药”。那提遂于显庆元年(656年)舶至南海诸国，采长生不老之药。诸国国主对之崇敬，别立寺院，度人授法，“弘化之广又倍于前”。龙朔三年(663年)，那提重返长安慈恩寺，准备译经，然此时其所赉梵经均为玄奘携至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因而只翻译了《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经要约》(其中一部一卷已佚)。同年，真腊国(在今柬埔寨、老挝地)国王为了要那提再至其国弘法，竟“假途远请”于唐朝廷，说其国有“好药”，只有那提才能识别，请求派那提来采取此药。高宗下敕令，“听往”。那提遂重返南海真腊国弘法，再没有回到长安。
据《续高僧传》撰者道宣说，那提“乃龙树门人也，所解无相”。他听与玄奘一同返回唐土的印度僧人讲，龙树大师“隐后，斯人(那提——引者)第一”。因而，道宣对那提未能在长安译经、弘法而多有感慨，并为他为帝王寻异药不辞艰辛到南海，而“呜呼惜哉”③。综观那提一生，其弘法主要在南海诸国，在长安的时间约两年，仅译三部三经；但其对南海诸国与唐长安佛教文化毕竟起到一定的沟通作用。
释极量 中印度人，梵名般剌蜜帝，意为极量。《宋高僧传》卷二《释极量传》记其“展转游化，渐达支那”，下原注：“印度俗呼广府(广州——引者)为支那，名帝京(指长安——引者)为摩诃止那也。”“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因其先达广州，自然是由海路经南海诸国而至大唐王朝。制止道场，即广州制旨寺，明清时称光孝寺，“在城内西北一里。本尉陀元孙建德故宅。三国吴虞翻谪南海居此，废其宅为苑囿……翻卒，妻子还吴，施其宅为寺。匾曰制止”④。
释极量到广州的时间不详，《宋高僧传》本传说他在“神龙元年乙巳(705年)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则其至广州约在武周长安三年至四年(703～704年)间。后因其国(中印度)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其所译经虽在广州，但“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
金刚智 南印度摩赖耶国人，梵名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自小聪慧，年十岁即削发出家，后随师往中天竺那烂陀寺(印度古代著名佛寺，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修行，又到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后金刚智“游师子国，登楞伽山，东行佛誓(即室利佛逝国，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引者)、裸人(在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引者)等二十余国”。到唐开元己未岁(719年)乘舶达于广州，随即被迎至京师长安慈恩寺，寻徙荐福寺(今西安小雁塔)。在各寺，金刚智均建密宗之“大曼拏罗(即坛场——引者)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当时长安已有名气的三位高僧，即大智、大慧禅师及不空三藏均向其行弟子之礼。后金刚智随帝驾至东都洛阳。据传他曾为玄宗祷雨，甚灵验；又使玄宗钟爱、病已垂危的第二十五公主，开目言语如常，半日后方去世。
《宋高僧传》撰者赞宁称金刚智“理无不通，事无不验，经论戒律秘咒余书，随问剖陈，如钟虚受”。又说：“自开元七年(719)，始届番禺(今广州——引者)，渐来神甸(指长安、洛阳两京——引者)，广敷《密藏》，建曼拏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时长安名僧一行向金刚智学得密法，自立坛灌顶。开元十一年(723年)后，金刚智在长安资圣寺(在平康坊东北，今西安和平门东)、大荐福寺(西安小雁塔)大量翻译密宗经典，共二十五部三十一卷。开元二十年(732年)(一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金刚智因病逝于洛阳广福寺，寿七十一，僧腊(即受具足戒至逝世时间)五十一。弟子不空奉请，敕其国师之号。⑤金刚智为唐开元三大士之一(另两位是善无畏和不空)，在弘扬密教于两京方面有突出贡献。
不空 北天竺婆罗门族，梵名阿月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幼年随教父至中国，十五岁师事金刚智，二十岁在广福寺受具足戒。随侍师金刚智至洛阳，开元二十年(732年)师圆寂后，即往天竺等地寻求密典。初至广州，为采访使刘巨邻灌顶，并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不空及其弟子含光、慧*(上功下言)等三十七人，乘昆仑舶离广州，行至诃陵国界时，遇大黑风暴，几乎丧生。再后至师子国，受到优礼，广传密法。后又游五天竺境，于唐天宝五载(746年)返回长安，“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左疊右毛)等”，由此知其系由海路重返唐土。至长安，亲为玄宗灌顶，后移居洛阳净影寺，奉敕译经，开坛灌顶。天宝十三载(754年)因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至武威，住开元寺弘法。开元十五载(756年)还于长安，住大兴善寺。此后，历肃宗、代宗朝，先后在长安、洛阳译经弘法，共译经一百七十部二百一十一卷。
不空于大历九年(774年)圆寂于长安，享年七十，僧腊五十。中国内地密教传承，以金刚智为始祖，不空为二祖，不空弟子慧朗为三祖。不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一生历三朝，位列三卿，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谥大辨证广智三藏和尚。⑥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书、严郢撰文的《广智三藏和尚碑》，至今仍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中。
