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由于政治情势等因素的变化，宋代陆上丝绸之路或东西方交流的状况不逮唐时兴盛，这一时段的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亦不为学界所关注，但是宋代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西方的陆上交流通道不但尚未断绝，反而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讲，“胡人”和“胡俑”往往与丝绸之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中西交往的文化符号，这一点在唐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界对宋代的“胡人”与“胡俑”鲜有涉足，该文就宋时“胡人”的称谓、内涵以及“胡俑”的发现状况进行论述。需要指出的是，与宋处于同时代的辽、西夏等政权境内发现的“胡俑”也一并予以介绍。
一
关于“胡”或者“胡人”的问题学界讨论甚多，如王国维①、陈寅恪②、吕思勉③、岑仲勉④、马长寿⑤及唐长儒⑥等学术前辈们曾从不同角度论及“胡”或者“胡人”的性质和状况。国外学者白鸟库吉⑦和谢弗⑧对此亦有专论。近人对“胡人”性质的探讨也十分热烈。例如2008年乾陵博物馆和中国唐史学会专门召开了以“丝路胡人及唐代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对“胡人”这一论题进行了集中地探讨，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⑨，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荣新江的《何谓胡人》，给唐代胡人下了明确的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地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操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和西域胡。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粟特”划等号了⑩。这一论断对唐代“胡人”及“栗特”等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李鸿宾则对“胡人”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先秦和秦汉时期所谓的“胡人”是从中原农耕地区汉人的角度出发，对北方草原游牧人的一种称呼。此后“胡”成为内地人与对西域等地区白种人的称呼。隋唐时期的“胡人”主要指西域白种人。宋朝以后(包括宋朝——笔者注)，内地面临的民族问题，不再是所谓的“胡人”，而是东部和西部的契丹、党项以及河西的回鹘等，直到蒙古势力的兴起，再到满清的入关，北部、东北和西北各地的非汉人也都以具体的名称出现(11)。这些论断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学界对于“胡人”这一概念的基本看法。除此之外，蔡鸿生(12)、陈勇(13)、芮传明(14)、王青(15)等学人对“胡人”亦有不同角度的讨论(16)。限于篇幅，恕不详解。
检视学界对于“胡人”性质的探讨，不难看出学者们对于“胡人”的讨论多集中于汉唐时期，其中对唐时的“胡”或“胡人”讨论最为热烈，成果也最为丰硕。显然，“胡人”不仅是北方民族史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与陆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唐时的“胡人”业已成为丝路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逐渐地从“高鼻、深目、多须”(17)这样显性的胡汉区别走向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深层次的探讨，提升了研究的品质。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唐代以后“胡人”这一称谓的历史去向鲜有涉足，近年始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如邓小南在《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18)一文梳理了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指出在民族混溶的社会背景之下，许多出自沙陀、粟特、回鹘等异族诸蕃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表现的十分强烈，这样就使得五代宋初历史记录者在“胡／汉”问题上所采用的表述“话语”方式与唐时有所不同。但同时应当看到，话语表述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胡”或者“胡人”这一概念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宋代的官方或者民间历史记录中不时有“胡人”这一概念出现。在宋人眼里，“胡人”到底指何并具有怎么的意象?这是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
二
