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先生《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认为：“从‘羌乱’发生以后，根据《后汉书》中《儒林传》、《文苑传》等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中一带人物已极为稀少，大多数学者和文人，其籍贯多属今山东和河南东部、南部以及苏北、皖北一带；此外，南方的今江浙和湖北等地，西南的今四川、重庆诸地以及北方的今河北、京津地区等也出现了一些人物。从这个情况看来，东汉中叶以后，学术文艺的中心确实出现了向东向南迁移的现象”[1]。东汉文化中心随行政中心东移确是事实，但汉末凉州似乎是个例外，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文人学者有安定临泾人王符、汉阳人赵壹、秦嘉、徐淑、敦煌人侯瑾、武都人仇靖、“凉州三明”以及张芝、张昶等十余人，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成就斐然。在短短几十年间出现如此多文化精英，创造出了一流的学术成果，这在凉州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是不多见的，他们共同创造了东汉文化东移过程中西部的凉州辉煌。本文就其文艺成就以及文人五言诗进行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据《后汉书》记载：汉末凉州领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等十二郡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全境和宁夏南部，治所在陇县(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口约四十余万。当时除蝗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外，凉州更是“羌乱”的主战场。原来，在甘肃、青海一带居住着羌族等少数民族。这些羌人从殷周时代起，已与中原有交通，但直到西汉前期，与汉朝政府还基本上相安无事，汉武帝开“河西四郡”，隔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把羌人赶向远处。到宣帝时，羌人逐渐渡过湟水，入居汉境，汉朝派赵充国率兵加以讨伐，至元帝时，羌人又起兵，被冯奉世镇压。此后从王莽至东汉初，羌人又曾多次起义。光武帝时，先零羌起兵，被汉将马援击破，马援为了对降服的羌人加强控制，把他们迁徙到天水、陇西和扶风三郡。但“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于是就爆发了“羌乱”[2]。可以说东汉朝的军事对抗主要是和羌人的战争，而其主战场就在凉州，汉末凉州文人正是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所以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慨尤为深刻。
正是由于“羌乱”，作为关中屏障的凉州的治理显得格外重要。朝廷于是将一些有作为的人士派到凉州为官，他们对凉州的治理既有文韬又有武略。如东汉名臣马援任陇西太守时“陇右清静”，长期凉州为官的孔奋“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著名学者马融曾“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为武都太守“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3]，武都太守李翕、耿勋都因打通蜀道而被刊石颂扬。“东汉建立后，一些地方官在河西兴办教育，推广儒学，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如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金城‘缙绅之徒，谭讲雅诵’，敦煌一郡则尤为突出”[4]。显然在这一时期，凉州反而在文化学术领域有了较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汉末凉州本土逐渐成长起一批既习于兵战又兼修儒业的豪族，张奂、皇甫规、段熲等就是以重武修文而显赫于朝廷的重要人物。
敦煌人张奂是汉末颇有文才的将领，武略方面他是汉末朝廷镇压羌乱的一员主将，历任都尉、武威太守、少府、大司农并以功封侯。文才方面，“《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5]。其长子张芝有草圣之称，次子张昶亦善草书，所作《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比之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这些成就足以让张氏父子在文艺史上占一席之地。安定朝那人皇甫规，早年“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其后拜郎中、太山太守、中郎将、度辽将军、尚书、弘农太守、护羌校尉等职终其一生。在与羌人的作战中树立了很高威望，“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发其骑兵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谴使乞降，凉州复通”，可见其武略。其文才“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6]。从《后汉书》可以看出，他对凉州成长起来的地方学人王符、赵壹十分赏识并有交往。武威姑藏人段熲“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其后以议郎、中郎将、护羌校尉、侍中、执金吾河南尹、司隶校尉、太尉并多次封侯，《后汉书》本传亦有其文。段熲与皇甫规、张奂通力提携、相互配合，在与羌人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初，熲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7]。此三人主要凭与羌人作战的卓著战功显赫于当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羌乱”成就了“凉州三明”，他们虽然都有文才学问，但文学史上的影响远不及凉州其他文人，而张芝的草书则在当时取得了最高成就，为凉州敦煌赢得了较高声誉，也充分说明敦煌当时有很好的学术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凉州本土也成长起了王符、赵壹、侯瑾、仇靖、秦嘉、徐淑等在当朝虽未能以宦职显达，但却成为了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学者，是凉州文人的中间力量。