释智慧 北天竺迦毕试国(今克什米尔)人，梵名般剌若，姓桥答摩氏。七岁皈依三宝，后从大德习经，受具足戒。又曾到中天竺那烂陀寺习大乘经典。十八岁时，发誓至东方弘法，“乃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之后，他并不灰心，“又集资粮，重修巨舶，遍历南海诸国”。二十二岁时，他再次舶至广州。近广州时，忽然风涛大作，舶破沉没，智慧仅存，其所携之梵夹在大竹笛内奇迹般地出现在岸边，行半日，终抵广州城。时德宗建中(780～783年)初。次年，抵达唐京师长安，通过其表兄神策军正将罗好心，于贞元八年(792年)上表请其译经，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如罽宾(今克什米尔)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授等，助其译经。由于罗好心在平定朱泚之乱时颇有功，故得德宗宠信，使智慧译经深受重视，赏赐有加。德宗并为其所译佛经亲制经序。智慧去世后，葬于洛阳龙门之西冈。⑦
释莲华 中印度人，曾于唐兴元元年(784年)到长安进谒德宗，请求赐钟一口于天竺，德宗敕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铸钟一口，送于南天竺金塠寺。莲华乃将此钟安置于宝车国毗户遮那塔。从在广州铸、送钟的情况看，莲华此次到长安是由海路经南海诸国、广州到长安的。约在贞元十一年(795年)前后，莲华携梵夹《华严后分》附舶再次至长安。据说，此梵本佛经系南天竺乌荼国(在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国王献给支那(大唐帝国)天子的。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德宗诏于崇福寺(在唐长安休祥坊，今西安西站路西)译《华严后分》经，成四十卷。⑧莲华虽未参与译经，但其携梵文经本至长安来献，以及求唐代钟置于印度佛寺，也是经南海诸国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二
隋唐时，由海路通过南海诸国至长安弘法的印度高僧比起经过南海诸国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内地高僧的数量要多很多。唐代高僧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至武周天授二年( 691年)四十年间，五十六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至印度求法的事迹，书中还附永昌元年(689年)四位随义净至南海室利佛逝国的僧人事迹，总计六十名。其中由海路经南海诸国赴印求法僧三十八人，占这一时期求法僧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而由海路求法僧大约从唐麟德(664～665年)年后有明显的增加，说明此时以后海上交通和贸易获得了大的发展。因为求法僧多乘商船赴印，故由此也可证明上述结论。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吐蕃、大食在西北的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同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到今江南地区。⑩
现对上述由海路求法僧的三十八人作一分类和剖析：
第一类是属于由海路赴印度，途中亡故或返回的求法僧。贞观年间两位新罗(今韩国)僧人从长安出发至广州，“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斯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遇疾俱亡”。贞观末，有僧常慜禅师及其弟子由海路先至诃陵国、末罗瑜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占碑)，由此再向印度，途中“舶沉身没”。麟德时，又有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彼岸、智岸法师，自小在长安出家，后由海路求法，“泛舶海中，遇疾俱卒”，其所携汉本《瑜伽》及余经论，留于室利佛逝国。同时期，又有僧昙闰，由交趾(治今越南河内)附舶，至诃陵北渤盆国(或说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遇疾而终”。僧义辉，由海路赴印，至郎迦戍国(即郎牙修国，在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而亡。
此外，还有僧慧命，“泛舶行至占波(即林邑国——引者)”，屡遭风暴而返。前述之运期，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人，与昙闰同行，“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后运期被义净差遣返京师长安。再由长安返南海后，运期住室利佛逝国。另在咸亨二年(671年)，随义净到广州后返回的僧玄逵及到室利佛逝国染疾而归之善行，皆中途返回。后又有法振、乘悟、乘如三禅师，由海路经匕景(在今越南中部)，“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在今马来半岛吉打地区——引者)”。法振遇疾身亡，另两人返回。其中乘悟卒于瞻波(即林邑)，仅乘如返故里梁州(治今陕西城固)。至永淳二年(683年)又有大津法师随唐使至室利佛逝国，“停斯多载，解昆仑语”，后义净遣其归唐。永昌元年(689年)，义净曾从室利佛逝国返广州，后随其至室利佛逝国有四僧。其中贞固，于长寿三年(694年)返广州，三载后亡故；怀业则未返广州，留居室利佛逝国弘法；道宏，返国后居岭南；法朗，留居室利佛逝国，遇疾而卒。
以上由海路经南海诸国的求法僧共十九人(会宁除外)，染疾及舶破而亡者十一人。可见，由海路赴印度求法，仍然是十分艰难的，也多有人因其难而返回。真正留于南海诸国弘法的仅怀业、法朗两人。这也可说是中国唐朝与南海诸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例之一。