“胡人”或者“胡”在宋代官方和民间史籍中多有记述，如：“薛向字师正。以祖颜任太庙斋郎，为永寿主簿，权京兆户曹。有商胡赍银二箧，出枢密使王德用书，云以与其弟。向适监税，疑之曰：‘乌有大臣寄家问而诿胡人者?’鞫之，果妄”(19)。在宋代民间史籍中亦有“胡人”的记载，例如《鸡肋编》卷中云：“靖康初，罢舒王王妄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其后，胡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20)。检阅官方和民间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宋人眼里，胡人具有三种涵义或意象。
(一)现实关照：党项、契丹等北方劲敌
从一些宋代文献所载的情况看，宋人称党项、契丹或者女真等北方对手为“胡人”。《邵氏闻见录》卷4记载：“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唃厮罗、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这是神宗时群臣讨论契丹问题时一宋臣所讲的一段话，联系上下文，这里的“胡人”应指契丹。苏辙出使契丹，曾写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21)，其曰：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
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
“胡人问大苏”讲得是契丹民众询问苏轼的状况，其中的“胡人”当属契丹民众。苏轼在辽国颇受欢迎，不仅其弟苏辙有所体会，宋朝其他出使契丹使臣亦有觉察，如《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22)。苏轼的作品之所以在辽朝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除了契丹人崇尚汉文化的原因外，恐怕还因为苏轼豪放豁达、清新韶秀的文学风格容易与不同阶层的民众产生共鸣(23)。称契丹为“胡人”者在宋代的其他一些个人行记中亦有反映，如路振的《乘轺录》记载：“其汉服官进酒，赞拜以汉人；胡服官，则以胡人。坐者皆饮，凡三爵而退”。另外《宋朝事实类苑》卷六〇“风俗杂志”条下记载：“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契丹坟墓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鞑靼接境。”辽代的庆州大致位于今查干木伦河上游一带，属于辽上京的周边地区，文献中的黑山即在庆州附近。文献中的“胡人”应该分布于黑山之东，即为辽上京地区，是为辽朝核心统治区域，因此这里的“胡人”应指契丹民众(24)。《玉壶清话》卷七亦载：“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继伦面色黧，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当’。”(25)这里的“胡人”亦为契丹。尚有不少类似的例子，限于篇幅，恕不枚举。
除了契丹外，宋人还以“胡人”来称呼党项民众。如“及种谔既得诏不受中正节制，委中正去，鄜延粮不可复得，人马渐乏食，乃遣官属引民夫千余人索胡人所窖谷糜，发之，得千余石”(26)。讲的是元丰五路伐夏时，宋军兵困马乏，盗掘今陕西北部西夏粮食窖藏的事情。文中的“胡人”为西夏境内的党项民众。又“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髡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糗粮，诈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27)讲的是宋夏间争夺麟府一事，“胡人”当指党项。有趣的是，这则文献中还出现了“胡语”、“胡服”，指的应是党项民族的语言和服饰了(28)。事实上，“胡服”和“胡语”也是宋代文献经常出现的词汇。如宋绶《契丹风俗》载：“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文献中甚有将渤海服装称为“胡服”的情况，如路振《乘轺录》载：“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载：“(契丹)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党项具体的民族风情鲜有文献记载，但契丹的服饰装束与汉地迥然不同，有证可寻，宋人以“胡服”、“胡语”称呼便不足为奇了。
契丹与党项是宋朝面临的北方劲敌，北部边患伴随着北宋一朝的始终。宋人以“胡人”称呼契丹和党项，除了其为非汉族，在体质、风俗等方面存在着与汉地不同的原因外，尚有一些宋人的情感因素在里面。宋朝统治者受到北方畜牧民族劲敌的现实困扰，在主观上缺乏想唐朝统治者敢于接纳、收容少数民族的气魄和胆识，而是在其脑海里刻划一条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9)而北宋群臣为大宋寻求政治上“一统”的理论依据，从解释《春秋》开始，认为辽、夏之邦就是夷狄，应该“尊王攘夷”，主动出击，收复王土。我们可以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宋人以“西贼”、“夏贼”、“僭逆”、“叛羌”、“犬羊”等此类词语来称呼西夏。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记载：“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文献所反映的便是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态。