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史上，唐代无疑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兼收并蓄的朝代，李唐立国以后，前承汉隋经营、开拓丝绸之路基业，积极采取面向世界的政策，在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的事业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不仅彻底解除了边患，稳定了社会经济，而且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张继《凉州词》中“无数驼铃摇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便是丝绸之路商贸繁荣的明证。这种繁荣的局面既是丝绸之路畅通的物质基础，也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直接造成的。而强盛的国力和朝气蓬勃、豪迈昂扬的时代精神，孕育了唐人与生俱来的民族自信心及宽广的胸襟，促使其“兼容并包的摄取其他民族甚至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1]因此，丝绸之路文化对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代，它直接造就了唐诗的繁荣。
一、异域物产与唐诗
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的物产便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原。虽然在汉代的文学作品中已有零星的反映，例如，汉乐府民歌《蜨蝶行》中有“蜨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的句子，就以从西域引进的苜蓿作为素材，《乌生八九子》的“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则将西域香苏合入诗，但在文学作品中开始大量地反映这些外来事物则到了八世纪中后期。正如前文所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兼收并蓄的朝代，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伴随着唐朝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拓，也揭开了有史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一页。在这一过程中，唐人几乎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地吸收、引进一切外来事物，包括家畜、野兽、飞禽、毛皮、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宝石等。而这时的诗人们，也迎合着时代精神，抱着搜奇猎胜的心态、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将其一一反映在自己笔下的诗歌当中。
在古代，马是战争的利器，唐人在观念上将马看做是外交政策和军事策略的工具，《新唐书》中就明确指出：“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2]大宛马即汗血宝马，号称“天马”，体形好、听话、适于长途行军，宋膺《异物志》描绘道：“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者。”[3]的确，它不仅被唐人用于战争，还用于娱乐的马舞表演，有不少文人墨客赋诗填词，描写“汗血宝马”。唐代李白有《天马歌》：“天马出来月氏窟，背为虎纹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陆龟蒙《舞马》也云：“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分别歌咏汗血宝马和马舞的盛况。与马同时代传入的动物还有骆驼、牦牛、犬等，也都在唐诗中有所反映，骆驼不仅是脚程迅速又安全可靠的驮畜，骆驼肉也可以食用，尤其驼峰被当成不可多得的珍馐美味，杜甫、岑参的诗中都有所描写，如杜甫《丽人行》中就以“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讽刺杨家兄妹豪华奢侈的生活。岑参则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这样描述酒泉太守的宴会：“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犂牛烹野骆，交河美酒金叵骆。”不难看出驼肉尤其驼峰并不是北方一种常见的菜肴。而唐代的牦牛则主要来自吐谷浑和吐蕃，唐人虽然没有专门歌咏牦牛，但它的形象已出现诗歌当中。杜甫《锦树行》中“青草萋萋尽枯死，天马跂足随牦牛。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就把它描述成迟钝笨拙的动物，象征气质愚钝的人。唐代也曾从康国、波斯、西亚进口过狗。佚名诗人填的《醉公子》词“门外狗儿叫，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中的“狗儿”很可能就是罗马进口的“拂林狗”。
除了家畜之外，唐诗中还大量地描写了其他方面的异域物产。鹰自古以来作为一种射猎的工具，也很得诗人们的青睐，不厌其烦地反复歌咏。在《全唐诗》中，咏鹰诗就不下十首，一些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高适、柳宗元、白居易都作过咏鹰诗。举两例如下：章孝标的《饥鹰词》：“遥想平原兔正肥，千回砺吻振毛衣。纵令啄解丝绦结，未得人呼不敢飞。”将猎鹰看成陷于桎梏中的勇敢、自由精神的象征。薛逢《侠少年》“绿眼胡鹰踏锦鞲，五花骢马白貂裘。往来三市无人识，倒把金鞭上酒楼。”则将绿眼胡鹰与外来的五花骢马和白貂裘相提并论，描写少年侠士的形象。其余如李白《鸵鸟湾》：“秋浦锦鸵鸟，人间天上稀。山鸡羞绿水，不敢照毛衣。”描写的鸵鸟形象；李颀《塞下曲》中的貂皮：“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温庭筠笔下的孔雀扇：“斗鸡花蔽膝，骑马玉搔头。绣毂千门伎，金鞍万户侯。薄云欹雀扇，轻雪犯貂裘。”(《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写到的郁金香：“双燕双飞绕画梁，罗纬翠被郁金香。”而唐代某些酒也用郁金香调味，李白就有这样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作》)；刘禹锡的《葡萄歌》：“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缛，修蔓蟠诘曲。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则详细地写出了从葡萄种植、护理、收获到酿酒的全过程，诗中提到的马乳即是早在贞观年间，突厥可汗叶护就作为礼品进贡给唐王朝的浑长的紫色葡萄；据说这种葡萄酿制成的酒，味美而醇，令人百饮不厌。王翰的《凉州词》中就如此描写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与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再如，权德舆笔下的百合香，“绿窗珠箔绣鸳鸯，侍婢先焚百合香。”王建笔下的香钟，“闲坐烧香印，满户松柏气。火尽转分明，青苔碑上字。”韦应物笔下的珊瑚树和琥珀，“绛树无花叶，非石亦非琼。世人何处得，蓬莱石上生。”(《咏珊瑚》)；“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咏琥珀》)。据载，唐代的珊瑚和琥珀主要是从波斯国进口的。在唐代，诗人还直接用琥珀代替酒，李贺《将近酒》诗云：“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就是取琥珀与酒颜色的相似处。