第二类是由海路经南海诸国，到印度求法后，卒于该地或下落不明者。麟德年间，有僧明远南游至交阯，“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今斯里兰卡——引者)”，密盗该地佛牙，未果，向南印度，后卒途中。另有前述之会宁，到诃陵国，留住三载，与该地高僧智贤译经，后往印度，下落不明。又义朗律师与弟义玄自乌雷(今广西钦州市)，附商舶，越扶南，至郎加戍、师子洲，而至印度求法，后不知下落。又有僧木叉提婆，交州人，由海路至印度，卒于该地；窥冲法师，亦交州人，与明远同舶而泛南海，到师子洲、西印度，卒于该地。慧琰法师，交州人，由海路到僧诃罗国(即师子国)，留于该地；智行法师，爱州(治今越南清化)人，泛海至印度，卒于该地。另有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幼时随父至杜和罗钵底国(即堕和罗国，在今缅甸丹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入海处——引者)，于此出家，后又至长安，于玄奘处受具足戒，再乘船至天竺，卒于该地。道琳法师，由海路“越铜柱而届郎迦(即郎迦戍国)，历诃陵而经裸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引者)”，到今印度东部等地求法；后欲返国，于北天竺遇贼，复返北天竺。昙光法师，曾在京师，后经海路到印度诃利鸡罗国(今印度东部奥里萨邦沿岸)；还有一唐僧也泛海至诃利鸡罗国，两人均下落不明。以上僧人大多是在显庆至麟德之间(656～665年)由海路至印度求法的。
到咸亨二年(671年)后，有僧哲禅师及弟子玄游(高丽国人)“泛舶西域”，到师子国，玄游于此出家并居此。僧哲遂游天竺，留该地。大约同时，有僧智弘从合浦(今广西合浦北)乘舶，漂至匕景，复至交州，住一夏，复登舶至室利佛逝国，后周游天竺，不知所终。(11)又有与智弘为伴的无行禅师，先到室利佛逝国，后达末罗瑜、羯荼、师子洲、诃利鸡罗国等，遂居天竺。
总计上一类求法僧共十六人，其中已知卒于印度者六人，余者是否后来返唐土?至少在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天授二年，691年)，还未归国。
第三类是由海路经南海诸国到印度求法后，又返回唐土者，现今所知，仅义净与灵运两人。关于义净下面专门论述。灵运，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与僧哲同行，越南溟，达西国后，“遂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菩提树象，一同尺量，妙简工人。赍以归国，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
除上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之由海路赴印度高僧外，还有：
慧日 俗姓辛氏，东莱(治今山东莱州市)人。唐中宗时受具足戒，后遇义净，萌发赴印求法之心。“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徧，乃达天竺，礼谒圣迹。”在天竺，他“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719年)方达长安”。其返回路程，由陆路，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河西至长安；其起程日期当为武周长安二年(702年)。慧日返长安后，向玄宗献佛真容、梵夹等，“开悟帝心，赐号曰慈慜三藏”。天宝七载(748年)卒于住寺，年六十九，葬白鹿原。(12)
含光 慧*(上功下言) 两人均为不空弟子，开元二十九(741年)年十二月，随不空一起随昆仑船，离广州至诃陵国，两遭黑风，遂抵师子国，于此同受五部灌顶法。慧*(上功下言)后下落不明。含光于天宝六载(747年)返至长安，助不空译经，弘佛密法。不空圆寂后，唐代宗委其往五台山修功德，后不知所终。(13)
慧超 一九〇八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购得的敦煌石室文书中，有一件后来被考定为唐慧(惠)超撰《往五天竺国传》的抄写本(残本)。因此文书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〇〇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音义所引条目几乎完全相同。(14)从上述《一切经音义》所释，《往五天竺传》的条目，如阁蔑(吉蔑)、*(上艹下汧)流、玳瑁、龟鼈、椰子浆、压舶、裸形国等来看，慧超往五天竺求法，去时应由海路经南海诸国至天竺。其返程则由陆路，残文书记载颇详，内云其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达安西(治今新疆库车)，则慧超当是在开元中由海路出发的。
综上所述，有唐一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及地位日益重要，由海路经南海诸国到印度求法之唐高僧日益增多。作为受印度文化影响很深而佛教亦盛行的南海诸国，则成为联系中国唐朝，特别是京师长安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中继和桥梁。其次，南海诸国也成为中国唐朝和印度高僧弘法、求法的场所之一。因而南海诸国的佛教对长安的佛教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唐代长安的密宗、净土宗的发展，直接与经南海而来的金刚智、不空、慧日等高僧的弘扬有关。而最能集中体现唐长安与南海诸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典型，就是著名的高僧义净。
三
义净，是中国佛教史上与法显、玄奘并称的最有成就的三位求法高僧之一，又是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其求法、著述、译经、弘法等活动，又紧密地联系着唐京师长安与南海诸国，故有必要专门进行论述。
据佛教典籍及近代中外学者的研究，义净系唐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市)山庄(应为“山荏”，在今山东省长清县)(15)人，本姓张，名文明，义净是其出家后的僧名。生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七岁在今济南西四十里之土窟寺出家，师善遇、慧习两法师。十一岁时，正当玄奘从印度返回长安，对之有一定的影响。十七岁时，遂萌发“思游五印之都”(16)。二十岁时，受具足戒，重视戒律的研习。二十六岁时，游学东魏，继至长安，学习《俱舍论》、《唯识论》等，一直到三十六岁。此年(咸亨元年，670年)秋，义净纠合同志之人准备赴印，先返家乡齐州。次年(671年)，从齐州出发，先至扬州，夏坐三个月，再到广州。一路上，得到一位赴岭南做郡守的冯孝诠的帮助。到广州后，原准备同行的僧人因各种原因返回，只有一个年轻僧人善行与之同行。同年十一月，义净乘波斯船开始了艰苦的海上航行。从广州“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茶。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停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该国在今印度孟加拉邦midnapur的Tamluk附近。时唐咸亨四年(673年)二月八日。(17)留此国一年，学梵语，习《声论》，后又到中印度等地佛教圣迹瞻礼。其四十一至五十一岁时，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并译经。