因此在文献中除了称契丹、党项为“胡人”以外，还多称以“虏”、“贼”等带有贬斥或污蔑色彩的词汇。如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庭。”有时则以“虏”来称西夏，如《邵氏闻见录》卷八载：“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带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虏畏慑服，无敢当者。”(30)亦有以“贼”相称的情况：“累据环庆等路探报，贼界七月一日点集河南、北人马。已降指挥，令逐路讲措置备御应敌方略。西贼夏秋之交，恐未能点集，多以虚声疑我，因得稍自休息。”(31)类似的表述在官私的历史记录中极为常见。用“胡人”来称党项和契丹，贬义的情感色彩虽不及“贼”或“虏”直接和强烈，但具体的语境中不难看出其类似的感情色彩。
(二)历史记忆：以鞍马为家的北方游牧民族
在宋代的文献中，“胡人”的另一种意象则是以鞍马为家的北方游牧民族，其中指代汉代匈奴的情况较多，并多出现在宋代文人的诗文中。例如宋人写了不少以王昭君为主题的《明妃曲》，其中王安石的《明妃曲》影响颇大(32)，兹将诗文转录于此(33)：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可以看出，诗文中出现了“胡儿”、“胡姬”、“胡酒”、“胡”等带有“胡”字的词汇，在其他宋代人创作的《明妃曲》中尚有“胡雏”、“胡人”等词语(34)。《明妃曲》是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文，因此文中的“胡”多指以鞍马为家的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存在党项、契丹等北方边患的现实环境下，诗文中的“胡”虽然指代曾经称雄漠北的匈奴，但宋人对这些曾经鞍马为家、驰骋大漠的游牧民族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历史上的匈奴会使他们想到党项、契丹等北方劲敌，是他们心中一块挥之不去的伤痛。漆侠先生曾指出：“王安石在《北使置酒》一诗中如实记述了胡礼仪、契丹人的生活习惯，但把契丹使臣们‘流连’酒肉、贪饕和粗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了王安石内心对契丹使臣的鄙视，也反映了王安石民族观的狭隘性。”(35)
除《明妃曲》外，在其他宋代诗文中亦有“胡”或者“胡人”等词语，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诗文尤是如此，兹举数例。
咏苜蓿
梅尧臣
苜蓿来西或，蒲萄亦既随。
胡人初未惜，汉使始能持。
宛马当求日，离宫旧种时。
黄花今自发，撩乱牧牛陂。
送渭州刘太保
梅尧臣
月黑见旄头，芒角渐西向。
八月边草黄，胡人马初壮。
无奈我兵雄，方为汉偏将。
尝闻登坛人，亦未免得丧。
得为凯歌还，铙鼓喧亭障。
观史氏画马图
梅尧臣
谁缝冰纨十二幅，画出胡马一百蹄。
胡人纵猎走且射，野牛骇怒头角低。
黄骢铁骝白的颡，散作五花毛不齐。
弯弓未发箭在手，二十五匹俱争西。
往闻胡环能画马，阴山七骑皆戎奚。
以上几首诗文中“胡人”、“胡马”与《明妃曲》中“胡人”、“胡儿”之意象基本一致，即为北方游牧民族或者指示为匈奴。在宋朝诗人笔下，“胡人”虽然具有能歌、精于骑射、讲胡语、居住于北方寒冷地区等特点或意境，但其代表了北方草原的一种强悍的力量，这支力量使得宋人感到一种威胁或不安全感。诚如宋人李廌三在《闻角叹》一词写道：“角本胡地乐，相闻地辽邈。汉家岂无大吕与黄钟，岂无鼙鼓与钲镯。且欲震军声，安用胡地角。胡不严，秋关弓。莫使胡人来，莫使琵琶之声过河朔。”与唐诗中的“胡人”形象相比，宋代文人笔下的“胡人”具有一些不同之处。唐诗中的“胡人”具有怪貌奇语、爱歌善乐、善骑能舞、胡姬善舞、学稼养蚕、思念故土等特点和文学表现形式。而且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基本上属于作为和平居民的“胡人”。他们在当时华夏诗人中的形象，是善良而友好的。因此呈现在诗中的真切感受，即使稍或有所不恭，其实也是并无恶意的(36)。唐宋诗词中对“胡人”总体印象的不同，折射出唐宋时期民族观和对待异族的不同。
(三)想象异邦：以外来商品为纽带的异域商人
文献反映的宋人心目中的第三类“胡人”影像则是来自遥远异邦国度的商人。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载：“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寘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显然，这里的“胡人”是指从海路而来的异邦商人。北宋建立以后，在唐朝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十分重视通过海路与异域诸邦的贸易联系。宋雍熙四年(987年)三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史载：“雍熙四年，遣内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37)因此有不少海外商人云居广州等地，宋代文献中除称之为“胡人”外，还有“蛮胡”、“贾胡”或者“蕃商”等称谓。如《华阳集》卷一载：“泉之地并海，蛮胡贾人，舶交其中，故货通而民富。”《宋史》卷三八九《颜师鲁传》载：“(颜师鲁)在泉因任，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绍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南宋诗人楼钥在《玫瑰集》卷一九“代谢知琼州表”中讲道：“而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同书卷六三“代谢提举市舶启”中亦有“楼船举帆而过肆，贾胡交舶以候风”的记载。