“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的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王符，《后汉书》本传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而皇甫规所敬重的正是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的人品和他以“讥当时得失”的《潜夫论》。由于王符久居西北边地，耳闻目睹了羌族奴隶主入侵和汉族地主弃边掳掠，且饱受颠沛流离之难、背井离乡之苦，所以《潜夫论》中的《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实可视为东汉羌乱之整体缩影；王符完全站在平民的立场看待世俗社会。对种种社会现象和不良风气看得较为客观公正、深入透彻。金发根先生认为：“该书(《潜夫论》)对东汉政治与社会史实的记载，远较《后汉书》和《后汉记》客观公正。范蔚宗《后汉书》对党锢之祸的记载，自然右袒清流，痛斥宦官及外戚之非。王符因为终生未仕，超然是非圈外，从第三者的立场来评判，当然比较客观和公正”；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朝廷世宦交游，他关心政治走向、洞察时局变化，对当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行政效率及官吏的政治态度、办事精神都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切中时弊的议论和全面深刻的评析。由于王符有着以上各种优势，其著作《潜夫论》中亦闪烁着历史的光芒。王符创作《潜夫论》抨击社会现状，开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之风，为后人研究东汉政论散文提供了可靠的素材。《潜夫论》思想更是博大精深涉猎诸多方面，且敢发前人不敢发之言论，被统治者称为异端，但这并不能磨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的地位。《后汉书》将其与王充、仲长统在一起列传，足见《潜夫论》之成就。
汉阳西县人赵壹，虽官止计吏，但因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的称荐而“名动京师”。他在西还时未见着皇甫规，与皇甫规有书信往来，可知赵壹与皇甫规、王符为同一时期人。他“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8]。“他的《刺世嫉邪赋》由于对春秋以来特别是汉代社会黑暗、腐败的尖锐抨击与批判，而受到历来评论家和刚正之士的重视与称赞。他真正将汉代侈夸巨丽、歌功颂德的大赋转变为贴近现实的政治抒情小赋”[9]。赵壹《刺世疾邪赋》代表汉末抒情小赋的最高成就，以其揭露的深刻和批判的猛烈光耀千秋，至今是各种教材必选的经典之作，其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穷鸟赋》、《报皇甫规》等，赵壹的作品有着(包括屈原在内)所没有的思想境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可以说是开一代先河。“赵壹的《非草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篇书法论文，对草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俗弊，做了深刻的论述，体现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书法这种同时又是社会交际、思想传播工具的特殊艺术形式的价值观、发展原则，提出了至今具有参考价值的见解”[10]。在今天看来《非草书》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其保存的史料价值和赵壹的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凉州书学风气之盛。
敦煌人侯瑾，《后汉书》本传载：“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11]其作今传较少，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存其《箏赋》部分内容，可窥其文采。
物顺合于律吕。音协同于宫商。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气切而怀伤。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缛。散清商而流传兮。若将绝而复续。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意。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既阙。郑卫仍修。新声顺变。妙弄优游。微风漂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怆悴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宗祖。酬酿造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箏者矣。
上述三人与“凉州三明”形成鲜明对比，均未能显赫于朝廷，在当时基本属隐者，他们三人都在践行儒家倡导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主张，以其品节和学问名重于世，其作品闪耀着强烈的批判思想，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弥足珍贵，《后汉书》均存传略。同一时期的凉州学人还有仇靖、秦嘉、徐淑，《后汉书》未存传略，但他们同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东汉凉州武都郡下辨(今甘肃成县)人仇靖，“他能文善书，《惠安西表》(即西狭颂)和《郙阁颂》文皆为其撰作。同时，他也是《西狭颂》的书丹者”[12]。刻于171年的《西狭颂》在书法艺术领域代表者汉隶书风的雄强一路，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获历代学者的重视。梁启超赞云：“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康有为评道：“疏宕则有《西狭颂》。”《西狭颂》文本所蕴涵的文学价值，蒲向明先生《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认为：“《西狭颂》文本在汉颂文学中有显著的地位，在我国碑铭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影响深远，有其独到的地位，文学价值不容忽视”[13]。作为较早署名的《西狭颂》、《郙阁颂》与《石门颂》并称“汉三颂”，是汉隶摩崖石刻精品，故仇靖在书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受到冷落。