武周垂拱二年(686年)，义净五十一岁，离那烂陀寺东归，先至耽摩立底国，遇劫贼，幸免于难。后携梵本三藏五十余万颂，乘舶东南行二月。次年春，抵羯荼国。此时羯茶已成为室利佛逝国之属国。垂拱三年，义净乘船至末罗瑜国，此国亦已为室利佛逝国兼并；再由此往室利佛逝国本土，遂留居于此，直到武周长寿三年(694年)，共在室利佛逝国约八年。其间，在永昌元年(689年)七月，义净曾从室利佛逝国乘船至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住广州制旨(止)寺约三月。(18)后约请贞固、怀业、道宏、法朗四僧，买了墨纸，于同年底又返回室利佛逝国。为什么义净停留在室利佛逝国迟迟不归呢?有学者认为，义净此举与玄奘归国时长期停留在于阗一样，与上书皇帝以扩大影响的用意相同。(19)此说可信，但也不排除义净欲在室利佛逝国安心著述和继续学习的用意在内。
在室利佛逝国的几年中，义净曾请学于该国名僧释迦鸡栗底，(20)于天授二年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及新译杂经论十卷。同年，他遣在室利佛逝国的唐僧大津法师返国，委托大津将上述著作进呈武后，并“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21)。
到武周长寿三年(694年)六十岁的义净在夏天离开室利佛逝国，乘舶至广州，次年(证圣元年，695年)夏抵东京洛阳。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义净献梵本经律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敕命于佛授记寺安置。(22)从证圣元年十月至圣历二年(695～699年)，义净在洛阳参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的工作。从久视元年(700年)起，义净自立译场，在长安、洛阳两地译经。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七日，义净七十九岁，因病逝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二月七日葬礼，送葬门人万余人，十分隆重。义净被葬于长安延兴门东张村阁院内，起灵塔。
关于义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及其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过去中外学者论著颇多，非本文主题，故不赘述。下面仅简述义净在唐长安与南海诸国佛教文化交流上的地位和贡献。
首先，在义净求法、弘法的一生中，他居南海诸国，特别是在室利佛逝国的时间最长(他也是从唐来此停留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赴印度时，他曾在室利佛逝国学习梵语、声明；(23)返国时，先在羯荼国住近一年，在室利佛逝国住近八年(曾有数月往返广州)。而在京师长安译经及授徒时间约十年。总计义净在南海诸国及长安从事佛教活动约二十年。这一时期正是义净求法与弘法最重要的时期。
在南海诸国，义净初学梵语、声明，并向当地高僧请学，通昆仑语，了解和学习当地佛法。最重要的是，他在室利佛逝国完成了两部著名的著作，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此两书在佛教史、地理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先后有许多种文字译本和研究著作问世。(24)此外，一般治东南亚史及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常提及的是，义净在永昌元年返广州后，将中国的墨和纸，首次传到南海诸国。
义净返国后，先在洛阳，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十月随驾返西京长安，住西明寺(在唐长安延康坊，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遗址已发掘)，译出《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取因假设论》一卷、《掌中论》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曼殊空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一卷、《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等。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义净随驾至长安。从此时起，直到其逝世的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内译经，完成了他大部分的译著。(25)
义净在长安译经，组织规模庞大，有分工细密的译场。如唐景云元年(710年)，义净在大荐福寺译场，译《浴象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就有“吐火罗(今阿富汗地)沙门达磨未磨、中印度沙门拔努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玄伞、智积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证译，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尚书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乂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瓌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26)。因此，义净主持译经可与玄奘比拟，正如赞宁在其《宋高僧传》卷一系曰：“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廻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