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序言中云：“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文献中也有称“蕃商”者，如“诏广南东路提举司，劾广州市易务勾当公事吕邈擅入市舶司拘拦蕃商物以闻”(38)。“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赍鍮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钱二百，上特增之。”(39)《宋史》卷四六六《石知颙传》载：“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与蕃商贸易，命知颙往经制之。转内殿崇班、亲王诸宫都监。从王继恩平蜀寇，就迁西京作坊副使。”(40)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宋代文献尚有不少，恕不逐一征引。
从以上所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第三类“胡人”形象显然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甚至直接用“贾胡”来称谓，而且这一角色的重要特点就是从海路而来的商人，也显示出宋代时期对外交往的时代特点。当然，“贾胡”一词也并非是宋代的独创，在唐代文献中就有之。例如《新唐书》卷一四一《邓景山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书左丞，以崔圆代之。”只是宋代贾胡一词与唐代文献中贾胡所指有所区别。由于这些从海路远道而来的商人与宋朝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虽然有宋朝官方的一套礼仪，但这种礼仪仅仅维系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更无实质性内容，因为这些贾胡之人主要为了牟利而来，不会在政治上有所诉求，更不会觊觎宋朝的疆土。这样就与契丹、党项等宋朝北敌形成明显反差：宋人不会感觉到这些来自海路的贾商之人的威胁与恐惧，除了好奇之外基本没有特别的排斥或贬损的情感色彩。
通过对宋代“胡人”的梳理，我们大致认定“胡人”或者类似词语在宋代文献中表现为三种情况或意象。综合分析，宋代“胡人”的内涵突出了两个特点。
第一，基于宋朝面临着契丹、党项等北敌这一严峻的现实状况，宋代文献中的“胡人”一词具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尤其在以此来代称契丹、党项等北方劲敌时，其往往蕴涵着与虏、贼等意义相同或者相似的含义。这一点前已论及，恕不赘言。不少宋代诗文中用“胡人”一词来指代汉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一方面表现其彪悍勇猛的特点以及胡天寒冷荒凉的意象，但在另一方面，宋代文人对曾经驰骋大漠游牧民族的记忆难免为宋代北疆问题的困扰。因此，诗文中的“胡人”虽为历史记忆，但亦有现实指代。以上两种情况下的“胡人”均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
第二，唐代九姓胡淡出了宋人视野，“胡人”的商业色彩远不及唐代浓重。前已论及有唐一代的胡人在多数情况指粟特人，而且在唐朝文献中出现有带有“胡”字的名词如“胡部”、“胡户”、“胡食”、“胡店”等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也应当指粟特胡人(41)。这也就说，唐朝胡人具有较强的指示性。在多数情况下其不仅确指为粟特人，而且具有着异域风情以及浓重的商业意象。这一切显然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以降，“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陆上丝绸之路盛况不在；粟特商人也淡出了丝绸之路贸易，因此在宋代文献中的“胡人”基本上没有陆上丝路商旅的指代，而是演变为上面论述的三种情况。这种巨变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结果。
三
大量的出土“胡俑”以及壁画等素材中的“胡人”形象为研究唐代的“胡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然而宋代时期的“胡俑”或者其他形式的“胡人”形象极其少见。下面就笔者所见的这一时期的胡俑或者胡人形象逐一介绍并略加解析，以供学界参考。
材料一
1992年初，陕西彬县底店乡二桥冯家沟一座古墓葬被盗掘。经考古人员清理，认定墓主人为五代时期后周朔方节度使、中书令、卫王冯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墓葬东壁的彩绘砖上有胡人舞者的形象。简报曰：一位系正侧面，为一胡人男子。头戴黑色幞头，幞头两脚很短，紧束后扎于左侧耳际，深目下凹，高鼻隆起，双唇闭合，颌下蓄络腮长须；另一位系半侧面，为一老年胡人男子，头戴黑色幞头，二短脚分露左右。高鼻深目，上唇留八字须，下蓄连腮须，身着宽袖长袍，腰束带，足穿乌靴，双肩上耸，右臂微上举，掌心向外下垂，左手似抚于腰间，右足着地，左膝微屈，足稍抬起，亦呈舞蹈状(图一)(42)。