秦嘉、徐淑夫妇，汉阳平襄(今甘肃通渭)人，秦嘉(134?—164?)[14]，与赵壹(126?—184?)[15]、侯瑾(约140—195)[16]基本属同一时期。秦嘉、徐淑夫妇均东汉文学家，他俩所存五言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在五言诗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突出地位；所存赠答文章开了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多见的那种日常性抒情散文的先河。秦嘉诗文今存四言《赠妇诗》一首，五言《留郡赠妇诗》三首，四言《述婚诗》两首，以及几句残诗，文有《报妻书》、《重报妻书》两篇。徐淑有骚体五言《答夫诗》一首，文有《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以及《誓书与兄弟》三篇，这里着重论述他们对五言诗的贡献。
综观两汉文学，几种主要文体的代表作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汉赋是最为流行的主导文体，因其写作人数多，作品数量多而被王国维誉为“一代之文学”，其主要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均出自蜀地。史传散文是两汉取得成就最高的文体，而其代表作家司马迁、班固均出自秦地。诗歌在汉代开拓出五言诗这一新体制并逐渐成熟，以至开创了建安时代的“五言腾涌”和整个魏晋南北朝主要的文学样式，而汉末文人五言诗成熟期的代表诗人秦嘉、徐淑、赵壹均出自凉州。文人五言诗的源起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现代学者大多数认为文人五言诗成熟于汉末。依现存史料来看，汉末凉州产生了众多的五言诗诗人和五言诗作品，有一定地域性和群体性特征。汉末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凉州有秦嘉《留郡赠妇诗》三首，徐淑《答夫诗》一首，赵壹《秦客、鲁生诗》两首以及侯瑾《五言歌》和《见志诗》的残句(“周公为司马，白鱼入王舟”，“嫫母升玉堂”)。
通过近些年发现的史料来看，秦嘉与徐淑的诗歌远不止这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所收藏敦煌文献名为《俄藏敦煌文献》敦煌号第12213号，卷首彩版拟题为《后汉秦嘉徐淑夫妻往还书》，虽为残卷，然存文较完整，共19行，计483字，字迹古朴，草率中有秦隶遗风，为北朝手写抄卷，至今墨色如新，光亮照人。内容比晋唐人所收多出150余字，叙述更加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所存全文如下：
□□□……如是便发，顾有怅然，□□□……(缺15字左右)顷得此镜，既明却好，刑(形)观文彩，当世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及宝叉一双，贾直千金；好香四种，种各一斤；素琴一枚，常吾所弹者；歌诗十首，是吾所作。明镜可以览形，宝叉可以耀首，芳香可以去秽，素琴可以娱耳。惭所报之薄，不足答来赠之厚；诗人感物以兴思，岂能睹此而无用心乎?夫妻情意，分别为恨。道路值信，自复致问。秦嘉报。
淑再拜言，意念隆笃。薄佑受天罚苦，故复谴信。既奉音命，兼赐诸物，厚顾殷勤，出于非望。镜有文彩之丽，叉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歌诗宛约，妙语新声。惠诸物于鄙贱，割所珍以见赐，非丰恩之厚，熟肯若斯?览镜执叉，情想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去秽，喻以明镜览形，此言过矣，不获妾心。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妾有谁容之叹。览镜将欲何施，去秽将欲谁为?素琴之作，将欲君归。明镜之览，将待君至。未奉光仪，则宝叉不设。未侍帏帐，则芳香不陈。囊来问讯，云以能路。分别之恨，情兼来书。亦念吾君，闲在空舍。止则独处，无与言对。去则独发，无有侍奉。进登山陵，退背丘墓。怅恨之情，情亦多矣。道路虽长，往□□流。计度往还，势亦不久。安不忘危，圣人之诫。颇自爱重，晚行早止，慎所行路。步信稽迟，恐不相及。今故谴马奉谢(缺2字)，并裁诗二篇，以叙分别之苦，兼上玉□十□，以备行□之□。□□□……(缺16字左右)，不复多云。徐淑再拜。
既然文章的真实性不用怀疑，那么其中透露的信息也弥足珍贵。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二人诗歌赠答的叙述，即秦嘉的“歌诗十首，是吾所作”和“诗人感物以兴思，岂能睹此而无用心乎?”对于秦嘉所赠诸物及诗文，徐淑以“览镜执钗，情想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作为回应，徐淑并且评价秦嘉诗作“歌诗宛(婉)约，妙语新声”，又“今故谴马，奉谢□□，并裁诗二篇，以叙分别之苦”。对秦嘉赠诗的评价，可谓中国诗评理论上的“婉约”之祖，后者言自己的答诗。由此可知他们往还书和赠答诗间的关系，并可知二人赠答诗远不止现存之数，只是其中的几首凭《玉台新咏》的采择而传世罢了[17]。由此可知，至少有秦嘉的十首歌诗和徐淑的两首歌诗亡佚了。他们不仅大量写诗，而且能够概括品评，更能够发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先声。同时，秦嘉、徐淑把自己所写的诗称为“歌诗”和“新声”，以有别传统意义上的“诗”。因此，文人五言诗在汉末凉州已出现了作家群体，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反过来也完全可以证明汉末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期。
