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的永靖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流传在那里的“七月跳会”逐渐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006年永靖县因此被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甘肃傩舞之乡”称号。随着永靖傩舞步入世人的目光，一些理论性的研究课题也应运而生，摆在了学者面前。2007年，著名学者曲六乙在视察完永靖傩舞戏表演之后说，永靖“七月跳会”值得研究，尤其是关于它的渊源，它与甘肃或国内其他地区傩之间的关系等……本文欲就永靖七月跳会的历史渊源等问题尝试作一探讨，由于资料匮乏，尤其是永靖之外的活态信息掌握有限，期间一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恳请专家指正，如能因此起到抛砖引玉，为至今仍显颇为寂寥的永靖傩文化研究增加一丝涟漪，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永靖民间的《跳会禀说词》可以作为永靖“七月跳会”来源的一种重要依据。这篇《说词》从民间视角讲述了开天辟地以来永靖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些内容直接提供了永靖傩文化产生的信息：“……唐宋元朝以后，清朝以前，明代时间，刘都督射猎，遗留了哈拉(乡傩)会事。因为贼盗劫掠，出没无定，无可事则旗帜伞帮，团结跳会，和合人心；有事时，则干戈齐扬，耀武扬威，守望相助的意思。这哈拉(乡傩)会事，一年一遍，一年一换，遂成了老君的铁帽，流长源远。”对照正史，《说词》中的“刘都督”当指刘钊。明嘉靖《河州志·卷二》记载：“刘钊，滁州全椒人。历升右军都督府同知。永乐五年，镇守河州。号令严明，番夷畏服。在镇三十余年，居民安堵。创修之工居多，后莫能及。”刘钊于明代永乐年间在带军驻守永靖，历时三十余年，不仅戍边保民，而且注重发展生产，功绩卓著，尤其是为了防御“贼盗劫掠”和镇抚番夷，给当地带来了“七月跳会”这种带有浓烈傩文化意味的民俗活动，并一直流传至今。据新修《永靖县志》载，今天永靖岘塬乡的刘姓家族，祖先正是滁州全椒人明永乐时右军都督府同知镇守河州的刘钊，其后裔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迁居永靖白塔寺川刘马家寨，1968年因刘家峡水库蓄水，将刘马家寨的刘姓人家全部迁至岘塬乡。
《跳会禀说词》不仅言明永靖“七月跳会”是明代“刘都督”遗留下来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刘都督带来的傩的种类是军傩——“如今到了某年某月，散了龙袍细衣，某日二位福神迎出庙门，踩了四至，插了干旱。某日某牌的盘龙场上，攒马扎营，鞍马斗将，行起了大会……”这一种类特征也可以从目前永靖“七月跳会”的演出剧目得到证实，现流传下来的常见剧目约二三十种，其中大部分是三国故事和人物的内容，比如，《斩貂蝉》、《三英战吕布》、《出五关》、《长坂坡大战》、《华容道释曹》、《川五将》、《山五将》、《单战》、《下西川》等。
根据《跳会禀说词》的内容来推断，永靖“七月跳会”很有可能是历代尤其是明代军队“屯田”制度的产物。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实行不同规模的屯田制度。这项举措被统治者认为是加强边防、绥靖一方的良策。明代的屯田制度规定戍边屯田的军士必须携带家属前往戍地，使军籍移民的规模扩大，从而形成北方边境地区庞大的移民社会。这些移民常常将原居地的语言、民俗、服装、生活习惯等带往戍地，这就是为什么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域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某种文化现象的原因。
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联想到永靖“七月跳会”的产生既然与刘钊驻守屯兵有关，那么它与刘钊的家乡安徽所存有的傩文化形态会不会是一脉相通或者有所联系呢?很可惜，安徽省现在流传下来的傩文化影响较大、较原始的贵池傩属典型的民间傩，除个别细节外，整体风格与永靖“七月跳会”这种军傩形态相去甚远。
但是，如果我们沿着移民屯田这条线索继续追索下去，从屯兵移民的迁徙路线来溯源，便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从安徽向南走，到了云贵地区，贵州安顺地戏与永靖“七月跳会”即有很多相似之处。永靖县傩文化研究的先行者石林生先生在2005年“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观看完贵州安顺地区蔡官屯农民的地戏表演之后，就发出了其与永靖“七月跳会”服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的感叹。蔡官屯地戏正是安顺地戏的典型代表之一，曾代表中国出访欧洲，反响强烈。