就简报透露的信息看，彬县彩绘砖上的“胡人”具有“深目高鼻、络腮长须”的体质特征。这一特征与唐代文献所描述的“胡人”或者出土胡俑均具有一定的相似形。前已论及唐代胡人多指粟特人，彬县出土的“胡人”是否也示为粟特人形象?尚难判断。但笔者认为在彬县发现五代时期胡人形象恐怕与陆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在分裂割据的背景之下，五代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未中断，但东段的路线有所变化。灵州成为这一时期陆上交通的重要据点。从凉州穿越腾格里沙漠，过黄河抵达灵州，然后南下经庆州，再沿泾水河谷进入关中地区，由此东行可达开封。而上述墓葬刚好位于从庆州进入关中地区的丝路通道上。五代时期，这条道路尚有贸易使团通行。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备述(43)。虽然粟特人曾经在五代政权中扮演过重要角色(44)，但自唐末以来，粟特人逐渐淡出陆上丝绸之路，在文献中也鲜有关粟特商旅的记载。回鹘人反而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中表现的异常活跃，并成为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点之一(45)。因此，这些彩绘砖雕上的胡人是否原本想指示为回鹘人的形象，值得关注。
材料二
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时出土了三尊颇具特色的泥塑人像。《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中将这三尊塑像分为A、B、C型，描述如下。
A型，存头、臂、躯干部。面形方圆，两腮垂鼓，前额宽阔，额心一白毫，毛发卷曲，右臂置于胸前，手握拳，左臂残断，胸腹坦露，腰间束带，颈饰串珠。宽4.4、残长7.3厘米(图二，1)。
B型，存头、胸及肩部。方面，头顶尖圆，左面长发披肩，右面残断，额心有白毫，高鼻厚唇，身着交领衫，坦胸露乳。残高3.7、残长6.2厘米(图二，2)。
C型，仅存头部。圆面高准，圆目厚唇，头部毛发卷曲，左多右少，中间秃顶。宽3.5、长4.6厘米(图二，3)(46)。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尊塑像是宁夏考古工作者于上世纪80年代在发掘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时发现的。发掘后这些塑像一直深居文物库房，也未见诸于相关的考古报告。后来在编著《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时，有关人员在文物库房中见到这批东西，才抢救性地将之收录在《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中。由于《西夏陵》一书的作者并非是这批文物的发掘者，因此，在此书中作者并没有透露这些头像的出土情况以及其他更为详细的信息。从目前所公布的文字资料以及图录看，这三尊头像具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一，三尊塑像均为曲发，厚唇圆目(高鼻)，其中两个为不同类型的秃发；
第二，A、B型两尊塑像的衣着依稀可辨，为一肩裸露，一肩裹衣；
第三，A、B型两尊塑像在额头上疑似有白毫，其中一尊还项配串珠。
从整体造型、面部表情、面型和衣着等方面观察，这三尊塑像应属于同一种风格。笔者曾经推测这三尊人塑头像很有可能是回鹘僧人的形象(47)。
材料三
1970年江西景德镇市郊新平乡洋湖村毛蓬店的社员群众，因取土掘出了一座北宋墓葬。墓中出土一批瓷俑和其他建筑模型等陪葬器，其中有一件是双胡人牵马俑，青白瓷质，釉质莹润，光滑透亮，是影青瓷中难得的佳作。马膘肥健壮，昂首嘶鸣，尾结节上翘，头和体部有髻头、缪绳、座鞍以及裕等；马的两侧各立一胡俑，均深目高鼻，粗眉卷曲，胡须斜翘，头扎结巾，斜裹发髻，额前缀有额花。上身着窄袖对襟小衫，下穿小腿马裤，足蹬皮靴，腰束围兜。左侧一俑，双手执缪，作牵马状，右侧一俑则执鞭作赶马状，从两俑外貌特征观察，显然是“胡商”即西域商人的形象(图三)(48)。无独有偶，1978年在紧邻景德镇的乐平市(1993年划归景德镇管辖)城郊宋墓中曾出土一件素胎单胡人牵马俑。马体肥壮，敦矮结实，身设鞍、鞘、铃铛、缨络和带饰等。左为一胡人侧向而立，深目高鼻，浓眉大耳，头束发髻，前结额花，身着对襟短衣，腰围汗巾并扎结于胸前，下着小裤麻履，腿扎绑带。胡人右手紧抓笼头，左手执僵，昂首远视，表现出“胡人”在长途跋涉的艰苦旅程中，一付风尘仆仆、全神贯注的生动形象(图四)(49)。
学者认定景德镇市郊和乐平市出土的胡人牵马俑，却无疑是景德镇窑的产品，双胡人牵马俑是宋代景德镇瓷窑工人作为随葬明器而烧造的(50)。这些本土烧造的胡人俑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宋时景德镇烧造这些胡人俑显然与瓷器外销这一贸易背景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在北非、中东沿海地区均发现过数量巨大的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或者瓷片，尤其是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很受阿拉伯人的喜爱(51)。但由于受制于当时地缘政治以及瓷器运输的本身特点，宋代的瓷器外销恐怕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至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外销瓷器的流转状况尚需进一步关注；第二是宋代工匠烧造的这些胡人俑的胡须在浓重程度上不及唐代的胡俑。这种转变是否与粟特人淡出陆上丝绸之路，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转变有一定关联?