第二，由于义净与南海诸国结下了不可解之缘分，居住时间长，故其译著中记述了南海诸国的许多情况，有史料价值，为今天研究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述了他本人和一些求法僧经南海诸国到印度往返路程及所历国家(见前述)，为唐初海上交通路程提供了真实的记录。这条海上交通路线即从唐帝国的广州(或交州)出发，乘船约二旬到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巴邻旁)的室利佛逝国，再往西至末罗瑜国(占碑)，再乘船至马来半岛的羯荼国，再西北行十余日到裸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再乘船西北行半月许到南印度的耽摩立底国。其返程路线也大抵相同。
又义净在其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一条注中说：耽摩立底国“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正当二月。若向师子洲，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止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赤以正二月而达，停止夏半，泛泊北行，可一月余，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若有福力扶持，所在则乐如行市。如其宿因业薄，到处实危若倾巢”(27)。这实际上是提示从印度返国求法僧返程路途。今天读来，十分珍贵；(28)也可与贞元时，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相比较。此外，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还提到唐之僧众二十许人从蜀州牂牁道(即从今四川宜宾南)，经云南至今中国境外的缅甸，再至印度的“西南丝路”抵达今印度。
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的一条注释中，义净还记述了南海十余国的情况：“从西数之，有婆鲁斯洲(即郎婆鲁斯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引者注)；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柯信州(或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引者注)；诃陵洲；呾呾洲(即丹丹国，在今马来半岛吉兰州一带——引者注)；盆盆洲(即盘盘国，在今马来半岛万伦湾一带——引者注)；婆利洲(即婆利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上——引者注)；掘伦洲(即昆仑洲，在今越南南海中昆仑岛——引者注)；佛逝补罗(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引者注)；阿善洲(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引者注)；末迦漫洲(不详——引者注)；又有小洲，不能具录。”以上记载，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南海诸国的情况，可与其他史籍比较研究。
第三，义净在上述著作中，还介绍了南海诸国佛教，特别是佛教律方面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南海诸国的佛教文化及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比如，义净将佛教部派按“律”分为四部(梵语称为尼加耶nidaya)，即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29)南海诸国的情况是，“纯为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已来，少兼余二。斯乃咸尊佛法，多是小乘，惟末罗游少有大乘耳”。又说：“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区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神州赤县之乡，意在大教。自余诸处，大小杂行。”(30)即是说，按律来分部派，南海诸国主要尊根本说一切有部及正量部，少兼其余二部；四部中皆有大、小乘，而南海诸国“纯是小乘”，只有末罗游(瑜)国才“少有大乘”。
义净还介绍南海诸国的情况：“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知。良为掘伦(即‘昆仑’——引者)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惟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即‘干漫’——引者)，总是其式，广如《南海录》(疑即义净所撰，已佚——引者)中具述。驩州(治今越南荣市——引者)正南步行可余半月，若乘船五六潮，即到匕景。南至占波，即临邑(林邑——引者)。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躶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31)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斯即赡部南隅，非海洲也。”以上对南海诸国称昆仑及今中南半岛占婆(林邑)、扶南(真腊)诸国位置及佛教情况作了总的介绍。
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于论述印度的内法(即“律”)时，也多讲到南海诸国的情况：
即如瞻部洲中及诸边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从莫诃菩提(即印度大觉寺，在今比哈尔邦巴特耶一带——引者)，东至临邑(林邑——引者)，有二十余国，正当驩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齐羯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引者)，并南海中有十余国，及师子洲，并著二敢曼矣。既无腰带，亦不裁缝，直是阔布两寻，绕腰下抹(卷二“十、衣食所须”——引者)。