下面，我们把安顺地戏与永靖“七月跳会”做具体的比较。除上述所说的服装有惊人的相似以外，永靖“七月跳会”与贵州安顺东部地戏还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贵州安顺地戏也是典型的军傩，其中几乎没有文戏，剧目内容涵盖了自《封神》以来，列国、楚汉、三国、隋唐、宋金元等历代军事题材。代表性的有《三国》、《说岳》、《封神》、《东周列国志》、《楚汉相争》、《大反山东》、《沈应龙征西》、《五虎平南》、《精忠传》、《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等。有学者对安顺地戏的演出状态进行过调查，发现演出频率最高的前十位剧目是《三国演义》、《薛丁山征西》、《反山东》、《四马投唐》、《三下河东》、《五虎平南》、《杨家将》、《薛仁贵征东》、《五虎平西》、《说岳》。可见《三国》题材是地戏最为喜闻乐见的剧目，也是安顺地戏的主体内容。安顺地区詹家屯《三国》神头曾建章曾说：“老辈人讲，我们曾、詹两姓跳《三国》已有十六代了，主要让儿孙不忘记祖先的光荣，不忘掉武艺以防祸乱。”而永靖“七月跳会”如前所述，大部分剧目也是三国戏。这就是说，两者在剧目内容上十分相似。其次，安顺地戏的面具与“七月跳会”面具包含的类别也大致相同，都有武将、少将、女将、动物、世俗人物等，其中武将一般豹眼环睁，眼球夸张、暴突，具威慑力；少将与女将面具相像，如果不是头盔或帽翅的不同，几乎看不出二者的面相差别，他(她)们眼眉细长，表情温和；安顺地戏和永靖“七月跳会”都有一组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面具，如虎、牛等。除此以外，它们都有一类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面具，如老汉、老母、笑和尚等。再次，永靖“七月跳会”和安顺地戏的音乐、表演均包含“帮”、“打”、“唱”三部分，“帮”即一人表演他人(或众人)帮唱(有时似唱似念)，“打”即伴奏乐器主要是一锣一鼓等打击乐；唱词以七字句为主。此外，从表演场地看，永靖地区是在平坦的田野上表演，也是一种“地戏”；所敬之神都有二郎神、哪吒。总之，从形式到内容，永靖“七月跳会”和安顺地戏存在诸多的相同之处。
此外，从发生学的角度也能看出两地傩文化的相同之处。贵州安顺地戏亦缘于屯田戍边的“移民政策”。按照一般的说法，安顺人是从南京、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等省迁入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国事初定，为巩固西南边陲，于洪武十四年派永川侯傅友德、永昌侯兰玉、西平侯沐英率30万人马远征云南。大军到达贵州后，大本营就设在安顺(安顺旧州阼陇大寨的雷打坡上就有傅大将军的衣冠冢)。云南平定后，为防止乱事再起，明王朝就地屯田养兵，并陆续将驻屯军士的家属和部分移民“填南”，从江西、安徽、河南等地迁徙来黔，以屯军驻地建村设寨，平时务农，战时用兵。当时，军队的驻防地称为“屯”，移民的居住地称为“堡”，他们的后裔就叫做“屯堡人”。《安顺府志》、《平安县志》都有“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这方面的记载。明代军队一边打仗，一边种田，选择强壮农民农闲时习练武事，免征田赋，驻屯军中的军傩演出就产生并逐渐盛行起来。正如《安顺续修府志》所载：“黔中人民，多来自外省，当草莱开辟之后，人民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事渐废。然四顾环境，尚多苗蛮杂居其中，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之举……盖借农隙之际，演习武事，亦存有寓兵于农之深意也。”
事实上，“安顺地戏”是一个较大的傩文化概念，其范围超越了安顺地界，其间也因地域的不同特别是来源地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差异。具体到前面所说到的地处安顺以东包括蔡官屯在内的许多地区，其流存的军傩形态相对安顺以西就有区别(所以准确地说，永靖“七月跳会”与安顺以东的地戏存在相同之处)。按移民屯田的线索来深究，相对前面提到的江西、河南等地，我们认为安顺以东的屯堡人与安徽的渊源更深。首先，《平坝县志》载：“朱元璋从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又多为凤阳籍。”《清镇县志》载，清镇县城为明武略将军焦琼所建，而焦姓家族的家谱也表明焦氏祖籍为安徽凤阳。洪武十四年调北征南的大军中有朱元璋的义子西平侯沐英，所率亦朱元璋嫡系部队，因此在安顺以东的安顺、平坝、清镇等地留下了大量安徽人。六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地方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娱乐方式等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当地人至今仍然穿着明代服饰，《安顺府志·民风》记：“屯军堡子，皆奉洪武调北征南。妇人以银索绾发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妇女的服装多以青、蓝色为主，样式为宽袍窄袖并且不加花边。据当地的老人讲，屯堡妇女的服饰是传承了明太祖朱元璋夫人“马大脚”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在安徽当地早已失传，但是在屯堡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种衣服如今已经成为屯堡的一种标志。在封建礼教的阴霾笼罩中国大地的时候，女人以“三寸金莲”为美，而屯堡人却大反礼俗，女人从不裹脚，从当地流行的传说看，这也与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是“大脚”有关。其次，安顺以东的许多“屯堡人”均指认“汪公”为自己的先祖而加以供奉，而明朝时期是汪公信仰在安徽最热烈、汪公庙宇建得最多的时候。汪公名汪华，安徽歙县休宁人，生于陈后主至德四年(586年)，从小在新安长大，及长创业于金陵。隋时为徽州地方官，唐高祖五德四年(621年)九月率部归唐，受封为越国公。后随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有功，封九宫太守。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病逝于陕西长安。朝廷追封为徽州府越国公忠烈汪王。应家乡父老臣民的要求，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遗骸发回歙州，葬于城北七里的岚山上。最后，以安顺蔡官屯为例，当地人均指称自己为“南京人”，从明代的行政区划看，明代南京即南直隶，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治所南京，今江苏南京。下辖应天、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徽州等府，很大一部分辖地在今安徽境内。