材料四
内蒙古敖汉旗撤力巴乡喇嘛沟村于1984年秋，发现了一尊胡人骑狮瓷像。瓷像通高14.5、长9、宽4厘米。狮为雄狮，侧首立于一长方形底座上，张口伸舌，双目直视，颈挂一铃，背部有鞍排。上偏坐一胡人，半侧身。头戴花瓣状的卷纶帽，帽两侧系绳在领下打结。胡人突额，深目高鼻，大胡须，颈部戴围巾，手戴手套。双手抱一琵琶并作弹拨状，背负一壶。壶系白瓷略泛青，一佩呈弯弧状，外侧起校。壶与狮腿部有黑斑点。胡人身着的长衣为淡红色釉，局部有细开片(图五)(52)。
材料五
在内蒙古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一件特别令人注目的胡人驯狮子浮雕佩饰(Y117)，长8.4、宽6、厚3.4厘米。在略呈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右刻一西域胡人形象，头缠巾，袒胸露臂，系长带短裙，牵一雄狮，作驯狮姿态。雄狮表现出很驯顺的模样，显示出这是一件实践体验和熟悉驯狮场景的西方匠师的写实作品(图六)(53)。
以上两件胡人文物均出土于辽墓中，并且有共同之处。如都是胡人骑狮或驯狮形象；胡人具有高目、深鼻的体质特征等。不同之处是其中一“胡人”所戴花瓣状卷纶帽，而另一胡人缠头巾。由于一件胡人文物为瓷器，另一件则为雕刻作品。因此，从艺术风格上讲“胡人驯狮琥珀饰件”在刻画“胡人”形象方面更为生动。
这两件出土于辽墓中的胡人骑狮或舞狮文物显然与西域地区有关。考古工作者直接认定琥珀饰件中的“胡人”就是“西域胡人”形象。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辽朝与西方世界曾经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在传统绿洲丝绸之路有所衰落的背景下，在塞北掀起了一股东西方交流的热潮，尤其是与西域回鹘人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在辽朝墓葬中曾出土大量的丝路外来商品，如异域风格的玻璃器皿(54)。辽墓中出土的胡人文物显然是这一历史背静之下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胡人”舞狮的形象在后世亦有发现，如在山西省翼城县文管所的藏品中有一对石狮子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奇特之处在于狮身的前侧各伴有高0.50米左右的“胡人”伎乐。胡人头戴蹼头，内着窄袖衣，外套对襟坎肩，以扣攀连结。下着长裤并围以三角形短裙，足蹬高靴，以舒坐形式吹弹乐器。伎者皆面相方圆，鼻部已毁，但仍掩不住其深目、高鼻的特征，领下须髯卷曲连至耳部，刻画逼真洗练(55)。当然，明代的胡人已经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其与历史时期的西来胡人舞狮具有一定渊源关系。
材料六
唐代的长安、宋代的东京都可以称得上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长安国际性表征之一就是胡风盛行、寓居许多西域胡人等诸多方面。这是唐宋首都城市风貌的显著不同之一。元稹《法曲》一诗就描述了唐长安胡风盛行的状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56)北宋东京也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都市之一，西方文化或者说陆上丝绸之路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笔者视野所及，只有极少材料能够反映这一问题，其中注意到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三只骆驼(图七)，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从后两只骆驼间的距离观察，在西门洞中应该有四到五只骆驼。再观察骆驼的背部，负载着很多物品，并且被捆绑起来。周围的路人驻足观看骆驼，有些好奇的样子。显然，作者的初衷是想表现一支由七八只骆驼所组成的商队。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画出骆驼的主人，我们无法推测其是从西域而来的商队，但商队是由西门进入京城的，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夏、吐蕃甚至西域的朝贡者或者丝路商旅(57)。但由于当时观察不仔细，尚未辨别出牵骆驼之人。近日荣新江刊发文章，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发现：“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部那座雄伟的城门时，眼前为之一亮，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使的骆驼，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驼囊，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于是，我们的目光很快集中到城门前中心位置的那位牵驼人的脸上。他的穿戴和旁边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那突出的颧骨、陷的眼窝、翘的鼻梁、重的嘴唇，却让我们不得不把他和周边的汉人区分开来。我想这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瑞染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典型，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胡人，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而且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的商品上，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定画家张择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58)。
《清明上河图》属于显实性的美术作品，在其中出现有牵骆驼的胡人形象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北宋都城东京的胡风虽然远不及唐长安的盛况，但在东京城中尚有一些来自西域地区的胡人。其所带来的“胡文化”虽然没有大范围的影响和传播，但也是东京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因子。由此推及北宋其他地区的城市尤其是丝路沿线的城市是否也多少具有陆上丝路文化的影响或浸染，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此其一也。其二，《清明上河图》中有胡人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作用，只是其方式及状况等内容发生了变化。
材料七
赵嵒《调马图》中有五代时期于阗花马和胡人的形象(图八)。绢本设色，纵29.5、横49.4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画中马夫，头戴卷檐带帜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胡服，深目、高鼻，满腮胡须，酷似于阗古都(今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人首牛头酒器(或称“来通”)上的人头像。这位于阗马夫，手牵一匹白地黑花马，马首高昂(59)。关于此问题，林梅村专有论述，故不赘言。
① 王国维：《史林五·西胡考上》，载《观堂集林》卷一三，中华书局，1959年。