综上所述可见，唐人的胸怀和视野完全由内向具体走向社会宏观，以其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怀来审视社会，不断地认识和接受着经由丝绸之路传进的一切外来事物，并不厌其烦地在作品中反复歌咏，把唐诗在题材内容上的繁荣，推向了极致。
二、外来乐舞与唐诗
秦汉以来，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得到了不断地交融和发展，多姿多彩而富有异域情调的音乐文化也传到中原。东晋时期，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九部乐”、“十部乐”之一的龟兹音乐被前秦大将吕光所得，龟兹乐在东渐过程中又吸收天竺音乐的因素，并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了西凉音乐。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以龟兹音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以其强劲的艺术魅力大量的涌入中原，并且成为唐诗创作的重要素材，使得唐诗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如岑仲勉先生所言：“故唐诗之变化，西方乐曲实莫大之潜力。”[4]而在唐代诸音乐中，以龟兹乐和西凉乐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50余位诗人，创作了描述或涉及西域乐舞的诗词，数量达100首之多。如王建《宫调》：“对御难争第一等，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就是龟兹乐在诗歌中的反映。作为音乐物质凭借的乐器，则更为广泛地被反映在唐诗中。
西域传入的乐器在太常四部乐(包括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中占重要地位，其中仅胡部、龟兹部两部所包括的乐器就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筚篥、拍板、方响、铜钹；羯鼓、腰鼓、鸡篓鼓、笛、筚篥、箫、拍板、方响、铜钹；在唐诗中描述奏胡乐、闻羌笛、弹琵琶，弄箜篌，吹筚篥，以歌忆旧送答的诗作比比皆是，足见西域乐在诗坛上影响和地位。仅描写琵琶的诗句就可以举出许多，录几例如下：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韦庄《菩萨蛮》
珠颗泪沾金捍拨，红妆弟子不胜情。
——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
半日分弦出，丛花拂面安。——李娇《琵琶》
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元稹(《琵琶歌》
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白居易《五弦弹》
琵琶长笛曲相随，羌儿胡雏齐唱歌。
——岑参《酒家太守席上醉后作》
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翠娥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李绅《悲善才》
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和。
——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
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杜甫《王昭君》
不仅如此，唐时琵琶演奏技法已丰富多样，且使用灵活，常见的技法有弹、挑、勾、抹、提、摘、滚、扣、扫、拂、分、轮、揉、带、打、推、拉等，在唐诗中出现的较常见的演奏技法有“拢”、“捻”、“抹”、“挑”等。例如：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白居易《琵琶行》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李绅《悲善才》
五条弦上万端情，捻抹间关漫态生。——张祜《王家五弦》
徵调侵弦乙，商声过指拢。——张祜《五弦》
其余如羌笛、芦管、箜篌、筚篥、洞箫、风笛等乐器都在唐诗中有所反映。如: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凉州词》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
不知何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郑谷《淮上与友人别》
唐代不只选用西域乐，也极为喜爱西域舞蹈，这时的《霓裳羽衣》和《秦王破阵》两大巨著，就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发展而成，属西域与中原合璧之作。至于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的乐舞，那就更多了，如传自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源于恒罗斯的“柘枝舞”；始自康国，后经龟兹传入的“乞寒舞”；由西域传来的“狮子舞”以及“钵头舞”、“马舞”等，都在唐诗中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仅描写“柘枝舞”的就有刘禹锡、白居易、张祜、薛能、刘梦德、卢肇、张孝标、沈亚之等多位诗人。如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白居易《柘枝词》：“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柘枝妓》诗中又说：“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细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张祜《观杭州柘枝》：“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其余如描写“胡腾舞”的有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腾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李端的《胡腾儿》：“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又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写“马舞”的有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上髟下鼠)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还有白居易笔下的“狮子舞”：“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度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而这个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舞蹈，流传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