而永靖人民也表现出较浓厚的“安徽情结”。除了在《跳会禀说词》中歌颂刘钊外，在永靖县西山红泉乡朱家庙供奉着常山盖国大王之神像，牌位左右分别书有：辅佐明朝，保镇洪武。车家庙也有“敕令当境本方土主盖国大王”之神像。当地传说这位大王专司云雨，能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位常山盖国大王正是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字伯仁，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出生在安徽怀远县。1352年，23岁的常遇春，投身于反元建明的大业，屡建奇功，明朝建立后，南征北伐，为扫除元军余孽，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永靖“七月跳会”神祇之一的“金花娘娘”亦见于安徽(比如池州傩戏“请阳神”)、江西等地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些地域之间傩文化的关联。
至此，我们可以解释永靖“七月跳会”与贵州安顺蔡官屯地区的地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永靖“七月跳会”与贵州安顺地戏(具体应该是安顺东部)都来自于安徽，前者由安徽全椒人刘钊于永乐年间带入，后者是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的“调北征南”行动的产物。两地从类别上说，都属于军傩。
对于两地傩文化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理解为异地文化与当地民俗融合的结果。拿两地供奉神灵来说，根据永靖《跳会禀说词》的说法，当地很早就有了自己特有的神灵崇拜：“姜子牙上奉了天命，在封神台前，有功者赏功，有劳者赏劳，分毫细明，才有了二位福神的妙像了。东周以降，嬴秦绝灭，到了汉宣帝的时候，赵充国造了浮桥，通了西域，治了屯田，养兵才有了河州北乡(按：指永靖)，川牌地方二位福神的庙宇一座了”。刘钊将军傩传到永靖后，与当地的神佛崇拜相结合，产生了不同于发源地的一组神祇。这种变化也符合军傩的产生、发展规律。军傩不同于民间傩，它流行于军队，往往随军队的迁移在异地生根结果，比如，贵州的傩文化形态，从地方史料看，就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扎草缸，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当时的傩文化尚不见南征军习武征伐仪礼与当地民俗相融合的迹象。到了清康熙十四年(1673年)，这一现象已根植民间，《贵州通志》卷二十九，有一段很具体的描绘：“土人所在多有，盖历代乏移民。在广顺、新天者(寨)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用歌相答，哀怨殊可听。岁首则近山魈，还村屯为傩，男子装饰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饮食之……”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三十，刊印了一件《土人跳鬼之图》，图后附有一段文字，画面上的地戏场面，与今天的安顺地戏演出几乎一样。同理，如果追根溯源，永靖“七月跳会”该是安徽民间傩与军傩及永靖当地民俗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提出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供学人探讨。第一，在比较永靖“七月跳会”与贵州安顺以东的地戏时，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两地傩文化虽然存在很多相像之处，但从整体讲，贵州安顺地戏无论就剧目的数量、单剧的演出时间、剧情的结构、角色的数目，都较永靖“七月跳会”复杂。即便是相同的剧目也是如此，比如，两地都有《三英战吕布》(一名《大战虎牢关》)贵州地戏中人物数量是永靖的两倍、故事情节更是较永靖“七月跳会”丰富、曲折。事实上，从宏观上看，永靖“七月跳会”属于名副其实的傩舞，而贵州安顺地戏大多数是傩戏。按照傩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否能得出“七月跳会”保留有比安顺地戏更为原始的衣钵的结论?第二，青海民和一带的傩文化在很多地方与永靖非常相像，而且民和就流行着有关两地傩之渊源的传说(比如民和的《会手舞》传说来自永靖)。清宣统《甘肃新通志·职官志》在“西宁府贵德厅名宦”中载：“刘钊，河州人(作者按：应为安徽全椒人)，正统中为都督，奉命整饬贵德，抚有积石关番人七十二族。开设诸屯，垦辟田土，立茶马司一千七百匹，诸番皆悦，於是官厩充实，沿途广设番驿，与河州消息相通，经营守御，皆钊之力。”这样看来，青海民和等地的傩文化是否也与刘钊有关?如果成立，那么以明代安徽等江淮一带为中心，我们可以清晰地画出一条军傩传播流布的线路图，也会因此解决一些诸如两地相距遥遥，为何却有着类似的傩文化或其他风俗的问题。上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