② 陈寅恪先生对胡人的性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例如“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仰饿日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初视之，似当时所谓杂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胡人之称实竟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01、216页。陈寅恪先生对于魏晋时期的五胡、胡族的汉化及胡汉分治等问题亦有论述。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吕思勉：《胡考》，载《国学论衡》1935年第6期。
④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林幹主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
⑤ 马长寿先生对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稽胡专有论述。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唐长儒：《魏晋杂胡考》，载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⑦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⑧ 谢弗(Schafer，E.H.)在解释“胡”中讲道：“其实胡这个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但是在中世纪时，包括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称波斯人——虽然有时唐朝人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都称作‘胡人’。”参见[美]谢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页。
⑨ 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⑩ 荣新江：《何谓胡人》，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11) 李鸿宾：《“胡人”亦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12)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
(13) 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6期。
(14) 芮传明：《汉唐时期诸“胡”考辨》，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92年4期。
(15)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6)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胡人的研究十分丰硕，现择其数例如下。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论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1期。苏奎：《汉代胡人试探》，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曾玲玲：《唐代凉州胡人乐伎试探》，载《西域研究》2002年4期。李介之：《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唐人传奇中胡人形象类型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3期。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期。毛阳光：《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载《寻根》2006年2期。陈东：《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载《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5期。张元兴：《魏晋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历史必然性》，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4期。柏贵喜：《北朝胡人贵族门第婚中的胡汉通婚》，载《民族研究》2007年6期。沙武田：《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08年4期。林健：《甘肃出土的隋唐胡人俑》，载《文物》2009年1期。张琳琳：《唐宋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以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为例》，载《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1期。李鸿宾：《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问题》，载《民族研究》2009年1期。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6期。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载《中原文物》2009年2期。樊文礼：《唐代的安姓胡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2期。杜若：《元明之际金齿百夷服饰、礼俗、发式的变革——兼述两本<百夷图>所记“胡人”风俗对金齿百夷的影响》，载《思想战线》1996年6期。申羽：《从秦陵俑坑中的胡人形象谈起》，载《西北史地》1994年1期。陆庆夫：《汉唐间中亚胡人来华探因》，载《开发研究》1992年5期。李刚：《从汉唐胡俑看东南地区胡人、佛教之早期史》，载《东南文化》1989年2期。刘驰：《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3期等。
(17) 杨泓先生指出“仅仅依靠某些俑像拟模写了‘高鼻深目’或有连鬓胡即定位为‘胡人’，有时也失之简单，因为即使是观察活人，也常有失误”。参见杨泓：《李唐王朝的胡人与胡俑》，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18) 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此外，荣新江先生对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转变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载《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宋史》卷三二八《薛向传》，中华书局，1997年，10585页。
(20)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97年，43页。
(21) 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321页。苏辙在另外两首诗中亦称契丹为“胡人”。如在《会仙馆二绝句》中有“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在《渡桑干》中有“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
(22) 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97年，89页。
(23) 聂鸿音：《古道遗声》，中华书局，1997年，118页。