在唐代诗歌中，与丝绸之路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边塞诗了，仅就其数量来说，有近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这些诗歌中反复歌唱的多是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等，而这一线也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重镇。前文说过，唐王朝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丝绸之路，在解除边患、繁荣经济的同时，又唤起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希望，为其远赴河陇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的知名诗人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均在其中。知识分子远赴边塞，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使得边塞诗的创作至唐代达到了巅峰，这不能不归功于丝绸之路。
如果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初唐，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期，也是边塞诗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故在内容和风格上，相对比较单一，多是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歌颂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壮志与激情。如：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骆宾王《从军行》
胆犹忠作伴，心故道为邻。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勿使燕丘上，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盛唐，丝绸之路的开拓工作也已完成，唐王朝与西域诸国进入和平交流的阶段，这时，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也是丝绸贸易的繁荣期，而强盛的国力和朝气蓬勃、豪迈昂扬的时代精神，不仅增强了唐代知识分子的自信心，也使他们的视野和胸襟大为开阔，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文化观。他们看待问题也由具体走向宏观，所以，这时的边塞诗可谓异彩纷呈，繁荣一时，从体裁、内容、风格上，都可以看做是历代边塞诗的集大成。除了初唐已有的内容，还有描写边塞风光、歌唱异域文化艺术、歌颂民族友谊、谴责民族战争、表达忧国忧民情怀，抒写戍边感受等；或慷慨悲壮，或沉郁细腻；歌行、乐府、律绝应有尽有，而且，能自觉地将国家民族命运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录几例如下：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
——王翰《饮马长城窟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王昌龄《从军行》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陇右地区相继失陷，唐王朝也因此中衰，吐蕃、回鹘勃兴，丝绸之路阻塞，收复失地，重整山河便成为全民呼声，也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于是以凉州、河湟为主题的边塞诗在此时数量陡增，这就决定了中唐边塞诗的主旋律以沉重悲凉见长，在回首昔日丝绸之路繁华的同时，滋生出无穷的辛酸和感慨。李益的《边思》“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就在潇洒轻松的语调中包含了无可奈何的苦涩和深沉的感慨，反映了诗人对凉州的魂牵梦绕；元稹的《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张籍《凉州词》：“无数驼铃摇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都在沉痛地追忆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白居易的《西凉伎》“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则感慨山河破碎、干戈四起、百姓罹难的惨痛现实；王建《凉州词》：“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怒斥边关将领身负家国重任，却不思报国的失职行为；张泌《边上》：“戍楼吹角起征鸿，猎猎寒旌背晚风。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澹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只此旅魂招未得，更堪回首夕阳中”描绘了丝绸之路的萧条凄凉，与昔日的繁华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中唐边塞诗的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思想内容也得到深化。
此外，仅从边塞诗中的“西凉”、“凉州”字样就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对唐代边塞诗影响的深远，的确，有唐一代，边塞诗从产生、发展到繁荣，无不与丝绸之路有关，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直接哺育了唐代边塞诗。总之，丝绸文化对唐诗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从题材内容到风格样式上全面促进了唐诗的繁荣，是研究唐诗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子。
【注释】
[1]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会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2](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6，第952页。
[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见《四库全书》第4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182，第679页。
[4]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