又复南海十岛，西国五天，并皆不用木枕支头，神州独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样式，其类相似。取帛或巾，染色随情，缝为直袋，长一肘半，宽半肘。中间貯者，随处所出。或有填毛，或盛麻缊，或蒲黄柳絮，或木棉荻苕，或耎叶乾苔，或决明麻豆。随时冷热，量意高下。斯乃取适安身，实无坚强之患(卷三“二十二、卧息方法”)。
然赡部洲中，影多不定，随其方处，量多参差。即如洛州(洛阳——引者)无影，与余不同(义净此说不确——引者)。又如室利佛逝国，至八月中以圭测影，不缩不盈，日中人立，并皆无影。春中亦尔，一年再度，日过头上。若日南行，则北畔影长二尺三尺。日向北边，南影同尔(卷三“三十、旋右观时”——引者)。
若南海骨仑国，则铜釜盛水，穿孔下流，水尽之时，即便打鼓。一尽一打，四椎至中，齐暮还然。夜同斯八，总成十六。亦是国王所施。由斯漏故，纵使重云闇昼，长无惑午之辰；密雨连宵，终罕疑更之夜(卷三“三十、施右观时”——引者)。
以上是义净观察到南海诸国的衣着(即“干漫”)、睡眠时用的枕头、以水计漏等风俗习惯。正是通过义净在室利佛逝国所撰之著作，传入唐京师长安，以及其本人在长安译经授徒，促进了唐代长安与南海诸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方面，义净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原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①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伽婆罗、拘那罗陀及附须菩提传》，《大正藏》第50册。
② 慧皎：《高僧传》卷一〇《耆域传》，《大正藏》第50册。
③ 均见道宣《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三藏传》，《大正藏》第50册。
④ 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 赵迁：《大唐故大德谥司空大辨证广智不空三藏行状》；《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⑦ 赞宁：《宋高僧传》卷二《释智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释莲华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⑨ 王邦维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代校注前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又本文下引义净书，均以此校注本为准)。
⑩ 同上。
(11) 国内有学者认为，此智弘即王玄策侄，西藏吉隆发现之《大唐天竺使出铭》最后有“使侄”残句，此侄即指智弘，后随王玄策返唐土。参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6页。
(12) 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七《慧日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释智慧传》，卷二七《含光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 藤田丰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明治四十三年版。
(15)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文对义净生平的叙述，多采此文，特此声明)。
(16) 圆照：《贞元录》卷一三，《大正藏》第55册。
(17)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18)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见于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
(19) 王邦维：代校注前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20)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〇，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21)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22) 同上。
(23) 声明，古代印度学者研究的“五明”之一，相当于现代语言学中的训诂和词汇学。
(24) 王邦维：代校注前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25)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大正藏》第五十五册；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
(26)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27) 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注，《大正藏》第24册。
(28) 王邦维：《义净生平编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所附，中华书局1988年版。
(29) 对佛教部派的理解，参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前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30)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31) 关于扶南国情况。可参见拙作《公元三至六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中国南方诸政权之关系》，《燕京学报》第1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