从现存五言诗题材上来考察，秦嘉、徐淑夫妇赠答诗是我国五言诗发展历史上最早的赠答诗，开创之功不可没灭。“夫妻情事，本为闺房帷幔之间的私家语，不登大雅之堂。而秦嘉、徐淑诉诸五言诗，出以文情雅意，情愫婉转，意绪留连，直把平凡而深曲的夫妇之情，平易和缓而又淋漓尽致的抒发出来”[18]，此后，赠答诗便诗歌史上一种长盛不衰的创作形式。赵壹的两首五言诗，其内容与赋文一致，对汉末社会的不合理的用人制度、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用五言诗的形式再揭露、再鞭挞、再批判。赵壹的五言诗虽与秦嘉、徐淑赠答诗产生于同一时期，但内容与风格迥异，这正说明五言诗在这一时期已经风格多样化，而不仅仅是“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创作是在个人私生活中进行的”[19]。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也说明文人五言诗在汉末凉州文人手里已经发展成熟。在从情感流露上看，无论是秦嘉的“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还是赵壹的“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与汉末其他诗作所流露的人生短暂的惜时情调是一致的，表达出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代表了时代之音，这也说明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再从使事用典上看，秦嘉《留郡赠妇诗》其一的“忧事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三的“诗人感木瓜，乃欲赠琼瑶”，出自《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赵壹《秦客诗》的“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出自《左传》襄公八年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鲁生诗》的“兰蕙化为刍”，出自《离骚》中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如果说“使事用典是诗歌文人化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20]，那么秦嘉、赵壹等凉州诗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得十分恰切自然，这充分说明五言诗已在凉州诗人手里完全文人化。再从音韵上看，秦嘉的三首《留郡赠妇诗》和赵壹的两首五言诗都遵循双句相押的押韵规律并严格用韵，这都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五言诗发端于民间歌谣，生长于两汉民间乐府，成熟于东汉文人之手”[21]，这是目前学术界在关于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普泛性看法，而凉州就曾出现过完整的五言歌谣：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此歌作于东汉光武时，见《后汉书·范晔传》，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可以说是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思想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一首凉州民间歌谣。难怪萧涤非先生如此感慨：“夫凉州为边鄙之地，作者乃蚩蚩之氓，而犹有此完整之五言，其在京畿大邑，顾不可想见耶?[22]”而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在京畿大邑，至今未发现这样体制完备的五言歌谣，同一时期冯衍的《车铭》以及成帝时的《邪径》和《尹赏歌》，在体例的完整性上都不及《凉州歌》。所以到汉末凉州文人五言诗的大量出现并已趋成熟，是有一定基础的。
除此而外，东汉经学家马融，据《后汉书·马融传》载，曾两次来到汉阳郡、武都郡，《明一统志》云：“绛帐台，在成县东北七十里，相传马融设教处。”(今成县县城西二十里)他在《长笛赋》中就有五言笔法：“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澹台载尸归，皋鱼节其哭。长万辍逆谋，渠弥不复恶。蒯聩能退敌，不占成节鄂。王公保其位，隐处安林薄。宦夫乐其业，士子世其宅。”这必然对凉州诗人有很大影响。如与马融友善的王符，《潜夫论·叙录》开篇“夫生于当世”至“左丘明五经”，其中只有两句为四言，其他均为五言，据彭铎先生的看法，两个四字句实际上都脱了一字，这样看来，整段文字为整饬的五言韵语，可见五言在东汉的影响之大[23]。这也充分说明凉州文人在继承与借荐的基础上已主动使用五言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汉末凉州出现了众多的五言诗人和众多的五言诗。
综上所述，在“羌乱”动荡的现实环境中，汉末凉州文人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了杰出文艺成就。尤其对文人五言诗体裁和题材的开拓，凉州文人的功绩不容忽视，汉末凉州不但出现了写作文人五言诗的作家群，而且出现了众多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因此，在汉末桓灵之际的短短二三十年间，是凉州文人成就了文人五言诗，从此，文人五言诗将在其后的建安诗人手中“五言腾踊”并成为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唐代主要的诗歌体裁。
【注释】
[1][2]曹道衡：《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学术文艺的差异》，《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3][5][6][7][8][1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1、2138、2137、2154、2635、2649页。
[4][16]胡阿祥：《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9][10][15]赵逵夫；《赵壹生平著作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12]高天佑：《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13]蒲向明：《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4][17]温虎林：《秦嘉、徐淑生平著作考》，《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3期。
[18][20]吴小平；《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9]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1]王今晖：《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成因初探》，《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2]萧涤非、萧光乾：《萧涤非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3]陈松青：《汉乐、汉赋与汉诗》，《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