(24) 《西夏书事》在转录这段记载时，亦以“胡人”相称。《西夏书事》卷一七载：“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来降。北方黑水之西为连山，亦曰‘夜来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为部，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塔坦接境，最为劲悍，素属契丹。”
(25) 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97年，72页。
(26)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97年，278页。
(27)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97年，243页。
(28) 文献中尚称元昊所戴之帽为胡帽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庚子载：“周见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锦袍、黄绵胡帽，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诱我叛臣，我当引兵赴延州，于知州厅前受之’。周说谕良久，乃肯受。”
(29)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华书局，2005年，6247页。
(30) 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97年，83页。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九，绍圣四年六月辛卯。
(32) 有学者认为从历代昭君诗歌的演变来看，王安石的《明妃曲》无疑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典范。其主要特色就是诗中的议论倾向明显增强。参见刘成国《历代昭君诗与王安石的<明妃曲>》，载《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4期。
(33) 王安石《明妃曲》共两首，这里转录第二首。
(34) 除王安石以外，宋代尚有司马光、欧阳修等文人创作了《明妃曲》。现转录于此。司马光《明妃曲》：“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折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往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王安石曾作《胡笳十八拍》，其中第十首中出现有胡天、胡人等：“寒声一夜传刁斗，云雪埋山苍兕吼。诗成吟咏转凄凉，不如独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闻，胡人高鼻动成群。寒尽春生洛阳殿，回首何时复来见。”
(35) 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36) 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1期。
(3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七月甲寅。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
(40)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蕃商一词不仅指由海路而来的商人，西北少数民族等地区的商人亦称“蕃商”。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九月庚子云：“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保安旧有榷场，自元昊叛命再请和，数使来乞增置之，朝廷为置榷场于保安、镇戎军。至是，又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亦听保安场徙他处，然蕃商卒不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三月乙丑载：“明、杭贸易止于一路，而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之所以交驰而奔辏者，从可知矣。”
(41) 荣新江：《何谓胡人》，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42) 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载《文物》1994年11期。
(43) 周伟洲：《唐代党项》中“西路党项和中西交通”部分，三秦出版社，1988年。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1期。
(44) 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载《史林》1992年3期。
(45)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载《西域研究》2003年3期。杨蕤：《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4期。
(4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140页。
(47)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4期。
(48) 彭适凡：《景德镇市郊出土的一批宋俑》，载《考古》1977年2期。
(49) 彭适凡、彭涛：《从胡人牵马瓷俑谈宋代孝德镇瓷器的外销》，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1期。该文提供资讯：1984年，在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发现的一批陶瓷俑中，也出有一件胡人俑，该俑头着帽，上镶额花，身着宽袖长袍，当有可能是一侍官形象。但查阅原报告并未有胡人俑的说法，不录。
(50) 彭适凡、彭涛：《从胡人牵马瓷俑谈宋代孝德镇瓷器的外销》，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1期。
(51) [英]巴西尔·雷格：《外销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瓷器》，译文载《文物参考资料》1979年1期。
(52)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胡人骑狮辽瓷像》，载《北方文物》2003年4期。
(5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101、157页。
(54) 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载《考古》1990年12期。
(55) 王汝意：《石狮与胡人伎乐》，载《文物世界》2003年4期。
(56) 原诗较长，本文选取了该诗的后半部分。
(57) 杨蕤：《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载《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5期。
(58) 荣新江：《清明上河图胡人形象解析》，载《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第11版。
(59) 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载《西域研究》2008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